浅谈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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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

摘要：弗兰茨?冯?李斯特是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他既是犯罪学、尤其是刑事政策学的杰出代表，又是现代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是一位集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于一身并取得了显赫成果的学术大师。其刑事政策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德国、甚至当时的世界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极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犯罪犯罪原因刑罚目的刑罚个别化

李斯特是实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有《德国刑法教科书》（1881）、《刑法的目的论》（1882）、《德国和外国执行刑法的比较情况》（1906－1909）、《从比较法律说明现代刑法的刑事法制》（1894－1899）和《国际公法的系统说明》（1898）等著作，本文主要从《德国刑法教科书》（第26版徐久生译），窥视李斯特博大精深的刑法思想，并由此思虑其对当今中国刑事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李斯特对犯罪的界定

“犯罪，就其形式来看，是指实现犯罪构成、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作为和不作为。”对于犯罪构成，李斯特提到了以下三点：首先，犯罪永远是人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与人的意志无关的事件不能实现犯罪构成；其次，“犯罪”这种否定评价只能与违法行为有关（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再次，犯罪是一种有责的行为（刑法的罪责问题涉及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违法行为）。李斯特将犯罪界定为一种特别严重的侵害法益的不法行为。而不法行为，即是指对法益的破坏或危害，其不仅仅是针对国家，最终目的还是针对社会。也就是说，犯罪本身，就具有一种反社会意义。

二、犯罪原因二元论

关于对犯罪原因的阐释，李斯特以犯罪原因二元论著称，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犯罪的产生均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使然，一个是犯罪人的个人因素，一个是犯罪人的外界的、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因素”。“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质变的培养液。改善劳动阶级景况是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

李斯特把犯罪理解为在素质、环境的支配下，必然的、不得不陷于犯罪的宿命的和决定的存在，并同个别刑罚主义相结合，将犯罪分为偶犯（激情犯，

指由于一时激情或者在危急情况下不由自主实施的犯罪行为，是违背行为人本意的）状态犯（“性格犯”、“倾向犯”，分为可矫正的和不可矫正的两种）和习惯犯（职业犯、专业犯，指犯罪频率特别高，危险特别大的犯罪的亚种），其虽然承认生物学因素对人的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更加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即“外界因素是主要诱因”，“个人的因素是重要的诱因”。

三、刑罚的目的和功能

（一）刑罚的目的

李斯特认为，刑罚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刑罚是刑事法官根据现行法律就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给予犯罪的惩罚，以表达社会对行为及行为人的否定评价。”而这仅仅是对已经成为犯罪的事件采取措施，为了保护法益，很多时候可以使用保安处分（当这种危险性表现为外在的行为时，才能动用刑罚——即需符合罪行法定原则；而当人的反社会性或人身危险性根据各个方面的象征已经明显地充分地暴露出来，但是还尚未成为罪行时，在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保安处分或者其他社会防卫措施）。“保安处分是指这样一些国家处分，其目的要么是将具体之个人适应社会（教育性或矫正性处分），要么是使不能适应社会者从社会中被剔除（狭义的保护性或保安性处分）。”

因而，在李斯特看来，刑罚的目的首先在于保护法益。“一切法律均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制定的。制定法律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存利益。保护人们的利益是法的本质特征；这一主导思想是制定法律的动力。”而法益，根据李斯特的解释，即为由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所有的法益，归根结底，都是生活利益，法律的保护将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

此外，教育影响也是刑罚的目的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刑罚的执行方式层面。“通过执行自由行，犯人应当习惯于秩序和劳动，不再重新犯罪。”其主张，对于可矫正的犯罪人，应当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使其能够重返社会。

（二）刑罚的功能

根据李斯特的阐述，刑罚的功能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对全体公民

对于全体公民，“一方面通过威慑力量抑制犯罪倾向；另一方面通过反复的和日益强烈的责难，强化和稳定公民的法律意识”，即对犯罪的一般预防。

2、对被害人

对于被害人，“它确保侵犯被害人权益的行为一定会受到制裁”，即对法益的保护和肯定，与刑罚目的的报应论有一定的重合，而非简单地将“报应论”全盘否定。

3、对犯罪人

对于犯罪人，刑罚的影响尤其重要，即对犯罪的特殊预防。“刑罚执行对于罪犯的作用随着刑罚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而不同：刑罚的任务是将罪犯改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才（非自然的、人工的对社会适应），”“刑罚的任务还是可以永远地，或者于一定期限内，从身体上剥夺那些对社会无用的罪犯继续犯罪的可能性，将其从社会中剔除（人为的筛选）。”

四、刑罚个别化

在量刑的根据上，李斯特特别强调主观主义，提出了“应受刑法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的著名口号，主张刑罚的轻重不能仅仅根据犯罪的客观危害事实，而应以犯人的性格、恶性、反社会性或者危险性的强弱为标准来对犯人进行分类，并据此实行所谓的“刑罚个别化”（即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刑罚价值评价，主张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刑罚个别化具体又可以分为立法上的个别化、量刑上的个别化以及行刑上的个别化），以期达到社会防卫的目的。

上文已经提到，在李斯特看来，刑罚并非预防犯罪唯一有效的工具，因其局限性，还需创设保安处分制度。对于不同类型的犯罪人，或者尚未犯罪但其反社会性或人身危险性已经明显充分地已经暴露出来的人，结合刑罚和保安处分措施，能矫正的予以矫正，使其重返社会：对于纯粹受外界影响的偶发犯或激情犯，采取缓刑的处遇进行威慑；对于有矫正可能的情况犯，采取监禁等自由刑，以劳动教育改造（即连续的强有力的惩罚措施）来根除其犯罪倾向。而对于不能矫正的状态犯，为保护法制，则应将其永远隔离，使其不至于再危害社会。

五、笔者的思考

（一）可借鉴的几点

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引起热议的“醉驾”是否应入罪、应否取消13个经济犯罪死刑，以及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和八种暴力性犯罪被减为无期或二十年有期徒刑后能否减刑的问题。

1、“醉驾”应否入罪？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涉及到一个罪名的法律规定。首先，我国一直奉行的，是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即有犯罪才有刑罚。那么“醉驾”究竟是不是犯罪呢？我国刑法第十三条对什么是犯罪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也就是说，犯罪，一定是以一定的社会危害的发生为前提的。而“醉驾”，如果没有因此而发生侵犯法益的结果，如交通肇事等，则没有产生实质上的社会危害，那么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则当然不属于犯罪。

然而，根据李斯特保安处分制度的理论，“醉驾”则理应受罚。我们知道，目前，德国对于“醉驾”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一旦被发现，则终身禁驾。原因是什么？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醉驾”本身就体现了对社会秩序的威胁，“醉驾”者的人身危险性已经暴露无疑，其对于法益的侵害发生的可能性远大于正常驾驶。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鉴李斯特的观点，对于人身危险性已经暴露的行为人采取保安处分的方式，提前预防其对法益的侵害，这样也不致于违反罪行法定的刑罚基本原则。

2、应否取消13种经济犯罪的死刑？

刑罚报应论中有一种理念，即刑罚的意义和本质在于报应犯罪行为所造成

的恶害，用刑罚所施加予犯罪人的痛苦来均衡犯罪行为的恶害和犯罪人的罪责，以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笔者对于此种观点虽持反对的态度，但是，以与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相同的方式来侵犯罪犯的利益为刑罚方式却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13种经济犯罪侵犯的客体均为公私财产，而生命是无价的，不论其侵犯的财产数额多么巨大，死刑都是不可取的。

很多人认为，取消这13种经济犯罪的死刑，就是为贪官污吏扫除障碍，减少白领犯罪的犯罪成本。对于这一点，笔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首先，死刑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刑罚方式，刑罚的严厉性并不仅仅在于其残酷性，过于残酷的刑罚反而会引起人们对于生命的淡漠，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的道德缺失。连续的长期的惩罚，可能会比刑罚更能达到惩罚的效果，更能起到威慑的作用。其次，我国贪污腐败的根源，并非在于刑罚不够严厉，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问题。一个制度如果不能将权力加以制衡则不能称之为好的制度。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上确实有好人存在，有大公无私的人存在，但是我们也不能侥幸地期待所有人都能在金钱权力面前依然保持正直，更何况是在自己的权力没有足够的约束的情况下，因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更加完善制度。而非单纯地报之以残酷的刑罚。再次，我国对贪污腐败历来都是采取的严厉打击的政策，如今这种情况之所以依然如此严重，我想更多的原因不在于法律对贪污腐败的规定是否足够严厉，而在于对法律的贯彻执行做得不够。最后，我国这么多年以来对经济犯罪保留死刑却依然无法控制经济犯罪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这13种经济犯罪，取消死刑并非不可取，关键在于以其他的方式加大犯罪成本，并同时坚持对制度的完善。

3、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和八种暴力性犯罪被减为无期或二十年有期徒刑后能否减刑？

刑罚修正案八草案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依照前款规定减为无期徒刑或者二十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我想，提出这一点的目的在于避免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即八种暴力犯罪的犯罪分子的实际执行刑期过短，而且也有利于法制一体化，这一点确值得思考，但是笔者不认同以这种方式。“不得再减刑”，实际上就是给接受劳动改造的罪犯一种绝望或散漫的生活态度。即使是真正想要经历过劳动改造后尽快回归社会重返社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人，也会因为此“不得再减刑”而绝望或干脆对生活无所谓，因为未来的生活或至少20年的生活轨迹已经被确定，不可能改变，只要不再犯罪或有重大过错。而一个人的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个时候的刑罚，对犯罪人有什么样的教育或改造意义？无非就是给他们一种惩罚而已。

（二）笔者的几点疑义

1、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最大的基础？

李斯特在分析犯罪原因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断，这不禁使我想起2004年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案。马加爵犯罪的真正原因，难道就是贫穷？几年前我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不这么认为，几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不这么认为。我绝对赞同李斯特对犯罪原因二元论中，社会因素是犯罪的主要诱因的观点，但是却并不赞同他的上述论断。在我看来，作为犯罪主要诱因的社会因素，也是

与犯罪人的个人因素相结合的。真正使一个人想要去实施犯罪的，不是这个社会给了他多少犯罪的理由（否则就属于李斯特所言的偶犯或激情犯了），而在于这个社会给他的教育和培养使他形成的特殊的人生价值观念和性格。马加爵也不例外，或许诸多媒体连同他自己，也一直将他的犯罪原因归结为贫穷，而笔者认为他的个人观点和性格才是罪魁祸首。

2、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结局映射的刑罚悲哀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最后，服刑几十年的老人终于被释放了，可是却再也难以融入社会，因而选择了自杀。他已经习惯了监狱的生活，对外界一无所知，即使给他安排了工作，他还是无法真正“回归”社会。从他进监狱到他走出监狱，这个世界改变了太多太多，尽管在接受劳动改造和教育时他看过报纸，听说过外界的变化，知道了一定的时事，但这些远远不够。对一个人的刑罚改造，最终造成了这个人的自杀，这对于刑罚是一个怎样的悲哀！

3、保安处分的标准如何确定？

李斯特在阐述保安处分制度时提出，保安处分只有在当人的反社会性或人身危险性根据各个方面的象征已经明显地充分地暴露出来，但是还尚未成为罪行时，在有限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保安处分或者其他社会防卫措施。那么对于这个“人的反社会性或人身危险性根据各个方面的象征已经明显地充分地暴露出来”应该如何确定，这个采取保安处分的标准才足够清晰，却是保安处分制度中需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