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个案：创建一流大学的方略与路径
南京大学个案：创建一流大学的方略与路径
提要：在意气风发创建一流大学的诸多中国大陆高校中，南京大学因其鲜明的个性而引人注目。从“835建言”到“985工程”，南京大学曾经影响了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战略决策；从一时的失落到“异军突起”，南京大学的执著与坚韧赢得了尊重，也改变了格局；从注重SCI到慎重应对“合并”浪潮，南京大学的“另辟蹊径”和“别树一帜”得到人们的赞誉，也引起某些质疑。
把南京大学作为个案，研究她在追求卓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理念、方略和路径，探讨她的得与失、远虑与近忧，坦陈笔者自己的思考，既是本文的初衷，或许也是其价值所在。
一、追求卓越：南京大学的历史传统
作为一所百年学府，南京大学及其前身有着志存高远、追求卓越的历史传统。
早在草创之初的三江、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学校即取法乎上，大胆革新。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在1906年亲自到日本，通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延聘日本教习，以开设理化、农学博物等实科课程。他主张将中西之学融会贯通，取精用弘，以造就“中国之培根、笛卡尔、廓美纽司（夸美纽斯）、陆克（洛克）、谦谟（休谟）、非希（费希尔）、威尔孟”[1]。有研究者认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开办“公共科”、“分类科”，设置新学科等方面的举措，“颇具时代意义”，“即令与同一时期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优级师范相比，也不逊色。”[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时期，郭秉文校长在办学中追求“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3]，立志要建设一所“崛起于东方的现代大学”。他在海内外延揽名师，曾经先后从欧美和日本等国聘回近50位留学生，他们的加盟使得南高师、东大学术精进，声誉鹊起。其中竺可桢创建的地学系、熊庆来创建的数学系、秉志创建的生物学系、胡刚复创建的物理学系，以及茅以升扩充的工科等等，都是当时国内大学中最早成立、最具现代性的系科。时任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的美国学者孟禄博士来华访问后高度评价东南大学是“中国最有希望之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以后，罗家伦执掌校政十年，他提出中大要在“科学和一般学术方面”赶上并超过日本东京大学，使学校学科齐全、名师云集，并形成诚朴雄伟之“泱泱大风”，。
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50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中，南京大学的医、工、农、师范等学院先后独立建校，有些系科被调整到北大、复旦等校。尽管南京大学的理科在院系调整中得到了加强，但原有的7院42系科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原有的多学科综合的优势不复存在，不能不说是“伤了元气”。60年代初，郭影秋校长提出“把南京大学建成为全国综合大学中规模最大、质量最高、一切工作最先进的大学之一”，并把英国剑桥大学作为“赶超对象”；继任的匡亚明校长也提出了“把南京大学办成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南京大学的“赶超”和“创建”难以见效。骤然而起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教育秩序，也中断了南京大学创建一流的努力。
二、“835建言”：南京大学的特殊贡献
70年代末80年代初，摆脱了“文革”噩梦并陆续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中国高教界人士，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和学者重新开始思考提高中国大学的质量和水平以缩短和发达国家差距的问题。1983年5月中旬，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利用在武汉参加全国高等教育工
作会议的机会，联系与会的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三校的名誉校（院）长刘丹、李曙森、屈伯川，共同讨论并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书。这份题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要点如下：
1．坦诚批评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并指出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建议书说：“目前我国教育经费太少，智力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成比例，不相适应，使得高等学校多年来一直处于房屋少、条件差、教学科研活动和师生生活不够稳定的状态中，发展提高都有困难。”[4]
2．强调增加教育经费建设重点大学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文革”后复出重新担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曾经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作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赴日本和美国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等著名大学，对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有了深切的体会。他曾经多次指出，增加教育经费“不只是学校的事，而且是整个国家的大事。”在建议书中。四位大学名誉校长建议增加投资重点建设一批大学，它们“不仅将是我国90年代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更将是我国在科技文化领域中赶超世界水平、结束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
3．提出“象抓重点经济建设那样”集中投资建设一批重点大学的设想和方案
匡亚明等建议国家从全国七百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50所左右优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集中投资”。除正常的教育经费外，5年内每所大学各增加重点投资1个亿。建议书认为，五年中从经济建设项目投资中挤出50
亿元作为高等学校重点投资，只相当于宝钢工程项目总投资的四分之一，“对经济建设投资影响很小，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却很大”。而且，这50所重点大学“所创造的价值，绝不是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所能比拟的。”
5月19日，匡亚明专门给邓小平写信，再次建言献策，并强调这样做将会“带动整个高教战线稳步发展，培养以后十年以致2001年后长期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高级人才”[5]。
四位老校长的建议和匡亚明的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5月20日，他在匡亚明的信上明确批示：“请紫阳、依林同志考虑，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6]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四位老校长的建议。1984年，国务院决定对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等5所大学在5年中各增加重点投资1个亿，列入“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央有关部委也对其下属的重点大学增加投资，重点建设，如中科院之中国科技大学，农业部之北京农业大学，卫生部之北京医科大学、国防科工委之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
“像抓重点经济建设项目那样努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的设想（学者称之为“建设‘重中之重’”）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90年代中期付诸实施的“211工程”，以及1999年正式启动的重点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匡亚明等四位资深大学校长提出的“835建言”与王大珩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倡议并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关于高科技研究的“863计划”一起，成为80年代大学校长、科学家上书建言、影响高层决策的两段佳话。
其后，南京大学通过多个渠道、多种方式，继续影响国家的教育决策，并为南大获得国家重点投资而奔走呼吁。1990年9月，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专程赴京，起草了《继续重点建设若干所大学的建议》，联系北大王学珍书记、清华张孝文校长、中国人大黄达校长、
北京师大方福康校长和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浙大路甬祥校长，联署递交当时的国务院李鹏总理。建议书认为，国家在“七五”期间重点建设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正在显示出良好的、长远起作用的综合效益”：“有必要在‘七五’基础上，‘八五’期间继续完成对原有几所大学的重点投资，并且再增加几所高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7]同年12月3日，曲钦岳在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会议上交流了《关于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好若干所大学的咨询报告》。这一报告引用日本、英国、美国及韩国的实例，进一步论证了采取非常措施，通过加强顶尖大学来增强综合国力的必要性；同时提出“用5至6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分期分批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大学，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只要科学论证，统筹安排，减掉一两个重复引进或重复设置的项目，就能挤出几亿经费，重点建设若干所大学……关键在于能否真正确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战略思想，真正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8]
三、失落与奋起：南京大学励精图治
“七五计划”重点投资建设若干所大学的决策，与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的倡导和建言密不可分。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南京大学却未能列入首批重点建设之列。尽管国家计委和教育部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未列入重点建设的如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亦系学术水平较高的学校，应当有步骤地支持其发展”[9]，但南京大学的“落选”仍然让许多师生感到突兀、委屈和失落，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埋怨、质疑，难以接受南京大学“跌出‘重中之重’”的现实，采取了贴大字报、停课、请愿等情绪化的行动，在1984年5月下旬引起校内一场不小的风波。
当年8月，南京大学调整了学校领导层，一批年富力强、学有所长的教授学者进入学校最高决策层，48岁的天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曲钦岳出任校长之职。曾有人送了一副对联给新的学校领导：“任职于困难矛盾之中，受命于改革竞争之际”，期望他们凝聚人心，励精图治，帮助南大走出困境。
曲钦岳和他的同事认识到：一个上万人的大学，如果没有一个明确而又足以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势必成为一盘散沙，碌碌无为；学校领导也难免被大量的日常事物羁绊牵制，陷于被动忙乱、应付眼前的境地[10]。因此，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南京大学1984-1990年发展规划》，于1984年12月提交全校师生代表审议。这一规划明确了南京大学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提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团结奋斗，开拓创新”，把南京大学“建设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学科和管理科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科研中心”。与前相比，这个奋斗目标有两点新意：其一是突出了学科的综合性和多样化，试图改变50年代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文理型综合大学模式”；其二是强调南大“自己的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规划同时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基本建设和实验室建设、对外学术交流、管理改革、后勤服务等等，都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指标和实施举措。
“以卧薪尝胆之心，立再铸辉煌之志”。南京大学创建一流大学的决心，是在80年代中期借助奋发图强的号召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共识的；而创建一流大学的谋略和思路，也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明晰和成型的。
四、另辟蹊径：南京大学卓尔不群
因为“七五“期间没有列入“重中之重”，南京大学不仅在办学经费上明显地少于北大、清华等校（“七五”期间南大仅获得专项经费0.17亿元，而北大等校的重点建设费为1亿），而且在学校声誉等无形资产方面也有隐形损失。这就增加了南京大学创建一流大
学的难度。因此，曲钦岳校长和他的同事在酝酿南京大学的“赶超”战略时，有一个指导思想十分明确，那就是：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首先需要在国内高校名列前茅。必须另辟蹊径，探索南京大学自己的路，发扬南京大学已有的优势，形成南京大学鲜明的特色，向海内外显示南京大学真正的实力和水平。
经过十余年的奋发努力，南京大学和另一所“七五”未能入选“重中之重”的大学――浙江大学迅速崛起，跻身中国高水平大学的第一方阵。1993年7月15日，国家教委颁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若干意见》，决定正式实施“211工程”重点项目，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1]1994年10月至1995年1月，国家教委组织专家组，先后对清华、北大、浙大、南大、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7所高校进行了“211工程”的项目预审；一年后，国家计委陆续下达了对这些高校“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通常人们将这7所高校视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方阵”。对于这7所高校，又有“5＋2”和“2＋5”两种提法。前者是指“七五”期间的5所“重中之重”加上南大和浙大的“2所”。而浙大和南大则更倾向于后一种表达式，即清华、北大2所“超强之校”加上其他5所。因为南大和浙大认为自己和复旦及两所交大各有所长，不相上下。1999年教育部开始实施“985工程”，这7所高校加上中科院所属的中国科大和国防科工委所属的哈工大，最早被列入“985工程”并获得了新的重点投资。南京大学在3年内分别从中央和江苏省各获得6亿重点建设投资，投资强度与复旦、上海交大等高校大体相当而次于北大、清华。实践证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南京大学创建一流的方略基本正确，对策别具匠心，效果也相当明显。
（一）“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加强综合化与现代性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高校的改革如火如荼，以上海交大和华东化工学院为试点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和综合改革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南京大学也先后被国家教委列为高校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1988年）和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之一（1991年）。事实上，如何处理发展和改革的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一直是南京大学反复研讨和斟酌的问题。南京大学最终选择学科建设作为创建一流大学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做了以下“文章”。
1．确立“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教学、科研、管理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这一思路是1984年出任校长并两届连任的曲钦岳提出的。1997年，继任校长、物理学家蒋树声教授把办学思路发展为“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实际上，学科的发展关键在于吸引、聘用拔尖的、一流的人才，二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在20年岁月中坚持把学科发展作为要务，是经过冷静而慎重的思考的。南京大学认为，第一，高等学校是以学科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现代大学的三项主要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服务社会，均与学科密切相关，抓住了学科建设，也就能高屋建瓴，带动全局。第二，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首先在于学科结构的单一、狭隘，其次在于学科水平较低。第三，在整个社会的观念、机制和政策环境没有明显变革和改善的情况下，把学校工作重心放在管理体制的改革上，难免事倍功半，甚至会影响教学和科研的正常秩序。第四，学校人事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改革，目的还是为办学主体方面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为学科优化、教学更新、研究提升清除障碍，增添活力。
1991年以后，南京大学在SCI等大学“学术榜”的评估中脱颖而出，并连续多年保持领先；1991年1月，中科院公布增选学部委员名单，南大有闵乃本等6位教授联袂入选，与清华大学并列第一；以后的增补中，南大也保持了每轮有2名入选的良好势头。1981年时，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同以8名中科院学部委员在高校中并列第三，20年后，南京大学
以21名中科院院士仍居第三；而复旦大学则以17名院士（其中12名中科院院士、5名工程院院士）居第四。如果剔除复旦与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合并的因素，则南京大学在这一反映学科实力指标上的成长就更为明显。人们有理由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南京大学发展思路明确，改革方略对头，始终把学科结构的优化和学科水平的提高作为办学的重心所在。
表1 9所大陆高校2002年两院院士统计单位：人
学校名称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两院院士合计
北京大学367241
清华大学2323244
哈尔滨工业大学213114
复旦大学125017
上海交通大学66012
南京大学210021
浙江大学76013
中国科技大学82010
西安交通大学2305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通讯录》（2002）、《中国工程院院士通讯录》（2002）2．先后提出“扬优、支重、改老、扶新”和“两个接轨”的学科建设方针
80年代中期提出的“学科建设八字方针”的具体内涵是：“发扬南京大学基础学科齐全的优势，保证和抓好重点学科的建设，同时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花大力气改造传统学科，依托基础学科的优势，通过交叉、渗透、延伸，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发展新兴、边缘、应用学科，尤其注重高新技术和应用文科的发展。”[12] 1994年制定的《南京大学实施“211工程”改革与发展规划》则突出了学科建设中的“两个接轨”原则，即基础学科、高科技学科的研究与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应用学科的科研及人才培养与社会接轨。“基础研究要力争接近或进入国际前沿；应用研究则侧重于高科技和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研究，并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13]
3．重点学科的建设和“学科群”的组建
80年代初制定“六五”计划时，南京大学就有“让一批学科进入教育部所组织的‘国家队’”的考虑。在1984年制定的学校发展规划中，则第一次明确了“在学科建设中抓好一批重点学科”的设想。其遴选条件是：（1）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广阔发展前景，（2）和国民经济建设密切相关或蕴含着科学技术新的生长点，（3）能够承担培养博士的任务，在有关科研方向上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学校对重点建设的学科在人员补充和学术梯队配备、对外交流合作，以及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建设诸方面给予更多经费支持和政策倾斜；同时也对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赋予更高要求。
1987年至1988年，国家教委组织专家学者，对全国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千多个学科专业进行评审，从中遴选、确定了416个重点学科，南京大学的“凝聚态物理”、“天体物理”、“计算机软件”等18个学科入选，在高校中次于北京大学（42个）和清华大学（29个）而居第三。
1994年，围绕“211工程”建设，南京大学开始注重学科的联合、交叉、渗透，进而提出了“学科群建设”的新概念。通过反复论证，择优组织若干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博士点，在多学科交叉领域和前沿研究方向集中学术力量，形成较强的突破能力，以产生集约、互补、倍增效应，力求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和特色，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新组建的11个学科群中，“微结构物理及其应用”是发展比较成功的一个。在冯端、闵乃本、王业宁等院士的带领下，以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促进凝聚态物理学和材料科学、凝聚态化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在光电功能材料、纳米材料以及硅基半导体发光材料的研究中取得进展，其中“一维准晶的研究”等被《科学》（SCIENCE）评为“代表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在2002年初公布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评审中，南京大学有28个学科榜上有名，在没有合并其他高校的情况下，名列全国高校第四。
表2 9所大学拥有的国家级重点学科统计表单位：个
高校名称重点学科数高校名称重点学科数
北京大学81西安交通大学20
清华大学49中国科技大学19
复旦大学40哈尔滨工业大学18
南京大学28上海交通大学16
浙江大学24
4．学科特区的建立
1998年以后，在未能合并相关院校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学科的综合化与现代性？成为南京大学创建一流面临的难题。蒋树声校长坚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促进交叉，提高内涵”的学科建设指导原则，进一步调整学科结构，完善学科布局，构建学科创新体系，提出了设立“学科特区”的新思维。
所谓“学科特区”，即在科技前沿领域精选若干方向，突破传统的学科组织结构模式，参照国际惯例，创立全新的用人机制，采取“特事特办”的方式，向海内外招聘优秀人才，构筑人才高地，实行“所长负责制”，人财物基本自主管理，力争取得某些突破，以期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14]近年来新成立的分子医学研究所、国际地球系统科学所、理论和计算化学研究所等，就是南京大学设立的第一批“学科特区”。其中由从美国哈佛大学刘建宁等5名博士为主体建立的分子医学研究所，不仅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竞争，获得模式动物研究基地建设的5000万元国家重点资助，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黑马”跃出：率先在“学术榜”取得突破
南京大学在80年代即强调发扬基础研究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在90年代初，曲钦岳校长又主张“发挥南大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围绕国家基础研究目标，选择有限目标，取得重大突破”。由于指导思想明确，目标选择得当，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领域有所突破。
自1987年以来，中国科学界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量指标评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实绩。受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根据国际上最具权威的4种科技论文检索工具——美国费城科技情报所《科学引文索引》(SCI)、《科学评论索引》(ISR)、《科技会议索引》(ISTP)和《工程论文索引》(EI)所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排出各年度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学术榜”。在1989年以来的大陆高校学术榜上，南京大学一直是“四强”
之一。
被最能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南京大学1992年有225篇，首次突破200篇并超过北大。此后，南大保持了这种崛起、超越的强劲势头，首次突破300篇、400篇、500篇、600篇，连续7年高居大陆高校学术榜之首，直至1999年方才被北大、清华超出而退居第三。而在论文被国际学术界引用数方面，南大也在1994年跃居我国大陆高校榜首，一直“领跑”至2002年。
图1 南京大学1991－2002年SCI论文数增长图
表3 1991-2002被 SCI收录论文数居前的五所大陆高校
年份一二三四五
1991年北大 192科大164南大 138复旦 125清华 125
1992年南大 225北大 184兰大 157复旦 151科大 144
1993年南大232北大206科大 165兰大165清华 151
1994年南大 325北大 232科大 210复旦 179清华 169
1995年南大 452北大 269复旦 244清华 231科大227
1996年南大 570北大 285清华 273科大 270复旦230
1997年南大 682北大 448清华 407科大 375复旦 320
1998年南大 552北大 542科大 443清华 424复旦308
1999年北大 791清华 756南大 710科大 705浙大 629
2000年北大 1105清华 1054南大 803科大 784浙大 747
2001年清华 1427北大 1209南大 917科大 880浙大868
2002 年清华 1899北大 1333浙大 1114南大 1020科大
图2 南京大学1991-2002年被国际学术界引用论文情况
表4 1991-2002大陆高校被国际学术界引用论文数前五名统计表
年份一二三四五
1991年北大 190科大117南大 114复旦 114清华 65
1992年北大 231科大 174南大 168复旦 143清华 130
1993年北大 259南大 222科大 177复旦 167清华 147
1994年南大 245北大 230科大 187兰大 166复旦 162
1995年南大 327北大 230复旦 212科大 209清华 190
1996年南大 461北大 337清华 253复旦239科大 235
1997年南大 613北大 436复旦328清华286科大 276
1998年南大 746北大 505复旦 399清华 382科大 368
1999年南大 899北大 620科大 494清华 492复旦 462
2000年南大 986北大 880清华 661科大 638复旦 621
2001年南大 1135北大 1123复旦 711科大 647清华 644
2002 年北大 1294南大 1261清华科大浙大
90年代初南京大学作为一匹“黑马”在高校“学术榜”脱颖而出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南大的领先“具有偶然性”，“不过是暂时现象”：还有一些人认为“不要高估了SCI 的作用”，主张淡化“学术榜”的竞争。但是，南京大学坚持走自己的路，发扬自己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的优势，坚持“基础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夜郎自大”，必须努力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才能在有限的研究领域进入前沿，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影响。学校调整了有关政策，一方面要求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研究生必须在核心刊物（特别是SCI、EI 收录的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才能授予博士学位；对于申报教授、副教授职位的教师，也有相应的在核心刊物（理科则明确必须是SCI及E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另一方面，奖励发表SCI、EI论文的教授学者和研究生（每篇奖金200元，后调整为1000元），在顶尖刊物SCIENCE和NATURE发表论文的则可获得1万元奖励。这些政策举措，后来被其他大学采纳，而相当多大学的“重奖”往往令南大叹为观止。
南京大学在“学术榜”特别是SCI的持续领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教育界的关注。人们开设对南大“刮目相看”。如果考虑两个因素――其一是人数，南京大学的专职教师和研究人员数量较同类大学要少，甚至仅是有些大学的一半。9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又出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张孝文教授就曾经说过：“南京大学不但‘学术榜’论文的绝对数领先，而且在人均数上更加占优。”；其二是南京大学在“七五”期间并未获得重点投资，“八五”尽管增列为重点建设院校，投资却一直滞后，且最终归入“211工程”建设经费――南京大学的崛起就更有显示度和示范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南京大学选择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持续而艰辛的努力，在若干评估指标上超过了清华和北大。不仅显示了自己的学术水平办学实力，而且确立了一种勇于争胜、敢于到国际学术界去竞争、去比试的气势，在高等教育领域形成一种你追我赶、公平竞争的局面。
南京大学以自己的“领跑”带动了中国大陆一流大学间的竞争。中国大陆被SCI收录论文总数由1986年的世界第34位提升至1992年的第17位，2000年又跃居世界第12位。根据国际3大权威检索系统，即科学引文索引(SCI)及其扩展版(SCIE)，工程文献索引(EI)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的统计，中国大陆科技领域的国际论文1992年不足2万篇，2001年上升到64526篇，10年中增长了两倍多。这当然是改革开放和国力增长的结果，但其中南京大学也有不可埋没之功。
（三）独树一帜：慎重应对“高校合并”
1998年以后，国务院连续三年对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的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进行、集中性调整，涉及普通高校300余所。其中，多所高校合并组建“航空母舰”（如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等组成新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等5所高校组成新的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则分别合并了北京医科大学和上海第一医科大学，使得学科结构大为改观，办学实力明显增强。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改组、大变动，南京大学却“按兵不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新一轮院系调整”中十分引人关注的现象。
1．80年代中期南大和南工试图“强强联合”但功亏一篑
其实，南京大学是最早倡导通过“强强联合”来加速创建高水平大学的。
早在1985年10月，南京大学就以校长曲钦岳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建一批高水平的综合大学》的文章，指出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形成的高校学科结构方面的弊端已经日益明显，“为了适应21世纪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应当尽快建立若干所高水平的、多科性的综合大学。”这类综合大学的学科内涵与结构模式不应整齐划一，追
求各科齐备；恰恰相反，它们应当在丰富多样的个性特色中体现综合大学的共性――“以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为核心”、“多科”、“综合”。另一方面，实现学科综合化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依托原有的文理基础，适当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逐步延伸、提高；也可以通过将已有的文理型综合大学与工科、医科或农科院校“通过合并的途径来创建多科性、高水平综合大学。曲钦岳还认为，这种两校或数校的合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历史上有密切的关系，地理上又彼此相近，既有合作的学科基础，又有合并的共同意愿，等等”。[15]
南京大学关于通过“强强联合”来创建真正多科性、综合化、高水平的大学的认识，在当时中国高教界是比较前卫的，是“得风气之先”的。事实上，南京大学当时正在酝酿和南京工学院合并之事。
在此之前，1985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香山举行的首次中美大学校长会议，曾就“中国高校学科结构与改进办法”作了专题研讨。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举行的中美两国高层次大学校长会议。与会的美国大学校长来自霍普金斯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等9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而中国的大学校长代表团则由南大、清华、复旦、南开、浙大、上海交大、北京农大等10所名校的校长组成。南大校长曲钦岳和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史蒂文·默勒担任会议联合主席。在讨论中，美国校长一致认为，工程、医学、农业、经济等专门性院校包含在综合大学里要有益得多，经济得多，尤其是在学科发展与研究生培养方面。他们建议“对中国高校的设置模式从根本结构上加以变革”。他们也支持南京大学提出的与南京工学院合并的设想，“因为，在工学院再建文科、理科，或在文理型大学中重设工科，毕竟要困难得多，同时也不太经济。”[16]
促成南大和南工这两所同出一脉、学科互补性极强的高校郑重考虑合并的另一个因素，是两校“合则双赢”，不但可以摆脱未能列入“七五”“重中之重”所造成的被动局面，且足以与超越复旦、交大，直逼北大、清华并成“鼎立”之势。经过多回合的研讨，两校达成分阶段合并以组建“中国综合大学”的意向[17]。经过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了“中国综合大学筹备组”，以国家教委副主任刘忠德为组长，曲钦岳（南大）和陈万年（南工）为副组长，匡亚明（南大）和管致中（南工）为顾问。
合并、筹建工作次第展开之际，两校高层向国家教委提出增列为国家“七五”重点建设大学并在5年内增加投资1个亿的要求。国家教委负责人表示可以争取但无法保证，因为这一问题超出了他们的权限。而两校高层认为若没有重点投资则两校合并的难度很大，合并事宜遂因旷日持久的争取重点投资而延宕下来，失去了当初的热气和激情。进入1986年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南工更名为“东南大学”，两校合并之事被束之高阁。
如果当初两校高层“风物长宜放眼量”，不拘泥于校名之争，不计较和等待国家的重点投资（其实，两校合并以后，还是有可能从多个渠道获得可观的经费支持的，例如海外的中央大学校友就许诺筹集相当数量的捐赠，等等），而是坚决而果断地推进两校合并，珠联璧合，必然会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大学竞争发展的格局。机遇稍纵即逝，胜算功亏一篑，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2．慎重应对“高校合并”大潮
90年代风起云涌般进行的高校合并使南京大学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选择。校内教师和管理层中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高校的发展可以有多种模式，合并并非唯一可取之策。应当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进优秀人才等举措来提高学科内涵，建设‘精品校园’，形成南大特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南大的学科结构尽管有所调整，但在工程技术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仍然缺少竞争实力；而仅靠南大自己的力量，要在这些学科领域取得突破，
殊非易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教授学者认为：“中国的国情与体制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南大要建像普林斯顿大学那样的‘精品大学’并不现实。”
蒋树声校长等一方面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组织精干的调研小组，通过研讨、论证，提出若干对策研究报告。蒋树声校长明确了一个原则，即“并校与否应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南大实现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具体而言，就是看合并是否有利于学科结构的整体优化和交叉渗透，是否有利于南大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当然也要适度考虑到规模效应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的问题。
[18]
3．重提与东南大学合并之策
从以上原则看，南大并非简单地反对“高校合并”，而是反对“拉郎配”，反对为大学排名而合并。实际上，南京大学从2000年以来曾考虑过与有关高校的合并，而东南大学（即原来的南京工学院）始终是南大“联姻”的首选对象。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后，体制内外至少作了四次郑重其事的努力，试图重新启动与东南大学的合并。其中包括蒋树声校长向东南大学主要领导提出的“携手共创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建议；包括2001年7月南大和东大共10位著名学者（其中6人分别为中科院、工程院院士，有5人曾担任过南大或东大的校长、副校长或研究生院院长）向江苏省及中央高层领导提出的《关于南大、东大合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议》；包括百年校庆期间在北京的15
位高层老校友向中央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呈送的关于两校合并的书面建议。2003年9月，南大和东大的50多位知名教授学者（半数以上为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等等）联名给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主要领导写信，呼吁政府积极稳妥地推动两校合并，以组建一所多学科集成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不但在国内卓然领先，而且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基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努力迄今未获成功。南京大学也就成为首批进入“985工程”建设的9所高校中唯一未合并其他高校的大学。
五、创建一流：南京大学的理念与规划
（一）对“创建一流大学”的理解与认识
世纪之交“985工程”的实施，使南京大学领导决策层和师生员工深受鼓舞。通过思考与研讨，从宏观大局和发展趋势上加深了对实施“985”工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重大历史性决策的理解。
其一，是前瞻性考虑，即基于对21世纪经济、科技和教育发展趋势，尤其是对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的影响与挑战的把握，强调一流大学在国家知识创新、科技发展及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培养中的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其二，是现实性考虑。既既看到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综合竞争的重要“利器”，又从中国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将力争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限定在“若干所”这样一个有限目标，下决心加大投资强度与改革力度，实现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和优化配置，确保重点建设富有成效。
其三，是紧迫性考虑，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空前激烈的全球竞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正依仗它们在知识创新和科技发展方面已经取得的优势，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企图主导甚至主宰未来的世界发展。只有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我们才能占领制高点，取得主动权，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崇高历史使命。
[19]
经过研讨，南大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处理好的若干关系，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其一，“世界一流大学”是相对认同的标准，并无统一的模式。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学科高水平，有特色；教师高水平，有影响；研究高水平，重创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在学科相对齐全的基础上追求特色，提高水平，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大而全，“克隆”巨无霸。
其二，“世界一流大学”既要面向世界办学，有高度的开放性和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立足本国、本地区实际，为国家振兴和地方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因此，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民族特色，“面向世界”与“面向现代化”的关系。
其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需要经受社会实践的考验，决非一蹴而就，朝夕之功，必须把“雄心壮志”与“脚踏实地”结合起来，将“忧患意识”与“拼搏精神”贯穿始终，通过长期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历经若干阶段性发展，方能克尽其功，完成从世界高水平大学向一流大学的过渡。即便是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鉴于各国高校之间竞争激烈，其综合实力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之中，故仍不能有丝毫懈怠；若自满骄傲，或应对失当，也会重新跌落，降为二流。[20]
（二）创建规划及实施步骤
在教育部与江苏省重点共同建设南京大学的协议签署后，学校根据“立足长远，突出重点，资源共享，集中管理”的方针，制定了《南京大学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规划》，明确了“创建”的总体思路，阶段目标和具体措施。
1．总体思路
南京大学的奋斗目标是：到2012年建成世界高水平大学，到202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争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学校“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总体思路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队伍建设为核心，通过20多年的努力，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国际交流诸方面形成显著特色，大部分学科要在国内居于领先，若干学科要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和教强的竞争力；成为国家和地方培养、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成为探索、解决国家与人类发展中面临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科学基地与思想库，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成为国际学术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窗口。力争到2020年前后，以其科学作风严谨、学术环境卓越及多学科综合优势，跻身世界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前沿，进入以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为重要标志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2．主要标志：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
“综合性”是指拥有结构比较优化、门类相对齐全的学科体系，能够覆盖文、理、医、工等主要基础学科及应用学科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科要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若干学科要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较强的竞争力。
“研究型”是指要成为探索、解决国家与人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科学基地与思想库。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要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国际化”是指要面向世界办学，有高度的开放性和足够的国际竞争力，要扩大对外交流，拓展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真正立足于国际前沿。
3．实施步骤
南京大学的创建工作，大体分为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9年至2012年。这一阶段分为两个台阶。第一台阶是从1999到2005年，为“前期准备阶段”，期望抓住2002年百年校庆的契机，进一步扩大南大的学术影响，提高综合实力，基本上完成学科结构整合，初步奠定南大发展的大体格局和基本轮廓。第二台阶为从2006年至2012年，目标是大幅度提高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与办学效益，以期在2012年学校建校110周年之际建成世界高水平大学。
第二阶段，是从2012年至2020年，再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在国家和江苏省的进一步重点、共同建设下，力争在建校120周年之际迈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1]
六、讨论：南京大学的远虑和近忧
（一）充分估计创建一流的长期性和困难度
国家教育部在部署“985工程”首批建设的9所高校时划分了两个层次：北大、清华两校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而南大、浙大、复旦等则定位为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985工程”一期的政府重点投资也有明显区隔：北大、清华各获得18亿，均由中央拨发；而其他几所大学的投资强度大体在12亿，中央和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方政府各投资6亿。其出发点是要科学，要谨慎，免得像“211工程”论证时那样，几十所高校都提出“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人皆尧舜”，“校皆一流”而贻笑大方。
然而这样区隔也有两个疑问，其一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高水平大学”如何界定？如何区分？在全世界9000余所普通高校中，所谓“世界一流”，究竟是指前50名，还是指前100强，抑或是前200名？“世界高水平大学”又处在哪个区间？不甚了了。
其二是哪些学校能够跻身世界一流，哪些学校位列其次，似乎要由事实来评判，由国际学术界、教育界来衡量，而不应由谁预先划定或“冠名”。古人曾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谓“中原逐鹿，捷足者先登”。在21世纪的大学发展中，更应如此。
其三，何时能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高水平大学”之列，而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世人的评述，并非嫁女儿或娶媳妇，可以自己选个吉庆喜日或黄道吉日。许多大学在制定“985工程”或“211工程”建设规划时，都将“跻身（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时间定在建校100周年或110周年之际。作为一种预设的目标，或者作为一种美好的期望，这样规划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志存高远的中国大学校长和学者专家们必须清醒而看到我们与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表5 1998年被SCI收录论文数量及排序比较表
世界排名大学名称论文数量中国大陆排名大学名称论文数量
1哈佛大学81511南京大学552
2东京大学57512北京大学542
3华盛顿大学46583中国科技大学443
4洛杉矶加州大学45464清华大学424
5密执安大学44145复旦大学308
6多伦多大学43296浙江大学243
7伊利诺斯大学42887南开大学223
8京都大学40028吉林大学203
9威斯康星大学39829兰州大学188
10斯坦福大学396110山东大学168
根据中央教科所《教育情报参考》1999年第12期文章《大学国际论文SCI排行榜》编制
就衡量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水平的两项指标看，中国大陆最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在＂985工程＂实施前，中国大陆被SCI收录论文数量超过300篇的高校仅有5所；排名最前的南京大学的SCI论文数仅相当于世界排名第10位的斯坦福大学的八分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985工程＂的实施，中国高校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2002年的评估中，中国大学在有些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清华、北大、浙大和南大的SCI论文数均超过了1000篇，清华则达到了创纪录的1899篇。
更能反映原创能力和学术水平的是在国际顶尖杂志美国SCIENCE和英国NATURE发表的论文数。从表6可以看出，与1997－1998年度相比，中国大陆高校在这一方面的进步也是令人鼓舞的，特别是北京大学从零的突破达到了创纪录的9篇，而清华大学在多数论文中是第一作者（而南京大学却未见增长，有些＂相形见绌＂）。但是，诚如《中国大学评价》的项目主持者所云：＂作为中国一流大学参照目标的三所世界一流大学在Nature、Science 杂志发表的论文数对中国一流大学继续保持绝对优势。＂在近一、二十年内，大陆高校在这一评估指标领域仍然难以望世界一流大学之项背。
表6 中国６所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在SCIENC和ENATURE上发表论文数的比较
1997-19982000-2002
大学名称SCIENCENATURE合计SCIENCENATURE合计
哈佛大学179147326210221431
剑桥大学309712757113170
东京大学31518260172232
北京大学000819
清华大学1O1516
南京大学101101
复旦大学000325
浙江大学000202
中国科技大学202134
资料来源：《管理科学研究》2000年第7期，武书连等：《中国大学评价（1998）》《管理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武书连等：《中国大学评价（2004）》中国大学在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评估中尚无一所能够进入前200名，而要入围世界前100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承认这一点也许让一些人觉得未免＂杀风景＂。但是，要想真正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要想真正有益于中国的强大和人类的进步，我们需要的是理智、清醒和扎扎实实的努力。任何取巧、浮躁、夜郎自大或自欺欺人的态度和做法，都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言：“纵观历史，国际上的一流大学都是经过长期的建设形成的。”“要办成一流大学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过程，
要经过社会实践考验。对此，既要有雄心壮志，又必须脚踏实地。”[22] （二）“普林斯顿模式”――“精品大学”能否实现？
南京大学在实施“985工程”一期建设时，对于学校发展模式有过多种思考和选择。一方面如前所述，选择实力较强和水平较高的理工科大学，通过合并重组加快创建一流大学的努力至今未曾放弃。另一方面，师法“普林斯顿模式”在南京大学逐步成为主流意见。2002年12月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交流的南京大学《关于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规划的战略思考》，已经把这一观点系统化了。其要点如下――1．世界一流大学大多为综合大学，学科覆盖面较宽，但并非越多越好。如东京大学、牛津大学等等学科比较齐全，但决不意味着一流大学一定要设“文理工农医”。如哈佛大学没有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MIT和CIA等理工学院也能名列前茅。
2．办学规模不等于办学水平，一流大学决非越大越好。世界一流大学中，既有规模很大的东京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等，也有规模适度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MIT，更有规模较小却实力超强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
3．南京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在规模而在水平上。南京大学不应追求“大而全”的目标，而应走“规模适度、内含发展”的道路。
南京大学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大学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特色与优势；学科不在于齐全，而在于水准。正如刘禹锡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然而更早更有名的曹孟德曾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世说新语》则有“山不高则不灵，水不深则不清”之说。美国的“精品大学”几乎全是历史久而资金雄厚的私立大学，依靠这两个主要因素，它们支撑了高水平的学科并吸引了高素质的学者。在现代中国，作为公立大学之一的南京大学，能否成功地借鉴“普林斯顿模式”？由于未能与其他高校合并，在以整体实力和规模、数量评估为主要取向的一些大学排行榜上，南京大学的排序有逐年退后的趋势。南京大学的决策层和诸多学者教授能够坦然相对；然而如果这类排行榜左右了社会公众舆论，特别是影响了掌握决策和资源配置的政府官员，则校长和教授们能否依然不为所动，那就难以逆料了。
（三）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结构转型和学科现代性
南京大学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很强的基础学科和诚朴的学风校风，而南京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既能得改革开放之利，又较少地受政治风波和经济起落的影响。80年代以来，南京大学在创建一流的进程中表现出远见卓识，准确地把握了本校的“比较优势”并将其充分发挥。南京大学聚精会神抓学科建设，鼓励教授学者沉下心来搞研究，做学问，同时选择科学性强、显示度高的SCI 等学术榜评估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因而使“比较优势”转化为办学成效，从而改变了“七五”时期的局面，提高了学校的学术水平、国际影响和综合竞争能力。
然而在群雄并起、百舸争流的今天，南京大学原有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而应用学科特别是工程技术学科较弱等“比较劣势”则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在新一轮竞争中南京大学就面临着诸多尴尬和困难。例如，南京大学最强的学科，如物理、天文、化学、地学、中文、历史、哲学等等，都是相对传统、社会需求和社会影响相对有限的学科。而那些社会需求激增、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影响甚大的学科，南京大学却无明显的优势，有的甚至仍然空缺。尽管南京大学始终抓住学科建设这条主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新学科，尤其是南京大学所缺的生命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等等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之事。例如，南京大学是大陆的综合大学中最早建立医学院的，然而从1986年发展至今，近20年
的经营仍然是一个规模很小、水平有限的医学院，2002年才在2个二级学科取得医学博士授予权。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却通过与高水平医科大学的合并，在生命科学方面得到极大加强，可以在较高水平上进行跨学科的合作、交流和渗透。
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样，未曾通过强有力的合并来提升自己的学科实力（清华仅仅合并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其学科的影响甚微），因此学科发展面临着结构转型和增强学科现代性的挑战。在这一方面，南京大学醒悟甚早且着力甚多，但产生的效果却远不如清华。清华是理工科院校，在EI收录的论文数列年均居中国大陆高校首位。它在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并不突出，90年代初时SCI论文数每年徘徊于百篇上下，有时还进不了前五名。但90年代中期就稳步上升，1999年之后更连续超越，2001年和2002年居然超过素以基础研究见长的北大、南大而独占鳌头。从1991年的125篇到2002年的1899篇，12年中增长了12倍。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清华也在吸引人才，组织队伍，集聚力量，形成特色。应当承认，清华在学科综合化与现代性方面布局老到，措施得力，成效明显。反观南京大学，除去南大的资源和名声逊于清华，且工程技术学科的建设较文科、理科难度要大等因素外，是否还应在方略选择、决策能力和领导艺术诸方面有所检讨，有所改进呢？
笔者认为，南京大学可以不与他校合并，可以选择“规模适度、内涵提高”的发展模式；但学科的综合化和现代性的加强，却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南京大学能否在中原逐鹿中不落人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这个问题上拿出眼光，表现出大气度、大手笔，从而形成大模样大格局。
（四）一流大学的气质形成有待时日
世界一流大学的品位和影响力其实更体现在其独特的、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方面，这是更深层次的内涵提升，也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建设。人们常以英国四所大学中的流行语来说明不同大学的不同气质。剑桥大学注重发展认知，探求真理，因此学生所关注的是“What do you know？”而牛津大学则强调独立的思考，因而学生重视“What do you think？”伦敦大学校园流行的是“What do you not know？”而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却在意“What does the professor say？”据说爱丁堡大学提出抗议，认为是对该校精神风貌的一种歪曲。而牛津大学却认为“深合吾意。”因为牛津的校训是：“这里是天才的乐园，庸才的炼狱。”
南京大学的前身南高师和东大在二、三十年代即形成了很好的校风和学风。教授学者“不为燥湿轻重，不因穷达易节”，而“独秉士林气节，保持朴茂学风”，“耻于奔竞”而重学乐教。学生也以“大江之雄毅、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沉静的国士风范”相期许。在中央大学时期，学校的精神品格被浓缩为“诚朴雄伟”四字。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大学倡导“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努力将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和开放精神熔铸为新时代的南大精神。在办学中不搞急功近利，不做表面文章，抵制学术腐败，维护科学尊严，坚持探求真理，追求社会进步。应该说，南京大学是在努力追求一种氛围，一种气质，一种个性，并把它提高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来认识。
所有这些，都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要形成真正的独立思考、勇于创新、超越功利、卓尔不群的大学精神，还有待时日。
作者龚放系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特邀会外专家。
[1] 李瑞清：《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序》，《清道人遗集》第141-142页，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
[2] 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1993年出版，第54页。
[3]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中央大学七十年》，1985年版，第75页。
[4] 《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5] 《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6] 《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影印件。
[7] 《曲钦岳教育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8] 《曲钦岳教育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8页。
[9]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35页。
[10] 曲钦岳：《大学的使命与目标》，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11] 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编：《迈向21世纪的中国高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24页。
[12]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49页。
[13] 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编：《迈向21世纪的中国高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页。
[14] 《关于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战略思考――兼论南京大学的发展战略》，南京大学战略与政策研究室主办《决策参考》2003年第1期。
[15] 《曲钦岳教育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6页。
[16]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高等教育学报》首次中美大学校长会议专辑，1996年
[17] 两校高层及教职员工在合并以后的校名问题上存在分歧。南大主张仍名“南京大学”，因为中央大学1949年5月8日即更名为南京大学，而南京工学院则是1952年院系调整中由南京大学的工学院独立并并调入金陵大学等校的工程系科组成的。而南京工学院则认为仍名“南京大学”有“被合并之嫌”而不同意。双方都认为最好是“恢复中央大学老校名”，但这一动议未能获得国家教委的认可。最终的方案是更名“中国综合大学”。这一名称似乎不很正规，但因为无论是汉语还是英文，简称都与“中央大学”的简称等同，所以得到了两校师生员工的赞同。国家教委也同意这一方案。
[18]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4－535页。
[19] 见《南京大学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规划（1999－2001）》
[20] 《南京大学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规划（1999-2001）》。
[21] 《南京大学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规划（1999-2001）》。
[22] 转引自1998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龚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