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治学思想探析 (定)

苏轼治学思想探析

范亚光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摘要：苏轼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极高地位，而且在思想文化史、艺术史、学术文化研究等多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治学思想及治学态度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将从苏轼治学的特点、方法及其形成原因等方面对其治学思想进行研究。

关键词：苏轼；治学思想；治学方法；原因

苏轼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成就亦极为丰富。在诗歌方面，苏轼有2700多首诗作，形成自己独特的“东坡体”，清代著名诗论家赵翼称赞其诗“别开生面，成一代大观”，“继李杜后为一大家”。[1]（P284）在词的创作上，苏轼打破了“词为艳科”的题材局限和音乐束缚，呈现诗化倾向，开创豪放一派，刘辰翁评曰：“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2]（P623）散文方面，苏轼位列“唐宋八大家”，与欧阳修合称“欧苏”。与此同时，书法、绘画、音乐方面，苏轼亦有极高造诣，其书法位列“苏、黄、米、蔡”四家之首，绘画、音乐也颇得世人称道。在思想方面，他是当时蜀学的领军人物，其思想影响深远.除此之外，苏轼在政治上也有所建树，他曾位居中央要职，也曾在多地任职。他有着自己的政治理念，虽遭到多次贬谪，却坚守政治理想，亦坚守高洁人格。总之，苏轼无论做人、做学问、做文章，还是艺术方面的造诣，究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而笔者认为，苏轼独到的治学思想及治学态度对其成就的取得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独到的治学思想

苏轼治学思想极为丰富，其独到特点具体而言可以用两个词加以概括，即：通透和致用。所谓通，是对学习范围的要求，也就是强调要广泛学习，兼收并蓄，以及各方面的整体贯通。所谓透，即透彻，是对学习内容的要求，强调对事理或学习对象的透彻了解。他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中明确说道：

颓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如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3]（P481）

诗中所言“读书万卷始通神”中的“通神”便是苏轼对通透的看法，并且指出了这种“通透”是建立在读书万卷这样广泛的基础上的。

关于如何才能达到通透之境，苏轼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他在《杂（稼）说?送张琥》中明确指出：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4]（P339）

苏轼读书勤奋，一生倡导博学，他曾说：“广其闻见，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

[5]（P231）在他看来，古代的文章作者，不是圣人，所言则均会有个人的好恶偏向，如果信其偏见，或因为苛求而抛弃了某一家之言，或者对其他学说一概拒之，都不可能达到“博观约取”之境。那么怎样才算博学呢？苏轼认为博学不是简单地将各种门类知识堆积，而是通过思考，把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在一起。他在《上丞相书》中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轼不佞，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6]（P47）

上述所强调“通万物之理”，即是此意。与此同时，苏轼还认为：博学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正如他在《杂说?送张琥》中所言：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7]（P340）

在苏轼看来，古今之人，才能上并无太大悬殊，但今人之成就往往不及古人，关键就在于许多古人不急于求成，而是“平居自养”，潜心蓄积，厚积薄发，所以虽然成名不一定太早，但却往往学问深厚，成就斐然。为此，苏轼还特别告诫少年学习者，切忌因年少气盛而

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甚至羡慕虚名，故他在《代书答梁先》中特别强调“学如富贵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见致其幽。愿子笃实慎勿浮，发愤忘食乐忘忧”，真可谓令人受益匪浅。

至于致用问题，是苏轼对学习目的的阐释，在其治学思想中，致用是治学的终极目标，他在《答王庠书》中曾阐述了他的看法：

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8]（P618）

苏轼《答王庠书》中所言“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即是对学以致用问题的强调，正因如此，他对自己年轻时好空论古人的言行感到后悔，并希望后辈以此为戒。在《南安军学记》中他再次强调”为学致用”的观点，明确指出“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今亡矣，直诵而已。......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此处所言“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就是反对学而不用或学而不能致用的行为，可见苏轼对致用问题的重视。

二、实用的治学方法

在通透、创新、致用思想的指导下，苏轼提出了治学的具体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两种：一是“抄书法”，二是“八面受敌法”，这两种方法都以实用致用为基础。

关于“抄书法”，古籍中保留了相关记载：朱司龙拜见，等候良久,苏轼乃出，其心生愧疚，故予以解释曰“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朱司龙请教何为“日课”，苏轼回答说“钞《汉书》”，朱司龙大惊曰：

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钞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到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请曰：?不知先生所钞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命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9]（P438）上述材料中，不仅明确记载了苏轼曾经对“抄书法”的长期运用，还对他的“抄书法”的具体环节做了详细记录：“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由此可见，苏轼做学问是从最基础的东西入手，从不投机取巧，所以最终成就大学问。

苏轼所言“八面受敌法”亦是其为学过程中常用的方法，主要见于《又答王庠书》，在苏轼看来，为学“实无捷径必得之术”，并明确指出：

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10]（P620）

在上述观点中苏轼明确认识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知识学问却是无限的，要想用有限的精力去全盘掌握无限的知识学问，任何人都难以做到，因此，学习时要学会“但得其所欲求者”，虽然此法看似“愚钝”，不是“速化之术”，但一旦学成，却感受深刻，并能让自己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最终学有所成。实际上苏轼所言“八面受敌”法，是借用了《孙子兵法》中的语言概括出的一种读书方法，即面对浩如烟海的学习内容和头绪繁多的学习对象，就如同战场上“八面受敌”一样，如果想用有限的兵力全面突破，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全军覆没，但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或从某一方面突围，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读书做学问也是如此，要真正做到把书读懂弄通，就必须专心致志地一遍一遍读，化整为零地一两个问题一两个问题的去理解，从而达到一次一次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敌人”的目的，最后“零存整取”，取得积少成多的效果，苏轼以自己研渎《汉书》为例阐述了这一道理，他每读一遍，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最终达到了“事事精核”的极高境界。

三、苏轼治学思想的形成及影响

苏轼治学思想的形成，与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其儒、道、释思想的融合，以及宋代开放的社会环境有重要的关系。

（一）良好的家庭教育

苏轼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母亲程氏是一位很有文化教养的妇女，也是东坡兄弟的启蒙老师，父母常引导他们兄弟学习，并传授自己的治学之法，为此，在家庭影响和父母的熏陶下，苏轼自幼便养成了勤奋好学的精神品格，《宋史》记载曰：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11]（P10801）

苏母所言范滂，是东汉一位道德高尚的名士，苏轼对母亲说想要成为范滂一样的人，征

求母亲看法，苏母则说：如果你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为什么就不能做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呢？由此可以看出：母亲对苏轼求学治学的鼓励。

（二）治学实践的磨练

苏轼的治学思想没有什么大道理，都是极为实用的观点及方法，这与其求学实际相吻合，比如他对儒、道、佛三教的认识，就是其通透融通方法的真实体现。他曾在《上清储祥宫碑》中专门论证佛、道与儒学的契合：

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恩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12]（P368）上述观点明显可见苏轼思想的开放与融通治学方法，关于这一点《宋史?苏轼传》也有所记载，曰苏轼“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荘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所谓“得吾心”，即是专学、博学之后的融会贯通。

（三）开放的社会环境

苏轼所处的时代，是宋学兴盛的时代，学界普遍重视义理，思想解放，胸襟开阔，呈现出与汉学截然不同的治学风格。宋学内部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流派，各派之间经常进行争论，颇有先秦百家争鸣的态势。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宋代算得上是继先秦百家争鸣过后少有的一个思想上多家并存且长于争鸣的时代，因为宋代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便定下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家法，后来的宋代历位皇帝也积极遵守，这为宋代文人及学者自由发表思想观点和看法奠定了人生保障。因此，整个宋代思想、言论、学术环境都是比较活跃的，这也是文人和学者能够融合贯通各家思想，学习各种知识的重要条件。

总之,苏轼的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虽不是什么令人振聋发聩的奇思妙法，但却是极为实用之法，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更是极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对我们今天的治学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现代学术研究倡导跨学科交流，提倡多元化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然要求对多学科知识的深入了解，并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够融通，而这正是苏轼治学思想中“通”的要求。达到了“通”，就具备了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素质，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最终达到“透”的境界。关于“创新”的问题，更是现代治学理念中特别强调的能力，唯有创新，才能使研究独树一帜，也才能在前人成果基础上体现新的价值。除此之外，“致用”“抄书法”和“八面受敌法”等都强调了务实治学和治学的实用性，这对于克服学术研究中的浮躁情绪、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风气都有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翼.瓯北诗话·苏东坡诗（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12]（宋）苏轼.苏东坡全集·苏东坡诗集(一).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

[4][7]（宋）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5]（宋）苏轼.苏东坡全集·苏东坡文集（四）.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

[6][8][10]顾之川校点.苏轼文集（上）.长沙：岳麓书社，2000.

[9]范军、阮忠编著.历代笔记小品·陈鹄<耆旧序文>.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 [11]（元）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九十七·苏轼.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