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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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之死

日本摄影师秋山亮二曾出版写真集《你好小朋友》,详细记述了80年代昆明、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中国各地儿童的日常生活。其中乘着卡车去郊游、在椅子上写作业、做眼保健操偷偷睁眼、在少年宫图书馆看书、买白糖棒冰以及喝橘子水等生活情景令不少网友想起了逝去的童年。

今天的童年,其安全感已被未经信息过滤的电子媒体时代和动荡的家庭所改变,其纯真性被成人化、课程化和消费化所腐蚀。父母、学校、传媒和政府对国家的下一代存有童真,才能真正避免“童年之死”。

文/何树青

前几代人对于童年的经验特征是:安全与纯真。今天的童年,其安全感已被未经信息过滤的电子媒体时代和动荡的家庭所改变,其纯真性被成人化、课程化和消费化所腐蚀。一份一元钱的报纸、一部充满暴力和性亲密镜头的电视剧、一个晚上的上网、一款流行的杀人网络游戏、一种单亲的家庭结构、一套“课程化”的童年成长机制,一类瞄准儿童心理弱点的商业营销,都能轻易令童年的成长方向发生偏移。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缺乏伙伴。谈到电子媒体时代对儿童的影响,星空卫视《人小鬼大》节目主持

人孙国庆说:“你说这个INTERNET算是什么东西呀!太可怕了!对没有判断能力的孩子,就像没打预防针怎么可能不得天花呢。”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因为来接他下课的爸爸开的宝马换成了桑塔纳,就死活不肯上车。“还能有什么比让你的孩子从小就穿着Armani,戴着Tiffany更能显示富有呢?”一位母亲毫不隐晦地说。平民阶层同样如此——一项调查显示,全国0至12岁的孩子每月消费总额超过35亿元;八成的工薪阶层三口之家,一个孩子的月平均消费竟超过一个大人。从食品到玩具、从营养品到奢侈品、从时装到家庭旅行、从钢琴到电脑、从钢琴考级到绘画学习班,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投资可用“不遗余力、不计代价”来形容。儿童公司崛起,青少年成为直接的消费者,在广告营销上也变得越来越“以儿童为导向”。商业公司针对童年的腐蚀,需要父母、学校、传媒和政府的合力才能扭转;恢复童年的安全与纯真,让童年回到它应有的生活方式上,也有赖于此。今天为人父母的都能鲜明对比出孩子的童年与自己的童年

有多么的不同。他们觉得今天的孩子处在要什么有什么、机会和乐趣多得无边的幸福里,又对自己物质稍欠的童年充满美好追忆。他们渐渐发现,自己能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但不一定能教好自己的孩子;自己并不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力量,身处的这个电子媒体时代才是。星空卫视《人小鬼大》节目主持人孙国庆算是有“儿童缘”的了。2005年5

月24日,谈到电子媒体对儿童的影响,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说这个INTERNET算是什么东西呀!什么QQ、MSN太可怕了,小孩在世界观形成之前是没有判断能力的,就像没打预防针怎么可能不得天花呢,网络对小孩应该像电影一样分级。”之前的3月22日,上海开通首家以“未成年人教育”为主题的网络电视栏目《未成年人网络天地》,向全市中小学生发放免费登陆账号上网。但网络对儿童来说有更多其他的选择项和诱惑内容。学界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电子媒体时代使儿童“成人化”,造成“童年之死”;男一种观点认为儿童获得了媒体权利,催进了“儿童解放”。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徐安琪在2005年2月发表报告说,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共要在其身上投入49万元。但事实上,一份一元钱的报纸、一个晚上的上网、一款流行的杀人网络游戏、一种单亲的家庭结构、一套“课程化”的童年成长机制,一类瞄准儿童心理弱点并为此进行的商业营销,都能轻易令这49万元的教育方向发生偏移。今天,中国儿童是怎样被成人化的?是谁在杀死童年?如何还我童真?

商业的催熟:一封奇特的劝阻信美国作家Chris Barden 在2005年4月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主任郭良发了一封奇特的劝阻信,劝阻他不要参加5月25日在上海举办的“青少年市场营销论坛”。38岁的Chris以一个

“4岁开始吃麦当劳”的电子媒体时代受害者的身份,指出这个论坛的目的就是“怎么剥削孩子的弱点”,“简直是把孩子的情感、父母与孩子的感情作为一种可以战胜的漏洞。一帮中年人聚会来讨论怎么打开8岁、10岁、12岁、15岁的孩子的脑袋来推销他们本来不要的东西!”他说:“我自己的童年被电视机里的广告和各种营销手段摧毁了。网络对现在的孩子的危害性不堪想象。但是这些跨国公司不在乎它的潜在的危害性,只在乎怎么利用网络来卖可乐、暴力的游戏、麦当劳汉堡、肯德基、糖水等等。……这些策划者已经在欧美做了100年的试验。现在他们流着口水把目光凝聚在中国的孩子身上。这么多孩子!这么多独生子女!”Chris在中国的北京生活了八九年,中文极好。他对郭良的建议是:“你作为国家机构的一个高级研究者,你有责任监督这样的行为而不应该给他们提供先锋情报!你应该跟学者交流,你应该跟孩子交流,你应该跟老师们、小学中学高中的老师们交流。这些公司把孩子当‘目标’的话,那么谁来保护孩子呢?郭教授,你应该保护他们。”儿童公司崛起,青少年被成为直接的消费者,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家长感同身受,越来越多的儿童成为商业广告主角也证明了这一点。从食品到玩具、从营养品到奢侈品、从时装到家庭旅行、从钢琴到电脑、从钢琴考级到绘画学习班,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投资可用“不遗余力、不计代价”来形容。但正如Chris所言,父

母们“雇不起一个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作为他们的顾问”,不经意地令孩子成为了电子媒体时代的商业牺牲品。儿童公司不需要对儿童的成长负责,他们一味地令儿童不需要通过努力就能达到占有的目的,那就是依赖父母来“买”。事后,儿童的身体后遗症、儿童的注意力短缺问题、儿童的近视眼和依赖性格,似乎完全与他们无关。网络和电视为了吸引眼球,内容火爆得连成人都脸红心跳,但儿童也能轻易接触到;游戏产业更是另类的时间杀手,并在游戏的杀人逻辑里移植着不健康的人格。由此,中国儿童的“成人化”进程快得令父母都惊诧,他们暂时不知这是好还是坏。童年人格元素的缺席“美国输了,我上哪吃肯德基!”在父母们的亲子时间里,他们每每为类似的童言无忌和小屁孩语录逗得乐不可支。常州市西新桥三村幼儿园论坛管理员Angel问自己的儿子“你长大了干什么?”,他儿子正在玩奥特曼机器人,头不抬眼不睁响亮地回答:“要饭!”理由是“要饭可以要到好多钱,还不累”。经过父亲的一番理想教育之后,儿子终于说:“我长大了考大学。”之后又补充了一句:“考完了大学,再去要饭!”孙国庆7岁的女儿在回答“你长大了干什么?”时,一会儿说画家,一会儿说做生意,一会儿说做音乐家也不赖。孙国庆不担心这个,他最大的顾虑是像他女儿那样在生活水平中等家庭里的孩子,对物质的东西不珍惜。“她对物质特别不经意,生日礼物再新鲜也不

过3天,就自己都找不着了。上礼拜天我出门,女儿说‘你帮我买个铅笔盒吧’,但我记得之前她已有了3个。我小学时一个铅笔盒可以用5年,穿针坏了还可以修了再用。不是说一定要这么节俭,这是一种心态。”由此,孙国庆想到在富裕的日本看到的小孩冬天穿短裤和小裙子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要让孩子知道生活并不一定尽如人意,让他们知道生活的艰辛。“要让小孩的心态一穷二白,生活尽如人意;但我们现在反过来了。”孙国庆说。在《艺术人生》的“五一”特别节目里,年轻时做过工人的主持人程前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如果我有小孩,特别是男孩,一定让他有一段艰苦的经历,这对他的成长有好处。”今天的孩子们太顺了,太受宠了,顺得不知道贫穷、饥饿、艰苦为何物,得不到新玩具就是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挫折,升级考试就是他们最大的考验。中国的古话叫“三岁看老”,缺乏独立性和苦难意识的童年所造成的人格欠缺,会在他们成年及步入社会之后付出代价。他们也许会更脆弱。前几代人对于童年的经验特征是:安全与纯真。在另一个层面,“童年之死”也意指“纯真”的丧失。儿童心理学家艾尔凯德认为:“压力”是当代儿童生活的特色,儿童现在被父母、学校以及媒体“催赶着”度过童年。在电子媒体时代以前的父母眼中,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跟现在的小孩没法比,但他们的童年在精神上绝不欠缺.长大后回忆里的

童年充满幸福感。他们小时候的作业没那么多,课外活动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多电视节目可看;感悟人生和自然的节奏也就慢很多,时间的密度没那么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看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几遍。当时的社会也更安全,谁也不担心儿童被绑票。但今天的童年已经在按成人的节奏和风格行事了。“5点多下课,遇上堵车回到家6点多,7点准时弹钢琴,弹到8点,8一9点做作业,9-10点看课外读物,将近10点睡;早上6点半又要起来”——这就是典型的北京市小学二年级学生的生活内容,他们不过七八岁。遇上有“神童”要求的父母,童年会更“课程化”。孤独。“421”家庭结构、单亲家庭结构、双职工家庭结构、全托型幼儿园都令今天的儿童缺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兄弟姐妹”和足够的家庭成员相处时间。他们的伙伴要在学校里去找,但学校替代不了骨肉亲情。

还我童真Chris最后在给郭良的劝阻信中写道:“‘鬼子’(他指针对青少年消费者的跨国公司)又来了。而且这些鬼子想得到中国的儿子和女儿的忠诚、感情、脑力、思想、创造力,身体和钱包,甚至想得到他们的爱。难道连自己的孩子们的脑袋和感情都可以故意地剥削、出卖、破坏吗?你认为中国的父母该怎么办?”商业公司针对童年的腐蚀,需要父母、学校、传媒和政府的合力才能扭转;恢复童年的安全与纯真,让童年回到它应有的生活方式上,也有赖于此。

今天的父母不能再一味强调“埋单能力”,还要强调与孩子真正的心灵沟通:今天的学校不能再一味强调课程化的教育,还要强调激发孩子的天性;今天的传媒不能再一昧强调新闻和娱乐的噱头,还要强调过多的性与犯罪事件对儿童的舆论影响;今天的政府不能再一味强调消费增长和教育经费的增加,还要强调对儿童的商业保护和媒体保护。父母、学校、传媒和政府对国家的下一代存有童真,才能真正避免“童年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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