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历史的脚步_西方经验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启示

图3 历史文化散步道中历史遗迹景点

道道路体系采取了统一标牌，每个标牌上不仅详细介绍了此处历史景点的往昔今生，而且对于如何前往周边其他历史景点的散步路线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对比国内的旅游建设，很多地区动辄投资巨额兴建新的旅游景区，但自身城市旅游体系尚未得到合理的整合与利用。因此，无论对整个城市游览体系的规划方式还是整体标识的设置，东京历史文化散步道这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事半功倍的旅游线路规划，无疑值得借鉴。

细分主题的分区体系

很多大城市与东京类似，都具有城市面积广阔、景点众多的特点。对于任何旅游者而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游历所有的城市景点。大而全的旅游体系会使旅游者难于发现令自己兴奋的景点，从而降低了对城市的兴趣。对于城市旅游体系的设计，关键在于细分主题，即将同一类型的景点整合在一条线路上。这种细分主题的旅游线路设计可以使不同喜好的旅游者按照自己的兴趣发现城市之美。

东京历史文化散步道是以旅游者心理坐标为脉络，而不是地理坐标为脉络进行的整合分区（附表）。不同区域各有侧重和主题的细分，或偏重传统/历史建筑、或偏重市井商业、或偏重自然风光，可以满足不同城市旅游者的偏爱。虽然各个片区的历史文化散步道自成组团并不完全连接，但每个散步道区中均有至少1个地铁站点，依托东京密集的地铁网络，旅游者可以从任何一地便捷地转换。东京历史文化散步道并没有完全局限在一个区域内，而是通过城市交通拉大了自身格局，成为一个可以串联整个城市内不同景点的体系。

因地制宜的历史遗迹保护方式

东京历史遗迹在两次重大城市灾难及后续的城市建设中损毁很多，对于这些损毁的遗迹并没有复建，而是采取了对遗迹保护整饬的方式。虽然仅仅是残缺的遗迹，但是通过精心的整饬，以及对原有景观的

留住历史的脚步

——西方经验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启示

郭 捷

详尽说明，这种今昔对比很容易让人产生城市转承变换的历史沧桑感。从这个角度讲，历史文化散步道无疑是对东京城市的有效营销。这种因地制宜的历史遗迹保护方式不仅自身成本可控，更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旅游设计方式，显示出具有真实感的城市之美。

如果我们将历史文化散步道放到整个城市文化展示的大格局中考虑，其不仅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片区的保护开发手段，更是一种“近人”尺度的城市文化展示平台，用一种感同身受的方式更加生动地进行城市文化的展示，是整个城市的形象设计的重要组成。

作者单位：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崔健

北京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给这个城市带来浓郁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使之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和全世界人民的历史文化遗产。

北京旧城保护的意义和必要性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北京正在成为一座国际性城市(Global City)。从世界历史地位来讲，北京一直是首位度的历史

文化名城。因此，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是北京成为国际性城市的基础，更是特色与优势之所在。

西方文化底蕴最浓厚的国际文化中心——巴黎，以拥有卢浮宫等大量完整的历史文化资源而闻名于世。而北京历经元、

明、清三朝700多年都城建设留存下来的旧城，有深厚积淀的东方文化，若能保护好并合理开发利用，完全能够成为另一个东方国际文化中心。同时，也和“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大都市”的要求高度统一。

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却是个水资源紧缺而且环境污染很严重的城市。因此，北京市正在加速产业升级，各种与历史文化相关的知识型、服务型、文化型产业的价值也逐渐显现出来，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海内外游客到北京也是为了领略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风貌。

倘若北京旧城面目皆非，北京将何以面对世界期待的目光和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继承的使命呢？

北京旧城保护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客观环境下，北京旧城保护现在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

首先，城市中心职能在旧城内的过度集中，使集聚效应逐渐丧失，转而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因素。各大行政部门、机关单位集中在本就土地稀缺的旧城区（内四城即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和宣武区，现在根据最新的行政区划已经将崇文区并入东城区，宣武区并入西城区）。由于行政部门与全社会的联系很强，这势必造成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北京旧城区的大量增加。在实际生活中就体现在交通拥堵、用地紧张、租金上涨等方面。旧城拆迁改造与非保护性的占用和改造使旧城的保护也在用地日益紧张的形式下面临巨大挑战。

其次，许多北京旧城改造项目就是大拆大建。大量北京城市原生态元素被现代化的建筑和道路所取代，有些即使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翻修，但是往往将大量原住民迁往郊区，使得房屋建筑虽然得以保留，但却缺失了文化因素中最重要的人的元素。没有了生活场景的建筑，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一样。感受文化的积淀不是观看所谓老房子和建筑，而是要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中才能体会。

再次，北京旧城改造危房拆迁，由于耗资巨大，政府不可能提供全部资金，因此资金上依赖商业性的房地产投资。这导致改造工程受制于房地产开发商。而开发商是以“商业价值高低”，而不是“危房程度状况”来确定改造项目的，这就造成许多质量较好的房屋被拆除，而大量真正危房却长期得不到及时改造。许多开发商申请危改项目，主要目的是“圈地”。一些地区被划为“危改区”后，长期没有动工，原有的各种住房建设活动（如房屋翻建和修缮等）都因等待改造而被迫停顿，造成人为危房的情况。

可见北京旧城保护和改造需要树立新的理念、建立新的机制和制定新的解决方法，那么我们不妨看一看西方城市是如何进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西方城市的旧城保护与改造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后，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精神文明也逐渐得到提高。尊重历史和保护文化成为西方社会后工业化时期的主流思潮。

西方社会旧城保护与改造的理念形成

在20世纪初，英国就开始了以拆除重建为主要手段的清除贫民窟及内城复兴运动。到了“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许多城市为了消除战争破坏的影响和解决住宅匮乏问题，都曾经开展了以大规模改造为主的“城市更新”运动。

其主要形式是，在城市中心通常是旧城区大量拆除被战争毁坏或者并未毁坏的老建筑，取而代之各种象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其理论基础，是以形体规划(Physical Design)为核心的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例如，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埃提出的“光辉城市”理论和以他为首的国际建筑协会提出的“现代城市”理论，都是倾向于扫除现有的“充满麻烦”的城市结构，代之以一种崭新的“理性”秩序。在柯布西埃提出的巴黎中心区改建方案中，除巴黎圣母院等极少数历史性建筑得以保留，所有老房屋和道路均被铲除，重塑一个由“快速路+绿化带+摩天楼”组成的“重新开始”的新城市。

大规模推倒重来的“城市更新”运动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如简?雅各布在其1961年出版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大规模改建摧毁了有特色、有活力的建筑物及城市文化、资源和财产。建筑师C?亚历山大也对大规模改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大规模改造所用的统一形体规划否定了城市文化价值，并将城市功能彼此分离，因而是极其荒谬的。大规模重塑对现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忽略和摧毁了城市历史环境中存在的诸多有价值的东西，既不经济，又导致了城市宜人环境的丧失。他主张用中、小规模的包容多种功能的逐步的改造取代大规模的单一功能的迅速的改造，同时对历史保护区内的新建筑的建设进行严格的控制。

在这种批评与反思的影响之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内容与形式单一、以开发商为主导的大规模改造计划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多样化的人居环境建设和对“住区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西方城市旧城保护与改造的制度建设

纵览西方国家旧城改造与更新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相关的制度建设在所有国家都受到高度的重视。成熟的制度是实现目标的前提和保证。

制定完善而严格的法律法规是旧城改造与保护的前提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历史建筑和旧城保护方面相关法律的国家。早在1840年，法国就颁布了《历史性建筑法案》，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典。此后，1887年又颁布了《纪念物保护法》，该法明确重申了作为法国文化遗产的传统建筑的保护范围和标准，并组建了一个由建筑师组成的古建筑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的选定及保护工作。法国现代旧城保护法律体系的核心，分别是1913年颁布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和1962年颁布的《历史街区保护法》(通常称“马尔罗法”)。这两部法律分别是文物建筑与历史街区两个层次内容的保护法的核心。前者规定了国家保护的权力，从而限制了房主的部分权利，还规定了房主有对其进行维修的责任。维修要在“国家建筑师”的指导下进行，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后者是要求把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保护区，制定保护和利用规划，纳入城市规划的严格管理。对区内建筑不得随意拆除，维修改建等也要经过国家建筑师的指导，符合规划要求的修缮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并享受减免税赋的优惠。

英国也是较早就开始制定相关立法的国家，并在许多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相关的法律中都涉及到对历史建筑及街区和古城的保护和改建。最早的立法是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规定无人居住的遗迹及遗址可由国家收购或由国家监督，并指定了21项受国家管理的古迹。1890年该法的修正案将保护内容扩大到住宅、庄园等有历史意义的建筑。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将古迹四周500米的范围划为保护区。1944年的《城市规划法》授权环境部编制古建筑名单，这是迄今为止受法律保护的古建筑、登录建筑名单的基础。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授权环境大臣在古建筑委员会的顾问之下批准重要古建筑修理、维护的经济资助，并可以为国家购置或协助地方政府购置这些建筑。1969年的《住宅法》中确定巴斯等四个历史古城为重点保护城市。

意大利罗马在有关旧城保护与改造的法规中对城市中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按照建造年代和建筑状况划分等级，分别提出不同的保护和改造要求。例如，建于中世纪以前的建筑，一定要保留原貌，不能加层、加高度，门、窗不能更改；建筑内部也有保护价值，不能改变；以修缮为主。建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建筑外观不可改变，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改造。拆除建筑物上后加的阳台、厕所等，让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原貌显现出来。工业建筑可以进行全面改造，但高度、外观及建筑风格必须遵守规划要求。

建立健全的行政管理体系是旧城保护与改造的保证

法国的相关行政管理体系具有比较突出的特点，体现了较强的集权与专家治理色彩。在中央政府层面，与旧城保护和更新有关的政府部门主要有文化部的建筑与文化遗产管理局、环境与国土治理部的自然与风景管理局，以及建设、交通与住宅部的城市规划总局。建筑与文化遗产管理局负责确定保护对象及其重要性排序，并与行政总局共同管理“国家建筑师”驻省代表处的工作。自然与风景管理局负责重点风景区的保护。城市规划总局负责空间规划与建设治理立法。

在英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地方规划部门分别是中央和地方的历史建筑和旧城保护的行政机构。环境保护部负责有关保护法规、政策的制定，以及就保护问题向国家、地方和公众提供咨询意见。地方规划部门负责辖区内保护法规的落实及日常管理工作。此外还设有专门委员会以及公共保护团体组织论坛进行意见交流、商讨对策。

划定保护对象区域是旧城保护与改造的重点

通过划定保护对象区域来强化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的做法。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制定了第一个获国际公认的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指出了保护的意义与基本原则。1962年法国颁布的《历史街区保护法》是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从单体建筑扩大到历史街区的尝试。该法首次确立了“保护区”的概念，保护区是城市中同时具有审美和历史价值，并且也仍有城市活动的区域。该法规定：“保护一个历史街区需要同时保护其外立面和更新其室内。修复的具体实施方法包括保护街区特有的风格，并且对建筑物进行整治，使得建筑物居住起来更加现代更加舒适。修复工作需要达到如下两个方面的目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政府具有建立保护区的决定权，但同时要承担向公众公布详细保护规划的义务。到1999年为止，全法国共有91个保护区，大约覆盖6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有大约80万居民生活在保护区中。

资金保障是旧城保护与改造的关键

政府的财政资金起主导作用。在法国，国家对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建筑”，补贴维修经费的50%。在英国，从1982～1990年的13项与旧城保护相关的重要法令或法规中，有一半以上明确规定了保护资助费用的来源，而且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助比例也有明确规定。

积极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巴黎市政府的做法是：市政府出资51%的股份，与私营公司合资成立一个从事旧城改造的专业化投资公司，政府为该公司提供信用担保，该公司从银行贷款取得主要改造资金，向建筑物所有者购买房屋和土地后实施改造，待改造完成后以较高价格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对于销售利润，市政府将其应分得的收益全部用于该区域的市政和公益事业。

西方城市旧城保护与改造的方式途径

划分新旧城区，各以不同方式进行规

划，这已是较为普遍的做法。世界上许多城市为了保护旧城和解决“城市病”问题，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其共同点就是，避免向旧城聚焦，在旧城以外建设卫星城或新区，使保护与发展两不误。这样，旧城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新城的规划又能不受文化保护区的限制。

“二战”后，英国首都伦敦基本执行了英国著名规划师艾伯格隆比于1944年主持制定的“大伦敦规划”。该规划提出了“控制中心区，通过开发城市远郊地区的新城，分散中心城市压力”的模式规划在伦敦城外圈建立8个新的卫星城，并扩建原有的20多座旧城镇，用于疏散内城的工业企业和过剩人口。而从内城向外圈疏散人口的规划是否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卫星城是否有吸引力。为此，194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镇法》。该法规定，新城镇应为它的居民提供商店、学校、娱乐场所和公共交通等一切必要设施，还要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保证新镇居民就地生活和工作。到70年代，英国的新城运动取得极大成功，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内城荒废现象。

法国首都巴黎采用了保尔?德鲁弗里于1965年主持制定的“巴黎区域指导性规划”，它提出“保护旧城区，建设副中心，发展新城镇，爱护自然村的方针，以建设副中心来缓解城市中心区的矛盾，改变原来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模式。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采用了1971年制定的莫斯科总体规划，改革传统的单一中心的城市结构，选择了“多中心八大片”的规划结构。每一片都要求做到居住、工作、休息三方面平衡，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的老城区为核心区，是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区，其余七个片区环绕在核心区四周，呈“星光放射”状的多中心体系。通过主要干道和地铁将八大片区连接为一体。

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古代罗马帝国的起源地，又是中世纪教皇的辖地，文物古迹比比皆是。几乎任何一项大规模工程建设，都会碰到是否要拆毁古迹的问题。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和争论，罗马人终于决定，新的经济建设必须避开罗马古城。“二战”后，罗马人开始在罗马古城的南郊进行新城建

设。这使得罗马古城这座“露天博物馆”得到很好的保护。

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改造的借鉴和启示

北京的旧城保护和改造与西方城市一样面临着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确立科学的保护与改造理念，制定合理的规划方案，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途径？上述欧洲历史城市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学习借鉴。

首先，要树立科学的保护与改造理念。只有科学的理念才能正确指导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改造的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意识要不断提高。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更是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北京的发展定位指向世界城市，就必须承担保护东方文化和传承华夏历史的重要使命。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建立专门行政管理体系，确保高效的执行能力；保护与改造区划，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通过政府财政主导，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来保障资金充足。

最后，要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明确旧城保护与改造需要依靠新城建设和城市功能的转移来实现。这是保护旧城的根本途径和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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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一星，孟延春．北京城市郊区化趋势及对策研究．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总结报告，1999/04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文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