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循环理论_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对策

经济大循环理论_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对策
经济大循环理论_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对策

经济大循环理论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对策

周 学

内容提要: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3000美元,不仅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3000 10000美元之间),而且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潮。但在这一关键时期,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阻碍和困扰。本文从经济大循环理论出发,提出了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方法和对策,为我国以持续扩大的内需来弥补外需不足、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关键词:经济大循环理论 主导消费需求 中等收入陷阱 内需不足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大循环理论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服务社会(或称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社会)3个阶段。以后,人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是一个以轻纺工业为主向重化学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因而将工业社会又细分为轻纺工业阶段和重化学工业阶段。

为什么社会经济会沿着农业社会阶段!轻纺工业阶段!重化学工业阶段!服务社会阶段这一顺序发展呢?这是市场机制根据人们的选择,自发调节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消费决定生产,生产要根据消费的变化而变化。凯恩斯曾指出,?一切生产的目的都是满足消费者#。?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由于经济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总称,%因此要了解和掌握经济的发展变化,必须首先了解和掌握消费的发展变化。

消费虽然种类繁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衣、食、住、行、服务,其中?食#是指农产品;?衣#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不仅有衣服,还包括各种生活用品等,统称为轻纺产品;?住#指住房,?行#指各种出行工具,如家用小汽车、公共交通工具等。由于汽车本身就是重化学产品,住房的主要材料,如钢材、水泥等也都是重化学产品,因而它们属于同一个层次,都是重化学工业产品,可以合在一起,统称为?住行#;?服务#指商业、饮食业、金融业等所有非物质产品,也就是第三产业产品。于是消费大体可分为衣、食、住行、服务4大类。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经济发展的4个阶段,正好与4大类消费一一对应。这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它正是消费决定生产的现实表现,下面加以具体说明。

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十分落后,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因此衣、食、住行和服务4大类消费虽然都是人们所需要的。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即使将主要力量投入农业,也常常食不果腹。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要务,因此人们的收入,主要用于购买食物,?食#也就自然成为当时的主导消费或主导消费需求。换言之,人们将货币选票(即货币收入)主要投向食物的购买,极大地推动了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农业因有效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而成为主导产业,直到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与?食#相比,其他消费需求只能作为次要需求,在社会生产能力允许的条件下给予部分满足。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农业是主导产业,农产品需求是主导消费需求,因而也就称为农业社会阶段。

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机器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将经济从农业社会阶段推入工业化阶段。由于上一阶段的全力发展农业,已经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因而?食#也就从主导消费需求下降为次要需求。但当时工业基础还十分薄弱,重化学工业规模很小,只能主要支持轻纺工业的发展,没有能力大规模生产住房等大量耗费重化学材料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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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同时人们的收入也比较少,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改善居住条件,何况住房价值量极高,价格昂贵,对大多数人来说,购买确有困难。相比之下,轻纺产品价格比较低廉而又十分需要。因此人们将货币选票更多地投向轻纺产品,使之有效需求急剧上升,成为主导消费需求,并将轻纺工业推上主导产业。这表现在轻纺工业无论在产值上,还是增长速度上都远远超过农业和重化学工业,因而该阶段也就成为轻纺工业阶段。至于服务需求,它主要属于精神需求,一般要在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才能上升到十分重要的位置。

当人们对轻纺产品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住行需求也就取而代之,成为主导消费需求,其他消费需求则为次要需求。此时,重化学工业已得到极大发展,有能力大规模生产住房和小汽车。在住行需求的推动下,重化学工业无论在产值还是在增长率上都超过农业和轻纺工业,成为主导产业,该阶段也就成为重化学工业阶段。当然农业、轻纺产业和第三产业也会有所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会很快,但它的黄金时代还要在下一个阶段。

当人们对住行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服务需求取代它而成为主导消费需求,相应的第三产业也就成为主导产业,它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高,有的发达国家甚至在70%以上,该阶段也就自然成为服务社会阶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消费需求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主导消费需求不断转换的过程,农产品需求、轻纺产品需求、住行需求和服务需求依次成为主导消费需求,这是消费需求变化的一个重要规律。它导致社会经济依次经历了农业、轻纺工业、重化学工业、第三产业4个发展阶段。

在了解和掌握了消费需求变化规律和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消费需求和主导产业之后,我们就可以深入研究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是如何运行的,有什么特点和规律。

以往对各个阶段经济运行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只是笼统地认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各种消费需求得到合理、均衡的满足。但消费需求变化规律和经济发展阶段转变规律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一个主导消费需求,经济正是围绕着这个迅速扩大的主导消费需求而形成一个大循环,并在这个大循环中得以发展壮大,这就是经济大循环理论,下面来具体说明。

首先来看农业社会阶段。如前所述,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主导消费需求又是消费需求的主要构成部分或最具活力的关键性部分,因此它也就成为该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经济大循环正是在它的推动下形成的: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引起农业增长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人口的增加又产生新的农产品需求!引起农业进一步增长和经济进一步扩大,如此循环不已,直到人们对农产品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同时,衣、住行和服务作为次要需求,也得到部分满足,表现为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业发展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人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也就谈不上发展手工业和城市了,并且只有农业的长足发展和效率提高,才能节省出一部分劳动力来扩大手工业和城市。

其次来看轻纺工业阶段,其经济大循环过程是:人们对轻纺产品的需求,引起工业(轻纺工业和为之服务的重工业)增长,并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吸引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为工人(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称为农民工);农民工的收入显著高于农民,从而产生新的轻纺产品需求,引起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即轻纺产品需求!引起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增长和农民工增加!农民工的增加又产生新的轻纺产品需求,这种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式的循环,直到人们对轻纺产品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为止,第二阶段也随之结束。

在这一阶段,住行和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也得到一定程度满足,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厂进城,向工矿区和城市聚集所产生的巨大住房需求和原有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的强烈愿望,限于该阶段重化学工业生产能力薄弱,无法大规模建造住房,因而只能部分满足,其最终解决要留待下一个阶段。

再次来看重化学工业阶段。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住行需求自然就上升为主导消费需求,人们将收入增长的更大部分用于满足自己对住房和家用小汽车的需求。由于住房的价值量远远大于家用小汽车,与前者相比,后者只能算小头,因此该阶段的主导消费需求以住房为代表。它推动第三阶段经济大循环的过程是:广大市民增加居住面积、改善居住条件的强烈愿望引起住房需求大幅度增加!推动重化学工业增长和就业岗位增加,吸引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城进厂,成为农民工!农民工的增加又产生新的住房需求,引起新一轮重化学工业和经济增长,如此循环不已,直到人们对住房需求得到基本满足。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第三产业也会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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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主导产业,因为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基本满足人们对住行的需求,而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和城市化率很高是在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很小、居住条件恶劣、贫民窟充斥、公共交通设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实现的,不过是大量农村人口甘冒失业风险盲目向城市涌入的结果,因而是一种特殊情况,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一种畸形发展,提出要去城市化。

最后来看服务社会阶段。在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服务需求自然上升为主导消费需求,其所形成的经济大循环过程是:城市居民对服务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增长和就业岗位增加,吸引大量第一、第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这些新增加的第三产业人员又产生新的服务需求,引起新一轮第三产业和经济的增长,如此不断循环,直到服务社会中期,人们对服务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在服务社会后期,第三产业仍会有一定发展,同时第一、第二产业也会有所增长,主要是提高人们对衣食住行和服务等需求的满足程度,即从基本满足上升到比较充分的满足。现在发达国家大都处于这个时期。

以上分析表明,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一个主导消费需求,它决定着该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运行顺畅与否。如果主导消费需求出现萎缩,经济就会失去主要发展动力,而陷入停滞和衰退。这个结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何在呢?

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而投资需求产生于消费需求,因此总需求萎缩必是消费需求萎缩造成的;总需求膨胀(在没有政府干预,即政府投资的情况下)必是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但这个结论过于简单。消费需求由4大类组成,如果消费需求萎缩,究竟是4大类需求都萎缩,还是其中一个需求萎缩呢?消费需求变化规律揭示并解决了这个问题:总消费需求的缩胀取决于主导消费需求的缩胀。因此如果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必是当时的主导消费需求萎缩造成的;如果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必是当时的主导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这样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就有了准确目标和对象,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即首先弄清楚主导消费需求萎缩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消除,恢复主导消费需求的正常增长。

反之,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在通货紧缩时,误以为衣食住行和服务4大类消费需求都出现萎缩,因而从扩大总需求入手,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总需求增长,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至于面对消费不足,却去扩大投资(政府投资),更是舍近求远。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使一时有效,但最终都以灾难性后果告终的原因。前者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后者引爆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金融大海啸。

因此对现代经济学来说,应该更加关注现实经济的研究,从中探寻经济运行规律。虽然这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要下大力气,花费很长时间,才能从大量表面现象的蛛丝马迹中找到其后面的本质 经济规律,但却是经济学发展的正途。下面我们就来说明我国经济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主导消费需求是什么,它的萎缩如何造成我国内需不足;它的膨胀又如何导致经济过热。

二、中等收入陷阱与内需不足产生的原因

当前我国人均收入已超过3000美元,正处于重化学工业阶段,主要标志有3个:第一个是我国已经基本满足对农产品和轻纺产品的需求,解决了温饱问题,因而也就自然进入了重化学工业阶段。第二个是1999年我国重工业增长率(9.3%)超过轻工业增长率(8.3%),并一直保持至今。第三个是,住房需求已经成为左右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消费需求,我国2004年和2007年的两次经济过热都是房地产业过度膨胀造成的。即使从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来看,我国虽受其影响,出口大幅度下降,但可以用扩大内需来弥补,但由于前段时间房价上涨过高,超过了广大市民的承受能力,引起商品房销售量急剧下降和价格微降,房企(房地产开发企业)因此而大幅度减少房地产开发投资,使之降至2009年1月的1%,并引起相关产业的产品,如钢铁、水泥等大量过剩,价格暴跌。这样,在最需要增加内需的时候,住房需求反而下降了,加剧了我国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的下滑。

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扩张性财政和金融政策, 2009年货币供应量从14%上升到28%左右,贷款增加额也从计划的5万亿元增加到近10万亿元。在货币和贷款大幅度增加的刺激下,我国又出现了新一轮商品房销售高潮和房价上涨。在高房价的推动下,房企的投资积极性开始恢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上升到19%。这对于实现2009年的保八目标起了积极作用。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的上升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建立在高房价基础上的,一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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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下降,房企又会大幅度降低投资增长率,从而使我国经济面临两难境地:如果不维持高房价,房企就会减少投资,引起经济下滑;如果维持高房价,房地产泡沫会越来越大,直到破灭,出现美国次贷危机式的金融危机。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国政府果断地采取了抑制房价过度上涨的政策,但由此也增加了商品房销售下降和房企减少投资的风险。其实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屡屡出现,有些人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3000~10000美元之间)要突破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如果不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就会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以拉美国家为例,他们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用了数十年时间,直到现在仍然徘徊在高收入国家门口。如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直到2006年人均国民收入还分别只有4710、5150、5310美元,离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以上)甚远。只有很少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能较快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

那么,中等收入陷阱使用了什么定身法,将众多发展中国家定于高收入国家门口之外呢?这需要从这些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入手来进行探讨。

人均收入在3000 10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大都处于经济发展的重化学工业阶段,住房需求是主导消费需求。如果不能在这一阶段保持旺盛的住房需求,推动经济发展,而是陷入住房需求长期停滞萎缩的困境,就会像跌入陷阱一样,难以自拔。

住房与其他阶段的主导消费品,如农产品、轻纺产品、服务等不同,具有价格易升难降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供求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

1.从供给角度看房价难降的原因。住房的生产成本高,重化学产品消耗多,价值量极大,一套住房的价格往往高达几十万,上百万元,甚至更多。与之相比,一斤粮食(农产品)不过几元;一件衣裳(轻纺产品)或一次理发(服务)不过几十元。住房的巨大价值量决定了房企规模要远远超过生产农产品、轻纺产品的农户和企业,其资金流量也很大,达几十亿,几百亿元之巨。房企的这一特性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1)房企具有较强的垄断性。房企因规模巨大而数量较少,容易公开或暗中达成协议或默契,操纵价格,如有些城市的房企公然联合起来,集体宣布不降价。至于暗地里相互串通,共同提价或共同抵制降价,更是屡见不鲜。因此,与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农产品市场和接近垄断竞争市场的轻纺产品市场相比,房地产市场接近于寡头垄断市场,或者处于垄断竞争市场与寡头垄断市场之间,其特点是房价有较大粘性。

价格根据供求变化而自由浮动是市场调节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市场是否失灵的重要标志。如果价格出现粘性,在需求小于供给时,迟迟降不下来,供求也就长期处于失衡状态,表现为市场失灵。这种现象在房价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房价过高、需求大幅度萎缩、销售困难时,房企为牟取暴利,迟迟不肯降低价格,出现住房需求萎缩而房价居高不下,甚至不降反升的反常现象。有人认为这是买房者和卖房者的博弈。这种比喻不够准确,实际上是房企在演独角戏,买房者早就退出了,高房价使他们因无力支付而只能在一旁观看,而卖房者却在幻想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买房者就会挺不住而纷纷入市。为此,他们还提出了刚性需求之说。其实这是不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一种错觉。对市场来说,重要的不是需求,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没有支付能力,需求刚性再大也没有用。当高房价超过了买房者的支付能力以后,他们购房需求再迫切也只能埋在心里,怨在嘴上。那么,这场维持高房价的独角戏什么时候才能落幕呢?这要看房企的资金链什么时候断裂。换言之,市场机制最终是要发生作用的,但要拖很长时间,直到房企挺不下去为止。在这段时间,价格机制失去作用,无法恢复住房的供求平衡。

(2)房企具有很强的高房价坚持力和抗压性。房企规模巨大,实力雄厚,又拥有较强的垄断地位,与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获得资金支持,再加上以高价卖房获得的暴利作后盾,即使出现销售困难、亏损增加,也能坚持很长时间。例如,有的房企只要高价卖出一部分楼房,依托其所获暴利,即使剩下的楼房卖不出去,也不愁资金短缺,因而抗压性很强。

(3)巨大利润的诱惑,甚至导致贪婪。房企生产规模巨大,房价只要提高一点,就能获得巨额利润;反之,如果降低一点,损失也是严重的。因此房企对房价十分敏感,总是希望它能多升少降。有的房企甚至明明知道房价已经过高,但仍压抑不住暴利的诱惑,用囤地和捂盘不售等不正当手段逼迫房价继续上涨。这种行为已经属于过度贪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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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本的棘轮效应。住房需求影响面广,程度深,涉及很多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住房需求大于供给,引起房价上升时,房企会不断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特别是重化学工业的增长和价格上升,同时也引起就业增加和工资上升。这一切都在不断加大房企的生产成本,但由于房价处于上升过程中,即使生产成本增加,房企也能够承受。但当经济出现过热,房价上升到人们无法承受,需要下降时,房企却突然发现生产成本已经很高,没有多少降价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持生存,一些房企也就只能采取硬挺下去的办法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地产过热时成本的过度上升是房价难以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5)过高的地价和税费也是房价出现粘性,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来地方政府应该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税收增加来获得财政收入,但一些地方政府靠高价卖地来增加收入,不仅直接推高了房价,还将自己的利益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绑在一起,因而当房价过高时,非但不设法制止,反而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房企维持高房价。但结果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高房价降不下来,在内需中占主导地位的住房需求就只有继续萎缩并带来经济衰退,房企也不得不大幅度减少投资,使地方政府即使有地也卖不出去。更糟糕的是经济衰退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导致税收减少,使地方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另一方面政府为恢复经济增长,不得不扩大开支,投入数万亿元公共投资,从而使高价卖地所得收入消耗殆尽。因此地方政府必须改变观念,以低地价、低税费来维持合理房价,求得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求得财政收入增加。

(6)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增强了房企维持高房价的能力,也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各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经常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房企大量提供资金创造了条件。其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房企资金链快要断裂时直接给予巨额资金支持,使其不仅免于崩溃,还能继续挺下去;另一条是通过大幅度增加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进一步推高房价。但这种不断上涨的房价,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政府迷信市场万能,不加干预,听任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直到自行破灭,就会发生像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金融海啸。

2.从需求角度看房价易升的原因。人们对农产品和轻纺产品的购买,仅靠当前收入就能实现,因此随着当前收入的逐步提高,农产品和轻纺产品的需求也逐步增加,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逐步增长态势。与之相比,住房这种消费品由于购买费用极高,绝大多数市民靠当前收入根本买不起,只能主要依赖未来收入,即向银行贷款,然后用未来收入逐步归还贷款本息。这就产生了住房需求短期井喷、迅速推高房价的问题。银行不知道住房的社会供给能力是多少,它们只是按照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将存款贷出去,以获取更多利息收入的规则行事,因而很容易在很短时间提供巨额贷款(特别是在政府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使住房需求迅速超过供给,引起房价上升,再加上房企的推波助澜,房价更是快速窜升。如果房价具有弹性,能够在供大于求时,迅速下降,还是可以恢复供求平衡的。但如前所述,房价向下具有粘性,一旦升上去要很长时间才能降下来。这样,房价在上升期间虽然刺激房企增加投资,加快了经济增长,但时间很短,随后而来的房价在高位徘徊、难以下降,并带来总需求萎缩和经济停滞,则是长期的。如果将房价上升时期(时间很短)的经济增长与房价居高不下时期(时间很长)的经济停滞合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在整个时期,经济处于停滞徘徊的状态,就像掉入了陷阱,动弹不得。

房价这种短期易升、长期难降的特点正是市场机制在调节住房供求上失灵的表现。其实不仅在中等收入国家,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也屡屡出现。其危害在中等收入国家表现为中等收入陷阱;在发达国家表现为房地产陷阱或房地产泡沫。

三、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

内需不足的方法和对策

为了消除中等收入陷阱和房地产陷阱,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进行了长期探索,做了很多尝试,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

第一种是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根据经济学理论,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升;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下降。房价也不例外,当房价过度上升,国民买不起、出现供过于求时,房价必然要降下来。即使房价具有较强的粘性,要拖很长时间,但市场力量终究会占上风,在资金链断裂的压力下,房企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降低房价。但这种方法的代价太高,要忍受长期的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因此很难为社会所接受,需要另寻他途。

第二种是从财政政策下手,实行赤字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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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房价过高导致住房需求萎缩并引起总需求不足时,政府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公共投资来填补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缺口,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等待房企撑不下去而被迫降价,恢复住房需求的正常增长。这时,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可以退出,由民间消费(即住房消费)和民间投资(即房企投资)取而代之,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政府不直接干预房地产市场,由房企自由决定价格,以免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同时又能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坏处是,财政赤字如果过大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70年代滞胀危机的爆发证明了这点。因此这条路短期有效,但最终是行不通的。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又想出了新的方法。

第三种是从货币政策下手,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途径有两个,第一个途径是以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为借口,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但仅仅靠降低利率,在高房价的情况下不过是杯水车薪,刺激不起人们的购房积极性。关键是使商业银行能够大幅度降低贷款条件,敢于大胆放款。要做到这点,必须解除商业银行担心贷款收不回来的后顾之忧。为此,发达国家一些金融精英们创造出垃圾金融衍生品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其作用是一方面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向购房者提供的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债券,卖给公众,从而解除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贷款能否收回的担心,即使贷款收不回来,损失也由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购买者承担,与商业银行无涉,因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没有还贷能力的人也敢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出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来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继续大幅度放贷,以增加利息收入。于是,次级抵押贷款越放越多,不了解内情的公众对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也越买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住房需求急剧膨胀,不仅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人们的收入和就业也得到提高,可谓一片繁荣。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当还不起贷款的人积累到一定规模就会爆发巨大的债务危机。这就是现在还在蔓延的世界金融海啸。这个百年不遇的世界金融大危机宣告了第三种方法的失败。

第二个途径是,政府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增加放贷。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作后盾,不怕呆账坏账增加,因而敢于不断降低贷款条件,大胆放贷。于是住房抵押贷款越放越多,房价也不断攀升,直到房地产泡沫破灭。因此这种方法也是行不通的。如果政府能及时制止商业银行的过度放贷,严格放贷条件,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前加以阻止,损失会小得多。

既然上述3种方法都行不通,那么怎样才能消除中等收入陷阱和房地产陷阱呢?根据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模式是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即提供一定数量的平价商品房)为辅,起补充作用。其理论根据是,高房价的难以下降,也就是价格粘性,导致住房需求萎缩和总需求不足,但这并不是社会缺乏购房需求和购房能力,而是过高的房价使购房能力大大缩水。只要将房价降低到合理水平,也就是消费者所能承受的水平,住房需求就会喷涌而出。但靠市场力量来迫使房企降低价格,又需时太长。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过高房价主要是过高的暴利、地价和税费造成的。如果由政府出面组织平价商品房的生产和销售,不仅可以将房价降低到合理水平,而且不需要增加多少政府投入,只需发挥政府的组织功能,其操作过程是:政府首先规定平价商品房的利润不能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这就消除了暴利;其次,政府要提供价格优惠的土地;第三,政府要降低税费。这样平价商品房的价格就能降低到广大消费者所能承受的合理水平。然后政府将锁定价格的平价商品房的生产承包给愿意生产它的企业。由于平价商品房的利润率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因而会有很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它的。至于政府由于地价和税费的减少所带来的损失可以由平价商品房大规模生产推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税收增加来弥补。平价商品房价格的确定可以用图1

来表示。

图1

从图1来看,横轴为住房需求(供给),纵轴为房价,曲线t为住房需求曲线,表明房价越低,住房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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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越大,曲线s为住房供给曲线。如果房价在a点,住房需求小于供给;如果房价在c点,住房需求大于供给;只有房价在b点,住房供求才达到平衡,这也就是平价商品房的理想价格。

平价商品房不同于为困难群体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它是专门为有一定购房能力但苦于房价过高的中低收入者设计的。因此他们必须自己掏钱购买,也就不需要政府增加多少投入,但政府必须将价格控制在他们所能承受的水平。平价商品房的标准有3个:第一,每套面积要在120~140平方米以下;第二,每个家庭限购一套;第三,不得出售和转让,但可按一定价格退给政府,由政府转售给其他中低收入者。这样,平价商品房就不容易为高收入者和投资者、投机者所染指。

第一种模式的好处是:(1)当高房价造成住房需求萎缩时,大量平价商品房的生产不仅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释放出大量被高房价压抑的住房需求;

(2)政府没有直接强迫房企降低价格,仍然由他们自主决定房价,保持了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3)帮助房企恢复理性,使他们不得不将过高的房价降下来,因为高房价维持时间越长,其顾客被平价商品房吸走的就越多;(4)政府不需要再投入数以万亿元计的公共投资来扩大内需,这就减少了因财政赤字过大所产生的财政风险。

当然政府对平价商品房的供给必须掌握好时机和分寸,如果房价过高,而房企又迟迟不肯降低房价,引起住房需求不足,就要及时增加平价商品房供给;如果房价降低到合理水平,也就是接近平价商品房后,要及时退出,由房企在市场调节下自主生产商品房。

第二种模式是分层调节。即将购房者分为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3个层次。其中,高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主要由市场调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主要由政府提供平价商品房来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需求,主要由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即廉租房来解决。其理论根据是:第一,从高收入群体来看,他们有能力支付高房价,这就从需求方面保证了房价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而房价高,利润就多,因此从供给方面来看,为了增加销售量,房企即使降低一些价格,也仍然有利可图,因而价格粘性比较小,有较大的下降空间。正是因为在高收入群体,市场机制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价格粘性小,调节效率高,因而可以充当主要角色。

第二,从困难群体来看,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日常生活,既买不起也租不起商品房,但作为公民,他们有居住权,因此国家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住所,主要是廉租房。由于这个群体的人数比较少,国家是有能力承担的。

第三,从中低收入群体来看,他们人数最多,是住房的主要需求群体。但他们收入有限,房价一高,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立即下降,而房企因为利润本来就不很高,当然就更不愿意降低价格,因而存在着较强的价格粘性,使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于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主要由政府提供平价商品房,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它通过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 建屋发展局,向中低收入者大量提供廉价的公共组屋,其规模之大,已经达到86%的人口居住在建屋发展局建设和管理的公共组屋里,全国住房自有率超过了90%。)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除了政府提供平价商品房外,还可以提供平价租赁房,如香港230万个家庭中,公屋租户占30%;韩国也是由政府出资或资助建设大量公租房,以低价格出租给收入较低的家庭。这里需要说明平价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平价租赁房与廉租房的区别。从我国经济适用房的运作来看,由于界定不够清晰,其价格有时会偏高,以至出现销售困难的尴尬局面。与之相比,平价商品房的界定比较清楚,目的是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他们所能买得起的住房,因此价格要以中低收入者的承受和购买能力为准,如果平价商品房不为他们所购买,说明价格过高,需要降下来;反之,则说明价格过低,可以适当提高。对平价商品房购买者的资格认定,可以像经济适用房那样审核,以保证购买者确属中低收入者,并要符合前面所说的3个标准。

廉租房是专门供给困难群体的,其租金价格要低于专门供给中低收入者的平价租赁房,后者的租金价格要低于市场,并同平价商品房一样,以中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为准。

第三种模式是掺沙子政策。即在住房市场上加入一些有理性、能将长远利益与眼前结合在一起的、价格能稳定在比较合理水平的房企。这种房企既可以是民营企业,也可以是国有企业,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房价决定权必须掌握在政府手中。当然政府对这些房企也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如优惠的税费,较低的地价,必要时还可以给予补贴,但它们不能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上的暴利。

这种模式的理论根据是,房企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总是竭力维持高房价,如果加入一些不追求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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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企,在房价上升时不跟风,在房价过高、需要下降时不顶风,就能起到中和作用,降低房地产市场的垄断性,减少市场失灵的程度,同时它们还可以起示范作用,引导其他房企效仿,增加房价的稳定性。第三种模式的特点是,它不像第二种模式那样极端,将整个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都由政府包下来,而是仍然主要(或很大一部分)由市场供给,只是在其中加入一些政府定价企业来进行调节,以达到既发挥市场作用,又能减少房价粘性。

第四种模式是,政府的劝导与行会组织的自律相结合模式。房企由于处于微观地位,既不了解宏观全局,也缺乏长远眼光,他们大都从眼前利益出发,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往往在住房供不应求时,盲目提价;在房价过高、销售困难时,又迟迟不肯降价,存在侥幸心理,结果是害人害己。如果政府提供有关房地产的全面信息,如各个城市住房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居民的购房能力以及合理的房价水平等,帮助房企认清当前的房地产形势和发展趋势,扩大他们的视野,是有可能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己的高房价情结。如果再发挥房地产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自律和约束作用,就更可能使房企理性定价。房企规模大,数量少,行业协会也容易进行沟通、管理和约束。

第五种模式是政府利用经济手段对房价进行间接调控。政府可根据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和承受能力,提出平价商品房指导价格或浮动区间,劝导房企自觉遵行。如果某些房企将价格提高到指导价以上,政府则加以警告,如果无效就给予一定处罚,如提高违规房企的贷款利息或减少对其贷款等,这类似于中央银行向违规提供过多贷款的商业银行发行惩罚性定向票据。由于房企的资金(包括银行向购房者提供的消费信贷)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因此提高贷款利息等手段对房企的约束力极大。当然政府指导价只限于平价商品房,至于高收入群体所需商品房的价格仍由市场决定,可规定面积在120~14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其价格不受政府指导价影响。

以上5种模式各有利弊,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也可以多种模式结合使用。一般来说,第一种模式虽然比较灵活,可以相机抉择,但缺乏稳定性,总是做事后补救。第四种模式虽然对市场干预很小,但需要房企领导人有较高素质,否则仅凭劝说,很难奏效。第五种模式不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且有扭曲市场之虞,需要慎重对待。第二、第三种模式可操作性强,又有成功的实例,可以优先考虑。

有些人认为,政府组织生产平价商品房干扰和扭曲了市场调节。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政府提供平价商品房是在帮助市场恢复调节功能,减少价格粘性。如前所述,房企存在着较强的垄断性,使价格机制失灵,难以调节住房供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供平价商品房就可以在房价过高时迫使房企不得不降低价格,减少价格粘性。如果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精髓,那么在房地产市场中加入平价商品房这个新的竞争者,使之与其他商品房展开竞争,不是能减少垄断性,提高价格机制的调节效率吗?当然平价商品房的供给要有限度,它只是市场的一种补充,只要达到使房价稳定在合理区间就可以了。

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房价已经过高,政府虽然采取措施进行调控,但房企的抗压性很强,恐需较长时间,房价才能降到合理水平,即广大中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水平,而不是象征性的微降。更严重的是,房价稍有下降,房企就会急剧减少投资,扯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当务之急是,政府应大规模组织建造和销售平价商品房、平价租赁房(建造资金可用房屋预售、银行贷款等方法解决),并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这样,既可以有效扩大内需,拉动经济较快增长,又可以等待和迫使房企逐步降低房价。在住房需求被释放出来以后,政府就可以一方面减少财政赤字,缩小政府投资规模,降低财政风险;另一方面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贷款增长速度,防止通货膨胀,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步回到中性状态。

四、我国城市化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如果政府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持住房需求较长时间的旺盛,我国将会出现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潮。从城市化来看,农村人口将大量进城,使城市化率上升到70%以上;从工业化来看,主要是从现在的工业化中期过渡到后期,完成工业化任务。面对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应该做好总体规划,不能放任自流,引起不必要的紊乱和资源浪费。

1.城市发展的规模问题。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量新的城市,也有很多老城市要扩建,因而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重点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争论。其实重点发展什么类型的城市不能凭个人的偏好或主观愿望,而应该主要由市场来决定,政府只是根据市场发展方向加以因势利导地推进。市场引导和调节城市发展的因素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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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3期

两个,一个是就业,一个是效率。前者是指人员的流动,即人员要向工作岗位多的城市流动;后者是指资金的流动,即资金要向效率高,因而利润率高、收入多的城市流动。一个城市如果资金流入多,就业机会多,即使不想扩大也不可得;反之,如果一个城市效率低,就业潜力小,即使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强行发展,也不过是在沙滩上建房,一旦政府资金枯竭,就会立即倒塌。

一般来说,大城市的就业潜力大,效率高,收入和利润也多,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很多国家,主要人口大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人口多、国土面积少的国家)的原因。这是市场机制自然选择的结果。但城市过大也会出现大城市病,如人口拥挤、环境恶化等,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找到了解决方法,这就是发展城市圈或城市带,如将大城市向四周扩展,将大量人口疏散到周边地区,组成卫星城市群或城市带,然后用发达的交通工具,如高速公路、城市轻轨等现代化交通手段,将它们与大城市紧密联系起来,使生活在卫星城市群中的人们感到与城市中心区一样方便。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带等地区都有条件建成若干个大城市群或城市带。政府对此应该积极推进和引导。对于那些效率差、利润率低、就业潜力小的城市就不要强行扩大,而要顺其自然,由市场来决定其发展规模。

当然中小城市也应该有所发展,如在我国南方很多地区,积聚着大量的企业集群,完全可以在这些企业聚集区建立中小城市,条件具备时,也可以发展成大城市。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就业人员,人们的收入也比较高,具备了建立城市的基本条件,所缺乏的是政府的推动。如果单靠企业的自发力量来建造城市,会拖很长时间。政府介入可以大大加快企业聚集区向城市的转变进程。一旦新城市在企业聚集区建立起来,不仅第三产业会有很大发展,而且积聚在新城市中的人们会产生新的需求,特别是住房需求,又会引起工业的发展,产生新的就业岗位,推动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土地、水资源和生态问题。(1)耕地问题。我国人口众多,只能自己养活自己,靠世界任何国家都是不现实的。何况现在发展中国家缺粮严重,世界粮食市场供不应求,我国只要稍微增加粮食进口,就会引起价格猛涨。因此我国必须保住耕地底线,维持粮食自给。但这样一来,我国为城市化提供的土地就十分有限了。由于大城市对土地的利用率最高,因此我国应该重视大城市或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或城市带的发展。这也是人口多、土地少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所不能不走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土地及资源、生态环境等原因,住房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中小户型上,保证每个家庭都住有所居,对大户型住房和两套以上住房要适当控制,如增加其税费。

(2)水资源问题。我国的特点是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虽然北方可以搞南水北调,但不仅代价高,能调来的水有限,而且水通过长途输送,也很难保证质量。所以我国城市化应该偏向于水资源多的地方,适当控制水资源少的地方的城市发展,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城市建设成本,降低城市的可持续性。

(3)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北方一些地区荒漠化十分严重,如果继续过载过牧,将变为大沙漠。因此有必要将荒漠化地区的人口和不适合人居住地区的人口转移出来,使那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在我国城市化大潮中,需要大量人口向城市转移。如果优先将这些人转移到城市,既推动了城市化发展,又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3.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我国城市化的重要支点和推手。我国广大市民对改善居住条件、增加住房面积有强烈愿望,收入也比较多,只是过高的房价使他们的购房能力大大缩水。一旦房价降低到他们所能承受的水平,被压抑的住房需求就会喷涌而出,成为第一轮城市化浪潮的主力军。但从长远来看,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民进城,因此农民工在参加第一轮城市化浪潮的同时,将成为城市化第二轮浪潮的主力军,并且随着收入的提高,他们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大。

当前,我国的农民工有2亿人左右,他们大都找到了工作,因而具备了在城市生活的基本条件 就业。虽然他们的工资比市民要低一些,但足以满足吃、穿、用,所缺的就是没有住房,只能靠剩下的一点收入来租用简陋的房子,居住条件很差。只要解决了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他们就具备了成为市民的主要条件。至于市民待遇,如城市户口、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都不用市政府花太多的钱。如农民工在获得城市社会保障时要交纳一定的保险费,并且随着收入的提高,交纳的会越来越多。总之,农民工是农民中最有可能成为市民的群体,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人数达4亿多。这些人如果转为市民必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城市化率。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将农民变为市民,一要提供工作岗位,二要提供住房,而我国已经把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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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十二五#期间环保和经济协调发展的

思路、目标和政策建议

刘洁 苏杨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对?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特点及其对环境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环保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 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制度层面形成全社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发展的合力,优先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和实行对环境质量的健康风险管理。基于此思路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十二五#末期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主要目标和相应建议。

关键词:环境 规划 十二五 对策

一、当前我国生态和环境变化的基

本态势:稳中有好但改善缓慢

总体来说,相对?十五#期间,?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生态和环境变化态势是稳中有好 环境质量基本保持平稳状态,生态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某些区域的少数指标开始转好。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的?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情况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也比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环境质量的变化更好 在工业化、城市化中期就已经基本终止了环境恶化的趋势。

不过,应该看到,这种?稳中有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环境治理、生态建设工作共同致力的累积成果,只是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治理力度的加大以及相关监测的阶段性才使得这个总体态势的变化在?十一五#期间初露端倪;还应该看到,尽管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环境质量仍有四方面问题比较突出:(1)总体来看地表水的污染依然严重,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2008年我国地表水746个国控断面,

也是最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只需要提供住房。政府可以通过向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向收入较高的农民工提供平价商品房或平价租赁房来解决这一问题,既改善了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又扩大了内需,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从长远来看,哪个城市的农民工多,哪个城市住房需求的潜力就大,城市发展就快,将来的规模也大。基于此,只要统计出各个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也就可以大体估算出一个时期各个城市将来的住房需求和扩张规模。换言之,只要我们知道了各个城市农民工的数量,也就知道应该重点发展哪些城市,其规模有多大,少发展或者不发展哪些城市,从而对全国城市化的发展轮廓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注:

方甲等编译:&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163页。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第44、90页。

%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辞典?,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3页。

(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7期。

)中央国家机关新加坡住房制度考察团:&新加坡住房制度考察情况及有关政策建议?,w https://www.360docs.net/doc/8c13656436.html,。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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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3期

中产阶层培育、发展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作用

【摘要】中国在经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后,正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严峻挑战,即面临所谓的世界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维视角,论证了培育中产阶层确实非常有必要,而美国、日本、韩国及拉美国家的相关经验教训为此提供了国际证据。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战略三维视角。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二战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一直无法突破10000 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完成这个跨越,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年时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比韩国更早,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贫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260 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与风险凸显的阶段,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林岗等(2011)认为,该阶段存在九大挑战: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体制改革更加复杂。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不断增多。孔泾源(2011)指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严重不均;对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惯性依赖,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银行指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有效提升价值链和以知识创新、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制约;对外贸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统风险。中国学者高世辑、卓贤(2011)、林岗(2011)、陈湘源(2011)、孔泾源(2011)、刘伟(2010)等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发展战略错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包括金融体系脆弱,过度依赖外资)、要素升级迟缓(包括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贫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数过高)、制度创新滞后(包括腐败丛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观点评述。 部分学者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战略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转变发展方式(刘伟,2011),第二种观点是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高世辑、卓贤,2011),第三种观点是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马晓河,2011)。 (一)转变发展方式观点。转变发展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体现出阶段式特征。以中国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导刊 11 2011 / 04碰 撞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被突破,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自身机制及体制矛盾难以克服,不能成功过渡使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席停滞或回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 表现特征与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 【关键词】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 |刘 波 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 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三,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与此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社会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第四,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我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第五,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行政垄断,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我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我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诱因 目前,我国人均GDP 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域,我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长期以来 “加快增长”的目标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 “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首先,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低,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弱。另外,我国出现所谓“超 常城市化”现象,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

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 1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 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_中等收入陷阱_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400美元。而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很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今后的十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这里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对此西方学者是故意不说的,这陷阱的问题我以前也讨论过,在教育层面是非常关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财富外流,而教育的外流影响是最大的。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出现留学的数量激增的趋势。 在以前收入低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基本是需要奖学金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有奖学金,要能够自费的,也是社会当中最少数的人群,而且这些人在本国教育环境相对落后,他们出去以后再回国还有教育落差,这个教育领先和他们原有的地位,就足以吸引他们回国,他们留学的收益是正的,就如我们民国时期和留学,现在印度的留学一样。 而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本国的教育也大发展了,外国教育的领先落差缩小,最尖端的有奖学金的这些人回国的动力降低,他们的外流是国家的损失。更进一步的是大批的富裕中产也能够留学了。就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在国内不得了了,百万元的简直是神话,面对上百万的留学费用,就算是当年国内的顶级富豪,也是难以承受的。而到现在200万左右的留学费用,不足北上广深的半套房子,随便把房子卖了,就够留学了。因此在核心城市的人群都有自费留学的财力。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一代,爷爷家和外公家各留下至少一套房,爸爸妈妈也有房子,祖辈离世房子本来就有富裕,这个留学的费用就更容易支付了,这可是巨大的群体啊!北上广深是有大约一亿人以上的!还有这些核心城市的北漂沪漂等等,他们落户不下,但当孩子上大学时刻,也是有了一套房,卖了房举家移民,对难以落户的他们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的教育问题,教育体系带来的大量人员以留学为第一目标的外流,是足以给中国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的教育陷阱。 2015年,我国的GDP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近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超过10000美元,甚至超过15000美元,中高收入消费人群正在聚集。人均在15000美元,那么对高端的TOP5%人群,就是有与美国人同样的收入的,如此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有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能力,而且中国人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倾囊而出的投入的,把多年的积蓄用于孩子的留学,支付能力是超强的。微观上个人的消费能力没有问题,但在宏观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顶不住的,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难以平衡的,而且在现有的外汇报表统计当中,这些留学的刚需和未来增长的预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计算,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留学刚需的支

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策略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日报: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2016年06月12日06:14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郑秉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2.48%资金研报],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摘要: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有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拉美地区是典型代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加大,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此,中国要积极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脆弱经济改革社会问题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许多国家顺利摆脱贫困,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1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有7省市破万。那么中国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拉美的实践中中,中国有可以获得哪些教训呢?本文将着重探讨。 二、分析与论述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的拉美,一直被各种危机和挑战困扰,比如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尽管进行了社会政治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金融自由化改革,但

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策略分析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 1.1中等收入的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1.2“中等收入陷阱”的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1.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 “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它只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影响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问题等等,而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只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是所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存在的最为突出的共性的问题。因此,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不是用来判断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比如在美国,虽然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差距也较大,但美国人均GDP比重较大,是高收入国家;同时,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

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高杰何平张锐 2012-09-04 10:30:13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3期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同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复杂的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这对于人均 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以警惕那些人均GDP突破低收入陷阱以后,长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Klaus Schwab,2010)。自2007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正处于发展陷阱的拉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振以及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如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中等收入陷阱明确定义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2010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其实是形象地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或者说是中等收入国家应当“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较高速的增长”(马岩,2009)。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伟(2011)。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时,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增长难题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能够突破“贫困陷阱”的发展战略则完全不适宜于用于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迈进。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内需不强、效率提高赶不上成本提高、创新不足等问题困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出现的“发展悖论”。虽然胡鞍钢使用了“发展”一词,但他实际上是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减少等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来看,可以认为他的观点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在某个阶段的增长驱动因素问题。他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起飞”前阶段、早期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或知识经济时代。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不同,分别为要素驱动、资本或投资驱动、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以及服务驱动。“中等收入陷阱”则是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时会遇到的问题。如果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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