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章草今草演进试探
东汉魏晋章草今草演进试探
——以陆机《平复帖》为中心
王晓光
内容提要：
本文以陆机《平复帖》为中心，由点及面探讨东汉至西晋时期草书的发展演变。首先从五个方面分析《平复帖》笔墨点线细节特征、廓清其章今兼有之特色；再由《平复帖》向前溯追，考察汉魏晋草书演变情形，特别是章草、今草的形成发展及其在汉末魏晋的转变，兼及章、今形式细节比较，西晋草书流脉分析等；最后试析《平复帖》在书风转变期呈现出的典型特征及其之于魏晋草书的意义。
关键词：平复帖章草今草形式汉魏晋
西晋陆机（261－303）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名人墨迹，本文首先对《平复帖》（图一）点线等细节进行深入细致剖析，并以《平复帖》为中心，梳理汉魏西晋时期草书的发展、演变情况，特别是章草、今草递变过程中凸显的普遍性形式特征，继而阐论《平复帖》在那一时期草书变化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平复帖》笔墨形式探微
（一）“つ”、“ ”、“ㄥつ”形线式、笔势
《平复帖》居绝对优势的线型为“つ”、“ ”、“ㄥつ”等，它们几乎含在每个字中。
1、单字右部转折处一般作“つ”型，为“つ”、“）”型线式的主要集中处，字右部这种弧笔几乎占该类线型的80%以上。凡有横折或类于横折的线段、笔势一般均作“つ”型。含该线式的单字如前三行中“羸、恐、复、属、初、病、虑、不、为、男、乃、前、忧”等，全篇共50多字，占《平复帖》总字数60%以上。
2、横折类连续转折处常呈“ ”线型。如“初”之右部，“为”、“复”之右部，“观”、“不”、“际”的右部，“杨”的右部等等。
3、字左部的竖折常作“ㄥ”式，它与字右部的弧转笔组成“ㄥつ”结构。如“自”、“动”、“尽”、“西”、“夏”等字。
“つ”、“つつ”、“ㄥつ”线型笔势是汉简草书、章草基本点线结构特色，两汉简牍草体墨书中，右弧、左右双弧、左直右弧笔画举目皆是。《平复帖》基本继承汉章草单字组构模式，使得右弓形弧笔“つ”、“）”成为全篇主导。作为文化素养极高的士人书家，陆机笔下的这种弧曲笔触比简牍草书讲究而精致，笔锋运控有分寸、有节制，保持着每组、整篇笔画细节与形象（包括大量右弓形弧笔）的高度一致，并显出不凡的力度感、沉稳感、涩迟感——这是被赋予了艺术色彩的点线与结构。或许为了谋求通篇曲势线的谐和一致，抑或缘于章草向今草过度的背景，汉简常见的“ㄥ”形左直折在《平复帖》中尽力淡化，仅出现了几次。其实那一时期墨迹里这种“ㄥ”型左部直折的确越来越少，在早些时候（东汉末）的长沙东牌楼简牍草书中亦然。
（二）曲势线型主导
1、《平复帖》总的线型特征是弧曲线型，主要体现在上面归纳的“つ”、“）”线型的广泛使用，大部分折部被化为弧转。这种写法与汉简草书传统一脉相承，有异于后来（同时期也有）行、草因平添了（转折处的）顿驻提按而形成的直折、曲转互见之复杂形态——与《平复帖》一路略显“传统”的写法并行的另一路写法，如《五月二日济白》、《李柏文书》等纸文书，就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折部写法，更近于后世的行、草书技巧。
2、曲势线还体现于直、横画上。本该平直的笔画（如竖直画等）在《平复帖》中亦做适度弯曲，竖画或竖势画比横势笔画长、而且大多呈右弓形、略呈“）”状，如“平”、“来”、“往”、“复”、“际”等字；横画及横势画则常做上弯或下弯状，如“失”（下弯），“前”（上弯），“来”（下弯），“威”（上弯），“体”（上弯及横S形）。这些弯曲变化来自普遍存在的弧曲线型的带动，也可以理解为协调通篇点线形态的一种努力。《平复帖》“有众多向下向内侧的猛烈收括的曲线，有向内凹进的直线，有向上向内激厉敛缩的弧线，每一线都显示了一种向内作用的力，使字的结体内敛而蓄势。”［1］
3、严格意义上的平直线条很少，只有“平”、“主”等极少数字的横画较为平直，它们被淹没于大量的弧曲线条中。
（三）少有顿挫提按，富含扭绞动作
魏晋以上简册书写基本运笔动作是使用手指、摆动运笔，于是产生了大量弧形笔画。邱振中先生分析过这类“波状笔画”与“摆动”用笔法的联系：“波状笔画的出现，是摆动笔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毛笔沿弧形轨迹摆动，即带有旋转成分；当手腕朝某一方向旋转后，总有回复原位置的趋势，如果接着朝另一个方向回转，正符合手腕的生理构造，同时也只有这样，才便于接续下一点画的书写，于是运笔轨迹便由简单弧线逐渐变为两段方向相反而互相吻接的圆弧。”［2］沃兴华先生认为大量的弧形笔画与右手执笔左手执简、运指书写之生理动作有关［3］。总之上古普遍的右弓形弧曲笔画“つ”、“）”与那时期用锋使毫法及简牍书写形式有关。汉简草书依旧充斥着这类笔触，汉代草书单字左右结构主要由左右双曲（类似括号形“（）”）以及左直右曲线式（如“ㄥつ”）构成。陆机《平复帖》相当程度上沿承汉人用锋法，即摆动运笔、绞转变锋，其间没有提按，行笔中的停顿也极少，这样的点线流畅而匀齐，于“）”型线中尤为突出。绞转用锋形成笔毫锋面的无规则变幻，如《平复帖》中“病”之末笔、“初”之末两笔、“复、庆”之末笔，“来”、“躯体”、“寇乱”等。这是汉魏笔法精华之一种，它让点线细节内蕴含了丰富的质感与情态，所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4］。其实绞锋运笔在简牍草书中使用得并不复杂，至魏晋时代新旧体交融、碰撞，这一传统用锋法进而在行、草新体中变得复杂起来，王羲之（303－361）是绞锋用笔法的代表，他将此法尽情发
挥，这也是后人一直追摹的“晋人笔法”之一。《平复帖》点画内锋毫变化是含蓄的、不易察觉的，这与作者持重、内敛、意不在过于彰显些什么的书写态度是一致的。
（四）锋芒圭角不显，篆籀气息浓郁
《平复帖》点画主要特点之一是很少显露锋芒圭角，点线沉实圆劲涩进，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评曰：“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 《平复帖》线条尽显篆籀之气、淳厚古朴之象，呈现着后人津津乐道的古质内涵。笔者以为，《平复帖》不见得是秃笔为之，而是作者承续汉魏以上质朴圆浑书写风格的一种技法追求。汉简牍书写承秦法而来，秦简牍墨书之朴拙、圆润、厚重、古质令人印象深刻，秦系手写体讲究调锋裹锋后的中锋行笔，点线持稳浑厚润泽，避忌锋芒外露。西汉以降的古隶至八分依循秦系技法，并生发了波脚和重笔；汉简牍草写则不太规避锋芒与棱角（这和秦时的草写情形类似，比如里耶秦牍背面的潦草书写）。人们总是追崇先代古法，汉魏晋亦不例外，陆机和那个时代的书者溯追古法也很自然，像《平复帖》这样的点画应该是魏晋时文士钦慕早先淳古写法的表现，从钟繇的章程书上也能领略到类似的感觉。其实，不但高门士人如此，基层吏员甚至普通百姓也不乏类似追求，比如长沙东牌楼简牍（东汉灵帝时）中的草书，也多为类似秃颖笔触，点线圆润厚重；西晋木简《从胡当散供三斛谷》、《远不得还》以及《九月十一日》、《得必安》等纸札亦属这种笔画形态。应该说这种圆浑朴厚的写法属东汉中后期到东晋中叶的流行写法之一，不见得是秃笔所致［5］。（图二）东汉后期《致尉曹吏书》、东牌楼今草—→西晋《平复帖》、《从胡当散供三斛谷》等—→东晋王羲之《姨母帖》、《寒切帖》等作，可看作该路写法的发展轮廓。或可认为，这种写法、风格乃今草渐趋成熟期的主要书写形式之一，其形成的一个原因是对先秦——汉初质朴、厚重、圆浑写法的追承。
汪永江认为《平复帖》与四百多年后的《祭侄文稿》有着极似的点线质感［6］，相似在篆籀气息与浑朴感上。当然两者构形原则很不同，为魏晋章、今过渡草体与唐代行草的分别；用锋也有异，一为上承汉魏的绞锋法，一为后来的平拖提按法。虽然时代大异，但陆公、颜公的某种想法却相似，即对先代古质内涵的追念。与《平复帖》情况类似，《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等也不见得出自秃笔，而是技法和点线形式上的有意识选取。
（五）章法管窥
《平复帖》单字个个独立，字间不连属，属典型的章草格式。《平复帖》纵向字间关系被两种单字写法左右着：
1、末笔上挑趋势。这在《平复帖》里属普遍现象，乃隶书波挑遗痕，但被隐去明显的磔角或出锋笔，表现得很含蓄，仅有向上翻挑之势而已，如“庆”、“使”、“复”、“仪”、“躯”、“寇”、“乱”等等。某些笔画的隶意甚至超过这些以往本该夸张的尾笔，如“子”、第二个“复”、第一个“前”的横画、捺画等。在汉简草写中，末笔为醒目的上挑或加重笔，被认为是招牌式笔触，东汉后期这类笔触大幅度淡化、甚至消失，这从东牌楼等简牍中可以看到；西晋时草率书写中的隶势隶意进一步削弱。《平复帖》即是在细节上消解隶意的一个例子。需要指出的是，《平复帖》为一纸当时著名文士技巧高超的信牍，其章草或隶意的削删仍是基于章草书体上的，亦即说，其章草特色仍较浓厚。与当时一些“超前”的行书或颇具规模的今草比较，《平复帖》略显“保守”——这不但在与差不多同时期的民间纸、简墨迹对比中可以看出，早出《平复帖》许多的东汉《致尉曹吏书》、东牌楼简牍草书等，甚至早早剔除了那些波角或隶态。东汉中后期民间手写体中今草因素已颇具眉目。正是《平复帖》的“隶意”及含蓄的末笔挑势，阻挠了其纵向连贯感。
2、与末笔上挑章草笔势构成对比的是《平复帖》一些向下伸牵的尾笔，这与传统简牍草书很不相同，属今草收笔法，如“瘵”、“属初”、“不”、“失前”、“西”、“所”、“际闻”等字共十四五处，约占总字数的18%。早期简牍草体中这种单字尾笔下引的写法极少，居主导的是向左方、右方、右上方掠出的尾笔，即便有尾笔下引者，其下单字也少有承接呼应之意，换言之，字间应承连结的观念极淡薄。到东汉中后期，一方面，随着“草书热”兴起，多种艺术层面的追求都有了可能，包括字间承续及贯通感；另一方面，早期行书、草书的发展也促进了纵向连续性的追求。《平
复帖》已拥有这一背景，也具备了类似技术上的积累，《平复帖》有着相当程度的总体连续感——体现在纵向字间、体现在全篇“气脉通达”上，这凸显了今草特征。
上述两点特色于《平复帖》形成了章法上的矛盾：单字独立本身不利于字间连续性追求，通篇的连贯感由于那些下引末笔而增强，同时又被那些上挑末笔所破坏。其实这矛盾并非《平复帖》独有，而是章、今草过渡期的特征。从整体布局意义上讲，《平复帖》不见得有多少亮点，甚至不如一些（同期或时代相距不远的）残纸更具通篇行款的变化，《平复帖》章法优势在于笔触线型、格调上的协调统一，这有助于完成“势”的贯通、有益于实现通篇连续性，在此基础上又形成后人激赏的沉古苍劲的情调。
二汉魏晋章草到今草的转变
（一）从早期草书（西汉中期以前）到章草
草书经历了由早期草书到章草、今草过程。郭沫若先生指出：“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正书，”“草率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7］先秦广义草体包括隶变以前的各类潦草书写，也包括隶变过程中的草篆、古隶草写等。草写为主的手写体是俗书基本形态，无论在书写量还是使用范围上，草写都是俗书手写体系统的大宗。在周——秦系手写体演进中，俗写草体引发、推助了字体演变（主要是隶变）；草写俗体于汉魏晋又引发了新一轮字体进变，行、（今）草、楷形成并成为书写主流。
从秦简为代表的古隶墨迹里，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末到秦代草写情形。湖南里耶秦简牍背面有不少草率笔触，如J1（9）6、J1（9）4、J1（9）5、J1（8）154等牍背墨书［8］，具有约省、合并、连缀等草意，比如“当”等字形态已近似于汉简草书，有些字还类似后来行书、今草写法。里耶草写对篆体及时文正体的约省、变异主要体现在：a.变曲为直，直折增多；b.求取快捷而形成的拖长笔与短厾笔；c.“）”式右部弧形笔画已具规模。［9］此外，云梦睡虎地M4两枚木牍家信也是逸笔草草；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本的书写速度也很快，其中曲弧线型与汉简中的草写弧势线相类。所以就狭义草书而言，“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孕育有后来草书的坯胎”［10］，“草书的产生，实际上是中国书法从篆书转向隶书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必然性副产品，所以其成熟过程与隶书的成熟过程基本一致。”［11］
西北出土两汉简牍（如从《元康二年》、《永光元年》、《阳朔三年》到《天凤三年王骏幕府档案》、《武威医药》、《永元兵物簿》等简牍）显示了草书（章草）发展成熟的过程。研究者大多认为章草成型于宣、元、成帝间［12］。章草于两汉之交形成了较完备的法则形制。以东部的西汉晚期草书《神乌傅》、西部的东汉早期《误死马驹册》为例，归纳一下汉简草体（章草）大体完备时的一些特征：
1、左右双曲或左直右曲线式、笔势。可概括为“（）”、“ㄥつ”线型，即左右钩连环扣的笔势，其中又以字右部“つ”、“）”型弧转最典型，字左部折点常出以直势方折“ㄥ”。这些属于章草基本线型特征。
2、大波磔间或出现。右向拉出的隶波虽为章草、隶体的标志，然而汉简草写中并非字字含之，而是间或挑出，这类磔笔不合于便捷速写的实用需要，东汉简牍中它日渐消隐。
3、横画的变异。汉简草体横画常左轻细、右重粗，尾部不拉出磔角，居延简《上变事书》、《致游容书》等作、尹湾《神乌傅》、东汉后期东牌楼简牍中许多横画常作此态。日常俗写中存在各种未来变动的可能性，这种顺锋入笔、讫点略含顿按的横画在东汉时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俗体隶书”（刘涛语）中，这类细节也是行、楷的先奏。
4、简约、草化的结构，结字不十分固定。［13］
隶变早期的草写以直折为主（以解散篆构）；西汉以后草写则以弧势圆转笔道为主（直折笔势为附），并发展为左直右曲、左右双曲扣抱状的草书笔势。早期草写之“舍曲就方”乃隶变进程中解散篆构之大方向，但这不意味任何曲圆笔势都有悖于隶变趋势，在字体演进大趋势中，日常草写始终存有弧势曲笔——书写弧曲线式总是更便捷一些。这类“）”（集中于字的右部）一直存于俗书中，并在成熟章草中大放异彩。如此看来，西汉后期以上，草书（草写）经历了“直（古隶时期）—→曲（汉代草书）”的线型变化。
（二）章草发展与今草形成
东汉章草体大约有两种走势：1、第一路：文人士大夫参与章草的改进整理，他们高超的书写技术使章草逐渐规范化，厘正、夸饰、美化结构、点线、尤其波磔类笔画，构形趋于匀整、对称、典雅，一字多形多构情况减少，至东汉后期章草已楷模化、程式化，张芝（？－约192）、皇象（活动于孙吴时）、索靖（239－303）等即是楷模章草代表书家。传皇象《急就篇》、索靖《月仪帖》等法则森严，波磔锐利，“银钩虿尾”，汉晋墨迹面世前这类刻帖被后世作为章草楷则。2、第二路是章草俗写法，承西汉草体而来，不特显波磔、不注重点画细节刻画，结体较松散，没有过多的规范或谨饰，现存汉简草书大多属该路风格，有人将之归为“一般的汉代草书”［14］，该脉一直存于汉代书写中，与规范章草互为作用、影响。这第二路呈现了多姿多彩的个性面貌，为书体的继续进变提供了可能性。
章草体及规范八分之外还有多种书写式样，如正体隶书的简约快写（有人称“隶行”［15］）、沿承西汉前期的草率书写、早先草篆的变异写法等等。在章草系统第二路（章草俗写）和沿袭西汉前期草法这两路书写中，早期今草初现端倪，其形态为：不含隶波，点线圆实，末笔常含向下牵引之态，字的横拉之势减弱，字形正方或纵长，如《建武卅一年》、《永平十一年》，《永元兵物簿》、《永初五年》等简书。起初，早期今草与章草尚相互纠葛、或互融一体，早期今草体越来越显示出更为简捷约省自然的速写优势，到东汉中后期，它越来越成型了，《致尉曹吏书》、《高翚简》、长沙东牌楼简牍今草几近成熟［16］。东牌楼简极少有章草，大多为相当成熟的今草，像三一（正、背）、三三（正、背）、四三（正、背）、四四、五一（正、背）五二（正、背）、七八（背）、一四三（正）等号简牍［17］就代表了东汉后期今草书写实情。这些字迹隶意消失殆尽，与后世草书没有多少差别，只是字间连属仍很少。令人关注的还有东牌楼今草润泽圆实的笔触，锋颖圭角很少，颇似《平复帖》笔画。“汉末是古质的汉草向今草的过渡时期，笔画圆柔连牵是这个时期的历史产物。”［18］前文已提过《平复帖》前后大量风格类似的书迹，这种柔圆朴厚的点画很可能是东汉至晋流行写法之一。
东汉还有一些形近今草的砖文，如《一日持书》、《会稽曹君》及曹氏宗族墓刻字砖等，时间在公元二世纪六七十年代。东牌楼简牍、砖文等资料说明东汉后期今草在民间已比较普及。（图三）
（三）章草、今草形式简要比较
1、简牍章草大多属章草俗写一路，点画组合不甚讲究，点线间常处于分离状态，间架显得“散”；雅化规范章草则结构紧凑；字形多为横扁或方形，另有极少量夸张纵长字形，为拖长尾笔所致，如“年”、“之”、“闻”等字。
今草讲究点画组合，点线间结合密切、走向复杂；字形转为正方、纵长。
2、章草单字内点线连结、联系均较弱，上下字绝少牵连，加之隶波及横展结构，都阻碍着纵向连续性，因而以单字个体为自足单位，整体上“势”的完整有赖于通篇笔触的统一。这种谐和统一在《平复帖》中得以完美体现。
今草强调字内、字间及纵向的连贯感，单字不再是自足的造型单位，通篇章法成为今草构思的中心。
3、章草线式构件可概括为“つ”、“つつ”、“ ”、“ㄥつ”等，“つ”形右弓弧线为主导线式，单字常为这种弧笔组合，如连续“つ”、左右扣抱钩连等笔势，“ㄥ”形直折一般在字的左部。“つ”形笔势余响持续至南朝隋唐，卫瓘（220－291）《州民》、陆机《平复》诸帖自不待言，右军《寒切》、《远宦》、《初月》到智永草书《千字文》等作也有不少右弓弧笔，或若括号般左右扣合［19］。
今草则为连续反“S”及连续“つ”线式；单字末笔常作“フっ丿”等形，以为连结下字之势；由于顿挫提按上升到突出位置，折点提、顿、折锋频繁，字右部常形成连续“フ”形直折，这与汉简草书绝不相同，如卫瓘草稿体、王羲之《十七》、《远宦》等帖；不过，王献之（344－386）后至唐大草笔势则转而追求曲圆势。
表一：章草、今草笔势结构等的比较（附后）
（四）早期行书的催化作用
启功、裘锡圭先生将汉简中工整隶体的简约俗写称为“新俗体”、“新隶体”，认为东汉中叶以来，“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隶书却大都已经是这种俗体了。”［20］这种俗体中一部分可看作行书雏形。刘涛先生认为早期行书与早期正书一样，是草率类俗笔隶书的近亲，汉早期行书简率写法约有几种方式：a.省并笔画；b.缩短笔画；c.多用转笔；d.搭笔松散。［21］事实上，行书滥觞较早，不比今草萌芽晚，更早于今楷的发端期，如《玉门官燧次行》等西部简牍、《初平四年墓瓶》、《黄神北斗陶瓶》等题记、《伏龙坪圆纸墨书》、东牌楼简牍等。俗笔隶书指那些不甚规范、又不同于草体放纵的书写，它比正体和章草更自由随意、写法更丰富，使用频度也更高——从长沙东牌楼、走马楼简牍可看到，东汉末到三国时期，俗笔隶书及行书在日常手书体中居压倒性优势。俗笔隶书正如同早先古隶对篆体的改造一样，无时无处不在，积微至巨地解散改造隶构。那么，源出于俗笔隶书的早期行书亦有着同样的行为、甚至有更为积极的作用，俗笔隶书、早期行书中富含活跃的“新变”因子，对同时的正体、章草及其他书写有所影响，启迪了今楷萌芽［22］，也对早期今草具有催化、推助作用［23］。前面提到早期行书的四种约省方式里，前三种其实也是草书的原则。早期行书改造、推助今草成熟体现在：尽力消隐隶意、波势，弱化横拉之势及左右钩连结构，促使单字构形进一步简约，并趋向某种程度的平直化，继续缩短线条，早期行书和早期楷书一起，初步将年轻的今草拉入提按的用锋新途。同时也应该看到，早期行书、隶书正体、各类草体以及其他写法之间均有互融、互动关系。（图四）
所以，东汉后期的今草来源于：章草的俗写一脉、西汉前中期以来简约草写（不趋向横势、波势的一路）一脉，并受到早期行书的支持。［24］
（五）章草、今草在三国、西晋时的发展
西晋草书家有卫瓘、索靖、陆机等，有趣的是这三家大体代表了三国西晋时三种不同的草书发展取向。
1、卫瓘的“草稿”体引人瞩目，《州民帖》在点画、体势、风格上与章草很不相同。刘涛先生分析该作时称：不再有平出的隶波，而是向下作内敛的纵引及末笔下牵，将章草的横展笔势变为纵引笔势，由此改变了章草笔法，导致了草书形态的变化。［25］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州民帖》新增大量顿挫、提按笔法，这在汉草中鲜见，这些多位于笔画转折处的复杂动作，更是章、今重要区别处，由于提按顿挫及直折大量出现，卫氏“草稿”体与不久后王羲之的今草颇近似了。《州民帖》的写法并非简化章草法，相反是草书“繁复”化——于折部变章草的随锋使转（曲转）为今草的提按换锋直折，同时保留了汉草绞转用锋法——如此复杂而全新的写法在王右军草（行）书中得以全面、集中体现。卫瓘的“放手流便”突破了“难而迟”、令纵向连贯性有了较大进展，卫氏草法乃章—→今草转化之重要关钮，西晋这类稿草法可谓今草新格大体完善的楬橥。［26］
2、索靖章草是当时名家规范化章草体的代表，《月仪》、《出师颂》、《七月》诸帖与稍前皇象《急就篇》等作，凭谨严有序的点画结构成为后世习临章草的楷则。汉章草的规范典雅化在张芝、皇象、索靖等人笔下完成，随后很快退出日常书写。章草式微后有待于千年后的复兴。
3、三国西晋时期广泛应用的草书约有两路：一是如长沙东牌楼简那样大体成型并发展着的今草法；一路是介于章、今之间的写法。这后一路的特点为：隶波大体消隐了，字右部弧转及“つ”线式仍居优势，横展笔势渐渐被纵引笔势取代，末笔上挑之态愈来愈弱、向下牵连之意日见明朗，引带连笔增多，纵向顺接、连续的意图继续增强，行笔中增多提按动作。“西晋时期业已存在着较章草更加简便的草书形态，它可能是章草的俗写体，也可能是早期草书的延续，或者是新隶体的快写体。”［27］两路草写形态含有俗体章草、新兴草书、新兴行书等多种因素，某些特征趋同于“草稿”体，但不及卫瓘书法那样规整、雅致。这些草法更多地凸显着“民间”今草特色。西部简牍、纸文书中，《以籴谷贷简》、《如期送简》、《从胡当散供三斛谷》、《五月二日济白》、《为世主》、《华玄》残纸等，可作为这类普遍性、民间化写法的参考。这种肇发并流行于下层的简约而“超前”的草写法渐为文人士夫们接受，那一时期时兴的“相闻书”尺牍多使用这类草书及行书。卫瓘、陆机等的草书即有着这种社会书写背景，《平复帖》属于章今兼而有之的写法。邱振中先生曾将《平复帖》和王右军的《初月帖》加以比较：“它（《平复帖》）把所有不便于连续书写的笔画都朝那几种基本笔法靠拢，以至一眼望去，其中似乎只有几种构件在不停地重复，而王羲之《初月帖》笔画的走向方向便十分复杂，几乎每一笔画都各有自己的方向。”［28］邱先生还通过细节比较，说明《平复帖》、《初月帖》间的承续关系［29］。《平复帖》中大量重复的构件其实仍是“つ”、“ ”等线型，彰显了该作与章草的密切关系；《初月帖》的“复杂”不止于点线走向上，还在于行笔控锋动作上。东晋今草既沿接《平复帖》为代表的魏晋“通俗”草法，又与卫瓘们的草稿新体关联颇密切。
以上三大类草法大体涵盖了汉末至西晋时期草写形态，其中第三类草法当为主流，该路写法中又以加入顿挫提按笔法者优势渐趋明显，它毕竟预示了未来书写的新天地。
三《平复帖》之于魏晋草书发展之意义
刘涛先生曾分析曹魏书风：曹魏新文风也影响了书写上的新体流行，士人书家们采用东汉以来下层社会流行的各类俗写法，洛阳一带新书风指行书、今草在士大间流行开来，中原书法趋应新文风而形成新格，随着时代向前迈进一步。［30］然而，与此同时的江南学风则比较保守，东吴亡后，中原学风方流入江东，学风波及的同时，洛颖书写新法之南流改变了吴人的“朴质古情”，主要是行、草书。［31］陆机《平复帖》的确含有“朴质古情”，地处吴地、早于陆机不多的长沙走马楼简书楷意中不乏“古意”，同地的再早些时候的长沙东牌楼草、行墨迹一样“朴质古情”，而且形神皆近于《平复帖》。王僧虔《论书》云：“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32］意指陆氏写法属当时江南较普遍的写法。江南较为古质的风格与北方（行书、草稿类今草等）新体流行构成“新旧”反差。陆机赴洛后，其书法中又融进了新体，他的书体因而折射了时代书写特征、尤其留下章、今草转换关键期的一些痕迹：
1、《平复帖》本于章草结构点画基础，又显露了较多今草新体色彩，为章、今自然融合的一种代表风格，其两体合一的亮点体现在各种形式关系的协调糅合统一上，这不同于后来元、明那种生硬做作的章、今结合；
2、《平复帖》是魏晋章、今转变期草书风格序列之重要链环，乃东晋今草之前草书两大流脉之一（不含索靖等的规范章草一路，另一脉为士人草稿体今草），为当时草体写法的重要代表，显示了草书“过渡期”诸种特征；
表二：西晋两路（今）草体在今草（行）风格序列中的链环意义（附后）
3、与北方同时期“激进”新草体（如某些草稿体）相比，陆机《平复帖》又稍显“守旧”，主要指它含有大量章草因素，这或许与陆氏出身江南、深受那里“朴质古情”的文化、书写背景有关；
4、《平复帖》之类写法承续了较多世俗草法，是东汉后期以降下层通俗今草写法与章草时书在文人书法意义上的（技术与意境的）提升，是“雅”与“俗”的对立统一体，更多地散发出雅逸、拙朴、古质之气，属章今结合部诸多写法之集大成者。这一特色或可启示我们以新的视点、角度梳理研究东汉魏晋文人书法、世俗书写以及两者间的关系。
从东牌楼简牍、《致尉曹吏书》等大量墨书可以看到东汉时代早期今草、早期行书在民间发展成熟、逐渐汇成潮流的景象。后来上层士夫文人渐渐接受、采用了这些新写法，“由于他们讲究笔法，注意理性的整理，这种非章非今的体貌在他们的笔下又是通篇十分协调的，笔法及取势、体态又是十分统一的，”［33］——这在《平复帖》里得到充分展现；魏晋时期，“上层的书法艺术吸取了民间的营养，加以消化，融会成为更高的所谓‘雅品’，它反过来又对下层起一定的推动作用。”［34］汉字字体演进史上，民间日常俗书草写引发了新体形成，上层文人及官方接受并厘正规范新体后又影响着民间书写，这一演进模式同样也发生在今草形成、发展过程中。
《平复帖》通篇气象上不可谓不雅，但其字形等方面存有世俗草法渊源，在这点上《平复帖》似乎不及北方士人（如卫瓘等）草稿体更“雅”。但或许正是这种广博的糅合，才使得《平复帖》拥有了更迷人的魅力。
表三：部分书体演进示意（附后）
注释：
［1］姚淦铭《晋陆机〈平复帖〉之美学探索》，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
［2］《笔法与章法》P10，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3］沃兴华分卷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五卷》，荣宝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4］孙过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P125，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5］其实古人对毛笔毫颖使用是相当讲究的，讲究程度远超过当下，古代上层文人以秃笔败毫随便书写似乎不可想象
［6］汪永江《创作与临摹的关系》，载《书法导报》2008年4月16日
［7］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现代书法论文选》P388，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6月版
［8］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9］拙著《秦简牍书法研究》一书就秦简风格特征做了细致探讨，待刊
［10］毛惠明《从天水秦简看秦统一前的文字及其书法艺术》，《书法》1990年第4期
［11］马啸《民间书法》P64，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指出草书形成不会迟于元、成帝之际；陆锡兴《论汉代草书》称草书形成大致在元、成帝时；沃兴华《早期草体书法史略》说元帝时起草书从隶书中脱颖而出，成了一种独立的正式字体
［13］关于尹湾汉简草书《神乌傅》形式分析参阅拙文《当代章草创作摭谈——从西汉简牍草书〈神乌傅〉说起》，载《书法导报》2008年第45、46期
［14］李永忠《汉代草书与章草的关系》，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
［15］林进忠《武威汉代医简的行草书法》，载台湾《艺术学报》总第72期
［16］刘涛指出东牌楼汉简有篆、隶、草、行、正五种书体，详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书体及书法史料价值》，载《文物》2005年第12期
［17］简牍号依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的简牍整理号，文物出版社2006年4月版
［18］陆锡兴《论汉代草书》，载《汉代简牍草字编》P16，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9］熊秉明形容为“括号型”字势：“笔尖的主要运动好像在画许多括号”，乃汉魏草法遗痕，见熊秉明《谈王羲之》，载《熊秉明文集三》P239，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6月版。姚淦铭《晋陆机〈平复帖〉之美学探索》一文亦提到这种括号线型
［20］裘锡圭《文字学概要》P89，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
［21］详见刘涛《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书体、书法与书写者》，载《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4月版
［22］如裘锡圭说：“我们简直可以把早期的楷书看作早期行书的一个分支。”见《文字学概要》P92。当然，楷书应为早期行书和早期草书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23］李一忱《章草、今草融合模式之源流》一文也认为“今草定型过程中，早期行书和真书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载《中国书法》2005年第4期
［24］张铁民称今草并非来自章草，在早期草书（篆草）中已有其胚胎，详见《中国书法文化大观》P14、1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侯开嘉《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也不主张今草只从章草而来，认为汉简草写约有两路自然书写状态：横势趋向和纵势趋向，前者形成章草造型，后者形成今草造型，载《中国书法史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李一忱《章草、今草融合模式之源流》亦称：早期草书为章、今草共同源头，早期草书中相对“保守”的一路仍保持先前特点，并避免了汉隶的过多干扰，向着书写流畅化而非装饰化方向发展，进而具备了不少今草特征，载《中国书法》2005年第4期
［25］详见《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26］唐兰认为卫瓘草稿体是受了钟繇行押书影响，所以王愔说“稿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这是草书第一次改新体。见唐兰《中国文字学》P17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版
［27］刘涛《从“钟张”到“二王”——试论魏晋新书风的三个阶段》，载《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P329，文物出版社2002年8月版
［28］邱振中《书法》P198、19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9］同上揭
［30］参阅《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31］详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7月版
［32］载《现代书法论文选》P58，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33］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P130，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1月版
［34］杨仁恺《试论魏晋书风及王氏父子的风貌》，载《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P17，文物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该文收入《平复帖暨二陆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汇出版社2009年10月版；该文在“平复帖暨二陆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
（表格、图版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