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主流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

1、日本主流学界认为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问题。虽然在日本学者洞富雄等人的著作中，“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一词曾被正规使用过，但在日本学界，“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并不是一个通用词汇。东京审判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称呼是“南京暴虐事件”（日文汉字版也是如此）。现今日本主流学界虽然肯定“南京大屠杀”，但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南京事件”一词。反而是非主流的虚构派必加引号使用“南京大屠杀”，目的在于表示这个词是中方杜撰。当日本主流学界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南京事件”时，其所指与“南京大屠杀”是相同的。

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争论始于70年代初，80年代随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而激化，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学者分为肯定派（大屠杀派）和虚构派（虚幻派）两类，并总结道：

持肯定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学者大都具有历史学专业的背景，理性和学术性较强。相反，在90年代末期之前，虚构派成员主要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专业出身的学者很少。但近些年来，“虚构派”中出现了一批拥有大学教授身份的新成员，且其研究成果也多以学术中立面貌出现。2000年的时候，虚构派为加强组织，整合力量，提升影响力，还发起成立了“南京”学会，每年推出一本“南京”学会年报。但总体上来讲，肯定派在资料搜集和研究成果两个方面都很坚实；虚构派则陷入一种缺乏坚实的资料搜集，研究成果反倒不少的尴尬局面。

日本学界目前的主流意见，可以参考日本国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第一战史室研究员庄司润一郎的说法。庄司润一郎参与了两国官方组织的为期四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并担任“南京大屠杀”部分的执笔者。庄司润一郎说：

“关于引起争论的南京事件的原因，日方指出‘日本在对待俘虏的相关政策和占领后包括保护居民在内的军政计划方面有欠缺；维护军纪的宪兵人数少；无视粮食和物资供给情况而断然攻占南京，其结果引发了掠夺行为，诱发了军纪涣散的不法行为等’的同时，提到了‘造成牺牲扩大化的次要原因是，中国军队在南京防卫作战上的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放弃统一指挥、缺乏对民众的保护措施’。当然，这并不否定日本直接屠杀中国人的事实。”

虽然有种种理由，但庄司润一郎并未否定日军南京存在屠杀的事实。庄司润一郎还说：“现在所有的中学社会科、高中日本史的教科书中，均有对南京事件的叙述。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由于对历史存在各种认识，一部分极端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也是事实。”（庄司润一郎，《“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之回顾——以南京事件为主体》，2010）”

2、有争议的主要是死亡数字

中方学者与日本的“肯定派”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如庄

司润一郎所说：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中，日本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决的20万人以上(对

松井司令官的裁决书是10万人以上)为依据，中国以南京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判决的30万人以上为依据，而不必另外提供各项检验结果。另外，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而‘受害人数存在诸多说法有其背景，即由于对‘屠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区域、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有差异’。中方的步平首席委员指出：‘战争已过去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找出正确的数字实属不能。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残忍的罪行这点，必须加以承认。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人数的问题也可以讨论。’”

日本外务省对“南京大屠杀”的声明，与庄司润一郎的总结如出一辙：

“1、日本政府认为，日军进入南京后，不能否认杀害了很多非战斗人员和有掠夺行为；

2、但由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有诸多说法，政府难以判别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3、日本政府坦率地承认由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而给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深刻的反省和由衷道歉始终铭刻在心。”

3、河村隆之以父亲的经历做出的判断是不靠谱的

河村隆之何以会得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结论？据媒体目前所报道的信息，主要

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报道称：“河村隆之的父亲曾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并且一直在中国领土上作战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河村自称曾经从他父亲那里了解到‘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此他称：‘如果在8年的战争中发生过像‘南京事件’这样的事情，中国人为什么还会做出(像父亲所说的那样的)热情接待的事情呢？这是不可理解的。’”

河村隆之所谓的父亲“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具体是指什么？2009年的一份报道有更详细的表述：“我父亲就是在南京迎来终战日的。当时，南京的民众非常善良和蔼，父亲说他也因此才能够回到名古屋。如果1937年南京有30万人被屠杀了，8年以后会对日本人这样和蔼吗？”

河村隆之的上述描述很可能是准确的，相似的情节，可以在许多日本侵华老兵的回忆

中找到。但河村据此得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结论，且恰恰证明此人对中日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当日日军士兵之所以在南京得到善待，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蒋介石需要通过善待侵华日军来争取他们只向国军缴械投降。日本宣布投降时，其东京大本营曾密电冈村宁次，暗示他向共产党军队投降缴械：“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

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但最终，冈村宁次没有按照密电的暗示去做，没有将日军控制的地盘和武器交给中共，而选择了与蒋介石合作。善待侵华日军（蒋介石发表了“以德报怨”讲话）和冈村宁次未被追究战犯责任，均与此有关。

2、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抗战胜利之际，中国的军事实力，并不足以防范、镇压日本军队。冈村宁次称“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105 万（华北方面军30万，第六方面军35 万，第十三军30 万，第二十三军10 万）”，且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国民党部队此时是多少呢？蒋介石在1946年一次鼓舞部属必能消灭中共的谈话中给出的数据是“二三百万”；考虑到国军部队与日军部队之间的战斗力差距，国军显然不足以控制庞大的投降日军。这也是蒋介石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日，却在日记里写下“心但有忧惧与耻辱，毫无快乐之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