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文献综述

流动人口文献综述

国外流动人口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从社会学、人口学的角度研究人口流动本身所具有的规律、人口流动的模式、人口流动的特点、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等；另一类，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如莱文斯坦（，李的人口迁移理论，沃尔波特的人口迁移决策理论，马波昆杰的人口流动系统理论，泽林斯基的人口流动五阶段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人口流动研究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但放之于中国则不一定都有效，也不一定都正确。例如莱文斯坦提出的人口迁移规律认为，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更“喜欢”流动。其实这只是对表面现象的理解，没有通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即没有看到农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条件同城市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社会现实，农村人口更“喜欢”流动是喜欢城市比较优越的条件，而不是喜欢“流动”本身。“推-拉理论”认为，决定人口迁移的因素是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推力因素包括失业、就业不足、耕地不足、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如学校、医院）、社会经济及政治关系的紧张和自然灾害（如水涝、干旱）等；拉力因素包括迁移目的地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发展前途、更高的工资、更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较好的居住环境等。

但是人口迁移或流动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受到的影响因素大不相同，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人们，其流迁的动因也有很大的差别，推力和拉力理论很难将其解释得完美无缺。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实行独特的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受到来自制度的阻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推-拉理论对我国户籍人口流动是失效的。但是，我们还须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自由程度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农村人口几乎可以不受多大限制地在全国任意城乡间自由流动。在人口自愿、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推—拉理论还是有效的，因为从大的方面看，构成推力和接力的主要因素大多是相同的。即使是对于户籍迁移性人口流动，推—拉理论也不是完全失效，只是在户籍迁移性流动的情况下，推力和拉力的作用程度减轻了，人口流动的规模缩小了，但迁移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和非迁移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相同的。

到目前为止，世界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都是由乡村流向城市，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尽管在个别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大城市人口向郊区和乡村流动的苗头，但仍然只是“苗头”而已，远未形成气候。因此，人口流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一个城乡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发展经济学理论更关注对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人口流动主要是农村向城市流动，农业劳动向非农业流动。这正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刘易期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拉出了他的人口流动模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人为，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是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动因。只要农业存在着剩余劳动，工业就可以得到无限劳动供给，并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积累利润，扩大再生产，直到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这一论断已经受到了来自我国现实情况的挑战。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广州、深圳等地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对这一理论的一个打击。尽管那里的“民工荒”实际上只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整体性的，但已足以说明，如果流向工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长期不变，由于物价和社会整体收入水

平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工业部门要得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不可能的。

托达罗提出了著名的“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城乡预期收益的差异是决定人口流动决策的关键变量，而影响城乡预期收益的主要因素是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现代部门就业概率取决于城市传统部门就业总人数与城市现代部门新创造的职位数，就业概率的大小能自动调整人们的迁移行为。当城乡收入存在巨大差异时，就业概率对人们迁移决策行为的影响会减弱，人口净迁移的速度会超过城市现代部门的就业创造率，而出现严重的城市失业现象。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实际差异大多数的年份在1：2至1：3（农村为1），这种收入差距，吸引着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流动，尽管这种流动常受到来自制度方面的限制。我国自从20世纪50年代将进城的农民遣返至今，虽然在城市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以失业和贫困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病”，但也没有实现城市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不仅如此，文革期间还动员城市上千万待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就业。如今，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流动人口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城市）流动，给城市造成了一定的失业，流动人口自身的就业也困难重重，但20多年的情况表明，人口乡—城流动的势头有增无减。实际上，我国城市失业主要不是农村流动人口造成的，而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托达罗的理论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是：（1）城乡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该控制并逐步缩小。我国实际上也一直在这样做，但结果并不理想，这种差距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当前全国各地实行的减免农业税的措施，是中央“多给少取”的农村政策的重要一环。要解决城市失业问题，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问题，只从城市本身出发考虑问题是不够的，必须加快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是，托达罗认为，不加区别的发展教育，可能会加重城市的失业，因为受过较好教育的人，都希望能在城市找到较好的工作，而用人部门只挑选更好的。

国内研究现状

虽然我国古代先贤就已经对人口流动问题有所注意，但在人口流动方面的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却出现得比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人口流动已颇具规模，如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农民进城，和随之而来的对进城农民的“遣反”和对城市人口的疏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以及后来的知青返城；“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三线建设和工程移民等。但在这些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发生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在国内，系统完整的人口流动理论，尚不多见，就人们研究问题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流动与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流动调控与管理，以及引起我国人口流动的原因、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影响、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趋势、影响人口流动的推—拉因素，等等。所有研究概括起来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城市，也就是放在了人口的流入地，虽然各类研究中也都涉及农村（即流出地），但远不如人们对城市关注的热情高；二是以一个省或者自治区为研究对象的很少。

人们在研究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或者从上进行一般的数量描述，或者通过计量模型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分因素的定量分析。但是，决定人口流动方向和规模的不是少数几个因素，更加是单个因素，而是所有因素共同影响。因此，研究地区间人口流动的方向，应该和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结合起来，寻找二者之间的“结合点”，以便为社会管理决策提供服务。

我国人口流动的主体是农村人口，主要流向是从乡村流往城镇，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人口流动不仅对流入地（主要是城市和镇）产生影响，也会对流出地（主要是农村）产生影响，而要彻底解决人口过度向城镇流动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城市，而在于农村。农村是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源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答案，因此，理论研究应该将焦点、重点放在农村。

1、张庆五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的历程与对策》（1991、6）一文中对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特点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概括分析，并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对策进行了探索。文章测算出1991年国内流动人口的规模接近7000万人，且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

一、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1、王建民、胡琪在其所著的《中国流动人口》一书中指出“流动人口可以定义为：离开了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了一定的行政边区范围、在某一地区暂住、滞流、活动，并在一定时间内返回其常住地的人口。”

二、关于流动人口的分类，根据其动因或性质，可以分五个大类：1、劳务型流动人口，2、经营、服务型流动人口，3、公务型流动人口，4、文化型流动人口，5、社会型流动人口。

我国对流动人口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是从流动人口迅猛发展的80年代开始的。

1、80年代初期，首先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当时，人们对人口流动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小城镇。

2、随着形式发展，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成为学者们的研究课题。主要有：1983年，北京有关部门和学者进行了农贸市场中流动人口的专题研究。1984年，上海高进行了流动人口调查。1985、1986年，上海又连续进行了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

四、流动人口分类研究：

1、关于流动人口的素质：戴瑞春在《广东流动人口人力资本配置与产业结构关系探讨》（《集体经济》2009年第8期）中指出：最近两年学术界提出”民工短缺”是珠三角长期以来不重视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理性反映，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来缓解民工短缺。文章针对近年来广东省民工短缺的结构性变化，从分析广东产业结构与流动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动入手，初步探讨了广东流动人口人力资本配置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并对如何将产业结

构的升级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配置———低技能型和高技能型劳动力组合在一起，以既保住珠三角相对于其他经济区的比较优势，又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实现相应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王正平、苏建军在《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道德状况及其引导对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中指出：调查显示，夫妻关系和谐度较高，对婚前性行为较婚外恋宽容，择友时注重伦理因素，守时观念较强，有较高的公德意识，有一定的助人精神，注重赚钱手段的合道德性，环保意识强，看重才能、知识、成就等价值标志，有较强的集体观念，幸福观既有理想色彩又注重现实因素，这些都是上海市流动人口道德素质中的积极因素;而重人情，践行公德水平低，过于注重金钱而忽视德性、名誉和贡献等价值标志，是其道德素质中亟需提高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