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历史法学派

对历史法学派的一点思考

鲁

河南开封475001

内容摘要：从19世纪诞生，历史法学派在西方法学历史舞台上存在了近一个世纪，它有力地推动了法律文化的传承，深入的挖掘和整理了相关罗马法的文献、著作，进而促进了近代民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加快了世界法律前进的步伐，并且有效的推动了法典的编纂，创建了近代法学方法论，拓宽了世界各个领域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的重要论断和思想至今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尽管历史法学派有其局限性、片面性，但是该学派对世界法学以及法律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其历史性与非历史性、局限性、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以及对萨维尼民族思想的理解，对我们在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纠纷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帮助作用。

关键词：历史法学派萨维尼历史性与非历史性纠纷解决民族精神

引言

十九世纪初产生于德国的历史法学派 ,是西方法学流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它的思想主张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 ,对后来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当下，历史法学派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它所揭示出来的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依然广泛的用于世界各国法学家们对法律的研究当中，所以，继续对历史法学派的思想、观点以及其代表人物的精神、意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应当继续以严谨的、中立的、批判的眼光对历史法学派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和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历史法学派留下的宝贵财富不被埋没。

一、历史法学派概述

历史法学派，泛指以历史的观点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现象的一种思潮。在两千多年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布丹、孟德斯鸿等著名思想家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对于历史法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派。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

就历史法学派，学术界存在两种看法：一是狭义的，仅指德国的历史法学派；二是广义的，即包括德国、英国和美国主张法的历史主义的学者。历史法学派的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在德国，梅因等英美学者只是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继承者。历史法学派的先驱是霍伯特和贝克曼，而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则是胡果。

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他指出，一个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逾越。他说：“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①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批判。

历史法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萨维尼，其主要作品《占有权论》、《论立法及法学的现代使命》、《中世纪罗马法史》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系统阐述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的产生具有一定规律性，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就法的本质而言，他认为法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民族

①参见F. Wieaeker著、铃木禄弥译:《近世私法史》,创文社1975年版,第470页.

精神”，帮助发现“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就法的基础而言，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他认为“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惟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①，萨维尼的这一观点将历史法学派关于习惯法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

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在学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尽管大家都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对历史上的法律渊源的发掘和阐述，但在哪一种法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种法最为优越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的罗马学派和强调应加强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学派。其中的罗马学派转变为“潘德克顿法学”，潘德克顿法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概念的分析、阐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三是以罗马《学说汇纂》作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潘德克顿法学，它是《学说汇纂》的注释学，这是近代德国民法学明显区别《法国民法典》的地方；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脱离现实、从概念到概念、从条文到条文的倾向。历史法学派中另一个学派是日耳曼学派，它的特点是埋头于德国本民族法《日耳曼习惯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它的创始人是艾希霍恩，代表人物有米特麦尔、格林以及祁克等。日耳曼学派坚持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赞成罗马学派的研究方法，主张用逻辑的、概念的、体系的手段来研究历史上的法律。但是，与罗马学派不同，该学派主张发掘德国私法自身发展的历史。与罗马学派为近代民法的体系、原则、概念和术语奠定了基础相对，日耳曼学派的贡献除为近代提供社会团体主义理念之外，还表现在促进了近代商法学和有价证券法学的发达方面。祁克指出:“所谓法，是指法规以及法律关系的整体，而法规则是将人的自由意欲置于外部并且以绝对的方法予以制约的规范”，他认为法以国民对法的确信为根据，法规是规定国民各自意志的界限，要求正确生活秩序的理性的表现，法是表示出来的社会的确信，法的渊源是人类的共同精神，法的理念是正义，各法规的最高目的

①参见何勤华:《西方法学流派撮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是实现正义。

祁克认为，法与道德也有根本区别，即法具有强制力。由于文明社会中强制力由国家独占，所以法和国家互为因果，道德则不然，它的目的是人的内心服从，它与国家的强制力遥遥相对。法律源自社会信念，而道德则源自个人信念，法律是允许、命令和禁止人的行为的规范，而道德则以人的思维为对象，着重于人的内部意志决定。两者有交叉又有区别：在相交叉的领域，两者都有拘束力，而越出了交叉的范围，则属于两者各自管辖的领域。当然，法和道德也有冲突之时，即对道德允许的，法有时会禁止；对道德禁止的，有时法律却是允许的，因此，必须协调两者的关系，既要发挥道德的规范作用，也要倡导法律的教化作用。总之，祁克的理论，既是对历史法学派观点的继承，又有许多创新，尤其是他的社会法思想，对后来社会学法学的诞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上就是我简要地对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历程做的简单的梳理。

二、简述萨维尼的思想

说起历史法学派，就不得不对历史法学派当中的核心人物——萨维尼进行深入的分析，或者说想要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解历史法学派这一重要思想学派，深入理解萨维尼的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下面，我对萨维尼的思想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评述，萨维尼是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对法的论述集中表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法理学的研究中贯穿历史研究的方法，主张唯有类似如严格遗传学的方法，才能表达和发现现行法。在萨维尼看来，历史永远是可尊敬的老师，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就必须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因为只有历史才能保持这个民族现状与其原始状态之间的生动关系。他提倡向法学引进历史学的方法，追溯每种法律制度的根源，从而发现一种有机的原理，将仍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从没有生命力的或仅属于历史的东西中分离出来，以利于现行的德国普通法的实行。基于这一点，他对罗马法作了广泛的研究，成为德国历史法学派中罗马法学派的领袖。他从罗马法中抽象出占有制度的重要原则，并证明古罗马法的这些原则优于中世纪以来欧州大陆通行的修改过了的原则。该书与《现代罗马法体系》一起

创造了一种新的法律历史研究方法及其法律学说的表达形式。

第二，法律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创立的。萨维尼说，法律不过是传统要素在现代法律中的反映，这在他的《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小册子中有广泛的论述。他认为，一个民族有其特定的机能和习性，这些机能和习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这个民族存在着共同信念、同族意识，法律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①他说：“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民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也同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样而消亡。”法律的发展是按照其内部必然法则进行的，而不是按照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形成的。②法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习惯和一般信念，然后靠法理学发展而进一步发展，依次经过习惯法、学术法和法典三个阶段。在萨维尼看来，把立法当成一种主观对客观进行加工的活动，这无疑存在歪曲体现民族精神的法的可能。贬低立法，就当然会提高习惯法的地位，习惯法由实际生活中所裁判的东西组成，体现了真正的民族精神，民族的本来意志，他认为立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对习惯法的记录，法学家在立法活动中的任务就是利用技术的方法，揭示出法律中固有民族精神内容。在对待编纂法典的问题上，萨维尼否定当时的德国具有真正编纂法典的能力，他认为，这项工作是国家审查整个法律体系，令其见诸文字，使其他法律无效的活动，要编纂一部好法典，有实质的和形式的两个方面要求。其中实质要求方面，法典要完整准确地体现民族精神；形式要求方面，法典要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统一性。萨维尼认为法学家的研究纯属技术性的，他们要对法的政治因素进行法理学的技术加工，对现行的法律加以区别和详细说明。在年轻的国家，对其法律的政治因素最清楚、最了解，但它们缺乏法典编纂的语言能力和逻辑技巧；在国家的衰败时期，属于文化发展顶峰，然而这样的时代本身又根本不需要法典。萨维尼引用英国弗·培根的话说，“只有文化和知识超过前一时期的时候，才能从事法典编纂工作，如果过去的成果由于目前的无知而被毁掉，那才是真正可悲的事情”。结论是现行法不能修改，只能保留。针对德国民法教授蒂保在德国建立统一民法典的倡议，萨维尼予以反驳并强调，一个法学家要具有两种能力，即熟悉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法律形式细节的历史精

①参见徐爱国:《历史法学派简述》,载《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36页，。

②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527页.

神，从每一概念和每一规划来看它和整体的生动关系才能去进行这项工作，所以，萨维尼断然否认当时的德国具有编纂一部良好法典的能力。

第三，强调法的实现依赖于背后的社会力量。在这点上，萨维尼不同于古典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古典自然法学一般认为，法以理性为基础，是一个道德实体，其实现依靠它本身内在的正义性。分析法学认为，法律的实现源于政治社会的政治权力。而在萨维尼看来，法不仅仅是立法者制定的规则，其内容要广泛、复杂得多。他把注意力从立法和立法者转到法官和律师身上，从成文法转到社会道德和习惯上，为社会法学的产生辅平了道路。但由于萨维尼对法律历史的解释过于理想化，因此他的理论有不少矛盾之处。

历史法学是对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的一种反叛。在萨维尼看来，古典自然法学理论中的法律只是一种简单的宣言、口号，缺乏实证的基础，他的工作就在于为它加上一个历史的基础。但问题是，他注重法律的民族精神，这本应该导致他研究德国的固有法律传统，而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著名的罗马法学家。德国继承罗马法的事实是很难用他的历史法学予以解释的，但他辩解说，在文化发展的更高一级阶段上，法院和法学家代表了民族精神。

三、对历史法学派功过的评析和简要的小结

（一）历史法学派的贡献

作为法律史上重要的学派之一的历史法学派，其对我们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下面着重的介绍其以下两点贡献。

首先，历史法学派对近代民法学的形成和发达作出了贡献。近代第一部民法典诞生于法国。但由于当时法国学术界对法典的过分崇拜，导致忽视习惯法和判例法，仅仅以法典条款为研究对象的注释学派的诞生，该学派统治法国近一个世纪，阻碍了民法科学的发展。与此相对，在德国由于学者们埋头于对罗马私法和日耳曼私法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庞大的民法体系，形成了近代民法学学科。而为此作出巨大努力的德国法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历史法学派的成员：胡果、萨维尼、普赫塔、艾希霍恩、耶林、温德海得、祁克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历史法学派，近代民法学就不会达到如此高的水准。

其次，历史法学派在挖掘、整理、恢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贡献。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学学科的历史基础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前者从中世纪起就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如意大利波伦那大学的前、后期注释法学派、16 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以及18世纪法国私法学家朴蒂埃等，都对《国法大全》进行了整理、注释。①历史法学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总结、汇集、出版，从而使古代罗马法的经典文献能为创建近代法学服务，后者即日耳曼法，有许多法学家对日耳曼法进行了研究工作，其中大规模深入研究的是历史法学派中的日耳曼学派，尤其是祁克，他的《德意志私法论》和《德意志团体法论》，在保存、恢复和阐明日耳曼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超越。

（二）历史法学派的历史局限性

运用历史的方法来分析历史法学派，还应当对其历史局限性有充分认识，历史法学派特别是其核心人物萨维尼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倾向反动保守，缺乏长远政治眼光。萨维尼认为，所有政治事务都必须和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国家的形态相联系，气候、民族性、语言、文化、宗教诸因素都共同决定这种特殊的形态。他的政治观中最重要的概念是民族，只有它是真实的存在。而维系民族统一的民族精神的发展空间则是历史，每个时代都不是独立的存在的，它是过往的延续。这种把国家、民族的地位放在首位的做法充分显示了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萨维尼而言，有吸引力的不是理性的、一般的法则，而是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多样性。这种想法在政治上的结论是，“历史上不存在有从事革命的正当理由，只有改革是容许的，只有暴力革命的精神消亡之后，透过自由活动带来的宁静改革才能真正进行，后者不需要付出血腥的代价，虽然缓慢但是可靠”。马克思对以萨维尼为首的德国历史法学派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②其次，反历史主义倾向。萨维尼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其内容不是由任何偶然或任意的东西所构成，它包涵的是同民族本身不可分割的必然因

①参见何勤华:《历史法学派述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2期,第12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素，一个国家的法体系就是其固有的民族精神长期的不易察觉作用的结果，但是，决定法的实质内容的民族精神却属于神秘之物。从哲学意义上讲，古典自然法学宣扬非历史的法律观，历史法学派宣扬虚构历史的法律观，但两者都是意识至上论，古典自然法学是理性的神秘主义，而历史法学派却是民族精神的神秘主义，历史法学派并没有指出比其批判的古典自然法学更高明的东西。同时，萨维尼重点研究的是《国法大全》中的原典罗马法，他的著作从来不引用日尔曼人的历史文献和地方习惯。此外，如果法确实是“民族精神”的体现，那么，历史法学派的真正任务就是要研究日尔曼法，但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却潜心研究原典的罗马法，而不是日尔曼法。在《论当代立法与法哲学的任务》一书中，萨维尼反对制定统一的民法典，但通篇却没有分析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与民法典制定的内在联系，而历史上没有哪一部国家大法不是在政治统一之后才得以制定的。上述种种现象表明，萨维尼是在历史主义法学派的旗号下行反历史法学派观点之实。

最后，过高地估计习惯法的重要性，反对制定民法典。历史法学派认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和成文的实在法都是重要的法源，但是，成文的实在法不如习惯那样自然发生，它渗入了更多的人为因素。从历史演进的角度上看，不成文的习惯法产生在先，而且即使在成文法的时代，习惯法仍然是法律背后起着重要作用的东西。不论是不成文的习惯法，还是成文的实在法，其最基本的渊源和效力来源，应该说是同一种历史因素，即所谓“民族自觉意识和民族意志”。习惯法与成文法不仅存在同源关系，而且成文法是习惯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成文法仅仅在形式上超脱了不成文的形式，是法律发展过程中更高级的表现形式，但在内容上，成文法却不能逃避历史因素的影响，它与习惯法在内容上不能没有历史的联系。在强调习惯法的作用和地位的同时，历史法学派以习惯法的重要性为由，坚决反对编纂全德统一民法典。萨维尼认为，编纂法典，国家要审查它的整个立法体系，使其见诸文字，为的是如此编纂的法典在今后不应使其他法律继续有效，除非有紧迫的必要性，否则决不要从事编纂法典工作。①对此，黑格尔予以了坚决批判：“否认一个文明民族和它的法学界具有编纂法典的能力，这是对这一民族和它的

①参见吕世伦:《法理的积淀与变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27、629、622页.

法学界的莫大侮辱。”①正是因为历史法学所存在的种种历史局限性，19世纪后半期以来，历史法学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法学方法论，即历史地研究法的方法，到了20世纪，这种法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溶进了其他的法学流派。

（三）历史法学派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

首先，历史法学派的历史性。

尽管在思想史上, 历史主义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语汇，但是历史法学以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和民族精神的法律本质观作为理论基础，以守成性反对革命性，以自发性反对建构性，以相对性反对普遍性，在攻击自然法学的过程中为法学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增量，体现了浓厚的历史实证精神。自然法论者以自然权利为利剑打破一切旧秩序，将现存的秩序轻率的诉诸自然或理性的秩序，诉诸普遍和抽象的原则以评判现存的一切秩序；历史法学派清醒的认识到，对抽象普遍原则的接受意味着翻天覆地、不得安宁的后果，所以历史法学论者否定了普遍性规范的意义，谨慎地维护着现存秩序。历史法学家孟德斯鸠说：“我们应当用法律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②历史法学派主张应该在历史的发展中把握法律的体系，对法律的把握首先是对历史的把握，只有深入研究法律的历史，才能为法律的当下建立牢固的根基。康德曾经豪迈的宣称“给我理性，我可以创造一切！”，启蒙哲学家对理性的自负由此可见一斑，历史法学派敏锐的认识到自然法论者对理性的过度张扬，他们认为，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或分裂的国度，理性无法为人们提供一部万能的法典，历史法学派对理性力量的否定，对历史力量的张扬以一种片面的深刻宣示了一种偏执的真理，法律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创立。历史法学派主张法律发展的连续性，主张法律是民族日常生活的精神表达，坚持从本民族的习惯法挖掘法治的本土资源，将立法过程作为发现的过程而不是理性建构的过程，这体现了历史法学尊重历史、从实践出发的实证精神。

其次，历史法学派的非历史性。

历史主义最终无法摆脱对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痴迷，历史意识对客观精神的塑造让历史法学将法律发展的历史视为民族精神的进化历史，历史法学主张法律的

①参见宋宗宇:《历史法学派评述》,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86页.

②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3页.

相对性而否定了法律中所蕴涵的普遍价值，从而使历史法学最终会陷入相对主义的虚无困境；历史主义相信民族精神的存在，他们坚信民族精神的历史演进能把他们带往光辉的彼岸，标榜历史主义、推崇民族精神的萨维尼，成功的把永恒的自然法请下了神坛，然而他对民族精神的过分倚重，又把罗马法作为支配德国法律历史发展的民族精神重新提升到自然法的位置。在彻底的历史主义那里，历史过程只是一个由纯粹偶然性编织的毫无意义的网络，他们在强调历史情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面临永恒价值的失落，人们一旦从安定的家园出走，就变得无家可归了。在价值多元时代，面对着价值的冲突，人们除了自由选择之外别无其他，没有普遍价值的关照，以普适性为诉求的法律也只能成为相对的地方性知识，然而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相对主义逻辑一旦失去了普遍价值权威的支撑，法律的普适化追求也就成了由权力操作的权宜之计，法律的移植不再是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权利，而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强大和秩序的建立，在历史法学派看来法律守成着秩序，同时法律也会建构秩序，这正是历史法学派争论或者否定的事实。①

四、历史法学派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历史法学派以及灵魂人物萨维尼思想的分析和深入理解，我们不难得出历史法学派对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有着巨大的作用。下面我着重谈一下历史法学派对纠纷解决方式方面的几点启示。

首先，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使用上，应坚持历史的方法寻求纠纷的合理解决，反对纯粹的、理性司法，即单纯依靠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因为纠纷解决方式的形成是自发形成的，不是后天建构就能解决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正如法律内容在不同国家不同一样，纠纷解决方式也受民族、国别、经济发达情况等的影响。萨维尼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同样在纠纷解决方式上，符合人们纠纷解决习惯的方式是最合

①参见王彬:《历史法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年5月第3期,第22页.

理和容易接受的方式，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我国既是一个习惯法发达的国家，又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和谐，提倡以和为贵的国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 人们更接受温情脉脉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反对撕破脸皮的诉讼行为，即理性的司法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纠纷处理方式。根据南京扬子晚报零点调查显示，50%以上的人在发生纠纷时，不把诉讼作为第一选择。①

其次，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应发现适合本民族传统的方式，坚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兼顾法的民族性与趋同性，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社会，有很强的自给性、封闭性；传统社会是礼法社会，法律极端重视礼，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社会崇尚和谐，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绝对的目标。在这种文化背景及社会条件下，传统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具有如下特征：1、国家解决与民间解决相结合，纠纷解决方式与解纷主体多元化，就解纷主体而言，国家当然是重要的主体，其承担了大量刑事案件及部分民事案件的审理，但除此之外，大量民事案件及轻微刑事案件主要由族长、乡保、里老、亲临出面解决；

2、国家注重刑事案件的解决，刑事法律发达，刑审判的仪式特征明显，案件审判的道德教化倾向明显；

3、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重视情理的表达与实践，追求化解平息纠纷，以息诉为首选目标。②从清末以来，我国的政治及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差别没有改变，传统与习惯对纠纷解决的影响仍然很强，在推进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不断强调司法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司法渠道曾在一段时间内占上风，但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仍被人们推崇。因为调解是一种民族内部解决纠纷的手段，在司法成为最终纠纷解决途径的情况下，各民族自己独特的纠纷解决方式仍然有存在的特殊价值，各国在不自觉地实现着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

再次，注重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力量，使纠纷解决中法的不同渊源相得益彰。1917年，历史法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祁克发表了最后一篇重要论文《法律与道德》，在这篇文章中，祁克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了深刻阐明。他指出，法与道德具有紧密的联系，以1900年《德国民法典》为例，其中相当多的条款规

①参见零点调查[N].扬子晚报.2006年2月14日.

②参见左为民等:《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纲》(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

定，如果违反了社会道德义务，法律将给予处理。同时，法与道德都是精神性社会的生成物，法的渊源有无意识发生的信念中产生的和在自觉创造的信念中产生两种情况；道德也有从无意识的信念中产生和从个人自觉形成的一般信念中产生的场合，前者是社会的共同行为规范，后者是被形式化了的伦理规则。从祁克的论述可以看出，注重法律与道德关系是历史法学派的又一大特点，而注意法律与道德在不同场合的互动，则是协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需要，也是纠纷解决的两把利剑。在纠纷解决方式中，诉讼与民间调解则分别代表了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要求，共同组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F. Wieaeker著、铃木禄弥译:《近世私法史》,创文社1975年版.

[2]何勤华:《西方法学流派撮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徐爱国:《历史法学派简述》,载《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4]《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5]何勤华:《历史法学派述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2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吕世伦:《法理的积淀与变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8]宋宗宇:《历史法学派评述》,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10]王彬:《历史法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年5月第3期.

[11]零点调查[N].扬子晚报.2006年2月14日.

[12]左为民等:《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纲》(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