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流派以及批评

摘要:产生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对忽视女性的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罚执行过程中对女性的错误理解和不公平待遇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犯罪学中的性别意识问题, 英语论文开题报告为传统犯罪学的理论重构,尤其是女性犯罪学理论构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西方犯罪学;女性主义;性别意识;思想评价

产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欧美女性主义运动给犯罪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针对犯罪学中忽视和歪曲女性的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犯罪学家开始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批判已有的犯罪学,并试图在此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性别意识的犯罪学。在西方,女性主义有种种学说,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也形形色色。但由于其共有的以女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特征,因此被统称为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Feminist Criminology)。①本文拟就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相关问题作粗浅介评,以期对我国犯罪学发展有所裨益。

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产生之历史背景及思想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女性主义犯罪思想的产生则直接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欧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由于性别而被歧视,并希望通过社会改革结束妇女的从属地位。美国学者凯斯林?戴蕾(kathleen Daly)和麦德,凯斯妮,琳德(MedaChesney-Lind)列举了女性主义理论区别与其他社会理论的五个核心因素:首先,性别不仅是一个自然事实,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产物,它不仅仅来源于生物上性的差异,而且与人类再繁殖能力密切相关;第二,性别和性别联系通过最基本的途径界定社会生活和社会机构的秩序;第三,性别联系和男女结构并不是对称的,而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组织规则基础上,即男性的优越和男性在社会、政治、经济上对女性的统治;第四,现有的知识体系反映了男性对自然和社会的观点,即知识的产物带有性别;最后,女性应该在智力求知的中心,而不是在智力求知的外围、被男性视而不见或者依附于男性。[1] (P484)

显然,女性主义者将“性”(sex)与“性别”(gender)严格区分开来,其中,“性”为生物因素,而“性别”则是一个社会结构。依前者,将人划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主要是依据基因特征不同而进行的生物学分类,依后者则可以将人划分为男性和女性,这种分类则与一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显然,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知识领域中对女性的不平等并进行了批判。

上述女性主义的观点启迪了一些犯罪学家开始关注犯罪学中的性别意识问题。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犯罪学极少关注女性,犯罪通常与肉体暴力等阳性特征相联系,女性则主要作为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在犯罪学中存在,而女性在犯罪学中的这种存在不是作为与男性对称的“性别”而存在,而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单纯的客体、是一种“性”存在。如就犯罪学中与女性联系较为紧密的性犯罪而言,最开始立法者和司法者往往将被害人和实施性犯罪行为者之间体力的悬殊与差异当作性犯罪的基础,社会对于性犯罪仍然受到“强迫私通”的影响,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性犯罪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判断其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2] (P162)而实际上在考虑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时,首先关注的应当是女性个人法益的损害。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学者认识到了女性在传统犯罪学中地位的缺失,吸收了上述女性主义思想,注意到了女性作为一种“性别”在犯罪学中的地位,从而在犯罪学历史上第一次将犯罪学的性别意识问题纳入人们思考的范围,从而对犯罪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产生还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发端于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进入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产生的种种影响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的批判,一些学者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怀疑、否定、解构和摧毁,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后现代思想。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批判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理解世界的视角。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被引入许多人文科学,从而使许多人文科学带上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犯罪学领域也不例外。一些犯罪学家们将由社会变化中产生的后现代哲学应用到犯罪学理论构建和犯罪控制的命题中来,并进一步认为过去的犯罪学方法既没有现实的获得犯罪的真正原因,也没有为犯罪控制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法,传统的犯罪学理论和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因此,这些犯罪学家们挑战既存的犯罪学理论,暴露其缺点,并努力提出一些与后现代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的犯罪学思想。其中,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批判、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男性与女性之关系的思想则对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之发展亦与女性主义法哲学及批判主义法学的产生、发展、繁荣密切相关。女性主义法哲学亦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根基,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认为现有的法律制度为男性根据自身观念所设计,所反映的是男性文化及社会观,因此,女性主义法学者希望找出一条崭新的法律途径,使之能够反映女性之需求、造应女性生活及文化。[3] (P96)显然,女性主义法学从法哲学角度为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而批判主义法学则着眼于对美国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正统法学思潮的批判,它所涉及的领域超出了法学,扩展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并对未来社会、法律制度的重建提出了种种探讨或假设。[4](P416-434)严格地说,批判法学并不能称之为一个系统、统一的法学流派,但它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对现存法学理论、法律制度的怀疑,无疑影响了包括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在内的各种具体法学理论。女性主义法哲学以及批判法学所共同具有的批判性、多元性特点在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中都有显著的体现。

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对传统犯罪学之批判

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学者认为,虽然许多犯罪学宣称是关于犯罪的一般解释,而事实上,许多犯罪学要么忽视性别因素和女性犯罪,要么在分析女性犯罪时错误的代表了女性,并认为这是犯罪学中的一个基本性的错误。如有美国学者认为:当犯罪学理论不能适用于一半人口的潜在犯罪人时,它是脆弱的……有关犯罪的理论应该同时考虑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应该将重点致力于那些作用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因素,一种理论是否能够更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女性犯罪对于犯罪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在其次。[5] (P508)

首先,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学者在考察了古典犯罪学和实证主义犯罪学对女性的观点后认为,从犯罪学的早期发展历史来看,女性从一开始在犯罪学中就是一个被忽视、被歪曲的角色。

刑法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犯罪学思想。但贝卡利亚的古典犯罪学思想显然没有给女性以正确的地位,因为他认为,理性选择能力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而女性和儿童一样,都不能做出理性选择,因此应当从刑事责任中予以排除。可见,古典犯罪学排除了女性成为犯罪人的可能,当然也不在犯罪学研究的领域内。[6] (P141) 19世纪的实证主义犯罪学亦未给予女性犯罪应有的注意,或者说虽然注意了却得出了错误

的结论。首先, 19世纪实证主义的犯罪学家很少将女性犯罪与男性犯罪作比较,其次,男性犯罪学家往往将女性犯罪人描述成肌肉过于发达、缺乏母性感觉,或者对世界的欲望过强烈的“准男人”。同时时,对女性犯罪的研究往往仅仅局限于卖淫、在商店偷窃和帮助或者教唆男性犯罪等方面。[6](P141)例如,龙勃罗梭在1903年与威廉姆?法罗洛(William Ferrero)合著的论文《女性违法者》一文中,将女性描述成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精神上都很消极、同时又非常冷酷和工于心计、没有道德感的生物。龙勃罗梭宣称,女性可以思考的范围有限,女性犯罪人是“男人化”的女人。他还认为,犯罪人头骨、面相和大脑能力的异常在女性犯罪人的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女性犯罪人常常拥有“男性的头盖骨”和相当多的体毛,而女性身上的这种男性化特征本身就是异常的,而不是一种人类的进化。因此,在龙勃罗梭看来,女

性犯罪和男性犯罪一样,是生物决定的,通过身体的特征可以辨别。可见,早期龙氏关于女性犯罪人的著作在以下两个方面为女性和犯罪的理论设置了这样的基调:女性犯罪是她们性别的结果;有些女性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她们像男人和过于男性化。[5] (P511)

龙勃罗梭的上述观点由于其研究方法和侧重因素的单一性因而在今天看来具有极低的可信度,但其对以后的犯罪学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现代学派的犯罪学家虽然逐渐注重对女性犯罪社会因素的研究,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侧重于研究生物和感情因素对女性犯罪的决定力量,仍无法逃脱龙勃罗梭思想的影响。因此,龙勃罗梭用生物因素分析女性犯罪的观点,虽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一直在女性犯罪学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在犯罪学领域关于女性和女性犯罪的所谓“通说”。

其次,现代社会的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犯罪学理论同样也无法逃脱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学者批判的命运。例如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学者对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反常状态理论”是否适用于女性提出了质疑。默顿的“反常状态理论”是一个在当代犯罪学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美国低等阶级中传统犯罪的高犯罪率现象。该理论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渴望得到美国文化中所谓的经济上的成功,但同时美国社会并没有赋予每个人获得这种成功的必须的合法的手段,因此,为了获得美国文化所崇尚的所谓成功,而又没有可供使用的合法手段的情况下,人们经历了这种社会反常状态的冲突,因此感到紧张,然后通过从事反社会行为进行反应,由此产生犯罪。英语论文开题报告主张女性主义犯罪思想的学者认为,默顿的理论忽视了犯罪中性别的差异,并不能适用于女性。因为女性虽然经历了同样的社会异常紧张,但事实上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女性犯罪率与男性犯罪率比较起来相对较低,而这一点是默顿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支持默顿理论的学者对这一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目标是婚姻和家庭,大部分的女性仍然被教导通过婚姻和孩子获得充实的生活,她们主要关心的事物应当是丈夫、孩子和家庭,女性当然对经济地位感兴趣,但是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丈夫们的责任,因为女性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合法的途径达到上述目标,因此她们避免了遭遇男性面临的紧张,因而也避免了从事犯罪的压力,所以女性的犯罪率较男性低。而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学者认为,这种自圆其说的做法恰恰暴露了默顿理论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主要流派

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思想、女性主义法学以及批判主义法学的显著特征就是思想流派的多元化,因而深受上述思想影响的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并非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由于着眼点和侧重点的不同而组成的若干犯罪学思想的集合。一般来说,根据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所依据的女性主义思想流派不同,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自由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激进派和社会主义派等。

自由主义派的理论基础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自由和平等思想,即自由是个人在私人领域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而平等则意味着个人的潜能在社会中得到全面的发挥,社会应当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使其潜能得到发挥,因此平等就意味着机会的平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性别的社会化使得人们对性别的社会角色形成了固有的看法。例如,女性从性格上来讲就意味着富有耐心、善解人意、敏感、富有依赖性和优雅娴静,因此其社会角色就应当为办事员、秘书、售货员、护士等。而男性则意味着自信、独立、勇敢、具有责任感、乐于竞争和有抱负,因此他的社会角色应当为社会公共事物的主宰。在这种固有的社会角色的影响下,女性被认为是从属于男性的,因此被剥夺了许多公民权和社会机会,不能参加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因此处于被歧视和不平等的地位。

自由主义派女性主义犯罪学愿想用女性主义思想采解释机会、社会化和犯罪的关系。例如,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之前,由于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社会

机会,因此女性犯罪还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但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性像男性一样拥有了许多工作机会,因而就产生了许多相关的女性犯罪,例如女性贪污、渎职等。还有的学者认为,犯罪类型和犯罪特征与社会化的性别角色息息相关,如传统的观念一般认为,男性健壮的体格或多或少被认为是好斗、较强占有欲的象征,而男性的这种社会化的特征与许多犯罪行为有共同之处,例如暴力袭击、强奸等,因此男性更加容易犯罪,而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女性不再是弱者的代名词,女性犯罪率也就呈现上升的趋势,如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使得女性更加男性化,导致女性暴力犯罪的比例上升。显然,这些学者试图通过角色的社会化来解释长期以来女性犯罪率偏低、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女性犯罪率却上升的现象。[7] (P515-522, P115-121) “马克思主义”派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阶级和性别的差别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性别的差别则仍然是由阶级的差别来决定的,即阶级是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差异的最终决定力量,正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男性开始逐渐掌握社会的各个方面,目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西方社会主要的组织机制,也决定着资产阶级和性别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阶级社会的女性首先是被资本统治的,然后才是被男性统治的。即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是第一决定因素。

“马克思主义”派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将犯罪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女性犯罪的原因上。如有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女性的社会角色被限定在家庭和生儿育女上,正是这种原因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女性犯罪。因此,女性一般实施非暴力的犯罪,例如在商店偷窃等,即使实施暴力犯罪,其对象也仅仅限于家人或者自己的情人,凶器也多为餐刀等厨房用品。也有一些学者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男性针对女性实施的性侵犯或者暴力行为,即认为,在原始社会,由于没有商品生产,男性和女性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是不存在的。但在人类进行剩余产品的交换以后,男性开始控制生产体系,而女性则被限定在家里,这种新的分工导致了男性权威的提高和女性地位的降低,因此,性别的不平等和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产生了。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派的犯罪学家看来,阶级社会中的生产方式产生或加剧了性别的不平等和针对女性的暴力。[7] (P515-522, P115-121)

激进派的理论基础为激进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男性的权利和特权是一切社会关系和不平等的根源。父权制是激进女性主义最核心的概念。即从父权制中产生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从属的,认为目前在西方社会,男性统治的核心在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正是由于权力的这种性别特征决定了女性的被统治命运。

一些激进派的犯罪学家试图将犯罪研究的重点放在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犯罪上。认为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结构决定了男性处于积极的性暴力攻击的地位,而女性则处于一种易于被伤害的地位。而男性对女性的这种优势不仅为男性控制女性服务,而且解释了强奸和许多性暴力犯罪的原因。与这种激进的生物决定论不同的是,其他一些犯罪学家则认为女性的易于受害性不是由生物决定的,而是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正是因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从属和被统治的地位,使得男性对女性富于攻击性,而在男权社会的传统里,这种攻击性是男性的基本权利和特征,而女性的社会角色则被要求是隐忍和顺从的,因此,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正是男性对社会统治的一个侧面。[7] (P515-522, P115-121)

“社会主义派”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认为,阶级和性别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基本形态,阶级和性别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要了解社会中性别,就必须了解社会中的阶级,反之亦然。如有的“社会主义派”犯罪学家认为,现在的美国社会是一个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相互影响决定了犯罪的类型和严重程度。这种相互影响产生了无权的女性群体和低等的劳动阶级,也同样产生了有权的男性群体、中产阶级以及资本家,而正是后者给社会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危害,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他们也有更多的从事习非法活动的机会。因此,一般来讲,任何阶级的男性犯

罪率都要比女性高,而任何人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其犯罪的类型和危害程度,例如,低等阶级者无法实施白领犯罪,而中产阶级和大资本家也无需去实施一些传统的犯罪,例如盗窃、抢劫等。对于女性来讲,由于其所处的无权的社会地位,使得女性可以得到的进行非法活动的机会并不比合法机会多,其所可能拥有的从事严重犯罪的犯罪资源也比男性少,因此女性的犯罪率较低,而且社会危害性要比男性小。[7] (P515-522, P115-121)

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之学者对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中女性地位之考察

上述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主要侧重于对于犯罪原因的思考,同时,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学者还考察了目前女性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犯罪处遇等方面的地位后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犯罪学对女性和女性犯罪人的忽视和错误定位,导致了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犯罪矫正过程中对女性的诸多不公平待遇。

一些犯罪学家在考察了刑事立法后指出,在刑事立法中一般代表了男性的思考方式,因此过于专制和理性化,这种反映男权观念的立法方式应当被更加注重女性的立法所取代。如美国的强奸法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女性免受强奸及其后果,不如说是为了保护男子将女性作为自己的性财产的利益。如果强奸法真的是为了保护妇女,那么,就应该使妻子免受丈夫的性侵犯,还应当在所有涉及男性和女性的有关性别的场合禁止暴力和强迫。[1] (P487)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之学者认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女性同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的学者曾经指出,由于女性的犯罪率低和生理、性格等方面的劣势,因此在刑事司法领域,女性往往受到了特别优待的“骑士风度”的待遇。针对这种观点,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学者指出,研究表明,那些犯了所谓“男性犯罪”的女性往往比其他女犯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而那些经济上依靠男性的已婚女犯则较其他女犯受到相对不是那么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说,女犯并不是和男性比较起来受到了“骑士待遇”,而是传统型的女性较非传统型的女性更加受优待。也就是说,司法程序对背离自己传统角色的女性处刑更重。还有的学者指出,虽然女性可能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受到了某种优待,但是在许多场合,女性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没有律师的帮助、没有经过庭前听证程序,因此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因此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将冒更大的风险。[5] (P523)

还有的女性主义犯罪学学者认为,在对强奸案件的刑事司法处理过程中,也可以体现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因为一旦一件强奸案件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和司法程序的介入往往导致强奸犯被逮捕、被起诉和被监禁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在警察的询问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警察、法官和律师反复询问受害妇女以前的性经历以及在性侵犯发生之前其与强奸行为人之间接触的程度,最后,强奸案件的受害者常常转变为有罪的一方,使得受害妇女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在犯罪控制方面,女性主义犯罪学学者认,女性的不公正待遇主要体现在对未成年少女的矫正上。在纽约州,家庭法庭法规定,女性可以被法庭宣布为“需要监管的人”直至满18岁,而同一个法律却规定男性只到16岁,其他州对不良少年监管的最大年龄也随着男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对女性的差别待遇还体现在其他矫正措施上,例如直至最近美国许多州还规定,对于实行基于身份的犯罪行为(Status offences)①的不良少女可以被处以监禁,而同样的行为由不良少年实施则可以被送往特殊的培训学校进行矫正。而且,虽然有调查表明不良少女同样会实施诸如商店盗窃以及其他非成文法违法行为,但少年法庭则更加热衷于对少女涉嫌与性有关的不良行为以及其他相关的基于身份而形成的犯罪行为的处理,而这种热衷并没有体现在对不良少年的处遇上。而且,虽然不良少年更多的实施一些较为严重的侵犯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利的违法行为,但少年法庭对不良少女的处罚往往比不良少男重,而且在监禁的适用上,对不良少男的监禁适用率较不良少女低得多。在一些州,甚至对不良少女进行骨盆检查等有关女性性生理测试,显然这种行为侵犯了女性的公民权。在一些培训学校,其主要的目的是要将女性培训成19世纪的家居型女性,而不是教会女性如何应对将来在社会生

活中可能预见的困难。[5] (P524)

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之学者在考察了女性在感化院和监狱中的待遇后认为,女性在监禁处遇上同样没有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因为在19世纪晚期以前,通行的做法是将女性犯人与男性犯人关押在一起,而且监狱只雇佣男性监官, 英语论文开题报告因此导致了监狱中经常发生针对女性犯罪人的暴力和性侵犯;到了19世纪的晚期,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产生了由

女性管理、按照家庭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感化院,女性犯罪人被当作孩子来对待,从事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的训练,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犯罪人避免了暴力和性侵犯,但女性犯罪人往往

要在感化院度过更长的监禁,还会因为如“不道德”等“犯罪”行为承担更长时期的监禁,

而对于男性来讲,这些行为是不能构成监禁的理由的。可见,在感化院里女性犯罪人受到的不公正并不比监狱里少。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后感化院不再存在,但是在近现代社会的监狱里,女性犯罪人的待遇仍然不如男性,女性的行为规范往往比男性犯罪人要严格得多。对女性犯罪人的培训也主要限定在家庭劳动和其他一些“适于”女性从事的劳动上,例如文秘等工作。[5] (P525)在社会政策领域,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学者提出,应当通过扩大女性的活动空间的方式来控制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应当保护儿童。有学者对政府、媒体和社会文化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在色情、卖淫和强奸等事件的宣传和报道过程中承担了不光彩的角色,即总是在无形中将妇女描述成社会文化中被低估和被控制的角色。[1] (P487) 对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之批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犯罪学中性别在犯罪原因

中所起的作用、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中对女性的不合理和不公正待遇、女性犯罪人的矫正、对女性特别保护的社会政策等许多内容,同时,由于其对传统犯罪子)理论的批判以及其研究视野的独特性,从其产生之初就受到了犯罪学界的注意,并迅速发展为犯罪学中的一枝奇葩。笔者认为,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于:首先,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与其说是一种犯罪学思想,不如说它是一种女性主义的批判思想,它在分析了已有犯罪学的基础上,认识到了既存犯罪学对女性关注和性别意识的不足,并试图构建起重视女性和有着明显

性别意识的犯罪学思想,这一点是女性主义犯罪学对犯罪学最突出的成就;第二,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学者还认真的考察了立法、犯罪者待遇和犯罪控制方面对待女性犯罪的错误作法,深刻地揭露了现有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犯罪人矫正体系中对女性犯罪人的忽视和不公正待遇,对在这些体系中存在的对待男性和女性采取的双重标准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这

对于提高女性犯罪人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犯罪人矫正体系中的地位有重要的作用,并且也有利于女性犯罪人的改造和预防女性犯罪。

但是,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笔者认为,首先,如前所述,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吸收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之积极因素,在犯罪学中倡导了性别意识,但另一一方面,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最大的不足之处则在于没有将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精髓贯彻到底。欧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之精髓不仅仅在于关注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项平等诉求,更重要的是强调性别的差异和独特性,进而从这种性别差异出发,来关注女性作为个人、而不是仅仅作为与男性对立的性别而存在。显然,这种女性主义较之仅仅关注所谓政治平等的女权主义更为合理。而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显然没有将理论构建重点放在女性与男性性别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上,而是在对传统犯罪学男权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在女性权利诉求的过程中将女性与男性对立起来,甚至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而使这些思想具有了某种“大女子主义”特征。例如激进派提出的所谓由女性来取代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改变针对女性的社会政策的观点,就带有

非常强烈的“大女子主义”色彩。

上述理论的不彻底性在自由派女性主义犯罪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自由派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所强调的所谓男女抽象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忽视了客观存在的男女性别的差异。随着女性主

义研究的深入,现今无论是理论还是司法实践均承认女性与男性之间存在着“性别之生理特征、怀孕、生产等具有全部涵盖性而没有例外的真实差异”, [8] (P9)忽视这种差异的“男女平等”最终的结果反而导致女性权利得不到实质的保障。论文网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出现将犯罪类型、犯罪特征等的不同单纯解释为性别的不同社会化这种偏激的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述理论的不彻底性还导致许多女性主义犯罪思想与其批判的所谓“男性犯罪学”出现不谋而合之处。如前所述,有自由派的学者指出, 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使得女性更加男性化,因此女性暴力犯罪的比例上升,很明显,这种观点是龙勃罗梭观点的翻版,即女性之所以会犯罪是由于过于男性化;而激进派中有学者在分析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犯罪时,认为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结构是造成此类犯罪的根本原因的看法,在不知不觉中却陷入了另一个版本的生物决定论的泥沼。可见,“没有超验一维的限制和制约,主体意识本身就可能是暴力和专政的逻辑根据”。[9] (P100)由于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性别意识仍然停留在与男性对抗、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主体意识上,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从所谓的“男性暴政”到“女子的专制”。

其次,许多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本身就带有片面性,无法全面的说明犯罪作为一种一般的社会现象应当具有的属性,甚至某些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本身就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如激进派认为父权制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源的论点在没有确切的事实证明之前,应该说是十分武断的,而且显然不能用父权制的观点来解释一切犯罪行为;而“马克思主义”派认识到了阶级这一因素在犯罪原因中的终极作用,但犯罪的原因是多层次的,用阶级因素来解释一切女性犯罪显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女性犯罪绝不仅仅限于家庭犯罪,而男性之所以实施针对女性的犯罪也不是单纯由于在生产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相对于“激进派”和“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的观点显然更加科学,“社会主义”派认识到了阶级和性别对犯罪共同影响,但一旦将这二者作为犯罪的终极原因就很难让人信服了。

第三,在犯罪的社会控制方面,主张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揭露问题,并没有系统的表明自己的看法,其发现问题的独到眼光也并不能掩盖其有关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理论的空虚和苍白。因此,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在完成了其第一个重大的理论举措———对传统犯罪学和现实进行无情批判以后,必须进一步着眼于其理论的进一步构建,才能形成一种完整的犯罪学理论。

虽然以上谈到了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的一些缺陷,但笔者认为,女性主义犯罪学思想对我国犯罪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能唤醒我国犯罪学的性别意识,引发我国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对待女性犯罪人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使我国的的犯罪学更加合理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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