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论文

2012-2013年泰州科技学院《中国近

代史纲要》课程

学习实践报告

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小组编号：14

小组名单：

提交日期：2012 年

教师评估:

中文摘要

1840-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文旨在阐明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认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中国的近代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有积极性的影响，也有消极性的影响。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打击和抑制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但同时鸦片战争开括中国人的视野，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企业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推动我国近代企业的发展。此外，鸦片战争客观上促进我国近代技术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鸦片战争；影响；

19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民族文化的缺陷以及制度的落后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可是看似如此优秀的民族文化，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的缺陷与弊端。晚清时期，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已得到充分的发展。而相对于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当时中国却仍然停留于封建制度当中。而中国当时落后的制度却也让民族文化的缺陷与弊端展露无遗。

二清政府朝廷朝廷内部的分裂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内部分为禁烟派和弛禁派两派，许多大地主、大贵族、大鸦片商勾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一个鸦片输入受益集团，在朝廷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崎善、两江总督伊里布和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他们向皇帝提出弛禁鸦片，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输入，准令外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内地种烟、听民自便；民间吸食、一律勿论。而朝廷的有识之士则组成了禁烟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主要代表。林则徐更尖锐的指出：鸦片泛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坚决要求狠狠打击烟贩烟民，彻底断绝烟祸。

狼烟未起，祸起萧墙；禁烟派主战，弛烟派主和。最后软弱无能的皇帝听信了主和派，将林则徐、邓廷祯撤职，改派崎善为钦差大臣去广东议和。很大程度上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英军的强大，而是由于朝廷内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就不愿打仗，攻击主战派自毁长城。

三清政府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能够激发爱国军民的极大义愤。其次，清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本土作战，地形熟悉，又搬到人民群众的支援，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大沽清军第二次抗登陆作战获胜表明，只要具有坚定的抗战决心，进行充分的准备，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侵略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动，不仅不能利用有利条件，而且采取了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2．2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积极作用

2．2．1 开阔中国人的视野，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一直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无需与其它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因此出现“夜郎自大”与“惟我独尊”的思想。鸦片战争开阔中国人的视野，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承认自己的落后，探索“师夷长技”与“西学东渐”等多种救国之路，走上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道路，引进机器，带动中国近代工厂的发展。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

1.畸形发展的殖民地贸易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以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为护身符,对中国进行商品侵略。他们利用免除出口税和提高人口税的办法,使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极其劣势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从量的方面有了较大提高,但实质上却承受着更加深重的剥削和掠夺。

从进出口货物看,鸦片战争后到1885年,进口121商品中鸦片位居第一。从1890年开始,其它一些商品如食品、日用品、文具、玩具、五金器材等货物处于

同棉纺织品并重的地位。这些进口商品,几乎都是消费品,生产资料的进口则很少。而同期,西方国家从中国进口的货物由以茶叶、丝织品为主发展到多种货物并进,如豆类、皮毛、桐油、锡、猪鬃、药材等。这些货物进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料资源的需求,从而把中国作为廉价的原材料基地。从贸易基础上看鸦片战争后,外国洋行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战前的不足40家发展到到甲午战争前的580家。这些洋行在战后由从事对中国的商品进出口向航运、金融、保险、货栈、工业企业投资发展,迅速地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国的手工业在外来商品的挤压下日益凋零或破产,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损害。在农业方面,殖民者的入侵使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种建立在掠夺基础上的出口不但没有使中国农民摆脱贫穷和落后,相反,却使中国农民阶级开始受到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和西方资本主义日益深重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建立在这种不平等基础上的贸易,只能是以牺牲中国经济利益为前提的畸形发展的殖民地贸易。

2.殖民化工业体系的形成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自然演化过程。它促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产生的中国近代工业大体分为三个部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的工交企业;在洋务运动中出现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工业; 18世纪下半叶产生的私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但是,外国资本主义投资中国近代工业,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初创的工业经济,而是为了谋取暴利和控制中国的经济。所以,他们在中国建立的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不完整的、产业结构极不合理、依赖性极强的殖民地工业体系。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在资本、技术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以及中国在政治上的不平等等诸多因素,使得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和限制,表现得异常脆弱。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寻求外国在华势力的庇护,并依附于国内封建势力。

3.国家经济命脉受控于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的经济命脉开始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首先是国家财政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涉,导致事实上的财权外移。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支量入为出,基本维持稳定。

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增加,支出的费用也大幅度提高。新增支出项目包括战争赔款、外交经费、偿还本息和举办近代工业等费用,所有新增支出项目无疑都是巨额的,使得财政状况迅速恶化。

1840年清政府国库存银尚有l360万元,到l853年时仅剩29万元。于是,清政府一方面增加新税种,加重国内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则大举外债,从1853到1894年的42年间,共有43项借款,折合银两6242万元,这无疑增加了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筹码。此外,由于外国人享有协定关税税则权,使得中国失去了税则自订权。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被任命为中国外关总税务司;1865年,英国人赫德在北京成立了总税务司署,成为中国海关的最高管理机构。这样,中国的海关权实际已落入外国人手中,外国列强从财政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

其次,国家金融受控于外国银行。鸦片战争前,旧式金融业在中国已有所发展,对清政府在财政方面也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鸦片战争后,这些旧式的金融业与外国资本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们从以货币谋取利润发展到以货币谋取剩余劳动所创造的超额利润,开始向资本主义金融转化。但是,这种转化是相当缓慢的,究其原因,是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出现。鸦片战后50余年间,外国银行先后在中国设立87个分支机构。它们资金雄厚,业务发达,紧紧地把持着中国的金融业。当时,中国对外借款和赔款的本息收付须经外国银行并由其平折为外汇,所以外国银行便利用招商外汇行市等办法大量侵吞中国的财富。更有甚者,外国银行在对中国借款时还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中国的铁路、电信等财产和收入以及关税、盐税及厘金等都成了借款的抵押品。列强通过战争赔款和大宗借款的方式,逐步涉足并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其它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经济命脉实际已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

呀片战争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

“炮舰”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面对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不堪一击这一事实，一些社会精英开始意识到中国要想强于西方，必须首先走向西方学习这条路。早期主张开放的观点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强调主要在器用层次上学习西方，即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制造船炮、开办近代工矿企业，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二是强调在学习西方制“洋器”的同时，要维护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政治、经济制度及道德规范，认为这是中国立国之根本，例如，洋务思想家冯桂芬提出中国改革的原则应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洋务派官僚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也称：“办夷务，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认为，中国不如西方的只是武器，而在伦理道德和文武制度上远远超过西方。从总体上讲，两次鸦片战后，中国要求改革的呼声渐高，有改革意识的思想家和官僚对于开放问题的立场基本定位在：尽管中国战败，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优越于西方，而西方的制造技术比中国先进。因而中国的发展应中西结合，以中学为根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此即后世所称“中体西用论”。

同主张开放的观点相对立，反对开放的人则坚持“夷夏之防”、”种族优越”的保守观点，认为中国自强的途径只有在儒学框架之内寻求，通过弘扬传统道德即可达到自强。如当时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提出，要抗拒西方，关键在于朝廷整顿纲纪，臣民振奋气节。大学士倭仁进一步提出：立国之本，“尚礼义不尚权谋”，“在人心不在技艺”。因此“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反对学习西方，甚至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均是“奇技淫巧”，中国若学西方就必然“重利”，“轻仁义”，从而“废君臣父子之伦”，危及封建统治秩序，因而“夷狄之道”不能施行于中国。

19 世纪70 年代以后，随着中外交往的深入，特别是一些出使海外士人逐渐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强盛的根本不独在技术先进，更主要在于支持先进技术产生的政治制度，开始提出中国应仿效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1883 年，曾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的崔国因上奏建议设立议院，他说“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社会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根本上看，它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农业社会只能产生农业文明的思想形态，而工业社会则必然要形成工业文明的思想结构。但同时，思想的产生与变化并不总是机械地对应着固有的社会生产方式，有时，一场深刻的历史事件，也会直接推动社会思想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