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

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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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

李晓孙尧奎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102249)

(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山东济宁 272025)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3期

在宋朝经济制度史上，和籴、和买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故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据初步统计，自193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学者共发表直接论述宋朝和籴制度的论文32篇、和买制度的论文7篇，另有8部著作涉及相关问题。综合分析这些成果，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70年代。这个时期的研究由日本学者发起并居于主导地位。

森住利直首开其端，《北宋初期的便籴》(《史渊》3，1931年)简要考察了便籴的语义、北宋初期在北部沿边和京师等地实行的便籴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茶、香药专卖制度等。他的《南宋四川的对籴》(《史渊》10，1934年)认为，对籴就是在税米之外再强制征购与税米数量完全相等的粮食。

日野开三郎随即连刊数文：《宋代的便籴》(《东洋学报》23—1，1935年)考证了便籴的词义和概念，对便籴法实行的地域和演变过程做了简单考察，并以较大篇幅详细论述了河北路的便籴数额以及与便籴制度相关的各官僚机构。此文虽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也属于北宋便籴制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之一。《北宋时代的博籴》(《历史学研究》4—3，1936年)认为，所谓博籴就是用现钱以外的物品支付的籴买方法。《以神宗朝为中心看北宋的结籴》(《史渊》20，1939)认为，所谓结籴法，就是官府让商人承包粮食缴纳的籴买办法，官府向承包者赊贷钱物作为资本并征收利息，其目的是让没有资本的商人也能参加籴买粮草的应募，丰富官府的粮食储备，同时抑制胥吏等的不法行径。结籴与市易法有密切关系，它是作为市易结揽法的一部分被实行的。因此考察结籴法不仅是研究北宋时期粮食经济的必要途径，对于研究市易法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小沼正《北宋末的均籴法》(《东洋学报》25-1，1937年)，详细论述了均籴法的创始及其在北宋末年的演变情况。认为均籴法最早由童贯施行于北方沿边三路，后因方腊之乱，从北方扩大到了东南地区，其用途也从筹措军粮演变为筹措漕粮。均籴法就是根据家产财力摊派籴买量，这虽然有其合理性，但由于籴本缺乏、官吏渎职、揽户介入等而被滥用，徒有籴买虚名，实际上几乎转化为一种租税，致使人民怨声载道。

佐伯富《宋代的坐仓》(《人文科学》2、4，1948年)对于宋代坐仓购粮之法的条件、原因、演变过程、规定等做了系统论述。认为北宋驻军多的开封、三路等地，都是不大出产军粮的地方，必须仰仗东南诸路漕运。但由于运费过高，故较早就开始当地筹措，熙宁后更出现了坐仓等各种不同的名目。

山内勤《宋代仁宗朝的见钱和籴法》(《静冈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篇)》18，1968年)，简要叙述了北宋仁宗朝作为改革茶法的对策而实行的见钱贴射法、见钱和籴法。认为这些对策的共同点是采用现钱支付的措施革除虚估之弊，以重建财政。但这个现钱政策由于受到铜钱集聚、运输的限制，逐渐崩溃。

河原由郎《北宋前期交引的财政意义——以河北路的粮草为主》(《福冈大学研究所报》16，1973年)考证了交引的起源，论述了粮草购买中交引的财政性意义。认为交引信用制度是国家利益和商人利益均衡、调和的产物，作为财政政策的三说法和见钱法，就是以此为背景相继出台的。

斯波义信《宋代市籴制度的沿革》(《青山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省心书房1974年)虽发表稍晚，但承此热潮之余，堪称该阶段日方最全面、水平最高的代表性成果。此文突破了以往的微观个案研究的模式，对宋朝的市籴制度分阶段、分地区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认为随着募兵制的实施，宋朝军队的粮食消费急剧增大，但来自正税的粮食收入却相对固定且不断减少，市籴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北宋的市籴主要面向北部三路驻军的补给，南宋的军饷则大体上由和籴提供。

烟地正宪《关于北宋时代的承揽制》(《山口大学文学会志》28，1977年)在日野开三郎的基础上，研究了宋朝购买官需物资时的承揽制(亦即承包制)。认为承揽制就是让民户或商人用实封投状的方式通过竞争承包官需物品的筹措，其物品包括军粮、宫廷用品、水利土木工程材料、军器制造材料等。承揽制作为与市易法有密切联系的经济政策，是在市易司的掌管之下实施的。王安石推行承揽制的目的，是纠正由州县实行科买或科配所造成的弊害，通过预先支付货款赞助中小商人的活动，并确保官府能够以稍微低廉的价格获得物品。但在神宗死后，

承揽制发生变质，承揽者与州县官吏相勾结，对百姓实行摊派，其弊害并不亚于科买。

中国学者在宋朝和籴制度研究方面的开拓者为戴裔煊，其《北宋便籴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现代史学》4—4，1942年)以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都堪称我国相关研究的里程碑，其中有些观点影响至今。前者也像日本学者一样率先注意到了便籴这种信用性的交易形式。后者虽主要研究盐专卖制度，但对与沿边军需粮草市籴制度有关的人中、折中法等也多有涉及，是研究宋朝和籴制度的必读著作。

我国台湾学者宋唏《北宋商人的入中边粮》(《大陆杂志》6—7，1953年)论述了北宋商人对河北、河东、陕西人中军需粮草活动表现出的不同。认为商人入中军需粮草，不仅为军需物资的补给作出了贡献，也促进了茶盐贸易和边境贸易的开展。

关于宋朝预买绌绢制度的研究，有日野开三郎《五代藩镇的举丝绢与北宋朝的预买绢》(《史渊》16，1937年)，详细考察了五代时期的举丝绢和北宋时期的预买绢之异同，认为两者虽然在形式上都是先贷钱物后收绢，但有着本质差别，举丝绢是高利贷性质的榨取贫民的手段，预买绢则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救助贫民之法。并论述了北宋前期预买绢制度的创始和演变过程，认为预买绢制度只在北宋前期尚保留着创始的初衷，宋神宗熙宁以后成为财政政策的牺牲品完全遭到歪曲，堕落成为榨取农民的弊政。

梅原郁《北宋时代的布帛和财政问题——以和预买为中心》(《史林》47—2，1964年)研究了北宋时期布帛的生产情况和包括军人衣料、赏赐、官员服装、籴买粮草本钱、输出外国等方面的情况。认为就总体来看，宋代布帛生产的发达，是依靠中央集权王朝通过权力和政策而形成的“官市场”以及寄生于这个官市场之上的民间市场而实现的。他还认为和买绢、预买绢是两种购买方式，并论述了和买绢向预买绢的转变、以及预买绢从强制购买逐步向税金化转变的过程。

我国台湾学者赵雅书《宋代和买绢之研究》(《国立编译馆馆刊》2—2，1973年)，对宋代和预买绌绢制度的起源、内容、演变过程等做了较全面的论述，是台湾学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认为和买绢是宋代特有的制度。北宋时的和买绢已被人讥为聚敛之术，但仍有一点救困济乏的意思，入南宋之后则完全变成一种新的附加税了。和买绢的兴起，是由于宋代丝织品的生产量和赋税收入量虽均超过唐代，但用途繁多，支给倍增，乃至人不敷出，遂有和买绢之名目，科于正税之外，以增加政府收入。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日本等地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热潮，尤以大陆学者的成果最丰。

关于和籴的主要论著有：朱家源、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24辑，1985年)，是中国学者研究宋朝和籴制度最为全面细致的一篇论文。文中论述了军饷与和籴的关系、官府的籴本种类、和籴的各种名目、和籴的两种主要方式置场和籴与抑配征购等。认为和籴粮草自北宋初迄南宋末，始终是一项似税非税的经济负担，籴本构成的演变、以及从置场为主到抑配征购为主的演变，是把握和籴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两条主要线索。籴本由钱、银、茶、盐之类转变为以纸币、官告、度牒之类为主，必然导致置场和籴衰落，造成抑配征购为祸的酷烈。至于籴本构成的变化，主要是由宋朝各代的财政状况和军饷需求决定的，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勒索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魏娅娅《宋代和籴利弊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把宋代和籴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宋初至熙宁为第一阶段，和籴基本属于公平交换，对保证国家边防需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熙宁至北宋末为第二阶段，已带有强制性，开始向赋税转化，但又起着供给军需保证国防的作用，故利弊相参，带有二面性；南宋时期为第三阶段，和籴实际上变成了不是赋税的赋税，破坏社会经济，也无法起到保证军粮供给的作用。

胡建华《北宋人中制度背景初探》(《西南师大学报》l989年第l期)，认为战争导致后勤供应紧张，运输加重农民负担，商人地位的提高，茶盐等偿付物充足，官府可以利用入中时间差获利等，是北宋人中制度实施的背景。

我国台湾学者梁庚尧《宋神宗时代西北边粮的筹措》(《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同朋舍1989年)，认为宋神宗时，为了经略西北，筹集军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继续采取入中的方式用盐换取粮草，二是招募弓箭手开荒生产，三是从内地支移税粮前往沿边，四是朝廷不断动用各种财源作为陕西、河东的市籴本钱。但由于天灾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加上商人哄抬物价等，效果不佳。他的《北宋元丰伐夏战争的军粮问题》(《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国史释论》，食货出版社1987年)认为元丰四年宋军伐夏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包括籴买在内的军粮筹集措施效果不好，运输也发生问题。

袁一堂围绕和籴接连发表了数篇论文。《唐宋时期和籴制度兴起的背景及原因研究》(《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认为中唐以后，形成了两大粮食市籴系统，即官府消费的和籴系统及民间消费的平籴系统，又从募兵制、运输困难、商品经济和货币收入增加等方面论述了唐宋时期和籴制度盛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原因。《宋代市籴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北宋的市籴制度包括和籴、便籴、平籴三种籴法，分为官府粮食消费和民间粮食消费两大系统，并论述了三种籴法的演变情况。《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除了以大部分篇幅讨论了与前二文基本相同的问题之

外，还分析了市籴制度对于民间货币流通的影响。认为东南地区的通货短缺和西北地区的通货膨胀，是北宋货币流通体系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固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市籴引起的。《宋代便籴“三说法”考略》(《文史》45，1998年)，对于文献典籍中的几种“三说法”进行了细致考辩，认为不同的“三说法”对应着便籴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实质是榷茶盐、易边储。

李晓《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2期)，论述了北宋时期沿边购买军需粮草与榷茶制度、交引交易市场的联动关系，以及围绕入中粮草和分配茶利官府与商人既利用又斗争的关系。

郭正忠《秦九韶与米斛籴粜》(《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利用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中的资料，探讨了与和籴制度有关的度量衡、会子价格、牙人佣金、通判与和籴的关系等问题。在挖掘和使用新材料方面可谓别开生面。

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有专门章节论述了官府市籴粮草所采用的交易结算方式(当场付款、异地延期付款、预付货款、赊买)、预付货款与和预买制度的演变、交引与交引市场等。是书把和籴、和买的若干制度环节置于信用经济的大视野中考察，令人耳目一新。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主要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论述科买、科籴、预买绌绢等制度，同时也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简要谈了北宋时期的边费与边籴、南宋时期的和籴等。从财政支出方面看，宋朝的科买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变相赋税的性质，科籴更加明显，预买细绢则由官民交易的科买变成了正式赋税。在财政支出方面，北宋的边籴与南宋的和籴，都是由军事供应造成的财政上的重大问题，在军费开支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著作亦对和籴制度有所涉及。

自20世纪70年代初斯波义信《宋代市籴制度的沿革》之后，日本史学界关于宋朝和籴的研究沉寂了二十余年，90年代重现热潮，涌现一批颇有分量和新意的成果。

宫泽知之《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中国专制国家与社会统合——中国史像的再构成Ⅱ》，文理阁1990年)，考察了宋代军事财政的特点、北宋财政与全国性商品流通、王安石新法时期的货币财政。其核心观点认为宋代有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脱节的商品流通，一是农村的社会自发的商品流通，二是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两者属于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前者量的积累并不会直接导致后

者的出现，而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就是财政。社会自发的商品流通在宋代只占很小的部分、还没有发展起来。宋代的商品流通特别是全国规模的流通，是以宋朝的专卖制度、票据制度、货币政策，总之是以财政为媒介形成的。或者说，宋代的商品流通是由以获取军粮和专卖为核心的国家财政政策所主导的。他把这样的流通称作“财政性物流”。此文把沿边籴买军需粮草和专卖制度、票据制度、货币政策相结合，置于财政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中加以观察，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提升了研究的宏观层次，从而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堪称杰作。

究竟什么是“财政性物流”?在《中国专制国家的财政与物流》(《中国的历史——统合的系统与多元性发展》，东京都立大学出版会2002年)一文中，宫泽知之较明确地给出了定义。他认为财政性物流是一个与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而自生的商品流通即市场性流通相对的概念。这两种流通经济只是概念上的区别，在现实的流通中未必能严格辨别。只有财政性物流不能构成流通经济史的全部。财政性的物流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国家直接组织财货输送而形成的物流；二是财政间接编成的物流，即通过财政上的优待、票据制度、专卖制度等对商人进行行政性的诱导而形成的流通；三是国家自己生产的物品商品化形成的物流，如盐、茶、酒专卖等；四是官需物资从社会向国家集中和再分配形成的物流，前者如租税、和籴，后者如官僚和军队的薪俸、救荒和福利、土木工程等。此文还分析了财政性物流出现的原因。

烟地正宪《宋代草的筹措及商品化》(川胜守编《东亚生产与流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书店1994年)，研究了战马所用的草料和治河等水利工程所用的梢草的购买。认为北宋秆草、梢草之供给，由于王安石新法而发生变化，说明部队行军沿途所需马草多向民户和商人购买。

蛭田展充《宋初陕西的军粮补给政策》(《史滴》19，1997年)，讨论了宋真宗咸平年间形成对立的两种军粮补给政策，一种以梁鼎为代表，主要依靠赋税调拨；另一种以林特为代表，主要依靠商人和商品流通的力量。这两种政策反映了京师和陕西在财源分割方面的矛盾。他还提出了陕西的军粮补给未必是从开封直接得到的观点。

后藤久胜《北宋时期河北粮草交引的流通与京师交引铺的保任》(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6，1998年)对北宋便籴制度之下，人中粮草交引流通过程中的“土人”、“行商”的情况做了考证辩析，论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论述了人中粮草交引的结算与交引铺担保制的出现。他认为宋代的茶盐交引交易市场与便籴制度有密切联系，《北宋京师与江淮地区间的商业流通》(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8，2000年)一文分别考察了京师、江淮地区的交引交易市场，并从交引的流通看宋代长途商业贸易的发展。认为宋代远距离商业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

大商人的长途交易，不如说是由于中小商人较短距离交易的扩大，并且由此形成的市场圈，也是以数州的规模存在于各地，具有自我完善的特性。

继加藤繁之后，日野开三郎也认为构成边境地区向官府销售粮草中心的是开封的米行商，他对开封米商的资本实力和输送粮食的机动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客商组织大规模的商队在边境和开封乃至江南之间往来这样的看法，在很长时间几乎成了日本的宋史研究者的一种思维定式。西奥健志《北宋西北边境的军粮运输与客商》(《鹰陵史学》27，2001年)一文详细计算了从开封到北宋西北沿边地区的粮草运输成本，认为这种直接运输在当时是极其困难的。在沿边地区向官府销售粮草，基本上是以当地商人为中心展开的。他认为，在宋代从开封或江南地区向沿边地带的物资流通，不是以粮草为中心的。从而得出了与上述思维定式完全不同的结论。宫泽知之揭示了组织从江南向北边的财政性物流的大的框架，但未言及具体的物流情况。西奥健志《北宋边境的军粮支出》(《鹰陵史学》28，2002年)认为应该在由国家组织的向北边、西北边的物流的大框架下，探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财政性的物流。此文估算了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的军粮消费量，认为北宋前期除了宝元、庆历的混乱期之外，其总量大约不到1000万石，边境地区在500万石左右。这是继续研究北宋补给、物流体制的基础性工作。

关于宋代和买绢的研究继续推进，主要右赵葆寓《宋代“和买”起源考略》(《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认为宋朝预付绢价的“和买”，起源于“和市”。他的《宋朝的“和买”演变为赋税的历史过程》(《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不同意一些论著认为宋朝的和买从来就是一项横征暴敛的税收的观点，对于和买从受人民欢迎的经济政策逐渐演变为一项全国性赋税的过程作了大致勾勒，分为三个阶段。宋真宗时开始的“和买”，起初给价较高，颇似无息贷款。到宋仁宗时，由于局部地区强行摊派，变成了有息贷款，但仍比地主盘剥要好。从神宗熙宁起到北宋灭亡，是和买逐步向赋税演变的过渡期。南宋建炎三年则是最终演变为赋税的转折点。

王曾瑜《宋朝的和买与折帛钱》(《宋辽金史论丛》2，中华书局1991年)，是迄今研究和买制度最为详尽的一篇长文，它几乎囊括了关于宋朝和买制度的所有资料，对和买的若干重要方面做了论述，如和买的起源、摊派和买的地区、置场和买与预买两种交易方式、和买的演变、南宋的折帛钱等新税、和买在南宋赋税中的地位、和买的摊派方式及对不同人户构成的负担等。姜锡东《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性质问题》(《河北学刊》1992年第5期)也把宋代和买制度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了不同时期和买制度的性质。认为宋真宗至宋哲宗时期，和买的性质是商业信用；宋徽宗在位至南宋高宗绍兴八年，其性质是高利贷；宋高宗绍兴九年至南宋灭亡，其性质由高利贷又变成赋税。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于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的研究，虽持续时间长，积累成果多，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选题领域畸重畸轻，研究内容不平衡。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和籴、和买绢帛制度的演变等方面，尤以和籴受到的关注最多，而对于这些制度与市场发展的关系、及其内部的衔接营运状况等缺乏必要的考察。

二是缺乏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现有成果几乎全部是个案研究，既缺乏前后贯通，更欠横向联系，基本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很少注意到这些个案之间的共性特征。

三是视角较陈旧。谈和籴，多着眼于供军；述和买，常立足于赋税。

四是缺乏理论营构。不太注意运用财政学及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阐释古代史事，故难以从老话题中挖掘出新的内涵，也无法有机整合同类问题开展宏观层面的考察，进而揭示其发展演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这种研究现状，既为今后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础，也留下了巨大的拓展空间。2000年以来，李晓提出“政府购买”的新概念，并推出十余篇论文的系列成果，从政府消费与市场联系的角度，就宋朝政府购买的预算制度、管理机构、运营机制、采购方式、结算手段、经费来源、资金调拨、制度变革、交易主体的复杂关系等进行了多侧面系统性的考察。尽管购买粮草、纺织品等属于政府购买的重要内容，但研究角度和内容等都已与和籴、和买有所区别。这种尝试是否得当，当俟方家评鉴，本文暂不缕述。与此相类者还有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之“政府采购制度与商品供给增长”(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本文写作时，蒙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伍跃先生提供部分日文资料复印件，特

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