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渔业科技发展现状及趋势

国内外渔业科技发展现状及趋势

当今世界的渔业在高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形势下即将迈向二十一世纪。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正深刻影响着世界渔业发展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各个经济时代的主要区别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渔业生产的对象没有变，仍然是仍然是捕捞、养殖、加工、销售等，但科学技术对怎样捕捞、怎样养殖、怎样加工、怎样销售、怎样管理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尽管世界渔业的资源量在衰退，而渔获量却在增加，养殖产量在大幅度地增长，水产品主要来自捕捞的比例正在改变，这主要利益于科学技术的推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资源危机的时代。科学技术的确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使社会飞速地发展，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并非全是福音，也带来了危机，而最终摆脱危机的办法还得依靠科学技术，这就是高科技时代发展的辩证。

一、世界渔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1、渔业正成为人类食物生产的重要领域

今天，世界人口每年以8700万的速度增加，而耕地则从1961年的人均0.44公顷降到目前的0.26公顷。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到0.15公顷，土地将出现严重短缺的局面。然而，今天人类食物的90%是在耕地和牧场上生产的，只有10%来自地球的水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人增地减粮食紧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严峻问题，而是全球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世界经济要持续发展将更多地依靠海洋，如何开发海洋和内陆水域，如何开发新的食物来源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一场全球性的“蓝色革命”正在蓬勃兴起，人们曾把本世纪60年代通过矮化基因育成的稻麦高产品种，称之为“绿色革命”，后来又把畜牧业上的重大技术变革的成就称之为“白色革命”，把向水域索取食物的重大技术变革称之为“蓝色革命”，把耕海牧渔看作是节粮、节水、节地型立体农业的一部分。水产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拓展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必然趋势。199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召开的各国渔业部长级会议和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渔业对粮食安全保障的持续贡献国际会议”，都特别强调了发展渔业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

60年代以来，美国、加拿大、日本、前苏联等主要渔业国家都在积极研究和建设海洋农牧场，用农牧化的手段增殖水产生物，成倍地增加资源量。从海藻中提取食物的技术为人类开辟新的食物来源展现了光明的前景。尽管目前从海藻中提取的食物还很有限，但科学家们预测说，假如使太阳能转换成海藻化合物储能的转换率为2%，从海藻中提取人类食物的提取率为5%，地球上海洋可栽培面积总数约有200亿公顷，这就是说，将来海洋牧场规模化发展起来后，足够维持相当于200亿人口的生活所需。

2、水产增养殖业异军突起

自60年代日本、美国和苏联等国家提出海洋“栽培渔业”的设想后，世界水产增养殖业得到很大发展。增养殖的种类向多元化发展，人工培育苗种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加，一些优良增养殖品种如牡蛎、扇贝、鲍、海带、紫菜、裙带菜、鲑鳟类、鲆鲽类、鲷类、鲈鱼类等种类突破了工厂化苗种生产难关，养殖技术不断完善，网箱、拦网、筏式和延绳垂下式养殖、开放海域网箱养殖系统普遍得到采用，达到很高的产业化水平。自70

年代起，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海水增养殖业的开发与利用，技术发展很快，不少种类育苗实现了工厂化、集约化生产，人工饵料专业化高效率生产，外海网箱养殖系统被普遍采用，使生产由近岸性向外海性养殖发展。日本在濑户内海建立第一个栽培渔业中心后，把多种技术的应用与海洋牧场结合起来，在苗种生产、养殖技术、放流技术、饵料生产和病害防治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欧洲国家的筏式、网箱养殖技术，美国的工厂化养殖系统等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从80年代开始，粮农组织的专家就根据当时的资源状况和捕捞状况指出：将来渔业生产和水产品供应将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到2000年时，世界渔获量不会有大幅度增长，人类要解决水产品供需的尖锐矛盾，只有积极发展海淡水增养殖业。国际农业研究顾问小组主席萨拉杰丁指出：在人类营养的其他每个方面，我们都是种植者，唯独在海产食物方面，我们曾长期一味地搜寻捕捞，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好在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扭转。我们看到，水产增养殖业正在成为人类食物生产的新领域。目前，世界水产养殖的产量约占世界总渔业获量的30%以上。世界银行1993年估计，如各国政府现在对水产养殖技术进行适当投资的话，那么15年内就能满足人类对水产品需求量的约40%。

3、远洋渔业方兴未艾

尽管当前世界渔业产业结构中仍以近海捕捞为主，但许多已开发多年的老渔场越来越拥挤，资源日益枯竭。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资源少，渔业发展陷入鱼越捕越少、越少越限制、越限制越穷的恶性循环中，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渔场。另一方面，那些发达国家，即使本国近海的渔业资源仍较丰富，其资源量也能保证捕捞业较长时期持续利用，但为了保护了本国资源，也纷纷转向了远洋渔业，利用它国资源和公海、大洋资源。

90年代以来，出于保护本国的利益，各国法规越来越严格，远洋渔业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渔场。其中，太平洋岛国的金枪鱼渔业正在引起世界远洋渔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到该地区从事金枪鱼捕捞的船队越来越多，此外，还有地处太平洋西部的帛琉岛远洋渔业和地处南美洲的极地群岛、福克兰群岛远洋渔业。1994年200条外国渔船在福克兰群岛水域渔获了近20万吨鱼，福克兰群岛的阿里克斯鱿鱼鱼汛一般连续6个星期。200海里以外的外海，深海和公海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和优质水产品。南极磷虾的丰富资源也倍受世界各国的关注。

4、世界渔业资源争夺激烈

进入90年代以后，全世界17个重点渔区中已有13个渔区处于鱼群枯竭或产量急剧下降状态，这迫使许多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制定极其严厉的捕捞措施甚至关闭渔场，休渔禁捕。加拿大东海岸的纽芬兰渔场是世界著名的渔场，渔场盛产鳕、鲑、大比目鱼、鲱等，但由于世界各国的渔船队常年在这里酷渔滥捕，1995年8月渔汛期间纽芬兰渔场产量基本绝收。尽管如此，许多国家的渔船队并未因此而收敛。由于渔业资源日益枯竭，众多国家的渔民都为一种经济上的疯狂行为所驱动，众多国家的渔民都为一种经济上的疯狂行为所驱动，因此导致了各国争夺渔业资源的纠纷四起，冲突不断。

塞内加尔的渔民为了争夺渔业资源敢于冒险在近海水域通宵作业，常常发生木船与欧洲拖网渔船相撞的事故。日本渔船一旦进入俄罗斯方面认定的领海，俄罗斯警备队的直升飞机就开枪扫射。俄罗斯边防军开枪打死打伤日本渔民和中国渔民的事情发生过多起。这些渔业纠纷和冲突概括起来说，可以分为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1994年欧盟成员国争夺金枪鱼之战和1995年的欧加渔事纠纷。

5、全球海洋渔业进入全面科学管理时代

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海洋生物资源再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了。科学家们对未加管理的渔业总结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即：未开发阶段→增长阶段→充分开发阶段→过度开发阶段→最终崩溃阶段。渔业一旦离开未开发阶段以后，

总有发展到崩溃阶段的危险，但是，只要管理得当，这种危险性就会变小，即使将要崩溃，管理也有助于进入恢复阶段。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只有通过各国达成协议的严格的国际管理，才能制止人类无休无止的酷渔滥捕。

目前，国际海洋渔业管理正向区域化发展和加强。根据国家管辖范围内和外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海域，海洋渔业管理区域化的主要趋势是：

（1）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主要是指专属经济区，有关国家对其专属经济区的渔业管理不断完善和不断加强。对外国渔船的入渔要求越来越高，管理越来越严格，并有计

划地采取区域性管理措施或渔业管理区域化。

（2）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公海渔业主要趋向于通过有关国际组织和协议，加强区域性管理或建立区域性渔业组织，实施公海渔业的资源养护和捕鱼活动全过程的管理以及争

端的解决。

全球渔业正从捕捞开发型向科学管理型过渡，各种渔业法规也正在不断的调整中趋向合理。竭泽而渔，然后无渔可捕的恶果已经使人类认识到，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将予取之，必先予之，在不断调整和保护生物资源的过程中取得最大的效益，人类只有遵循科学规律，科学才能不断地造福人类。

6、越来越重视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沿海、沿江人口的增加, 水域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严重制约了以水为田的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内陆, 部分湖泊河流水质恶化, 富营养化严重, 水华泛滥, 造成了严重的养殖鱼类死亡事件时有发生；一些无序的围垦、填湖、筑坝行为使天然渔场及洄游通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传统的产卵场、育肥场功能萎缩或消失。在沿海, 河口、浅滩和内湾已不同程度地变成了纳污场, 底质变劣, 水体环境质量恶化, 赤潮发生频率和发生面积继续扩大, 使传统的鱼虾产卵场不复存在；近海的石油开发使索饵场、育肥场生态遭到破坏, 饵料减少或种类改变, 天然渔业资源得不到有效补充；养殖生产者缺乏必要的生态资源持续利用观念, 养殖技术原始粗放, 环境保护措施滞后, 过量投饵, 超额放苗, 使养殖生态系统污染严重、功能退化, 造成鱼虾病害蔓延, 产量下降甚至绝产。因此，各国的渔业发展都面临着如下一些问题。

一是如何恢复天然渔业资源。一些国家，除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执法部门继续从过度捕捞角度限制捕捞力量, 执行禁渔期、禁渔区，限制破坏性的捕捞活动外, 还加强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的环境保护研究,以有效的保证鱼虾幼体的自然成活率, 使渔业资源真正得到补充; 同时，开展增殖技术的研究, 使渔业资源得到有效增加。

二是如何保证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少国家，除继续开展养殖新品种的培育和引进, 病害防治研究外, 还加强滩涂养殖环境的恢复途径、污染控制及清洁生产技术研究,开发水域生态养殖, 使养殖品种互补, 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开展未来污染对海洋生物毒性毒理的研究, 以制定渔业环境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单; 及时开展新的污染物的毒性毒理研究, 适时提出防范措施。

7、现代化技术不断应用于渔业

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国，尽管其自然条件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也有差异，但他们的共同之点都是依仗工业现代化的强大基础来发展渔业。例如，美国是1910年成为工业化国家，从此开始注重用工业的设备来装备农（渔）业。首先是侧重发展（农）渔业机械，提高劳动生产率。据统计1910年－1940年重工业为（农）渔业提供4000万吨钢，用于（农）渔业的钢占全国钢材总产量的5.5-9.5％。到1940年美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1977年美国全盘实现机械化。许多在发展中国家看来不易实现机械化的作业都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因此整个农、渔业生产很少使用辅助劳动力。法国和德国利用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为农、渔业的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虽然在50年代初，处于战败国的地位，但它借鉴和引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装备武装工业，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在实现工业后，很快把工业技术运用于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对立国、建国起过重要作用的水产业，特别是海洋捕捞业上，促进了日本远洋渔业的发展，使日本海洋捕捞很快实现了机械化，为日本水产业实现工业捕鱼奠定了基础。

渔业发达国家很注重对农、渔用工业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例如，在渔机产品方面注重采用新材料（如复合材料、工业塑料、粉沫冶金）、新工艺，以提高渔机产品的寿命和可靠性。在渔业机械中配置更先进的自动驱动系统和电子监视器，使农、渔民在作业中进一步降低劳动强度。或者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使农、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此外，生物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如：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高新技术也已广泛地应用于育种和渔业资源管理等方面。

8、社会化大生产赋予现代化渔业发展强大的生命力

现代化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生产社会分工明确，专业化程度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必须走提高效率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道路，否则就难以发展。

如美国水产养殖业，尽管形成时间短，但发展很快。在美国2.6亿人口中只有1.5%的人口从事农业，从事渔业的人口就更少。因此渔业生产现代化的形成主要依赖工业现代化、社会化服务的支撑。美国的水产养殖业生产环节是比较明确的，主要由养殖、饲料、加工三大行业构成,专业分工明显。养殖场是主导企业，负责鱼苗孵化、鱼种培育、成鱼养殖；饲料厂主要负责饲料生产和运销，为养殖企业服务；鱼品加工厂则负责产品收购和加工。不同企业各自形成系列化、专业化。整体上是在区域化、社会化，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基础上的一体化，产供销加各有侧重，化解了生产企业，特别是养殖企业的产前产后的其他事务。为养殖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生存基础。由于产业格局有利于经济发展，也为社会提供了质高价廉的水产品，使许多养殖企业获利丰厚并步入了大规模生产、高度机械化的阶段，大量的工作实现了机械化。例如，鱼卵孵化过程中的氧气、水温、进排水都是自动化控制。日常投饲，有饲料投喂机完成。水质管理是通过自动溶氧监测器来控制增氧机的开关。捕捞是通过拖拉机或其他动力和绞网机替代人工捕捞，并利用起重机或吸鱼泵将鱼从网中送入活鱼运输车。

又如,日本是一个水产养殖发展较早、速度快、养殖水平最高的国家，其渔业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许多方面和美国类似，如工业化程度高，资金雄厚且自有化，生产专业化、社会化，产供销加分工明确。加之政府高度重视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栽培渔业，从而使日本在远洋渔业受挫后，能够很快走上更具发展前景的养殖之路。

二、国内外渔业科技主要领域技术发展水平对比

我国同发达国家渔业发展道路比较，最为明显的不同是，发达国家以发展海洋捕捞业为主，水产养殖业为辅，而我国养殖业的比重多年来则一直超过了捕捞业。我国当前水产养殖技术水平基本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和发展方向，主要特点是，规模大，但仍以池塘自然生态条件下的养殖方式居多。而发达国家的水产养殖则多采用精养高产，人工或半人工控制条件下的工业化技术。

虽然我国渔业近十几年来取得了飞速发展的进步，但目前我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渔业的进一步发展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我国渔业科技水平比起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来，仍有不少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

（一）水产增养殖

1、水产养殖良种选育

良种对于养殖产量的提高、经济效益的增加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关专家指出：农业科技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品种问题。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用优良的品种可增加产量20－30％。

在淡水养殖方面，我国在60年代突破了“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后，打破了年年捞天然鱼的局面，池塘养殖品种也由养殖“四大家鱼”

和鲤、鲫鱼，增加了新的养殖品种，池塘单产由过去的300-400斤增加到500-600斤；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国进入了鱼类育种新阶段，全国组织了100余个鱼类杂交组合，探索了鱼类杂交优势利用和新种质的培育，其中鲤鱼的种内杂交和新品种的选育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一些鲤鱼杂交组合如兴国红鲤与散鳞镜鲤的杂种F1（丰鲤）、荷包红鲤与元江鲤的杂种F1（荷元鲤）、荷包红鲤与湘江野鲤的杂种F1（岳鲤）、散鳞镜鲤与鲤、鲫移核鱼的杂种F1（颖鲤）、荷元鲤F1与散鳞镜鲤的三杂交鲤等，都表现出明显的杂种优势，一般可增产10-30%；同时，采用常规育种与雌核发育技术相结合，育成了二个鲤鱼新品种一建鲤和松浦鲤，其增产效果在30%以上。建国后，我国从国外先后引进了鳞鲤、镜鲤（包括德国镜鲤）、虹鳟、罗非鱼、胡子鲶、斑点叉尾鮰、欧洲六须鲶、大眼鰤鲈、加州鲈、条纹鲈、美国胭脂鱼等几个品种；同时由我国自然水域中开发养殖了东北银鲫、团头鲂、彭泽鲫、鳜鱼、乌鳢、甲鱼、河蟹、青虾等野生种。由于国内、国外品种的引进、开发、培育和推广，结合机械增养技术、颗粒饲料的应用和驯化养鱼等新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使我国池塘养殖的单产由500-600斤，飞跃到1000斤、1500斤，最高达到5000-7000斤，继续领先于世界养殖的单产水平。

欧洲从古至今，池塘养殖一直以养鲤为主，因此，在鲤鱼育种上颇有成就。本世纪初，欧洲从野鲤鳞被基因发生突变产生的四种镜鲤型鲤鱼，育成了一个叫“加时逶基”的镜鲤品种，乌克兰育种家以此鲤为基础于40年代育成了闻名世界的高产的乌克兰镜鲤和乌克兰鳞鲤。从40年代起，前苏联进行了全国性的鲤鱼育种工作，其中最成功的突破性成果是罗普莎鲤的选育。在此以前，苏联的养鲤业主要在欧洲地区，他们为了培育又一个适应北方寒冷地区养殖品种，从40年代至60年代用抗寒的黑龙江野鲤和欧洲镜鲤杂交，再与黑龙江野鲤回交，并对回交系统选育到F6、F7，育成了一个生长快、抗寒能力强的全鳞型鲤鱼，定名为罗普莎鲤，从此该国的养鲤业向北推移了10个纬度，发展到西伯利亚地区，取得了十分显著经济效益，产生了质的飞跃。此后，各加盟共和国相继以罗普莎鲤、乌克兰鲤和当地鲤杂交，育成了适合各地养殖的鲤鱼品种，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鲤，克拉斯诺达尔鲤，萨尔巴鲤，形成了各自的鲤鱼养殖品种。同时，该国对鱼类的引种驯化的十分重视，从全世界经进了100余个品种，但真的对该国养殖生产起重大作用的是60年代从我国引进“四大家鱼”中的鲢、鳙、草鱼，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繁育基地，利用其温流水优势进行了苗种的早繁早育，使全国池塘养殖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由过去单养鲤鱼改为鲢、鳙、草和鲤鱼混养，亩单产由过去的200-300斤提高到600-700斤。他们十分重视鱼类杂交育种工作，在鲑鳟鱼类和鲟科鱼类的杂交工作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较成功并有较大应用前景的是鲟、鳇鱼的属间杂交，获得了具有杂交优势的欧洲鳇和小体鲟的杂交种，它兼有欧洲鳇生长快和小体鲟能在淡水中生活的优点，可在池塘养殖，且该杂种雌、雄都可育。欧、美水产良种选育，主要在虹、鳟鱼类上，最成功的是虹鳟的选育。虹鳟原生长在美国山麓的溪流中，后引入池塘养殖，并移植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性海、淡水都可养殖的重要鱼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道纳尔逊氏，从1949年开始对野生虹鳟进行了23年的系统选育，育成了生长快、早产、怀卵量大的“超级虹鳟”，这是鱼类由野生种选育成家养品种的典范，对世界水产养殖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世界养殖生产有重大作用的还有原生长在非洲湖泊中的十几种罗非鱼，它已成为世界的养殖种。欧、美的鱼类杂交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无重大突破。最近，美国向世界推出了一个由白鲈和黑鲈杂交获得的一个不育杂交种---条纹鲈，他们只卖杂交种不卖亲本，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其他国家的良种选育，以日本和以色列较为突出。以色列对鲤鱼良种选育做了不少基础性研究，他们对几个国家的引进种及其杂种的经济性状做了详细的比较，但他们的工作进停留在种内杂交优势利用上；他们采用二项选择技术由欧洲镜鲤育成了“Dor-70"

品系，成为池塘的主养品种。日本对鲑鳟鱼类的良种选育和杂交育种，从本世纪初就开始，通过对十几种鲑鳟鱼的种内、种间杂交，得到了一些有杂交优势如抗病，后代成活率高的杂种，但无生产性突破成果。日本对鲤鱼的良种选育十分重视，70年代从欧洲和我国台湾引进了几个鲤鱼品种，对本地鲤进行了遗传改良和杂种优势利用，但无突出成果。

在海水养殖方面，我国已经或正在开发养殖的海水动植物种类有数十种，虽然多数种类的苗种培育技术已经解决，可以向养殖生产提供所需的苗种。但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良种培育支持体系，除对海带和紫菜曾经做过比较系统的人工选育和遗传育种外，其它主要养殖动物，如栉孔扇贝、中国对虾、牡蛎、蛤仔、蚶类、鱼类等，种源主要依赖于自然野生种，其育种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或刚刚起步。特别是经过累代养殖，出现了杂合度降低、遗传力减弱，抗逆性差、性状退化严重等问题。曾是我国海水养殖品种选育工作做的较好的海带，因为近20年来未能将品种选育工作延续下来，亦出现了抗逆性差、性状退化严重等问题。这与农业和畜牧业中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品种的更新和改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70年代末较早突破工厂化育苗技术的贝类、虾类，目前仍存在诸如贝类幼虫面盘解体、孵化率低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鱼类等近几年刚发展起来的增养殖品种的苗种培育，存在的问题则更多。有些名特优品种如鲥鱼、鲻鱼、舌鳎等苗种培育技术目前尚未突破技术难关，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严重制约了规模化、集约化养殖的发展。有些重要养殖对象，如鳗鲡的人工育苗技术至今没有突破，苗种来源主要依靠捕捞天然的野生苗，既不利于保护自然资源，也无法做到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

目前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国海水养殖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品种，都是经过选育的优良品种。有些国家通过建立良种选育中心来加快良种选育的进程。如日本对真鲷连续进行了5代人工选育，生长速度快了近1倍。挪威从70年代末开始对大西洋鲑鱼进行选择育种，同时在养殖工程设施、营养饲料以及疾病防治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经过连续5代以上的选择，生长速度明显提高。过去要养殖4-5年才能达到商品规格(体重5公斤)，现在只需2年即可达到5公斤。饵料系数也从70年代的3.5缩减为90年代的1左右。美国对虹鳟进行20多年选育，2龄鱼比原来4龄鱼的体长增加了70％，体重增加了2倍，产卵量多8倍。欧洲法国、英国等国家，对海水养殖良种繁育，特别对海水养殖鱼类的良种繁育更加重视，经过选育的优良海水鱼品种，在海水养殖鱼类中占了主导地位。日本、美国在养殖贝类良种选育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90年代中期，美国在西海岸的OREGON成立了美国西海岸贝类良种研究中心，开展了重要贝类良种选育和培育工作。

由上可见，鱼类良种选育，各国都十分重视，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促进了世界水产养殖生产的发展，但水产良种的选育工作与农作物比较，差距很大，主要表现在：（1）水产育成的良种很少：从世界范围算只有几十个，其中鲤二十余个，鲑鳟鱼类等十余个（包括杂交种），我国育成的鲤鱼新品种2个（不包括兴国红鲤、荷包红鲤、团鲤）、杂交种5-6个；而农作物，仅我国建国后40年中，就育成新品种5000多个。

（2）水产良种更新率低：从世界范围算，欧洲和前苏联鲤鱼品种更换了1-2代，罗非鱼等基本上没有更换；我国鲤鱼品种建国后更换了一代，其它鱼类没有更换，大部分都是野种，而我国农作物建国后已更换了4-5次。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我们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水产鱼、虾类野生种的高经济性状，如“四大家鱼”、鲤、鲫鱼等野生种生长快、适应性强，从自然水域引入到池塘即可养殖，这是上帝给的；而农作物、畜禽类的野生种则经济性很差，不能拿来就种（养），必须通过大量的选育工作，育成在产量、品质等野生种有巨大差别的栽培（养殖）品种，方能满足人类的需要。

--水域环境的相对稳定性。水环境不论在热带、寒带其水温总是稳定在0℃以上至40℃以下，其它氧量、PH等的变化也不大，这样造成了鱼类种类分化低，南、北方都是一个种如“四大家鱼”，区域性限制不大，这在客观上降低了良种选育的必要性；而陆地则不同，环

境变化剧烈，温度可以正负几十度，土壤结构极大不同，气象差异极大（如光照、雨量等，从而造成了农作物品种的急剧分化和多样性，区域性限制大，如湖南的水稻是短日照作物在东北种不了，东北的水稻是长日照作物在湖南也种不了，因此，各地必须选育自己的品种。

--水产育种工作的薄弱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水产良种选育周期长，风险性大，如白鲢、鲤鱼要3-4年性成熟，选育6代要20年左右；而农作物一年一代，选育6代，只须6年；二是管理部门对水产良种选育工作不够重视，这是由于前一个原因引起的，由于周期长、风险大，管理者下不了决心，不能加大投资力度，因此愿意抓“短、平、快”项目，造成引进品种多，开发野生种多，良种选育少的局；三是缺乏一支高素质的育种队伍和人才。

因此，为加快鱼类良种种选育速度，必须改良目前局面，一是要强化育种的区域化概念；二是要根据珠江、长江和北方三大区域形成各自品种选育和养殖的格局，各地要培育自己的当家品种；三是水产良种选育要形成政府行为，从中央到地方把水产良种选育作为水产增产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来抓。

2、水产养殖病害防治

我国水产动物病害研究始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前，主要是研究各种寄生原生动物、蠕虫、甲壳动物等寄生虫疾病，“六五”以来，国家开始对几种主要的水产动物病害开展了较系统的攻关立项研究。在淡水渔业方面，80年代主要针对草鱼出血病，90年代主要针对嗜水气单胞菌引起的淡水鱼类暴发病等进行了病原学及综合防治方面的研究；在海水渔业方面，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主要针对对虾常见的细菌性疾病。1993年以来主要针对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等进行了病原学及综合防治方面的研究。

草鱼出血病方面，已分离鉴定了草鱼呼肠孤病毒，建立了多株草鱼细胞系，研制了组织浆灭活疫苗和细胞灭活疫苗，解决了病毒疫苗的大规模制备技术，草鱼出血病的防治基本得到了解决。淡水鱼细菌出血性败血病和对虾常见细菌性疾病防治方面，从病原、致病机理、流行规律、治疗药物、免疫、环境与生态防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查出了嗜水气单胞菌、温和气单胞菌、产碱假单胞菌、鲁克氏耶尔森氏菌、河弧菌生物变种III、副溶血弧菌、创伤弧菌等多种革兰氏阴性细菌病原，建立了疫苗防治技术及综合预防措施，使上述细菌性疾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对虾暴发性流行病方面，分离鉴定了病原，掌握了病理，开展流行病学研究，了解了病原传播途径，免疫酶技术、荧光抗体技术、凝集试验等免疫诊断技术得到了应用，核酸探针、PCR等病毒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已初步实现了商品化，综合防治示范项目在健康养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已培养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省市水产研究单位一大批从事水产动物病害防治研究的技术力量，并相继建立了一批设备比较先进的实验室，使我们对渔业动植物病虫害研究总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此外，还建立了水产病害防治网络，在经验交流、病情通报、技术咨询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及科学依据，为我国渔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外对水产动植物病害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多集中于基础理论与应用基础理论等方面，如病原生物学，免疫生物学，组织病理学等，而对应用研究与产业化方面的研究较为鲜见。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解决一些重大性疾病的危害，特别是某些病毒性疾病，如传染性胰脏坏死症（IPN），传染病性造血器官坏死症（IHN）等，对疫苗的研究特别火热，目前已有IPNV、IHNV的基因工程疫苗使用；对于对虾杆状病毒病这个世界难题，国外专家也从DNA基因组的大规模测序，外显子的捕获，基因分离等方面，揭示其感染途径和发展机理，为预防和治疗这种病毒病进行着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国内外各类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研究的进展状况比较如下。

（1）水产动物病毒病研究

国外对鱼类病毒病的研究历史较早，层次较深入，很多研究都达到了分子生物学水平，

如病原结构的分子生物学、分子流行病学、分子毒理学、分子免疫学及基因工程疫苗等，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病毒分子生物学方面，对病毒基因组的研究深入到了各基因片断编码的蛋白的鉴定、体内转录、糖蛋白肽的结构和免疫试验、不同病毒分离株的基因组和蛋白多肽的差异，病毒各基因组片断的克隆、测序和表达，进而进行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等。在疾病流行病学方面，通过对全国范围内鱼类种群中病毒感染的测算来预测流行规律，从而制定当年的控制对策；运用频率分布来描述鱼类寄生虫在寄主种群中的分布，并从其动态中来了解疾病发生的可能。

甲壳类病害研究在水产无脊椎动物中进展最快.在病毒方面，国际上已发现了15—16种对虾病毒、5—6种蟹类病毒，包括杆状病毒属、细小病毒属、虹彩病毒属、呼肠孤病毒、小RNA病毒属、披盖病毒、弹状病毒属等的成员，其中对虾杆状病毒(BP)已得到了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认可。主要的工作在病毒的发现、组织病理学、分离纯化、形态学研究、核酸和多肽特性、病毒的理化因子敏感性、病毒流行病学、病毒感染特性及病症、环境因子对发病的影响等方面，在分子生物学方面有5—6种病毒的基因组得到了部分克隆和测序，有力促进了其疾病诊断和病毒检测技术的发展。相对与鱼类或昆虫类的病毒学研究来说，由于缺乏甲壳类传代细胞株和标准实验动物，其病毒学的研究进展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影响，研究层次和深度显得较为肤浅。

我国的鱼类病毒病重点在草鱼出血病的研究，已经在其病原学、流行病学、病理学、检测方法、基因组结构、免疫学、细胞培养灭活疫苗、防治方法等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系统研究了草鱼出血病病毒的组织培养、分类鉴定、基因组和多肽结构、病毒RNA的转录酶活性、病毒糖蛋白结构多肽的抗原型、病毒多肽及基因组的体外翻译和病毒基因组的体内转录、疾病与环境的关系等。国内也报道了鲤痘疮病、传染性胰脏坏死症、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症、淋巴囊肿病、鳜鱼病毒病、月鳢病毒病、真鲷病毒病等鱼类病毒性疾病。此外，在两栖类和爬行类中还报道了牛蛙病毒病、乌龟病毒病、中华鳖病毒病等，但我国的水产脊椎动物病毒病绝大部分研究集中在疾病的描述、病原的分离和初步鉴定、超薄切片电镜观察等方面。

我国甲壳类病毒病的发展主要也是对虾方面，在80年代中期就发现了对虾肝胰腺细小病毒，93年对虾暴发性流行病促使对虾病毒学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目前在我国已有可靠报道的对虾病毒约4—5种，在对虾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杆状病毒(或称白斑综合症病毒，WSSV)及肝胰腺细小病毒(HPV)的研究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与国际上甲壳类病毒研究的特点类似，我国对虾病毒也在组织病理学、分离纯化、形态学研究、核酸和多肽特性、病毒的流行病学、感染特性及病症、环境因子对发病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多的报道，有特色的研究在对虾病毒的传播途径及病毒生态学方面，WSSV的基因组测序的进展也较为显著，其诊断和检测技术与国际上的发展一致。在蟹类病毒研究方面，中华绒螯蟹颤抖病病毒有初步的研究结果。

国外在贝类病毒病方面发现了约4—5种病毒，我国目前至少报道了两种病毒：三角帆蚌瘟病和皱纹盘鲍病毒病，研究的水平都不算深入。

（2）水产动物细菌病研究

国外在水产动物细菌性疾病研究主要集中在嗜水气单胞菌、爱德华氏菌、鲁氏耶尔森氏菌、鳗弧菌、副溶血弧菌、创伤弧菌等细菌病原的快速鉴定系统、选择性培养基、血清学快速检测技术、细菌性疾病的病理学、细菌的致病因子的致病机理及其基因结构和表达、亚单位细菌疫苗、细胞壁多糖的免疫活性等的研究，在细菌耐药性方面从鱼类病原菌各种耐药性的发生、发展到其机理研究均已逐步深入，分离并深入分析了耐药性的遗传因子：抗性质粒的基因结构、抗性谱等方面。此外，细菌的鉴定除快速鉴定系统外，还在16SrRNA、质粒等方面发展了一系列分子生物学鉴定技术。

我国对水产动物大多数细菌性疾病都有研究的报道，其中以主要淡水养殖鱼类出血性败血症研究的最为系统和深入，其特色的研究是其分子毒素的结构和致病机理；也报道了细菌性疾病病原的快速检测方法和防治方法，建立了鱼类出血性败血症细菌疫苗的生产工艺流程，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和推广应用；也对鱼类细菌的个别质粒的提取、分子结构、抗性机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3）水产动物寄生虫病研究

近些年国外有学者在水产动物寄生虫的离体培养和疫苗研制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特

别是利用重组DNA技术研究寄生虫病的基因工程疫苗显示出了较大的潜力。开始了对小瓜虫膜蛋白的纯化及特性研究，进一步探讨这种抗原作为免疫原在免疫应答中的作用；建立了鲑虱肠道蛋白抗原的基因文库并进行了表达，研究了该蛋白的免疫原性，在鲑虱肠道蛋白重组疫苗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通过抗体破坏虱肠道功能，达到控制鲑虱病的目的。

国内在水产动物寄生虫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病原的形态描述、分类地位确定、生活史及微生态学、流行病学以及防治方法等方面；我国在鱼类单吸虫等抗原及基因组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比较深入，确定了抗原蛋白及其定位，构建了部分基因文库，研究了PCR和核酸探针检测方法，为检测和免疫防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技术。

（4）水产动物疾病诊断技术的研究

水产动物疾病诊断技术的发展与相应的病原研究的深入程度密切相关，近20年来，现代生物学技术检测病毒、细菌性病害的发展非常迅速，主要有荧光抗体技术、免疫酶技术、单克隆抗体技术、核酸杂交技术、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等。由于上述检测技术的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实用性好等特点，在国外已成为多种水产动物病毒、细菌等病害的常规诊断方法。对鲑鳟鱼、对虾的主要病毒和细菌病原的相应免疫学或分子生物学病原检测技术多数都开发成了商品化的试剂盒。

我国对虹鳟传染性胰脏坏死症、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症、草鱼出血病病毒、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肝胰腺细小病毒、嗜水气单胞菌毒素等进行了单克隆抗体研制和相应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或乳胶凝集实验等快速检测技术。对鱼虾贝类的一些病原细菌也建立了ELISA、荧光抗体、SPA协同凝集等检测技术。对虾病毒WSSV的核酸探针检测技术及PCR检测技术已形成了商品化的检测试剂盒。

（5）水产动物免疫学研究

在鱼类免疫学研究领域，近些年来国外的研究十分活跃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是在抗原分子结构(包括病毒抗原、细菌抗原和寄生虫抗原等)、免疫应答机理、细胞免疫活性以及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方法和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国外在鱼虾类免疫刺激剂及营养因素对特异性或非特异性免疫的影响方面也做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在40年代，国外就开始应用杀鲑气单胞菌菌苗预防鱼病，1975年疖疮病疫苗首次在美国获准进入商品化生产，近年来国外鱼类疫苗发展十分迅速，日本研制了虹彩病毒的特效疫苗，美国成功研制出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症基因工程疫苗，弧菌疫苗、疖疮病菌苗、腐皮病菌苗、香鱼假单胞菌疫苗、多子小瓜虫病疫苗等等均已商品化。到目前为止，国外已批准上市的鱼类疫苗有近30种，在鱼类病害的防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内60年代便开展了免疫学技术在水产方面的研究。自1969年珠江所首次研制出灭活组织浆疫苗注射免疫草鱼三大病(赤皮病、肠炎病、烂鳃病)获得成功以来，我国鱼类免疫防治在这近30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陆续开展了草鱼呼肠孤病毒、嗜水气单胞菌、柱状曲挠杆菌等病原体免疫学特性的研究，研制了淡水鱼类细菌性败血症、草鱼出血病、鳜鱼烂鳃病、甲鱼红脖子病等的疫苗，并进行了生产性防病试验，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全菌苗、菌细胞苗、灭活疫苗、弱毒疫苗、亚单位苗、基因工程疫苗、DNA疫苗等多种类型得到不断深入的研究。除疫苗开发外，免疫途径、免疫复活剂、营养与免疫的关系、抗病毒干扰素的诱生和检测等

方面的研究也有报道。目前已进行草鱼出血病病毒灭活细胞疫苗和减毒细胞疫苗的工厂化生产，免疫草鱼成活率达85%以上，免疫力保持13个月以上，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在无脊椎动物免疫学研究方面，虾贝类的免疫学研究较为突出，目前公认虾贝类无特异性免疫机制。国外报道的虾贝类非特异性免疫能力包括血淋巴凝结、黑化、细胞粘附、抗菌作用、活性氧形成、细胞吞噬作用等，体液的免疫因子报道的有酚氧化酶、溶菌酶等多种酶活力及凝集素、抗菌肽等，细胞免疫方面包括不同类型的淋巴细胞的发生和作用等，同时在免疫器官方面，对虾淋巴器官的作用已逐步揭示，最新的研究观察到了淋巴器官在TSV慢性感染过程中对病毒的消除作用。利用免疫促进剂，如葡聚糖、肽聚糖等激活免疫系统的活性从而起到疾病预防的作用已在生产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国内对虾贝类生物抗病力研究开展得较晚，最早在1990年黄海所对对虾弧菌进行了初步的疫苗研制和免疫研究，观察到一定的免疫增强效果。近年来，我国研究者已初步明确了对虾免疫的机制，掌握了血液中酚氧化酶、溶菌酶等的活力、血细胞吞噬活力等几种非特异性免疫生理指标。还开展了多糖类免疫活性物质的研究，观察到了一定的免疫促进作用，其中几种多糖类产品作为免疫增强剂已初步推向市场。此外，在对虾健康生理与环境因子关系、干扰素或干扰素诱生剂与对虾病毒感染关系等方面也开展了初步的探讨。

（6）水产动物病害综合防治研究

水产养殖病害的综合防治对于疾病控制极为重要，北欧的鲑鳟鱼养殖的发展历史较早，其疾病的防治工作进行的较为彻底，不但从苗种、免疫等角度加强鱼体的抗病力，从养殖环境的改良、水质调控、优质饵料、病原监控方面均开展了综合的健康管理工作。泰国在对虾的病害方面进行的综合防治也颇具特色，形成了一套围绕提高对虾健康状况、减少病原入侵机会、保证养殖环境清洁稳定等开展工作的健康管理技术，使泰国的对虾养殖未受到病毒病的干扰，产量跃居世界首位。当前，多种用于水质、环境改良的微生物制剂已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流行，国外水产养殖在起到疾病综合防治作用的池塘改造和养殖设施等方面的固定资产投入已成为扩大生产的首要部分之一。

我国养殖鱼类和对虾病害的综合防治工作也在不同程度地开展。经过4—5年的攻关研究，在我国对虾病毒病暴发依然猖獗的地区，采用水车式增氧机、高位水池蓄水式养殖在现阶段对虾养殖中取得了一定的预防疾病和实现产值的效果。病害综合防治技术重点注重通过应用免疫技术、优质饲料、生态环境优化和稳定技术提高宿主的抗病能力，同时在苗种、病原、环境等方面加强病原控制以减少感染机会达到对病害的防治目的。

（7）水生生物病害研究的实验模型

病害研究的实验模型对于学科和技术的发展极为重要，医学和陆生动植物已建立了包括动物实验、组织培养和病原保藏中心等在内的数百种标准实验模型，这有力地促进了医学和陆生动植物病害研究的发展，而水生生物标准的实验模型包括组织培养模型、实验动物模型和病原库相对来说为数极少。国外建立了60余株鱼类细胞系，有近40种病毒采用细胞培养分离成功，多数水生生物的病原细菌也有标准培养物得到保存，已有近交超过50代的纯系鱼。而甲壳类等没有传代细胞系或标准实验模式动物建立，对虾的病毒病原在国外某些权威实验室有较为全面的保存。

我国长江水产研究所、珠江水产研究所等研究单位在草鱼的组织培养方面已先后建立了ZC-7901、CIK、CP88、PSF等对草鱼出血病病毒敏感的细胞株，鱼类实验模式动物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珠江水产研究所已将剑尾鱼纯化培育到第18代，对虾组织培养的研究也经历了近十年的努力，但其传代细胞系仍未成功建立。

（8）渔用药物的研究

国外一些国家在水产养殖中均使用抗菌素、消毒剂等类药物，常见的有土霉素、氯霉素、呋喃类、甲醛、孔雀绿、口恶喹酸(Oxolinic Acid)、氟乐灵(trifluralin)、络铜剂（Cutrine-Plus）、氧化钙、次氯酸钙、次氯酸钠等。以上药物虽被普遍使用，而在美国被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及环境保护局(EPA)

所正式批准的药物仅限于络铜剂、碳酸氢钠、乙酸、氧化钙、次氯酸钙等，有可能批准的药物有福尔马林、土霉素、氟乐灵等。而孔雀绿、硝基呋喃和氯霉素等药是被禁止使用的。尽管这几种药物的抗真菌或抗细菌能力很强，但它们对使用者和接受者均有较大的潜在性危害，因此必须研究它们的替代产品。国外已应用的渔药在研制阶段均经过了大量的基础研究，通过长时间的药效学、药代动力学以及安全性试验，并且利用高新技术对药物的生产、使用进行不断改进，从而得到比较稳定、有效的病害防治效果。

我国渔用药物的应用和研究开始于50年代，在进行淡水鱼类养殖的过程中，应用生石灰、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孔雀绿、漂白粉等防治病害。渔药的大量使用始于80年代水产养殖大规模兴起以后，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病害种类的增多和危害性的日趋严重，为了控制疾病的蔓延，减轻病害所造成的损失，养殖者从化学药品及医药和兽药中选择了部分药物用于生产，同时开始进行水产药物的开发和研制。国内目前渔用药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药物对某种病原菌的杀灭效果或对某种疾病的防治效果，缺乏药理、毒理、临床试验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以上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渔用药物深入研究、开发的瓶颈。

目前我国生产上现使用药物大部分由兽药移植来的，缺乏适合水生动物特点的专用渔药。存在主要问题是：渔药总体研究水平较低，缺少高新技术的应用；药物效果评价多靠经验，缺乏严格科学验证，药物筛选方法、手段落后，跟不上实际需要，缺少新的实验方法和药理模型；药物制剂的研究成为限制药效发挥的重要因素，处方单调、品种少，影响了药物的大量使用；药物的安全问题未受到普遍重视，药物使用过程中渔农为了挽回损失盲目用药，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作用，药物残留对食用者产生潜在危害（如重金属盐类、消毒剂对养殖生态中的有益生物产生的伤害作用，重金属离子、杀虫剂在水生生物体内的富集作用等），对水产品的品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再不予以重视，从根本上解决水产养殖病害的危害，那么其恶果将会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另外一些毒副作用明显的药物如孔雀绿、汞盐等在生产中仍然使用，缺乏有效替代药物；由于药物使用不规范，生产上各地均存在滥用药物现象，为了防病多种药物大剂量重复使用，结果使细菌发生基因突变或转移，使部分病原生物产生抗药性。如鳗鲡的赤鳍病病原菌嗜水气单胞菌对药物的平均耐药率为69.4%。人工分离的大西洋鲑疖疮病病原菌杀鲑气单胞菌55％的菌株对土霉素有抗性，37％的菌株对口恶喹酸有抗药性；药物的临床试验不严格，药物代谢动力学内容研究几乎是空白，严重影响了药物的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近年来欧盟、日本等对我国水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问题相当重视，尤其是对己烯雌酚、类固醇类、氯霉素、磺胺类、抗生素、四环素族、口奎啉类和重金属等含量十分敏感，控制很严。比如美国已宣布世界各地进入美国的水产品必须符合美国食品与药物检验局（FDA）颁布的HACCP（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规定，否则不准进口。欧盟和日本多次在我国进口水产品中发现药物残留超过标准，也采取了一些制裁、索赔行动，严重影响了我国水产品的信誉。今后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和对食品安全性要求的不断提高，人工养殖过程中的药物安全使用问题将日益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水产病害研究的发展趋势

目前水产动物疾病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1) 水产动物病原生物学研究

病毒学研究将成为水产动物病原生物学的研究重点，在许多鱼虾贝藻的疾病中，更多的病毒种类将被发现和认识，除了对病毒的形态结构、病原性、传播途径、核酸组成以及体外培养等方面开展研究外，深入的研究工作如病毒的感染机理、病毒基因组的结构功能等将成为学科的前沿发展领域；此外在病原微生物学致病因子的分离、克隆与表达、致病机理、致病因子产生的外在与内在条件研究等方面，在病原微生物耐药质粒的分离克隆、流行规律研究、质粒消除剂或质粒转移抑制剂开发等也将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病

原生物的分类鉴定方面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2) 疾病的检疫与病原的快速检测

国际上正在着手建立水产病害检疫网络和规范，其相关的病原快速检测技术将得到不断完善并规范化。现代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高新生物技术，如核酸探针、PCR、荧光抗体检测技术、酶联免疫技术等在疾病诊断和病原生物检测中将得到广泛应用，技术的商品化程度将大大提高；对病原生物核酸序列的掌握为核酸探针和PCR引物的人工合成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基因工程抗体库在水生生物病原的免疫学技术方面的应用也将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借助上述手段，检测技术将能精细到对病原分类分型鉴定和致病因子的测定。

(3) 绿色生物渔药及免疫防治的研究

基于改善养殖生态环境和宿主健康状况的绿色生物渔药或生物制剂在水产中的开发和应用将逐步取代目前药物滥用的局面，为水生生物病害防治提供重要的关键技术及产品，这类新型渔药将主要包括有益微生物制剂、免疫促进剂、疫苗、干扰素、抗菌肽、抗病毒多肽、中草药制剂等等。对水生生物的免疫机制、抗感染机制、健康生理，病原抗原决定簇基因结构以及有益微生物区系等的研究为上述新型渔药开发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为主体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为上述产品的实用化生产提供技术依托。藻类、饵料生物、有益微生物、病毒等的转基因技术可能将为药物使用提供一条崭新的给药途径。

(4) 抗病苗种研究

提高品种的抗病力将是品种的选育和驯化工作的关键目标之一。家系保存、常规育种、数量性状遗传选育、病原检测、抗病力检验、遗传标记、遗传多样性检验等技术是围绕上述目标的品种选育和驯化工作的技术基础。转基因技术在水生植物遗传育种方面可能实现实用化，转基因技术在水生动物抗病育种的应用研究也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5) 健康管理技术研究

在提高苗种健康质量和加强对病害的监测预警的同时，着重对优化养殖系统结构、保护养殖生态环境、提高饵料质量及其利用率、合理使用新型渔药和疫苗等进行深入研究，是可持续水产养殖业健康管理技术的核心内容，也是水产病害防治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3、水产养殖种类营养和饲料研究

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水产动物的营养与饲料的研究水平与开发技术还远远落后于畜禽的水平。

80年代对我国主要水产养殖品种的营养与饲料已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与开发，例如，鲤鱼、草鱼、罗非鱼、青鱼、团头鲂、鳗鲡、中国对虾、罗氏沼虾、鳖、鲍鱼等等。加上国外研究成果、水产饲料加工技术与设备的引进消化，对我国水产动物营养研究与饲料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推动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鲤鱼、草鱼、罗非鱼、鳗鲡、对虾、罗氏沼虾和鳖的商品饲料的质量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平均水平，饲料系数已达到2.0以下。

总的来说，我国水产动物营养研究起步晚，渔用饲料的开发利用技术仍比较落后。养殖生产中，多数主要依赖于天然动物性饵料，而高效人工配合饲料太少，特别是适宜于不同品种不同生长阶段的配套系列饲料多数是依靠进口。在鱼虾营养生理和营养参数等应用基础研究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好的鱼虾商品饲料的饲料系数可以达到1.3-2.0的水平。估计这部分饲料占我国300万吨渔用饲料的60%，而其余部分的饲料系数估计在2.1-4.0之间不等。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主要集中于蛋白质、脂肪与大量营养指标的研究与配方的筛选。对维生素、矿物元素等微量营养元素的营养作用及其需要量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

（2）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广撒网的筛选配方方式，急功近利，忽视应用基础研究。实验设计欠规范、欠周密，不符合统计学要求和实验周期太短难以获得十分可靠的可比较的研究结果，使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受到很大的影响。

（3）添加剂开发研究热中于"促长剂"之类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产品，而对真正营养性添加剂的研究不够重视，我国饲料添加剂研究与开发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状况未能改变。

（4）对饲料原料的开发与质量控制不够重视。

（5）对适用于水产饲料成套加工设备的研究与生产未有足够重视，主要依赖进口主机的被动局面未能改变。

国外把水产动物营养和饲料研究作为水产养殖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这一领域的科技进步是推进饲料工业和养殖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研究鱼类营养到现在，世界鱼类营养和饲料研究的发展已经历三个阶段。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完成对鱼类人工配合饲料的制造工艺和颗粒饲料在养鱼生产中开始应用，到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鱼类营养基础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多种鱼的营养需要量与缺乏症得到研究，并由研究淡水鱼类扩展到海水养殖鱼类。各种实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工业化生产，饲料工业成为水产养殖业发达国家的重要产业。从八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随着养殖技术进步与人们对食品多样化和保健要求的提高，包括鱼类、甲壳类、贝类、两栖类、爬行类等多种水产动物作为名、特水产品成为新养殖对象，且种类不断更新。名、特水产品养殖给水产饲料加工企业带来的丰厚利润，加快了渔用饲料行业形成和大发展，同时带来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饲料产业本身在推动、资助或直接从事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从饲料开发水平来看，国外鲑、鳟、回、和鲤鱼饲料的饲料系数已达1.0-1.3的水平，而其他鱼类甲壳类的饲料系数达到1.5-1.8之间。世界较大的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公司，近几年都直接打进中国饲料市场，为他们的公司获取高额的利润。日本饲料工业很发达，虽然总产量受进口原料限制，居世界第三位，但以全价饲料为主，稳定性、诱食性、吸收性等都很好，饲料系数在2左右。

近年来一些饲料工业先进的国家，并不满足于现状，科技人员仍在围绕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减少疾病，提高饲料效率，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大量研究。国外主要发展方向：仍以研究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养殖品种的营养需要（营养参数）为主，进一步深入开展水产动物的营养生理、代谢，特别是微量营养素的功能等的研究，为重新评定营养需要量和配制各种低成本高效实用饲料提供可靠理论依据。

（1）新蛋白源的开发是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开发利用各种潜在饲料资源和提高饲料利用率的研究，解决世界性饲料资源尤其是蛋白源紧缺问题。

（2）从环境营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环境条件对鱼虾营养需要的影响，以及天然生产力对养殖产量及饲料效率的贡献。

（3）在“健康养殖”新概念理论指导下，研究低污染饲料，减轻水体环境污染，防止暴发性疾病发生。

（4）开展水产养殖动物免疫力、抗病力与营养素及添加剂的关系研究，以开发提高抗病添加剂和免疫增强剂。

（5）开展水产动物的摄食行为的研究，促进饲料加工工艺技术，减少饲料溶失,提高饲料利用率。

（6）开展水产养殖产品保持野生天然肉质和风味以及作为功能食品，以提高养殖产品市场价格的营养饲料学研究。

4、海淡水增、养殖技术

（1）淡水湖泊水库增养殖技术

我国湖泊渔业在五十年代前主要是天然捕捞。五十年代初期，在一些大中型湖泊进行了人工放流，其经济效益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从六、七十年代起，在一些中小型湖泊，放养鱼类的数量逐步增加，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水体天然生物饵料资源，提高渔产量，往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如江浙一带的外荡养鱼。由于这种放养方式在放养量、饵料的利用等方面不易控制，往往造成一些湖泊生物资源过度利用，湖泊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快了水体富营养化进程，如武汉东湖及江浙一带的一些小型湖泊。八十年代初，我国大中型湖泊网围养鱼技术研究取得成功，并迅速在全国得以推广，打破了我国湖泊渔业生产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形成了湖泊增养殖相结合的新格局，使湖泊渔业生产快速稳步发展，从1986年起，江苏的氵鬲湖、湖北的保安源及安徽的花园湖列入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使湖泊渔业综合开发技术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重要突破。“八五”期间，滆湖、保安湖和太湖均被列入国家攻关计划，分别进行了小型、中型草型湖泊和大型湖泊草湾的渔业高产试验，对网围养殖区、繁殖保护区、资源增殖区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了三大生态区的相互关系及合理配比，同时还对水草等天然饵料的合理利用，经济鱼类繁衍、生长及环境、饵料生物之间的关系及水草群落调控、改造和利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理论上初步阐明了浅水草型湖泊的生态结构和功能，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湖泊渔业的迅速发展。从1996年起，过水性湖泊、湖群、浅水草型湖泊的规模化养殖技术被列入国家重点攻关计划。

与我国悠久的池塘养鱼业相比，大水面养鱼业起步较晚，而水库养鱼业则更加年轻。50年代以前，我国水库主要以捕捞天然鱼类为主，而且现在一些大中型水库仍然沿用这种方式。为合理开发利用水库天然鱼类资源，相继开展了鱼类自然资源调控措施的研究，创造有利于水库自然资源增殖的条件，如灌江纳苗、设立繁殖保护区、实施禁渔期、规定起捕规格等。这些措施对推动我国早期水库渔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的成功，自50年代起，放养人工鱼种就成为水库渔业的一种主要方式。放养的鱼种包括浮游生物食性鱼类，如鲢、鳙；草食性鱼类，如草鱼、三角鲂、团头鲂；和底栖杂食性鱼类，如鲤、鲫。人工放养苗种在水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获得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浮桥河水库，面积2.3万亩，通过放养人工苗种，使产量由放养前的3万公斤，提高到现在的30万公斤，放养鱼类的产量占水库总产量的95％以上，而且养鱼还安置了近百名职工。“七五”期间，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库渔业研究所结合国家“七五”攻关专题“水库养鱼高产技术研究”，在湖北省三湖连江水库通过研究水库养鱼高产的生态学原理，示范和推广了适于水库养殖的一些名特水产品的养殖技术，利用电赶电拦设备的水库鱼类防逃技术、网箱养鱼技术、微流水养鱼技术、鱼类蛋白源利用技术和库叉养鱼技术。“七五”期间，还完成了湖北、广东、福建三省100多个水库和长江流域水库渔业资源及水库生产性能的系统调查和渔业规划。这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使水库渔业初步走上了科学养鱼的道路。我国水库鱼产量也由1985年的20.6万吨，上升到1990年的36.0万吨。“八五”期间，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库渔业研究所结合国家“八五”攻关专题“大型多功能水库渔业利用优化模式研究”和水利部、农业部重点基金课题，重点研究了大型多功能水库的湖沼学特征，大型水库鱼产力及其种群动态的研究、渔业增养殖与综合开发技术研究、水库网箱养鱼优化技术研究，开始注意到水库渔业利用和水库其它功能利用之间的平衡，水库渔业利用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平衡。攻关水库－四川省黑龙滩水库的鱼产量由原来的8公斤/亩提高到50公斤/亩。“八五”期间我国水库鱼产量也由1990年的36.0万吨提高到1996年的95万吨。

我国湖泊、水库众多，多年来的开发利用，虽然使渔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但也暴露和存在着许多问题。我国的湖泊、水库渔业，天然捕捞的比例已很小。各种养殖方式，均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一是产值偏低，二是渔业增产与水环境保护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两大问题，就必须对现有的渔业结构作较大的调整。这就对我国湖泊、水库渔业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纪的湖泊、水库渔业研究应包括三个方面：

--现有养殖技术的完善、改进；

--新的养殖技术的建立，包括新的养殖对象及新的养殖模式，以获得更高的效益、降低对水环境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