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专题基础知识

郭沫若（2006.简论郭沫若的诗学主张及其意义、2001.简述《女神》的思想特征、2000.简述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成就、简述《女神》的思想内容特征、1999.比较胡适《尝试集》和郭沫若《女神》）

作品：

a.《女神》：剧曲诗歌集，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

其中主要作品有《鹭鸶》《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棠棣之花》（戏剧）《女神之再生》（诗剧）《湘累》（诗剧）等。

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b.《星空》：诗歌，戏曲，散文集；是郭沫若诗歌的又一代表作，在艺术上是属于另一种

风格的作品。1923年10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之一。主要作品有《天上的市街》《星空》《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孤竹君之二子》（诗剧）等。《星空》中多数诗篇是"五四"退潮后，郭沫若苦闷寂寞但又不甘沉沦的思想感情的反映。

c.其它诗集：《瓶》《前茅》《恢复》《战声集》《蜩螗集》

d.历史剧本：《屈原》《南冠草》《武则天》《虎符》《卓文君》《聂嫈》《棠棣之花》《王昭君》

《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

e.郭沫若早期的诗学主张：郭沫若《论诗三扎》：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情调+想

象）+（适当的文字）；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

一．《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a.《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

b.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

c.《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

族的自我形象。如《凤凰涅槃》，凤凰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如《炉中煤》，中华古国成了“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

在《女神》里，处处喧嚣着自觉的呼声，如《天狗》：“我飞奔，我狂叫…我便是我呀”，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女神》的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正是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与个体）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d.《女神》中的自我抒情形象又是大时代中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袒露。《女神》中

的“我”不仅表现了崭新的民族魂，也袒露着诗人自己的灵魂。

e.《女神》同时真切地展现了诗人在美学追求中的内在矛盾。这也是《女神》价值所在：

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

二．《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

a.郭沫若是使新诗的翅膀飞腾起来的第一人。《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

论（即无神，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自然是我的表现）的思想基础上。

b.《女神》形象的基本特色：壮阔性，奇异性与飞动性，由此形成了“女神体”雄奇的艺

术风格。【壮阔性：诗人把大自然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居于中心的是地球，海洋，太阳的形象。奇异性：大自然被充分地人化，地球成了有生命的母体。如《地球，我的母亲》。飞动性：诗人把宇宙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从宇宙万物看到了“动的精神”和创造的“力”。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c.《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即形式是自由的。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行

的字数都不固定，押韵不统一。但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

三．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a.《女神》是诗的“呐喊”，《星空》是诗的“彷徨”。

b.《星空》形象体系依然是地球，大海，星辰与太阳，但却完全变化了色彩：如《星空》

“天上的星辰完全变了”。形象与色彩的转换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诗人由“五四”

高潮期的乐观，昂扬，跌入退潮期的苦闷，彷徨，开始更深刻的求索。

c.《星空》失去了《女神》的单纯性与统一性，多种音调，画面交换出现，反映了历史彷

徨时期的复杂多变性。

d.《星空》中的诗，虽缺乏“《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心情感”，但技巧却趋于

圆熟：结构更严谨，语言更凝练，含蓄，感情也更深沉。

e.《瓶》可以说是《女神》与《星空》的诗情在爱情题材上的别一种流露。这里有《女神》

式的火山般的热情喷发与奇特想象，也有《星空》时期的时代苦闷在爱情生活上的投影。

f.《前茅》《恢复》，标志着郭沫若诗风的转变。

g.《前茅》里，诗人敏锐地感受到新的革命高潮逼近的时代气息，一面宣告和与时代精神

不相容的旧的情感，追求的决裂；一面关注着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工农命运与斗争。h.《恢复》里的诗歌无疑已经“属于别一世界”，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最初尝试。这些诗歌

歌咏了工农大众，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激情，但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郭沫若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的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四．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佳作

a.20年代有《卓文君》《聂嫈》《王昭君》三部历史剧，收入《三个叛逆的女性》。40年代

有《屈原》《棠棣之花》《虎符》三部五幕历史剧及《南冠草》《武则天》《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

b.20年代剧作：在历史人物的骸骨里吹进了“五四”时代精神，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

c.40年代剧作：1）提出了“据今推古”的理论，以及“失事求似”的历史创作原则：“求

似”即历史精神的真实表现与把握，“失事”即此前提下“和史事可以出入”2）力求真实反映历史悲剧精神，及融合现实的时代悲剧精神及时代提出的反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民主要求。

d.《屈原》：1）“屈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剧本是自觉地追求政治主题的尖锐性

的。2）“屈原”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更深刻更耐人咀嚼的思想与艺术力量。3）意外收获：“南后”形象更为复杂与丰满。

e.总而言之：1）强调历史剧的主观性与抒情性，表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个性。2）郭

沫若的历史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其在剧中表现了自己的人格与个性。3）郭沫若浪漫主义历史剧在艺术表现上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具有浓郁的诗意，成为戏剧的诗。其历史剧诗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内在的强烈的抒情性。

f.郭沫若历史剧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的《三个叛逆的女性》，

包括之后抗战期间的《屈原》《虎符》等，都给予历史人物现代思想和现代行为，让他们在历史事件中处处体现现代精神，从而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在表现历史人物的现代精神上，郭沫若的诗人气质，不断体现在剧情和戏剧人物的身上，剧烈的矛盾冲突，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痛快淋漓的戏剧语言，会不断触发观众的热情和共鸣，从而成为时代不可磨灭的经典。但其争议之处在于：历史的当代叙事也必须不能太过偏离人们的历史常识。

g.赋予历史人物现代品格；在剧作中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精神，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戏剧情绪

推向高峰。这是郭沫若戏剧的特色，也是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贡献。

李怡本郭沫若补充：

1.《女神》表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它的思想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a.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叛逆和对光明理想的热烈向往，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彻底

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如《凤凰涅槃》，通过凤凰双双自焚前的歌唱，对朽败的旧世界作了极真切而沉痛的描绘。凤凰的自焚，是与旧世界彻底决绝的反抗行动，是叛逆精神的强烈爆发与燃烧。

b.追去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表现出“五四”时期年轻一代要求冲决一切罗网的战斗呐喊，

是广大爱国青年反叛性格和战斗激情的诗意概括。如《天狗》中的“天狗”这种破坏一切旧事物的强悍形象，正是那个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诗的极度夸张。

c.爱国情思，颂扬新生的深情，既是对“五四”的礼赞，也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

从《女神》中的《炉中煤》的年轻女郎，《凤凰涅槃》中更生的凤凰等形象，不难看出诗人对于祖国的深沉眷念与无限热爱。

2.《女神》的主要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特色。浪漫主义重主观抒情，强调自我表现。《女

神》中的凤凰，天狗等都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集中塑造，体现出强烈的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理想主义精神。诗人以奇特想象，极度夸张，直抒胸臆与恣意喷发为主要表达方式，《凤凰涅槃》等诗最典型地体现出这些表达方式的特点。《女神》的语言热烈奔放，具有雄奇的风格。在诗歌形式上，《女神》是白话新诗运动中对自由诗体的大胆创造，它完全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也无固定格式。但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作者把形式的自由强调到绝端的地步，感情缺乏必要的节奏，任其直抒胸臆，造成一些作品的诗意直白浅露。

3.《天狗》：“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最能表现诗人个性的代表作。全诗突出表现

了他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和追求个性解放，反映出“五四”时代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

4.《瓶》是一本以组诗表现爱情的专集，内容和形式都与他的《女神》及其他诗集有明显

不同的风格。郁达夫认为这部诗集是郭沫若热衷革命与追求爱情“两重人格”的表现。

《瓶》的诗歌形式，基本特征还是自由体，但大多为四行一节，明显地显示着诗人有意地改变写《女神》时期的不受节制的冲动，在形式上进行着新的试验。

补充：

《女神》的思想内容特征

（一）充分表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总的主题是要求冲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民族、科学。《女神》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它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反抗一切旧势力的革命精神，对光明的向往等，是最强烈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女神》，反抗、爱国、创造是贯穿诗集的基本思想内容：

1.强烈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破坏和扫荡一切旧事物、旧思想。诗歌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大胆地反抗封建思想的叛逆者、革命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女神》中的“我”是与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的、代表时代精神的大“我”。如《天狗》，从头到尾每句诗中都是“我”，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塑造了一个旧世界叛逆者的典型形象。“天狗”这种冲破一切罗网，破坏一切旧物的强悍形象，正是那个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极度夸张。《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诗人表白崇拜自然界与社会界一切象征生命的事物，来否定一切人为的偶像，一切扼杀生机的旧传统，表现出对封建权威的极度蔑视。，《欲海》等诗，也都通过抒情主人公“我”的塑造，表现出破坏旧世界，冲破一切尘垢(包括自身的尘垢)的激情，那个“血和海浪同潮”、“心和日火同烧”、要决太平洋之水“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的自我形象，同样是实现自我个性解放的宣泄。这种个性解放的要求不仅仅着眼于个人本身，诗人将个体的解放作为社

会、民族、国家解放的前提，将它们融合为一体。

2.在冲破封建藩篱的同时，已经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看到了这是我们建设新世界的榜样。如《匪徒颂》中，将列宁、罗素、尼采等人一起赞颂，表达了自己要步其后尘挺身反抗的坚决意志。歌颂了列宁。在《巨炮的教训》一诗中，对比了列宁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从而肯定了列宁的革命思想，肯定“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号召人们为自由正义而战。这些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

（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祖国而献身的牺牲精神。如《凤凰涅槃》凤凰的自焚，乃是与旧世界彻底决绝的反抗行动，是叛逆精神的强烈爆发与燃烧。中是烧毁了那“死期已到了”的旧凤凰，才在烈火中飞出永生的华美凤凰。希望古老的中国恢复青春，新生的中国永生不死。《女神之再生》中唱道要创造一个新的太阳，即创造一个新中国。《炉中煤》用象征手法，借燃烧着的煤的形象，表达愿为祖国献出一切的思想。是《女神》中表达爱国激情的代表作，是一首爱国主义的绝唱，诗人把祖国喻为心爱的女郎，把自己比作狂烧的煤块，它“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这般模样!”感情真挚而浓烈。《棠棣之花》中更明显地表现出为祖国、为自由而自我牺牲(如“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开遍中华”“愿将一已命，救彼苍生起”等诗句)，也是出自爱国之心。盼望一个强盛的新中国的诞生，是与对旧中国无情的诅咒相联系的。

（三）表现出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显示了新世纪到来、新的阶级崛起时人们欢欣鼓舞的情绪和乐观主义精神。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相信不断的毁坏和不断的创造正是万物万事发展的法则。通过对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描写，赞美了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力量、时代的力量。《晨安》一口气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显示了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太阳礼赞》歌颂太阳，歌颂光明。这些诗都是典型地表现出乐观进取精神。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特色

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

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 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自然和人类物质文明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诗人却以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3．形式自由。这是一方面的观点，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诗篇长短不一。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缚，只要求最大限度抒发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压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诗的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是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压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总之，对于《女神》中诗歌形式自由这一点，论谁都是没有疑义的。

二、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

《凤凰涅槃》堪称新诗史上第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像那欢唱的烈火一样贯注入全诗之中，这是理想主义之火，是反抗之火。这首诗是浪漫主义的激情的结晶。据诗人自己说，1919年末至1920年初，他的“个人郁积，民族的郁积”在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那狂放无羁的形式中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即浪漫主义反抗激情的抒情模式，他的创作是灵感几乎天天处在火山喷发的状态。

三、奇特的想象和夸张

奇伟的构思，奔腾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强有力的节奏，是《女神》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的又一表现。《女神》的题材广泛而丰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高山大川，日月星辰，城市乡村，名胜古迹等等，都在歌咏之列。在把素材糅合成诗的形象的创作过程中，诗人的智慧之花使诗的形象体系放射出耀眼的异彩。诗人虚构出神龛中的女神不甘寂寞，苦闷而又悲凉的生活，为追求温热和太阳走下神龛，通过女神们的吟唱揭露鞭挞了黑暗的世界，传达了处在黑暗冷酷现实中的人们的心声。诗人又让颛琐和共工争帝将天柱碰坏，再由女神们批判已往那种炼石补天的改良办法。这样巧妙的构思，既不失神话故事的离奇情节，又不乏强烈的现实意义。《天狗》一诗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想象丰富，大胆夸张的特点，反映了狂飚突进的“五四”时期人们特有的精神状态，形式上的离奇，衬托出的是思想的真实。《凤凰涅槃》为新诗的想象力和语言的创造性吹来一股奇异的风。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这首诗的浪漫主义（特）色彩。

四、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

（一）强烈的表达了人民的理想。

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人民正在逐渐觉醒，“五四”运动暴发了，《凤凰涅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那个时代仁人志士的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新我的诞生。

（二）象征性地抒发了革命领袖人物的豪迈激情

《女神》中的百鸟之王凤凰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色——就像列宁、高尔基、孙中山、李大钊等仁人志士一样，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征。就这一人物特征来看，《女神》就

是在间接表现历史人物的情怀、志向和决心要彻底粉碎旧社会的英雄气慨。《女神》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诅咒，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的情感基调。哥德说“艺术中的美即理想”。1921年8月，郭沫若的《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它以磅礴的气势，狂热的激情，全新的形式，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激进的态度，震撼了文坛，使人战栗，使人惊喜，充分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高尔基说：“艺术家，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如从民间天狗吞月，想象为天狗把全宇宙都吞了，“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等。这种极度夸张的奇特想象最能表现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对旧世界的反抗、叛逆精神和创造新的大同世界的愿望。（三）直接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史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而且还是一条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天狗：它不仅吞月（这是古代神话之原意），而且吞日，吞一切星球，吞全宇宙。我们习惯以“气吞山河”来形容气魄之伟大，而青年郭沫若的气魄，更是伟大超群得不可想像。“我便是我了”表现了个性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时代精神的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罗网的巨大勇气之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张扬，五四时代的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宙的能的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能够改变山河、大地、宇宙，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诗人也为自己的情感陶醉了，情不自已，便从他年轻的火热的胸膛里喷射出惊雷闪电一般的诗句：“我飞奔，我狂跑，我燃烧……”。这样的诗句就像猛烈的飓风，在读者心头上呼啸而过，在不平的大地上产生极其强烈的冲击波，使人感到五四新人的气概是何等豪迈。而接下来三个“我飞跑”，更给人以急促振奋、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故而“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表示了自己只有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方能成为新人，方能改造整个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女神》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而对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他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理想，特别注重主观抒情。

郭沫若早期的诗学主张

郭沫若最早从理论上系统谈论诗歌问题，始于1920年１月18日致宗白华的信。而此信之前，郭沫若已在惠特曼的影响下相继创作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雪朝》、《匪徒颂》、《晨安》、《浴海》、《电火光中》、《夜步十里松原》等多篇自由诗。信中所论可以视为上述诗作创作经验的概括。在这封信中，郭沫若提出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重要命题，即“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在郭沫若看来，诗之所以是“写”的，不是“做”的，是由诗的本体决定的，诗的本体即是灵感、情调和想象。象风的袭来一般的灵感引发翻波涌浪的情调，一定的情调决定了诗的风格形式；情绪的波澜不容创作主体“有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诗歌的形式技巧是无需费神考虑的，只要将这个本体照实写出，诗歌就能“体相兼备”。郭沫若2月16日再致宗白华，进一步发表了对诗的看法。该信集中讨论了抒情与形式二而一的关系，虽然这是针对宗白华批评的答复，但其观念与上封信并无二致：“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自由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的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他自然的谐乐，自然的画意存在，因为情绪自身本是具

有音乐与绘画之二作用故。情绪的吕律，情绪的色彩便是诗”紧随2月16日的信之后，郭沫若又创作出了《登临》、《春之胎动》、《日出》、《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作，这是前述冲动型创作模式的继续，同时又为3月30日致宗白华信的写作提供了一些新的经验。该信在论及海涅《归乡集》中的诗作时提出了“自我表现”的理论命题：“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底诗要算是他一生底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郭沫若对海涅诗之“贞于情”给予充分肯定，看起来其理论命题是针对海涅而发的，实际是海涅与他本人创作经验相合而共鸣的结果。3月30日致宗白华的信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值得注意，郭沫若向宗白华描述了自己与田汉由二日市步行至太宰府的情景，这一沿途触景生情、即兴赋诗的经历，触发了郭沫若“诗人与自然一体”和创作出于“无心”两个新的看法。关于后者，他的原话是：“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晶。”郭沫若在引用贝多芬偶成《月光曲》的材料以为自己的立论支持的同时，明确肯定了当天的诗乃得之于“不经意”之际。上述三封信作为郭沫若早期诗论的珍贵文献所表述的文艺思想（包括“自我表现”说、情感之“体”形式之“相”“体相如一”的诗观、自由主义形式诗学、创作动机“无心”论―――后来发展为“无目的”论），成了未来几年（截止1925年）郭沫若诗歌理论著述的起点和文学论争的理论出发点。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历史剧促进了中国话剧创作的繁荣、发展，其贡献毋庸置疑。郭沫若历史剧创作始于1920年，《棠棣之花》为其发端之作，40年代连续写了《屈原》、《虎符》等多部历史剧，史剧创作理论趋于成熟，50年代继续发展并臻于完善。郭沫若的戏剧理论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史剧和历史、史剧和现实、史剧的形象塑造、悲剧成就等。下面就这些方面进行浅述。

一、史剧和历史

“历史剧写的是历史题材，它取决于历史生活，又经过艺术加工形成的‘剧’”。历史剧不等于历史，它不是对历史的一种简单复制。那么该如何明确史剧与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他是非常重视艺术自由的，而不是对历史生活的照搬照抄。这表明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科学著作，但忽略了史剧和历史的关系是既区别又联系的，而不是二元对立关系。

恩格斯在1895年5月18日致迪南拉斐尔的信里表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恩格斯的观点体现了历史和艺术辩证统一的关系。郭沫若曾说过：“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郭沫若是赞成恩格斯的观点的。郭沫若在他的一些史剧中表现了“失事求似”的原则。史剧《蔡文姬》中，郭沫若对历史人物曹操进行了新的评价，他认为：“曹操对于我们民族和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他改变过去曹操“奸臣”形象，把曹操刻画为一个开明、纳谏、具有平民风度并有成就、比较得人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武则天》里，他树立了一个赏罚分明、用人唯贤、治国有方、“不爱身而爱百姓”的杰出女政治家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无论从政治举措还是从男女关系方面都遭到诋毁的武则天大不相同，既合剧情的发展，又无损于人物的性格。郭沫若很注意历史剧和历史的联系，借一段史料或者史事来表示一个主题和一个年代，而不是用写历史剧来研究历史，或者单纯的考古。

二、历史和现实

郭沫若认为，“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历史剧作家要用心感受时代的变动，为现实服务。郭沫若主张历史剧“借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他说“写历史

剧并不是写历史”，而是“借古抒怀以鉴今”，这是郭沫若处理史剧和现实关系的原则。

郭沫若用历史的题材来写剧本，不是为了发思古之感情，他的一切文学活动都同现实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在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中，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是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国统区实行专制独裁而写的，《高渐离》中含暗射的用意，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代表作《屈原》更是这位诗人兼剧作家用心血锻造的一把最犀利剑，劈开了比铁还要坚固的黑暗统治。取材于古代题材，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却是反映当今现实生活，或为作者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思想而作的。郭沫若强调，历史剧能够对现实产生作用，就必须把握历史剧本身特点，把古人写得很真实，与古代没太大差异，在历史和现实的某种联系中去进行创作，万不可混淆时代，搞得乱七八糟。

郭沫若曾用史剧和现实的关系阐述道：“写历史剧可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准确的历史剧是赋的体裁，用古代的历史来反映今天的事实是比的体裁，并不完全根据事实，而是我们在对某一段历史的事迹或某一历史的人物，感到可喜可爱而加以同情，便随兴之所至而写成的戏剧，就是兴。”郭沫若的历史剧在许多地方都是借助于影射、比附来进行。《三个叛逆的女性》中，揭露的正是残酷的封建制度和对腐朽的封建文化的批判。《屈原》全剧结局未取屈原自沉，而改为投向汉北，给人以坚持斗争直至胜利的希望。剧中人卫士甲说：“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也需要你。”与其说在呼唤历史上的屈原，不如说是抗汉大后方人民对坚持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呼唤。

三、史剧形象塑造

郭沫若史剧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无一例外地赋予了剧中人物以诗人的灵魂、诗的感情，具有浓郁的诗的色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郭沫若历史剧中主人公屈原、婵娟、蔡文姬等，本身就是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在《屈原》中，卫士和婵娟不是诗人，但是作者却赋予了他们诗的情怀，认为他们是：两种诗的感情或两种诗人性格的象征，婵娟是象征着悠婉的怀旧的感情，卫士是象征着激越的奋斗的感情。郭沫若还赋予他们以诗的形象生命，比如，郭沫若化用《楚辞》中的某些优美的诗句来写婵娟，作者运用了极具表现力的手段，把她从一个虚幻模糊的形象塑造成为一个实体。首先，从人物身份和人格的对照中去表现她的性格。作为一个侍女，婵娟并不尊贵，但身份和人格常常不是成正比的，她拒绝进宫服侍南后，藐视和嘲弄公子子兰，痛斥帮闲文人宋玉等，她是高贵的、高尚的。卫士这个形象，他在《屈原》中不占重要地位。前四幕，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戏剧动作和戏剧语言，只有到了第五幕，人物性格才得到集中的刻画。卫士是一个宫廷卫士，但他并不是为虎作伥的鹰犬，实际上是保护屈原和婵娟的卫士。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对婵娟说：“我要搭救你，请你一点也不要踌躇，乘着这月黑的时候，你装着打更的，我们一道出城去。我们去求三闾大夫。”卫士身上焕发出“激越的奋斗的感情”异彩。他激于义愤，杀死太卜郑彦尹，放火烧庙，让“这罪恶的神庙看看也就要和那罪恶的尸体一道消灭了”。他在剧烈的动荡中没有半点犹豫，他要毁灭这罪恶的世界。郭沫若历史剧的人物形象都是诗的人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郭沫若对史剧人物形象塑造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合理的发展”论。他指出：我主要的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这是从“发展历史的精神”的史剧创作原则出发的。这种发展是依托于想象，也是为弥补现成的历史材料的不足，在新阶段上创造艺术形象。剧作《屈原》中，以屈赋为基础，“合理发展”出傲岸的屈大夫的诗的形象，以《南冠草》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基石，“合理发展”出少年爱国将领的形象。这种想象不是肆意乱想，而是符合规定的历史情景的。

四、史剧的悲剧精神

郭沫若通过创作戏剧类型的悲剧，表现悲剧的审美特征。除《蔡文姬》、《武则天》外，郭沫若的历史剧大多都是写的悲剧。郭沫若写历史悲剧，既是借历史去张扬现代生命，又是

对民族悲剧精神的一种发扬，表现他对人类生命本质的一种追求。

郭沫若的前期剧作《三个叛逆的女性》中，以《聂嫈》为例子，她所处的那个社会，贫困的人走投无路，为温饱问题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而那些具有权势的人，却整天吃饱后，闲来无事可做，到处作恶多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不公平的社会，其根本原因在于昏君暴政，奸臣当道，小人得志。而主人公聂嫈为了揭露阴谋，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表明一种悲剧精神，民族的悲剧精神，绝望的悲剧，给人以撼动，让人愤然，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一种强有力的抗争。同样，其他两位女性，《王昭君》、《卓文君》也是这样，他们感人至深，就是由于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崇高的历史悲壮性。

郭沫若后期的剧作《屈原》，屈原是伟大的政治家、诗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政治上，他都主张以“仁义”兴国统一天下，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团结，反对战争。他一生忧国忧民，关注民生疾苦。他出身显贵，能不为荣华所动，辛苦为民操劳，深得人民的爱戴。剧作中，屈原和老百姓紧密相连的鱼水情，他是多么受人敬爱的志士仁人，最终却惨淡收场，前后对比，让人更觉悲剧的崇高感，悲剧氛围渲染到极点，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悲壮性，给人留下震撼和思考。

纵观郭沫若的历史剧，成果斐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其主张和经验更是宝贵的财富，足资借鉴。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注意历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果，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杰出贡献，奠定了他历史剧的伟大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