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成因简论
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前创作原因试探
赵江滨
提要：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乡土小说和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田园乡土小说标示着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艺术倾向，但从审美角度审视，后者是对小说现实功利因素的超越和对艺术本性的回归。文章在概括阐述两种乡土文学的基本社会背景及艺术特征之后，着重以沈从文早年生活和具体作品互训的方式，阐释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基本成因。
关键词：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生命意识。
Abstract
The enlightened regional novels and pastoral regional novels symbolize two artistic trends in contemporary regional literature,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Luxun and Shen Congwen respectively.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pastoral novels are transcension to utilitarian factors and regression of its artistic essentiality. After summarizing the fundament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kinds of regional novels, the text depicts the basic formation of pastoral style in Shen Congwen’s regional novels by mean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en Congwen’s early life and his specific literary creations.
Key words:regional novels pastoral style anima consciousness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叶，沈从文和废名（冯文炳）的乡土题材小说出现后，中国新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才可说真正获得了田园风格的存在形态。此前的五四乡土文学因受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而一直以批判现实主义的面貌昭示于世人，这在审美形态上就使在文学传统中大多以优美恬淡风光出现的乡土风貌笼罩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文化阴霾。而“田园乡土”的出现明显是对上述审美倾向的反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形态的小说各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从审美的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田园乡土”小说的出现无疑是对启蒙主义乡土小说社会功利性的超越。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田园风格标志着文学创作中浸灌于乡土题材的那种陶然而带有赞许、令人神往的艺术美化倾向。“田园”风格实际上是作家的审美理想对现实生活的校正和美化，是精神空间对物质现实的再造。就“田园”场景与现实生活场景的明显断裂性质而言，这类作品更具有审美风范。文学史跨时代的对这类作品给与永久的认同，应该说有其内在根据。
一
在沈从文、废名之前的五四“乡土文学”中，中国现代的乡土生活总是被置入阴暗、落后、愚昧、野蛮的文化背景中加以曝光和鞭挞，这种情形在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
《祝福》、《风波》、《阿Q正传》等辉煌杰作中开了先河。被启蒙主义文化眼光逼视的“老中国”的乡土弥漫着一切封建传统的愚陋和黑暗，某种意义上“乡土”在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视野中往往成了绝望和反抗的文化符号。当然，客观上中国近现代的乡土社会也确实负载了深重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负面和惰性成分。“听将令”的鲁迅在写下这些沉痛冷峻的文字时，无疑是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作为文化解剖和批判对象看待的。鲁迅的自述就提供了文学在他的思想中应该具有的社会使命：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情境中，鲁迅的“乡土文学”模式和社会文化思潮保持了内在的同一性，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示范意义，所以一经出现便成了“乡土文学”的被模仿对象。这在王鲁彦、许杰、蹇先艾、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等继起者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他们的创作中，鲁迅的“乡土模式”是一个摆脱不掉的阴影。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魅力首先与中国现实乡土的负面因素达成了一致，艺术的魅力竟然来自现实乡土的衰败景象和黯淡生活，而陶渊明的艺术世界只能成为人们精神凭吊中的想象奢侈物。如果我们用“恶化的乡土”来表征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特色的话，那么，这种特色显然来自社会的文化批判对文学的外在要求，它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着步调一致的社会文化的批判性质。
对“恶化乡土”的文学趋同，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从美学的角度审视，在文学创作中一味地营构“恶化的乡土”却并非文学审美本性的全部要求。至少，文学的乡土题材不应仅仅停留在“恶化”的文化层面上，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进入“美化”的审美层面，艺术与乡土的纯正关系应该建立在这种审美的基础之上，这是艺术对生活的内在的本体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沈从文、废名的“田园乡土”小说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标志着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或可认为，这是现代乡土文学成熟的标志。因为“田园”般的乡土意象只在幻想的、理想的虚构性文学作品中才合法地具有永恒的价值，成为文学史上长久不衰的审美对象。
与“恶化的乡土”相对，“田园乡土”常常呈现的是“美化的乡土”。京派作家中的沈从文、废名都是“美化乡土”的高手，而京派作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艺术倾向就是对“美”的推崇，正像京派理论家李长之所说的那样，“文学只应求永恒不变之美”，而不必“描写现实”。i于是，与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明显有别，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皈依有自己的见解，他期待于小说的是“美”对现实生活的超越：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
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沉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寂寞，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2]
尽管人们把沈从文和废名的乡土小说并置于“田园”的名目之下，但二者具有显然不同的文学视野，蕴含其中的情致也明显有异。沈从文在比较自己的小说与废名小说的区别时指出：两人虽“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行为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而他自己“兴味与成就”则意在“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并不无自负地认为：“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语言，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自己的小说）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另外，正如废名受过良好的学院派的系统教育和训练那样，废名的田园乡土精致而优美，人物被修饰得单纯而雅驯，无论是《竹林的故事》、《桃园》还是《桥》，废名小说中的“田园乡土”都散发着脉脉的悠闲恬淡气息。废名的小说虽有人事的淡淡哀愁飘拂其间，但世外桃源之意还是其突出的征候。废名的小说犹如镶嵌精巧的山水画卷，清秀蕴藉，不染城市纤尘。沈从文的“田园”乡土与废氏迥异其趣。人们可以自然地联想到，当废名恬然地坐在北京大学宽敞明亮的教室内聆听周作人操着浓重的绍兴腔，纡徐舒缓的讲课时，沈从文却摇晃着单薄瘦弱的身躯，在湘西旧军队的行列中行进着，漂泊跋涉在湘西的粗砺山水间，生命听任于盲目命运的播弄。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熏陶，山野间的蛮风醇俗和自然山水是启迪他灵性的第一位老师，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自然山水、风土习俗的感悟。对应于这种心理和文化结构，沈从文的“田园”乡土——边远的湘西世界——便有了别样的风采：放达自然，剽悍蛮勇，纯朴善良。尤其是沈从文小说的这种风采中流动着一股放浪不羁的生命意识。因而，正是这种别样的生命意识成为沈从文小说“田园”风格超越于社会现实层面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意识是如何在他的生命履历中萌芽生长的呢？
对沈从文生命意识的发微无疑应从这里开始——
1922年8月的一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僻处湘西的沈从文偶然从省城来的印刷工携带的书刊杂志上受到新文化的启迪，终于厌倦了漫无目的的漂泊生涯，生命的何去何从问题让他一连沉思了四天。最终，二十年的自然生命终于酿成了一个自觉意志：“好坏我终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识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
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3]
沈从文年轻的思想产生烦恼的那一刻，便标志了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从昏沉沉的蒙昧状态中的觉醒。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沈从文当初为自己生命下赌注的做法是一次生命的自觉选择行为，是觉醒了的自我对生命活动的有意识塑造。这种决绝的选择，一方面希冀为自己的生命发展寻求新的契机——“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另一方面也表明，沈从文在只身闯北京的活动中，尽管物质上的准备严重不足，但精神上的准备已经很充足了。他刚到北京时对一位亲戚的大段豪言即是证明，而他的亲戚对他的善意赞辞更有颇得他心之处：“你这个古怪乡下人，胆气正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沈从文从湘西山野来到北京之前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他的不甚明晰但却颇为坚定的人生观，物质准备不足，可精神准备已经被生活铺垫得相当充分。他的生命从自然和世俗中正渐渐剥离，上升到高度自觉的状态。他此后的生命履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他的这种人生观的追溯和理性化梳理而已。
对沈从文来说，他的生命意识不是从教养和书本中产生的，主要是从残酷的生命抗争中被唤醒，在生命的幻灭中被感悟的。同时，生命意识也在生命的放浪中得到相应的展示。文明和野蛮是一对不断受到争论的话题，文明的进步是有代价的，而且它的最大代价——在文学艺术中更是如此——是对“野蛮”的遏止；可是如果没有“野蛮”的话，生命机能的钝化、萎缩也将必然产生。现代艺术对生命力的张扬、对自然的向往情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文明统治下人的生命退化倾向的一种艺术忧虑和补偿。
二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小说绝大部分篇什都跃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他的许多小说中，生命如随势运转的千里沅水，随波漂流，不事雕琢。在那里，水手和妓女的感情不是扭曲的，自然而实在，情深而不缠绵（《柏子》）；为了对彼此的忠贞负责，宁愿以死战胜命运的簸弄（《月下小景》）；沐浴在明朗的阳光里，生命的野合是那样的自然和热烈（《雨后》、《夫妇》）。热烈和自然是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的特点，他们爱的热烈，活得洒脱，死的宁静，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们活得“单纯”。从沈从文对这些“乡下人”生命展示方式的赞赏态度可以推断，“乡下人”的生命态度中寄予了他的生命理想。
考稽沈从文早岁的生命履历可以发现，他后来执著的生命意识大多是在丰富而杂沓的一系列“偶然”、“随便”的“残酷”生活中形成的。湘西特殊的地域文化习性是他认识人生的酵母，促成了他生命意识的觉醒。
早在沈从文记事的时候，他就在生死的极其自然的状况中领受了生命的滋味。六岁时，
他和弟弟同时患了一场大病（出疹子），正当暑天，既不能卧又不能抱，家人便用竹箪将兄弟俩卷好，其状“如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荫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好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生和死都为兄弟两准备好了，是否挺过来，全靠自己的生命力，丝毫没有哀痛怜悯。这种境况，在城市是难以见到的。沈从文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天性自然不愿受“文明”的约束，于是他“有了外面的自由，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进而，他到日光下去认识大千世界“微妙的光，希奇的色”，“到城外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关系。”[3](11)沈从文无拘无束地在大自然中栉风沐雨、搏击打斗，顽野的脾性便在顽野的乡风中形成了，湘西的“化外”之地造就了沈从文骨子里的浪漫天性。大抵上说，自然的山光水色给沈从文上了第一课，人之初虽然短暂，但对于人的一生却影响很大。
稍长，社会革命失败的后遗症让沈从文亲眼目睹了生命的人为夭折是一件多么随意而平凡的事——残酷的事情多了也便成了“自然”。辛亥年间湘西发生暴动，暴动失败以后殃及无数无辜百姓。开始的一个月间，每天都是大规模的屠杀，后来慑于乡愿，有限制地杀戮，但同样是草芥人命。最让人觉得生命的卑贱的一幕是，人犯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荒唐的“掷筊”：“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这种残酷的生命游戏让人震撼，“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笼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那些虽然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3](29)人的生命的如此卑微和易折，在沈从文的心灵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痛，以致大恸之后他对生命的殒落显得分外的平静。这种情形在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也格外突出，一些与死有关的场面好像对他并不显得有什么意外。《夜》的结尾，在一般人看来很有点令人惊骇的地方：几个跋涉在荒山野地的士兵，疲惫无聊地投宿在一位老者的小屋中，说了许多打发时间的废话，最后才发现他们正与一个刚逝世的老妇人的尸体比邻。令人惊讶的是，老者的神情是那么澹然，丝毫没有大恸的表现；《黑夜》中，同样是在黑夜里，两个士兵在穿越敌方封锁线时，其中一人的死去也只是通过三五声空灵的枪声响过的寂静得而显示出来的，生命就象偶然划过天空的流星，转瞬即逝；《边城》中天保的死和《山道中》两个军人的夭亡于路劫中，作者对此的情感反应也并不甚明显，或者可以说是无动于衷。真正让作者惊讶的往往是偶发性的事件对人的生命的决定性影响。因此，沈从文认为，偶然“比虹和星还无固定性，还无再现性。它过身，留下一点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心上；它消失，当真就消失了。除了留在心上那个痕迹，说不定从此就永远消失了。这消失也不会使人悲观，为的是它曾经活在你心上过，并且到处是偶然。”[4]
生命由一系列的偶然所组成，“偶然”的生命也终于将沈从文送入土著军队，开始了他漂泊不定的行伍生涯，也把一本更大的书翻开在他的眼前。生命新的开始在沈从文面前是情景交融的，这似乎更适合沈从文的思考方式：“那时阔阔的江面，已布满了薄雾，有野鹜鸂鶒之类在水面向对河飞去，天边剩余一抹深紫。见到这些新奇光景，小小心中升起一分无言的哀戚，自己便不自然的微笑着，揉着为长途折磨坏了的两只脚。我明白，生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世界。”[3](56)
行伍生涯遭逢的山水增进了沈从文与大自然的亲近，而他经历的一些带有残酷性质的“美丽”故事——尤其是湘西地域特有的民风，则让他更直接地感悟了生命的内涵。这些故事具有很大的民间传奇色彩，但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浓艳的情节中渗透着深层的生命内容，其中的一些素材后来被沈从文编织进了一些小说中，如《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的本事便来自《清乡所见》的真实见闻：
有一个地方商会会长的幼女，姿色出众，常常引得男人们的眼光有些特别。但天不假寿，青年夭亡。这位地方美女葬后的当夜便被一个卖豆腐的男子从坟墓挖出来，“背到山峒中去睡了三天，方又送回坟墓去。到后来这事为人发觉时，这打豆腐的男子，便押解过我们衙门来，随即就地正法了。临刑稍前一时，他头脑还清清楚楚，毫不糊涂，也不嚷吃嚷喝，也不乱骂，只沉默地注意到自己一只受伤的脚踝。我问他，‘脚被谁打伤的？’他把头摇摇，仿佛记起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会，轻轻的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儿滚到棺材里去了。’我又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他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我是一个小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的神气，不理会我。但过一会，又自言自语的轻轻的说：‘美得很，美的很。’另一个士兵就说：‘疯子，要杀你了，你怕不怕？’他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你怕死吗？’那士兵被反问后有点害羞，就大声恐吓他说：‘癫狗日的，你不怕死吗？等一会儿就要杀你这癫子的头！’那男子于是又柔弱地笑笑，便不做声了。那微笑好像在说：‘不知道谁是癫子。’我记得这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
山野间那些反常的人和事常常启蒙了沈从文，让他更明白了人生。《一个山大王》记载的出身匪首的刘云亭和在押女匪首的以生命为代价的云雨故事，让沈从文念念不忘，表现了和上一事件异曲同工的旨趣。沈从文骨子里的“乡下人”气概，基本上形成于这一阶段的生活。沈从文浪迹湘西的履历让他“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他“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他认为，“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由于孤僻不象个正常‘人’的感情了。”在草莽生活中，沈从文所感受和培植起来的价值观念是偏离世俗教化的正统观念的，但仔细体会，这些化外之事却包含着极具亲和力的人性内涵——在一个边远的小镇，有一位摇姿弄首的风骚女子，在常人眼中，显得既俗且媚，但作者却从中看出了意味——“这点富于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
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悉这些‘人’的事情了。”
[3](68)
湘西的行伍生涯，其残酷处也养成了沈从文洒脱自适的生活态度。因为一切未来之事皆不可逆料，于是生命便成了一桩命定的自然之事，“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3](106)
自在而忙乱的生活在沈从文头脑中堆积了太多的内容，这种思想的混沌的存在形态显然还有待理性之梳的清理。尽管成名以后的沈从文经常以“乡下人”的偏执挥舞非难“文化”的大旗，但沈从文的人生自觉却实在有赖于“文化”的启迪和引领——
在部队作文书时，沈从文有机会接触许多文化典籍，耳濡目染，逐渐受到“文化”的洗礼，于是他“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的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3](122)当然，文化对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还是在湘西地方报馆的时候，他平生第一次阅读到了新文化书籍，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一个新位置上的想法开始生成：“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随便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3](129)他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可以超越其渺小的自然状态而进入另一个层面。这个思想对于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个质的跃进，生命的混沌状态从此豁然开朗，升华为一种新的境界：“多数人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5]至此，跋涉漂泊于湘西山野间的“自然之子”终于以较为定型的人生观念迈向了文化的坩埚——城市，去完成他的文化信念去了。
以上我们勾勒了沈从文前创作期的生命草图，它们大致演绎了沈从文思想发蒙和觉醒的过程。沈从文的早年生活培植了他超脱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和审美眼光，为他日后的“田园乡土”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在以后的创作与生活历程中，沈从文沿着他的生命初始基线大幅度地发展了他的诸种人生观念：“乡下人”的生活信念及其对“城市人”的负面形象的抨击，粗野自然与骠悍民风渗透的对生命力的张扬，对自然山水的感悟及其逐步形成的对生命的抽象抒情，等等。显而易见，沈从文的生命意识来源于他早年不同一般的生活经历，而倔强地走向都市，以文为生的抉择，又堪称是他试图超越自我，实现生命永恒价值的自我拯救。超越的生命意识为沈从文提供了审视生活的美学高度，这成为他的乡土小说上达“田园”境界的重要原因。从沈从文的小说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取得的卓越贡献和所享有的盛誉来衡量，沈从文真正实现了他的生命预期——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他就既自信又颇为自负地写道：“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
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5](95)事实果然如此。
参考文献
[1]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2]转引自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27.
[3]沈从文.从文自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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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微型小说的结尾艺术
浅谈微型小说的结尾艺术 【摘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微型小说便开始以一个独特的小说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速率刺激越来越受欢迎，之后便迅速成长并很快受到青年一代的深爱。微型小说的成功发展自然离不开新颖的立意、凝练的行文和严密的结构，但更多优秀作品让人拍案叫绝的往往是结尾。与很多文学样式相同，微型小说的结尾是全文感情的凝结点、主题的升华。 【关键字】：微型小说结尾模式鉴赏意义 微型小说，又名小小说、袖珍小说、一分钟小说、一滴泉小说、超短篇小说或百字小说等。过去它作为短篇小说的一个品种而存在，后来的发展使它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其性质被界定为“介于边缘短篇小说和散文之间的一种边缘性的现代新兴文学体裁”。微型小说凭借其短小的篇幅，一出现便在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文坛掀起巨大的波澜。构思奇特、行文凝练、与小中见大世界，这些都无一不与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及群众文学心理契合。于是，微型小说迅速成长，深受中国青年一代的热宠。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小小说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①。 纵观微型小说，就会发现微型小说结构上有“前轻后重”的特点。也就是说，它的审美刺激往往是偏重于后的，作品前面都是想方设法地积累审美力量，到了最后一段或一两句话才轻轻地捅破，从而使前面所积累的审美力量一下子得到释放。可以说，一篇好的作品，没有阅读到最后，是猜不出其结局的。当然，就微型小说的节后看，结局是安排在结尾的，但是结尾并不等于结局。微型小说大都篇幅不长，但要求结构完整，有一气呵成之感，这自然需要有一个精彩绝妙的结尾在小说的最后对全文做以总结，对主题做以诠释。对于一部微型小说来说，结尾的完美才是一部成功作品的完成的标志。一部作品开头和中段尽管精彩，结尾贫弱，就成了狗尾续貂，令人扼腕。② 根据近年来微型小说的发展，以及微型小说理论的逐渐成熟，微型小说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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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得文体特点 小说就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生活得一种文学体裁。它得主要特点就是:用艺术概括得方法塑造人物形象;一般有完整得故事情节;对环境做具体描写、 小说得人物就是虚构得,就是作者把现实生活中不同原型得某些特征加以综合熔铸而成得,因此比现实中得原型更为典型。小说中刻画人物得方法多种多样,可以有肖像描写、行动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也可以通过其她人物得反应与态度进行侧面描写等等、小说不仅勾勒人物得轮廓,刻画其性格得一个或几个侧面,还要在情节得发展中表现人物性格得发展与变化。 小说得情节一般比较完整,往往有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有时前面有序幕,后面还有尾声,能显示生活中矛盾得发展过程。情节得巧妙安排对于刻画人物与表现主题有着重要意义。 小说中要具体描写环境。环境描写包括自然环境描写与社会环境描写两类、环境描写就是为交代背景、衬托人物、发展情节、渲染气氛服务得。自然环境描写在小说中表现较多,主要就是为了表现人物得身份、地位、行动,表达人物心情,渲染当时得气氛、 因此,人物、故事情节与环境,就是小说得三要素。 考情分析 文学作品得阅读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得阅读,《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对小说得要求与对散文得要求就是一致得、散文在过去多年得考查中一直占据了绝对份量,小说作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得、日常阅读中读得 2004年最多得文体,由于受考试时间、试卷长度等得限制,很少在高考中考到。?北京春季高考与夏季高考辽宁卷得现代文阅读材料选择了小说,20０７年宁夏、海南卷、湖北卷,20０８年宁夏、海南卷、江苏卷、浙江卷、广东卷高考选用了小说这种体裁,甘肃卷近四年均考散文,0９年新高考不排除考小说得可能性,因此,今年得复习备考,小说阅读应引起足够得重视,要未雨绸缪。 用作考试命题材料得小说常选用比短篇小说更短、容量更小、人物更少、情节更单纯得“小小说”(即“微型小说")、这种小说只截取生活得一个横断面,或事件中得一个小片段、小插曲,对人物只勾勒其轮廓,捕捉其主要性格特征得某种光彩或斑点,兼有特写得特点,写法近似速写。这样得小说学生已经读过了不少,掌握了一定得阅读技巧。因此,在今后得高考中,利用“小小说"来检测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得能力就是完全有可能得。 １、考查重点: 小说主要考查学生得形象思维能力,重在考查学生对小说得分析综合与鉴赏评价能力,着重从小说整体构思、贯穿线索、社会环境等角度概括小说得主题并对作品表现出来得价值判断与审美取向作出评价;突出小说中人物、情节、环境构成得形象世界,鼓励考生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发掘作品得丰富意蕴;强调从人物形象、时代背景、环境氛围、细节描写、语言表达等方面探讨作品中蕴含得民族心理与人文精神,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与有创意得解读。 2、考题选材: １00０多字得微型小说将就是小说考查得重点对象。另外,命题也可能会选取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得一个片段、某一个情节或某一个场景进行考查。试卷阅读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 目录 内容摘要 (2) 关键词 (2) 正文 (3)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3)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3) （三）善于用个性化语言去塑造人物形象 (6) （四）、善于捕捉人性中闪光的部份，给人物注入灵魂 (8) 参考文献 (10)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 摘要 沈从文小说在人类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通过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人类应当具有的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种文化信仰，阐述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传统道德文化现代都市文明湘西文化个性化语言人性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 当代文学巨匠沈从文是个每个细胞都浸满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从文学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牧歌似的湘西世界；从社会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勾画了一种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以此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性。沈从文在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 在这里，沈从文不仅对三种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扬和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并用之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创立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从文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破而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上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
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
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 摘要：沈从文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身处喧嚣、冷漠、自私的城市生活中时，他依然追求人性美，于是他只能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去追寻一种近乎完美的“世外桃源”。他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于是他便沉醉于自己的理想国中。而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是不能存在的。于是他只能通过文学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理想、社会理想 正文： 一、沈从文的个人经历与其文学理想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由于经常目睹发生在家乡的饥荒、暴乱与杀人越货的场景，不满湘西的黑暗统治，产生了人道主义思想，并且萌生了去城市生活的想法。据说他离开家乡的导火线是当地的几个乡绅同时看上了他，想纳他为女婿。而他为了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摆脱既定的庸俗生活，毅然离开湘西，走向都市。 而当他真正到了城市后，越发感觉到城市的自私、市侩与腐化堕落。这一切令他感到失望。于是他又想念昔日湘西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他想用自己的笔把这种清新恬淡的生活表现给世人看，给这个日益功利的社会带去一种清新的气息。然而他又深知古老的湘西文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充斥着落后与愚昧。于是他不得不构筑一种理想世界以把充满人性美的生活展示给人看。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更是以“乡下人”的固执和顽强意志去追寻充满着美与和谐的世外桃源。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他通过描写以湘西生活为题材构建的理想国赞美人性美，以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建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颇有“乡土小资”的淡淡情调。他主张作家应该远离政治、远离党派，追求一种永恒的文学，也沉溺于自己的“希腊神庙”中。并希望用自己构筑的世外桃源给愈发麻木的城市人带去心灵的震撼，带给人们心灵的洗礼，召唤人们回归充满人性与人情美的社会。这也是他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表现。 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 对于沈从文的社会理想，苏雪林曾经这样做过解释：“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他想把这种野蛮的气质当做火焰去引燃中华民族奋斗的气焰。 追求陶渊明‘桃花源’式的和谐、美满、朴素的生活方式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苦难和精神思索的集体无意识的长期沉淀。这种逃避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它可能促使作家慢慢退守
论沈从文《边城》的人性美
论沈从文《边城》的人性美 【摘要】中篇小说《边城》创作于1934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作者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省凤凰县人。他生长在湘西沅水流域，苗、侗、土家族汇居的地方。其创作思想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观察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注重民族品德的重建，宣扬原始古朴的人生审美理想。他在《边城》中描写湘西男女爱情、邻里互爱等人际关系,来表现人性美,这种美是淳朴的、原生态的、至高无尚的、可尊可敬的美。以湘西小山城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对男女之间的爱情，祖孙之间淳浓的亲情，邻里之间友爱互助、和睦相处的乡情的细腻刻画，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翠翠 一、这里的山水，孕育出了茶峒人的真诚、善良、淳朴的美。 茶峒——不属于外面繁杂的世间，这儿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坐看夕阳西下，云卷云舒，聆听风抚过竹林留下的眷恋之音、鸟儿飞越河面时的倾慕之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边城偏于中国西部，环有武陵山、雪峰山与云贵高原，酉水等河也汇集于此。这里，没有人与人的利益争吵，没有情敌间的怒目相向，没有亲人、父子的反目成仇。有的只是人们的坦诚宽容，有的只是被世间遗忘的热情助人。
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勾画了大段大段极有诗意的风俗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 二、《边城》表现出的人性美 (一)、翠翠的人性美 首先，翠翠，这个名字在读者眼里、心里也是美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简单称呼，它体现了爷爷对翠翠所寄予的理想。在这里，爷爷之所以给外孙女取名“翠翠”，除了希望她富有生命力，茁壮成长而外，更希望她出落得美丽动人。平时在渡船上，如果有人对她注意时，她用大大的眼睛怯怯地盯着陌生人，作出随时都可能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当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她长得如她的名字那样动人、可爱。 其次，翠翠美在行为切合她的个性。翠翠有着对爷爷的那一份深深的依恋之情，所以她不愿意离开爷爷，就连上一里路远的茶峒城看热闹，也要和爷爷一起去。她不愿意让小船来陪爷爷，她要和爷爷一同撑渡船，一同歇息，一同看热闹。她是那么地毫无心机，甚至于超出了一切利害关系之上，她拉着摆渡客衣角说：“不许走，不许走！”要别人收回钱去，引来一阵阵的欢笑。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听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垌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娇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有时采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她喜欢听人唱歌，
小小说的结尾艺术
小小说的结尾艺术 小小说的结尾好坏，能影响小说的成败。选择得好，就能化平淡为神奇，使前面看似平常的情节顿时出彩，小说也步入了高潮。否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影响全篇！ 小小说的结尾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自然结尾。又可以分为揭示事件结局，抒情结尾，哲理结尾等。 第二种，陡转。或俗称的：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们着重分析这第二种。我们通常称它为“欧。亨利”式的结尾，来源于他的小说《麦琪的礼物》。著名的世界级的小小说大师（日本）星新一，把这种写作方式推向了巅峰。 陡转可以有多种的类别： 1颠覆。即结尾揭示的结果，与人们的想象，或与前面情节发展应有的结果完全是相反的。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 （1）违反生活常识，或约定俗成的逻辑。如星新一的《走钢丝》。写一个年轻的男子假装与一个富婆缠绵，正和她谈得起劲，乘机要掐死她时，警察来敲门了。青年男子觉得阴谋败露，仓皇从二楼跳了下去，结果摔伤了腿，拐着脚拼命地跑，警察在后面就追！按照我们生活中熟悉的情景，是警察抓住男子，送到了警察局，很久没破的案子终于告破
了。星新一却和我们的想的不同：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警察告诉那男子：我们要抓的是富婆，她常用和男人缠绵的方法，把男人勒死，获得钱财。你的命运还不错，只摔伤了腿！这篇仅有几百字的小说的结尾，完全超出了读者知识的范围和想象范围，因此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再如汪曾祺的名篇《陈小手》，匪团长竟开枪打死了救他小老婆性命的医生，完全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但这篇小说出彩之处就在这个超常、超人伦的地方。使用颠覆一定不能四平八稳，就是要尖锐，要特别，要出格，要打破平庸，才能使人为之一振！ （2）违反情节发展的必然，推翻了情节发展的自然结果。如宽城的《丰碑》写一个40岁的男人叫卜寿德。他对日本鬼子的工程尽心尽责，因为他有一个80岁的老母和8 个孩子要靠他挣的这份工资养活。中国的劳工对这个汉奸恨之入骨，几次要除掉他，却没能下手。最后一次，日本的场房轰然倒塌，把日本头子也砸死在吊车下。原来，是卜寿德早有预谋。他的80岁的母亲和8个孩子早让日本鬼子杀死了。所谓的“汉奸“是前面情节有意造成的假相，他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再如沈宏的《走出沙漠》。结尾点出人人期盼水壶里的水竟是沙子！谎言掩盖了真相，虚拟代替了现实，一场善意的欺骗，救了四条生命，真与假的反向形成了特殊的震撼效果！
浅析沈从文小说
浅析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美的融合 汉语言文学（师范）2010级3班彭鹰侨20100532118 ［摘要］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的小说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本文以两个分论点：一是湘西的淳朴风情造就了《边城》，二是理想的建筑——“人性”美。阐述沈从文的《边城》中风情美与人性美的融合。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风情美融合 一、关于文本的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二、论述小说《边城》中人性美与风情美的融合 1、湘西的淳朴风情造就了《边城》开头第二段：“小溪流下去，绕山咀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明丽的图画。故事就在这样纯净的环境中展开，又怎能让它不美呢？湘西是一个既美丽又梦幻的地方，就如同是许多年前、不知是初夏还是早春的一天、从湿漉漉的小巷中走向河边的那位梳着又黑又粗长辫子的清纯少女。所以，沈从文理解的湘西、亦或是他心灵深处的湘西，永远是那个穿着碎花布上衣晃动着渐渐远去的鲜活背影。凤凰，曾被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称为是中国两个最美的小城中的一个。在许多没去过那里又好幻想的人的心里，总是对它寄予了无尽的想象。的确，凤凰很美。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的这座小城，让许多人梦萦魂牵。它是先生的故乡，先生满怀情地深倾注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凤凰淳朴的民风与古老文化，造就出民国初年内阁总理熊希龄、著名作家学者沈从文、著名土家族画家黄永玉，他们都是从凤凰这座古朴的小城中走出去的。 沈从文的凤凰——老街青石板铺就的巷道还在，街两边开设了许多卖工艺品的店铺。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就坐落于老街中营街的24号。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湘西古城凤凰县的这条老街。清秀而古雅的沱江穿越而过，沿沱江岸边的古老的吊脚楼陪伴沈从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重峦叠翠的南华山耸入云天，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成为沈从文的情结。在湘西的另一座小城——花垣县的茶峒乡有这么一条河，这条河清澈幽静。它与沱江相比，水显得更加绿，一见之下，任何人都会喜欢它。茶峒是个小镇，沈从文从凤凰出走后曾在此住过几天。镇子建在河边，部分民居沿河岸而建，长长地直达渡口，依然是湘西常见的吊脚楼。这里是川、湘、黔三省交界点，茶峒这边归湖南，对岸的小镇叫洪安，属四川秀山，上游百米处有座大桥，桥的南面归贵州。河滩上有一片沙洲，以前称作“一脚踏三省”的地方，老百姓叫它“三不管”地区，如今已划归洪安管了。以前四川秀山的人，年轻时因躲抓丁跑到茶洞这边来安了家，成了湖南人。所以在他们口音里少湖南味道，多四川腔调。 有人说，《边城》是一支湘西山村生活的牧歌，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的赞歌，是一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生态度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生态度 桂乙雯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321004）摘要：沈从文以他独特的湘西视角展现了一幅幅纯美的乡村画卷，同时也反衬出灰暗的都市生活。对于城市和乡村， 沈从文在城市里看到了文明和堕落，在乡村里看到了纯美和落后，沈从文一直在二者之间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试图支撑起两种文明。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体现着多层次的主题，城市与乡村相互杂糅，互相影响。面对不可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沈从文在极力维护着乡土文明不被破坏的同时，也在寻求着一条和谐之路。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在推崇湘西，批 判城市的同时，表现出对人生的追寻，在浪漫的书写中追求着和谐的生存状态，为“为人生”现实主义创作增添了一抹独特 的浪漫色彩。 关键词：和谐；沈从文；生命；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 （2012）04－0058－05 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被视为美的象征，而在这种美的背后却蕴藏着不易察觉的悲壮和凄凉，正如沈从文所说：“我因为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 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一、悲剧宿命的超脱湘西，作为乌托邦的化身，承载着作者精神的寄托。在这水一般的世外桃源里，所有的人和事都被蒙上了一层唯美的光辉，人们生老病死，世代轮回，生命作为独特的存在个体展现出多样的人生态势，而每一 种人生态势都是顺着时间， 平静地向前推移，没有大风大浪般的起伏，即使有冲突，也都被特有的湘西风情淡化，继而转化为乌托邦般的和谐。然而，在这和谐的背后是一个个“生的悲剧”，可这样的悲剧却被赋予 了强烈的美学意蕴，人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呈现出悲美的人生状态。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峒”的小山城里人们的生活状况。小说由一个 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黄狗引出一段段故事。天保、傩送、翠翠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本是平常年轻人的平常事，但作者没有将这段感情以平常的方式圆满地结束，而是选择了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带走了爷爷的生命，天保为成全弟弟傩送坐水船到茨滩却溺水身亡、一去不回，对此，傩送充满了愧疚也驾船出走，而翠翠一直在河边等待着傩送回来。结尾，作者用“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句话留给了读 者无限的想象， 但更多的是一种遗憾。倘若傩送不回来，翠翠便会如同爷爷当年一样来回渡船直至生命的尽头；倘若回来了，结局是否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完美？我想不会。翠翠是“寄作者所企求优美、健康、自然人性的代表者，然而安静恬淡的边城生活却使她无法逃避爱情的悲剧。沈从文将他对不可知命运的忧 患意识加以诗化，把人性扭曲变形之处剪除，敷衍成悲郁的意境，将忧患与追求融合在一起。”〔2〕在《边城》 中，没有好坏善恶之分，每一个人都按既定的轨道行走，他们永远也无法跳出这样的“圈套”，命运早就为 他们安排好了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未曾想过要“跳出来”，离开“茶峒”这个地方，离开这样的生活 方式。在这里，他们是以最本真的状态呈现生活的全部面貌，死亡于他们来说是一段插曲，活着的人仍要 好好地活下去。因此，在文中，没有惊心动魄的挣扎，更多的则是含蓄哀婉的“笑看人生”，这也就冲淡了 小说本应有的悲剧性。 《边城》这部代表作品表现出了作者的创作宗旨，他并不刻意追求湘西的安宁平和，却是强调在这种氛围 中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 以及人性以最完美的方式绽放。正如短篇小说《萧萧》中的萧萧，我认为《萧萧》这部第32卷第4期2012年7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OXING UNIVERSITY Vol．32No．4Jul．2012 *收稿日期：2012－04－－30 作者简介：桂乙雯（1989－），女，江苏南京人，浙江师范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论沈从文的报刊情缘与编辑责任
论沈从文的报刊情缘与编辑责任 李天福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媒介的演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出版事业的日益繁荣，报刊杂志的兴盛发达，作家、编辑的身份聚合，对于文化思想阵地的繁衍、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本文以沈从文为例，剖析现代传媒对于作家成长的重要性及报刊编辑如何践履社会责任。 一、圈内效应与四面开花 近代以来，大众传播的巨大变革使刊物成为团结同道、形成风气的核心力量。各大报刊注重凝集作家、编辑和读者，形成风格多样、追求各异的社团和流派，彰显出文学报刊对作家个体和群体成长的重要意义。同样，作家个体熟悉报刊市场，走进媒介圈，发现或培育自己的园地，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 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现代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为编辑催逼而成。……弟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诸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1］这段感慨算是幸福的回忆了。 众所周知，创作起步阶段，沈从文经历了无数刻骨铭心的投稿辛酸。其中包含诸多的因素制约，如不熟悉白话文法和新式标点、不熟悉投稿门道、不了解办刊宗旨及作品形式和内容的缺陷，等等。《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记录了初学写稿和投稿的不得已经历，《〈第二个狒狒〉引》表达了写作及投稿起步的艰辛与不易。 其实，沈从文对投稿诀窍并非一无所知。他也曾不忘附加一封谦卑的书信向编辑求助，也曾对《晨报副刊》的宗旨和编辑方针进行研究，并采取集中投稿的方式以求接近，但终未得到首任主编孙伏园的赏识反而遭到嘲讽。这让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并使他多年以后还难以释怀。 沈从文的幸运在于遇上了一个文学至上的时代，遇上了一批惜才爱才的大家。郁达夫冒雪看望并相助的佳话早已广为传颂，胡适去酉西会馆探望并为其推荐作品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北大教授林宰平襄助，并向徐志摩、闻一多等推荐，也给了沈从文极大的动力。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后，沈从文更是迎来了投稿生涯的春天。 沈从文不断融进媒介圈，结识了一大批著名作家、编辑、学者，作品随后陆续发表在《晨报副刊》、《京报·民众文艺》、《语丝》等刊物。1925年，是沈从文的首个丰收年。这一年，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解娅婷
学生姓名：解娅婷 用户名：xieyating 所属教学服务中心：云南省昆明市广播电视大学 指导教师：吴新苗 提纲：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 一、引言 1．提出中心论题： 沈从文的小说是作家理想、希望和追求的具像化。他的湘西世界不再是个人情感的承载物，而是整个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承载物。沈从文用他抒情般的笔调和诗化般的语言，勾勒出了湘西优美的风物、人情画卷，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他的视野里发现了整个人类，在河流中映见出整个人生。一种崭新的，更庄严些与透入些”的对现实的掌握和解释在他心里涌动，一种通向“新的真实”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在呼之欲出，并使当时的沈从文相信，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项伟业。 2．说明写作意图： 沈从文以湘西世界为基点发现了淳朴、自然、美、善的人性，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来阐释这种本真自然的人性虽然美丽却又是简陋的。从沈从文话中与无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很多作品的根在于那个沉思中的时代、那个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那永远也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所蔚成雍雍大气的沅水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的文化意蕴成为了沈从文小说的生命之根。 二、本论 （一）沈从文小说中的文化内涵与外延 1.沈从文小说中的文化内涵 2.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湘西文化 （二）沈从文小说《边城》中乡土情结的文化背景 （三）沈从文小说中人性美的文化探索 （四）沈从文小说文化内蕴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三、结论 沈从文大量的小说提供了自己的作品系统——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这种“独立性”却同时给他带来了损害。“五四”彻底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包括“个性解放”的要求)，30年代联系于社会革命运动的关于阶级对抗的思想，都是使现代文学获得其“现代特性”的东西。沈从文在创作中避免社会历史判断，却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包含着、体现着某种社会历史判断，这在他的创作中，也许是一种更深刻也更难以摆脱的矛盾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发现并肯定沈从文作品中真正的“现代性”所在，他的文化思想的价值所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他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沈从文的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于积极意义的思想。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在这一方面，沈
论沈从文的
论沈从文的《边城》 内容摘要：《边城》是沈从文描写歌颂人性美的湘西小说中最优秀的代表作。 书中有爱情的曲折和人事的纠葛，同时也讴歌边城人民朴素正直、善良忠诚的人性美、人情美，展现一种自在自为的人生形式，借以寄托重塑民族性格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人性美、乡土气息、湘西世界、理想化
目录： 一、《边城》中的湘西世界 (3) 1、《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 (3) 2、浓厚的悲剧意识 (3) 3、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作者把一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次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3) 二、《边城》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4) 1、美丽的湘西世界，山美水美，这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4) 2沈从文的人性美 (4) 三、《边城》艺术表现上鲜明独特的个性 (5) 1、作者以诗意抒情的笔调营造了情景交融的诗情画意的意境，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5) 2、文中的语言简洁质朴，清新纯真，深沉蕴藉。 (5) 1、作者的创作灵感。 (6) 2、民风民俗的刻画，渗透着理想化的色彩 (6)
正文 一、《边城》中的湘西世界 1、《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 （1）这里人性皆真、善、美。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如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茶再招待乡亲。 船总顺顺虽是富人，但常常体恤穷苦人，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商客、妓女等各式人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2）集中表现“边城”世界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也同样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天 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而翠翠却是心属傩送。 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驾船外出而以外溺水而死。船总在大儿子死后，一时未答应傩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傩送与其父发生争吵而远走他乡。这种种的“不巧”，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终成“善”的悲剧。天保与傩送，对翠翠展开自由竞争，未伤同胞之情。作者所表现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 2、浓厚的悲剧意识 以翠翠为中心人物的恋爱悲剧，其实并非完全是“谁也没有错”的悲剧。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是悲剧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苗族的婚俗，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傩送以“马路”求婚，是苗族的习俗。他相信唱山歌能使翠翠心领神会。所谓“车路”，是汉族的婚俗观念。这种观念在作品中通过天保及其父得以表现。两种婚俗观念冲突的结果，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 3、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作者把一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次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茶峒地区历史上过着原始、自由自在的牧歌生活。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实行黑暗的统治。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为满目疮痍的现实
试论悲悯情怀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952756057.html, 试论悲悯情怀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作者：任小燕 来源：《名家名作》2018年第04期 [摘要]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沈从文是一个有着非凡经历的、阅尽血腥屠戮的人，一个亲历过世态炎凉的人，但他的小说创作却诗意化地表达着对善与美的歌颂与追求。有如此经历的人，心里却还能充盈着满腔真诚的善意，眼里还能看到青山绿水、美好的风景，还能感受到人性的真善与真美，与其说是他的批判的辩证哲学思想，不如说是他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悲悯情怀直接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 [关键词]悲悯情怀；沈从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8854（2018）04-0028-01 悲悯情怀是面对世间万物的博大的爱，它体现为对人世间一切的极大的包容。沈从文的成长经历让他洞察人世黑白，也明了人性善恶，他的小说创作，不矫饰，不隐恶，让平静安详与血雨腥风并存，让淳朴善良与粗俗鄙陋同在。 他的悲悯，首先给予了美丽可爱却无法掌握命运的弱者。如《边城》中的孤女翠翠、《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一派天真的小女人夭夭。这些女孩子成长的环境称得上恶劣，但无论是孤苦无依的翠翠，还是身陷泥淖的夭夭，以及屈从命运而不自知的萧萧，在沈从文笔下都是唯美的，这种唯美与她们背后的环境是一个整体，虽然有宿命的悲哀，却不能剥离。沈从文对此寄予的是深深的悲悯，表现她们人性自然美好的同时，叙事的基调是淡淡的哀愁。 沈从文在用悲悯的目光注视这些可爱的人间精灵的同时，对那些强势群体也给予温暖的关怀。他写这些人的为非作歹，却也没有把他们塑造成脸谱化的恶人形象。如《边城》中的船总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边城》）后来因为脚痛回到家乡。因既明事理，又正直和平，所以代替原来的码头执事，来管水面上的行船纠纷。他在当地算得上权威，但他平易近人、豁达洒脱、急公好义，极受人们尊敬。就是这样一个好人，饱尝失子之痛，另一个出色的儿子因情出走，即使如此，他还能做到帮老船夫料理后事，照顧孤女翠翠。这种人性的光辉，是沈从文最乐见的；而他宿命的结局，也是沈从文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的。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妓女是出现频率极高的人群，也是他悲悯怜惜的一个人群。在《桃源与沅州》《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等作品中，江水两岸美丽的吊脚楼、江上的花船、岸上的人家，都是她们生活和做生意的地方。在一个叫“后江”的地方，“甚至妓女的数目占城中人口比例数不小”。她们很认真地经营自己的职业，能够遇到像牛保那样的多情水手，就深情缱绻；更多的时候，她们就做军政各界，往来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因公出差过路人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以《边城为例》
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 ——以《边城》为例 摘要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文将试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人间社会和在其内心构建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世界
目录 一、引言 (1) 二、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 (1) 三、沈从文的湘西民间社会 (3) 四、沈从文的湘西精神世界 (5) 五、结论 (7) 参考文献 (8)
一、引言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沈从文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其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小说《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文将试从小说《边城》分析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人间社会和在其内心构建的精神世界。 沈从文研究从其创作伊始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谓几经曲折变化。从徐志摩、苏雪林、刘西渭的赞叹激赏到郭沫若、巴人、冯乃超等人的批判；从京派重镇、文学天才的肯定与褒扬，到建国后文学史上一个有代表性的反动文艺思想家的否定与批判；从海外研究的悄然兴起，到新时期以来国内研究的蓬勃发展。其所呈现的不仅是学界对沈从文理解与认识的几度变迁，也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话语、理论的基础，到认识视野、研究范式不断更迭衍变的投影。 时至今日，沈从文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己日渐成为了一门显学。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对其创作方法进行辨析，到正面阐释沈从文自然人性的价值与意义等问题进行思考；从对沈从文的生平与创作进行全面、整体把握，到发掘其置身于苗汉、中西、传统与现代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文化意蕴；从其叙事、语言、文体等层面探讨其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到关注其与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从其创作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意识、文学理想，到其与西方文学文化观念以及具体作家创作之间关系的探讨；从其他独特的生命意识与文化特性，到对其作为思想家身份的新的开掘，从对其文集的整理与出版，到对其佚文遗稿的考订与校勘等等。沈从文研究呈现出日渐完备成熟，多元丰富，不断推进的良性状态。 二、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 提到沈从文其人,人们最先想起的大概就是“湘西”和“边城”。“边城”这个静静的词，已经和“沈从文”三个字紧密相联而不可分了。虽然沈从文的世界并不止于此，但他的灵魂恐怕永远安居在边城中。司马长风这样评价《边城》:“《边城》仅约七万字，连起来像一首长诗，又像是二十一幅彩画连成的画卷。这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她不仅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文坛的代表作。”可见《边城》在沈从文作品中的特殊地位。
论沈从文小说的讽刺艺术(宋磊)
论沈从文小说的讽刺艺术 宋磊【摘要】对乡村世界生命形式的礼赞和对现代都市人生的讽刺构成了沈从文小说的整体人生构图的两极。结合沈从文的一些主要作品探讨了其小说的讽刺艺术，并且还把他与老舍进行了比较，力图揭示出其讽刺艺术的特征。 【关键词】世态；怜悯；内省；外化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他也确实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和社会人生。贯穿其全部创作的一条基本线索就是从道德的角度，将都市上流社会和乡村下层人民两相对照，表现他的基本爱憎。只要将《边城》与《绅士的太太》，《柏子》与《八骏图》对照看看，即可明白。在乡村下层人民，是纯净无瑕的灵魂世界，人们信守着自己的本来，一任命运的捉弄而不变初衷，一如《边城》中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即使是柏子与河边吊脚楼上的妓女这类人物，粗野中也见出热情，放纵中露出率真。他们的爱也炽热活泼，充满着生命活力。而在都市上流社会，则是人性泯灭的昏天黑地。华丽的衣着掩盖不住灵魂的肮脏，高贵的身份反倒滋生透顶的虚伪。欺人又自欺，在相互地瞒和骗中，混合着哭声与笑声。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作者的取舍是泾渭分明的。所以对乡村世界生命形式的礼赞和对现代都市人生的讽刺构成了沈从文小说的整体人生构图的两极。本文拟结合沈从文的一些主要作品探讨其小说中的讽刺艺术，并与老舍进行比较，力图
揭示出其讽刺艺术的特征。 一 沈从文的以都市上流社会为题材的小说是一种社会世态讽刺小说。其讽刺对象主要是都市上层社会中的绅士淑女。小说着力于他们在其小小恩怨得失中的表现以及对爱情婚姻的焦灼。就思想内容来说虽然有政治批判力弱的缺点，但他所写的也是社会病态的一部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病态人们的一般性的讽刺上而是上升到人的精神领域观照，并从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病态精神特征。沈从文憎恶文明都市中那种“假道学”的作派，称这种违反自然人性的人物“在朝则如张天翼写的华威先生，在野则如鲁迅所谓阿Q”，因此他的一些作品对都市文化下的国民性进行了反省、解剖和嘲讽。《八骏图》就是描写文化界道貌岸然的名流学者的空虚的人生态度和变态的情欲心理的。传说周穆王曾有“八骏”，这位耽于安乐的穆天子曾驾着这八匹名马万里遨游，在昆仑山瑶池与西王母相会，饮马赋诗，其乐无比。沈从文以这个属于小说家言的古老典故作小说的篇名，本身就包含着讽刺。这八位来自千里之外的“人人皆赫赫大名”的教授聚集到青岛海滨作暑期讲演，虽然他们被誉为“千里马”，但一个个无非是被城市文明和学识堵塞了心灵上正常欲望的衣冠俗物。他们可没有周穆王八骏那种夜行万里，超越飞禽的雄姿，而是一个个在卑琐的泥泞中打滚。有的教授杜撰出一些大而无当的人生哲学来自我解嘲；有的教授儿女成行，还在蚊帐里挂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而宣布不愿结婚的教授却大谈精神恋爱并跪倒在上海交际花的石榴
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胡敏华)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 姓名：胡敏华 学校：周口广播电视大学 学号：1041001206832 指导教师：余素云 完稿日期：2011年10月
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 胡敏华 摘要：在沈从文艺术心灵的深处埋藏着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现代理性文学观。其特色表现在哲学层面上，系以理性精神为中介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与创造性；文化层面上，他坚执自己的启蒙理想，即用“爱与合作”、理性与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这在政治成为信仰的时代氛围中无疑是独标高格的；在主体心灵的层面上，他则坚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理性自觉、自醒与自救。沈氏对理性精神的坚守与探讨对今天的文坛极富警示意义。 关键词：理性与意志意志力人生观和世界观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既是独标高格的“这一个”，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却总是对“城里人”与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的警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他极为蔑视政客与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机行径，却又不能脱离民族主义的现代传统，无法像周作人、林语堂那样“自由洒脱”起来，而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咏唱抒情牧歌的诗人，他的重要创作总是离不开爱与美与自然的主题，弥漫着梦幻般的神秘情调。然而这远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这也许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把钥匙。更重要的是，探讨沈氏理性文学观对我们今天理性精神大溃退的文坛具有非同寻常的警示意义。 一、哲学冲动：理性与意志 沈从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坛，其创作是与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独特反思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那场人性解放的运动产生了极强的“重新做人”的意识，“人的文学”更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的人？却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忽视了。如果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则太窄。结果所谓解放不过是止于“男女同学”而已，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其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他实际上看到了“五四”理性精神在内涵上极其单薄、或“太泛”或”太窄"的严重缺陷。他还进一步指出，由此缺陷再加上对文字工具的滥用和误用，结果在后来的知识界中培养了大量的”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为此他极力呼吁，“改造运动"远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远较”做事运动”关键，就妇女运动来说，就是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放大“生命与人格”，恢复做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 在沈从文这里，所谓意志力，既接近于西方启蒙家所谓“自由意志”，又被赋予了更为独特而深广的内涵。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能仅仅是平平安安地生存即可知足，他还“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他强调说：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一般认为，沈从文否定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性道德的堕落，尤其是其小说创作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对人性失望的悲剧感，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并不否定历史向“前”发展进步的规律，也相信道德经过民族自我反省的日益加深终将会进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意志力”的信仰。只不过他认为这一过程将是艰难的、缓慢的，尤其在当时尚未看到多少希望，惟其如此，意志力的培养更是关乎整个民族生命存亡的重大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将理性注入人的兴趣与意志之中，通过对生命的激发，将人从普通动物的状态引导至一个崇高境界之中，这不正是现代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之所在吗？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认识往往偏重其“对生命的信仰”、“爱与美的宗教”等浪漫的、情感的色彩，而相对忽视了其理性的底蕴，因而较少从现代性的角度评价其贡献。那么在他眼中，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它又具有怎样的本质与特性呢？他说所谓道德“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