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潘的是非功过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主席曾经说的话，他说的他所佩服的人正是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11月26日，逝于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可是他在我国近代史的功与过却有争议了，曾国藩，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又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既是一些人口中的“卖国贼”，又是晚清“同志中兴”的制造者，同时被清政府称为“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虽然，晚清时代离我们很近，但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理科生的我，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的总体认识，都只是建立在中学以及现在所学的近现代历史课本和一些影视资料之上。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一段历史非常模糊。只是简单的知道，当时的晚清政府由于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而贪婪又残忍的帝国主义国家们就像一只饥饿又凶残的狼，时刻准备着趁其不备之时向清政府猛扑过来。所以说，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于是，正如：时势造英雄，那时候出了很多的英雄与枭雄，而曾国藩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

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共有九人，曾国藩为长子。曾国藩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等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专心耕种，醉心功名，但是考童试7次都落榜，后来就设馆授徒。曾国藩就是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的。曾国藩在道光十三年的时候入县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的女儿结婚。接着就读于长沙岳俪书院，同年的时候又考上了举人。此后就又赴京会考，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接着又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了一些人。

二十七年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第二年又升为侍读，第三年又升为侍讲学士。他在翰林院一共九年，自庶吉士升到侍讲学士，都是一种清闲的职务。翰林院好像现在的中央研究院，不过研究院只做纯粹的学术研究，而翰林院则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平素为皇帝皇子讲书，可充经筵讲官、春坊庶子；放考差，可充乡会试主考总裁、同考官及各省学政。或纂校殿阁秘书，总不外乎文墨之事，所以很有研究的工夫。国藩前几年多看些历史书，兼及词章，注重经世之学，颇有心得。及善化人唐鉴到京师做太常寺卿，这位老先生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家，和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国藩以前辈之礼事之，常常请教他们。唐鉴告诉他说：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

后来，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又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兼署吏部左侍郎。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是要勤俭节约，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制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曾国藩是中国历史是真正的“正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曾国藩的倡导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的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据我所了解，曾国藩所立之至与他治学的目的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个人治学都有着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陶冶情操、闲时自娱、著书立说以警后人等。正如古语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颜如玉。”曾国藩虽然也是通过科举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却十分厌恶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进德与修业，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和自己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这样的“志”，给他一生提供了精神源动力，其声名事业，便由一“志”字开始，也使得他最终成了一位千古“完人”。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分不开的。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回乡丁忧。此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经席卷了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曾多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于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之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曾国藩的湘军便诞生了。

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严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向军攻破南京之时“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缴》。在这篇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是“茶毒生灵”，接着又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无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只所也”，这又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以动员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参与到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为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十分苛刻。不仅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都一样，后来就有人责备他杀人过多，就称呼他为“曾剃头”、“曾屠夫”。据说，南京有小孩夜哭时，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由此可见他的威慑力。当然，曾国藩知人善用，并以身作则遵守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百姓都是“各行其是“，八本之一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便能总结于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时期。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了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又历任两江的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1864年，湘军在曾国藩的弟弟的率领下攻下了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如此残忍地镇压农民军，其中曾国藩的个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维护清王朝，为立下大功，曾国藩不惜屠杀太平军和老百姓，如此残忍的行为的确令人发指。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残忍的本性。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了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

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被称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匾落拔除烧毁就是因为此事）。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正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墓地在今长沙市望城区坪塘镇伏龙山下桐溪寺后，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墓地仍残留石马等遗迹。

据了解，曾国藩也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甚至被誉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热情的实践者。而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

在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曾组织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而后，又支持李鸿章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在他们的共同苦心经营之下，江南制造总局规模空前，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更难得的是，他具有独特的眼光。他见洋人造机器是根据数字推算而来，一切照着图纸的标准。要精通此道，唯有靠翻译。因此，他又设立“翻译馆”，聘请洋人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堪称中国由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一方面，曾国藩所倡导的作为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自强、求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如此而享有“洋务运动之父”的美誉，也是实至名归。但是，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为了替衰亡的清政府借洋务运动寻找政治出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不可能成为救国良方，更不可能使国富民强。[4]因此最后，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作为一位名人，他有功有过。组建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6]，也让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曾国藩做事轰轰烈烈、大气磅礴，但在做人上却很收敛，他常以身作则，处处谦退，不露锋芒，甚至韬光养晦,也知人善用，网罗了许多人才。虽身居高管，却崇尚勤俭节约。教育子女，也身体力行，不为子女谋特殊化。因此，曾家后人也都曾取得过了不起的成就。尽管，有人因为他处理了天津教案，就认为他是卖国贼，但我们不能光看表面现象。因为毕竟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性质急剧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面对这些情况，他不得不做出抉择。因此，无论功与过，曾国藩的历史地位都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

参考文献：

1、康德英主编，《内圣外王曾国藩》，中国戏剧出版社，第4页

2、吴江、袁敏琴等编，《成就大事的36字诀》，中国华侨出版社

3、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4、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康德英主编，《内圣外王曾国藩》，中国戏剧出版社，第197页

6、https://www.360docs.net/doc/953661715.html,

7、《中国近代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