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功与过

(个人原创，完成于2006年11月29日)

浅谈曾国藩的功与过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在仕途上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他的一生功过让世人争论不休。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民族罪人，好名失德的伪君子。但也有人对他的评价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不过在还没有定论之前,让我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曾国藩进行分析吧：

在思想文化方面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但曾国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那群愚昧无知、痴人说梦的顽固派面前，则算是一个有识之士了。他不仅看到了西方的长处，而且敢于承认，敢于学习。他虽然出于儒者的本质及对清王朝的尊重，说：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然而却又不得不说：“独火器不能及也。”他亲眼目睹外国侵略者正是凭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而横行无忌的，从而决心以“师夷”之手段，达“制夷”之目的,提倡中体西用。当然，因为阶级的局限性，他不能认识也不能承认较封建专制统治远远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但他毕竟承认了中国有不如外国的地方，至少在科技方面远不如外国。而这种承认的价值，比起它的实际作用来说，显得更为可贵。因为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孕育着一种“反思”意识和“求变”力量，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注入了新的推动力。

在军事方面

曾国藩有近20年是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人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我们必须清楚的一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加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中国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

在对待侵略者方面

曾国藩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侵略者的本质。青年时代的曾国藩长期生活在湖南一个闭塞山村，加上他所处的闭关自守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他对西方侵略者本质的认识当然不可能是全面、准确的。但是，曾国藩入京

以后，开阔了眼界，见识了世事，对侵略者的本质逐步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在人民抗英斗争的激发下，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反侵略的热情十分高涨，曾国藩从中得到鼓舞，开始关注海疆之事。通过与外国人打交道，他不仅看到了“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这一现象，而且认识了这一现象的本质：“惟利居奇，是其本性。”这说明，他已看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掠夺。从曾国藩对侵略者本质的认识程度来看，应当说，他对侵略者是不抱什么幻想的。更重要的是：他在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例如早在广州议和时，他就看到：“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自英夷滋扰，已历时三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有人说，曾国藩因迷恋封建王朝统治，不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实在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在中国封建社会如大江东去、日渐走向崩溃的时候，曾国藩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回天乏力了。总之，曾氏能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得认识上的飞跃，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如果硬要求他在大局上救国救民，实在是有点为难古人的味道。而且，曾国藩反抗侵略的手段还是较为积极的。极端守旧派由于无知，认为反抗侵略的最好手段是“尧舜之道”、“孔孟之道”，因此，“平日待洋人亦宜以诚为信，袒怀相示。”说穿了就是对洋人俯首贴耳，屈膝求和。而曾国藩由于较为清醒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所以他反抗侵略的一贯手段是“战”，“和”乃不得已而为之。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希望通过战争的手段，来消灭侵略者，他在给乃父的信中写道：“英夷……此辈丧尽天良，不知何日恶贯满盈，始得聚而歼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更有以生命来捍卫北京的决心。当他听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逼近北京时，他说服曾国荃道：“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熟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示忠义？纵使百无一成，死而不自悔干九泉，不诒讥于百世。”还说：“英夷占据天津，进犯通州，官兵屡挫。夷氛距京仅二十里，圣贺出幸热河，飞召外援……而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贻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由此可见国难当头，曾国藩是毫不含糊的。曾国藩这种敢于同洋人拼命的精神气慨，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这在他处理“天津教案”中有所表现。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写道：“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毁教堂一案。外国人性情凶悍……将来构怨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

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负其初心。曾国藩这种反抗侵略的精神，其进步性不言而明。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在与极端守旧派的激烈斗争中，明显地表现出了“站得高，看得远”的超众之处，不愧为当时地主阶级中的先进分子。

曾国藩从来没有称帝的野心，只是甘愿作个中兴之臣。从客观上说他对维护国家綂一、抵御外强侵略起了积极作用。仅从外表来说，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他认为“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他有大智，智在善忍！在官场失意同僚排挤时，他忍受忿气，当战事失败名利无收时，他忍辱忍欲。他能以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手腕功高震主，能“忍小忿以就大谋”，化逆境为坦途。屡历艰险而成功！

他官居极品时，也不把权力当成至宝，而是站在人生的平台上看待权力，不把权力用来玩弄人生，在有张有弛中使人感悟到大智若愚，极盛时也当做衰时着想，做好功成身退的准备。他可忍得无事生非之辈，用压力让其安分守已。在身处逆境时，也是隐忍而自强不息。

当然,由于他使得当时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也使得不少世人对他的评议是封建地主的阶级的卫道士、遗臭万年的汉奸，所以他也曾经成了蒋介石的偶像。

曾国藩有三句至理名言：“打脱了牙和血吞”。“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

人们对历史人物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确实难下定论。对于曾国藩的评论,我也只能用功过参半来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