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综述(一)

近二十年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综述(一)

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从清未癸卯学制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本文仅从近20年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状况作简要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20年间对高职教育的研究从未间断。对中国期刊网的搜索结果显示．关于高职教育的文章20多年来共有7476条，而且70％的文章都发表于2000年之后。各类高职书籍已出版百多部。“九五”、“十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有关高职的共有57项，“十五”比“九五”多47项。2001年，教育部34项重点课题中，高职占到了8项，接近三分之一。这说明高职已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从2000年以后开始形成了研究热潮。

一、以高职发展动因、内涵和办学途径等基本问题为焦点的早期研究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看，2000年是个分水岭。这一时期关于高职的论文和书籍虽然并不多，却是高职理论的重要奠基期，对高职恢复与发展动因、内涵和办学途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澄清了人们关于高职的基本认识。有些成果对高职的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关于高职发展动因的研究

高职为何会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得到较快发展，是这一阶段研究的热点问题。多数研究把它归结为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导致的对人才知能结构需求的升级是根本动因。石伟平教授对高职发展动因的归纳可为代表：①经济原因。科技进步与生产中高科技含量的增加，要求提高一般劳动者的职业素质，以满足经济发展对高级职业人才的大量要求；②社会原因。在失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避免高失业率带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扩大“高职”规模，以推迟相当一部分人的初就业时间；③教育原因。在高校入学曰趋激烈的情况下，为了分流，减轻本科高校升学压力而大力发展“高职”，而且也是为了满足民众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需求(李振波，石伟平，1998年)。

2．关于高职内涵与办学途径的研究

1994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第3、4、5期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讨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实施和发展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关于高职内涵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热点。这是发展高职的关键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看法。杨金土等同志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高等技术教育1]”，并借助人才结构理论对其进行了说明。他认为社会人才主要有四类，即理论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高职的培养目标主要有三种类型，即高层次的技术员类人才、有一定实践技能又有一定专业技术的“技师型”人才和管理人员，其中技术型人才是主要的。在办学途径上，他们认为主要有国家、地方政府或社团办学；产业、行业、企业办学；社会团体、私人办学；各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包括引进国外资金所实行的联合办学等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来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杨金土，孟广平，严雪怡等，1999年)，这是对高职概念和办学途径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在高等职业学校叫什么名称的问题，有研究者建议，根据我国的实际和国际上流行的称谓，可以称“技术学院”或“技术大学”，其理由有二：①这类学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所进行的教育通常叫“技术教育”。现在我国统称职业教育，实际上涵盖了技术教育。②便于同国际上接轨和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类教育称之为“技术与职业教育”，许多国家都采用了“技术学院”、“技术大学”这样的名称(马海泉，1994年)。

关于高职姓“高”还是姓“职”这一问题。原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吕鑫祥教授的观点也比较有代表|生。他认为：“可以对高职作以下阐述：①高职是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教育，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两部分。②高职的学历教育可以有很多层次：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层次。我国当前高职教育大部分为大专层次，它与我国高专教育的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同属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第五层次教育，因而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③高职的非学历教育是一个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幅度较大的领域，其主要方面是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和技术培训”2](吕鑫祥，1998年)。

除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关于高职的比较研究及中、高职衔接的研究。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验的介绍上，如台湾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严雪怡，1994年)，美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夏明，1994年)，日本的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职业教育(韩民，1995年)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高职教育的静态剖析，其目的是希望从国外高职教育的发展中找到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国恢复发展高职教育的初期，这些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主要关注点在高职的定位和与中职的衔接上，如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衔接及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研究，高等工科职业教育基本规律及运行特征的研究和实践等。

二、以人才培养模式和学制改革为焦点的中期研究

2000年以后，随着高职规模的迅速扩充，理论界和实践界均意识到，高职发展必须从规模扩充转向内涵建设，必须突出特色。在这一基本认识下，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与专业建设成了这一时期研究的焦点，时间大致持续到2004年。

从2002年起，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连续召开3次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大会。经过三次会议的研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实行产学研结合”被认同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定位和必由之路(葛道凯，2004)。这一时期，对产学研结合的讨论和研究达到高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编写的《必由之路——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操作指南》集中反映了这一成果。

这一时期，有三分之一的研究涉及了产学研问题。2003年8月，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上，教育部高教司高职高专处处长李志宏指出：要“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强调调整专业结构，面向就业市场进行专业设置，加强学校与企业、行业的密切结合，推行“订单式”的培养。产学研的研究从方方面面开始进行，包括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的经济动因(薛培军，2003年)，中国产学研合作的产生、发展过程和趋势(吴继文，王娟茹，2002年)，国外产学研合作教育及其给我们的启示(全国产学研合作教育协会，2004年)，学校经验性研究，例如《坚持产学研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就是主要介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产学研合作的经验，等等。可以说，这一阶段从各个方面对我国高职发展实行产学研的办学形式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总结。黄尧认为，职业教育实行产教结合，是《职业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明确要求。实施产教结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体现，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国际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发展趋势。这当然也包括了对高职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肯定。通过对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在对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上，产学研合作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条主线和一种明确的办学形式，并成为当前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办学“支柱”。

这一时期另一个研究焦点是高职学制问题。七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高职的基本学制以两年为主，并将在两至三年内落实到位，从而在学术界掀起了关于高职学制改革的研讨。有研究者认为，试行两年制有利于使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完成一次翻天覆地的改革，形成我国高职教育的特色。因为，实行两年学制，会迫使我们冲破原来的体系，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新的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从而走出一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成功之路，这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将是一大贡献(俞克新，2005年)。也有研究者认为，高职学制的三改二，虽然有着诸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它可能给高职教育带来冲击和不利的影响，例如，可能导致高等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下降，加大社会就业压力，培养目标的实现难度加大，对师资队伍素质的要求提高，学校教育成本提高，竞争加大(朱光应，2005年)。多数研究者则认为，高职学制的长短应根据具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需要而定，不可一刀切。出于某些原因，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在一些正式和非正式学术讨论场合进行的，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学制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高职专升本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学历的最高层

次局限于大专，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是否发展，关系到我国学制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借鉴国外和我国台湾的经验，以及对我国现实情况的分析，对于极少量现有办学条件优越的高职院校，则可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让他们升格为技术本科，有些研究者主张我国应当创办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以后还要创办硕士、博士层次的高职教育。

但是，面对可能带来升本热这一问题，研究者们指出，在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审核，以确保技术本科的办学质量。绝对要杜绝的是对各地高职院校升格为技术本科过程的失控。对于高职院校升格为技术本科的审核，要特别指出的是，所确立的标准必须是技术本科自身的标准，而不是传统学术性大学的标准。这就要求对技术本科的办学标准进行认真研究(石伟平，徐国庆，2003年)。

这一时期另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关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第一个阶段通过大量讨论达成了一个共识，即高职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但是，2004年7月的“南京会议”把高职培养目标明确定位为“高技能人才”，由此掀起了一场讨论。这一定位自然和教育部倡导的以“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技能型人才的要求相对较低，主要从事实际操作性工作，这是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范畴。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社会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中职由于入学基础及条件所限。不能达到对这类人才的基本要求，因此高职要承担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任务。所以，高职培养目标的定位必须包括高级技能型人才，尤其是在当前，应是高职培养人才的主要任务(俞克新，2004年)。有研究者则采取了综合观点，认为21世纪初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包括职业型、技术型、应用型，并提出如果高职培养目标仅仅定位于高技能人才，那么就会出现技术型人才由谁来培养的问题(黎琳，2004年)。杨金土，孟广平在对一、二、三产业的部分企业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高职培养目标不应仅仅定位在“技术应用性”人才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仍然是高等技术教育，其基本的培养目标以“技术型”人才为主。同时认为在目前和今后的一定时期内，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将以专科层次为主，但不限于专科层次(杨金土，孟广平等，2002年)。

伴随上述问题的讨论，高职比较研究的内容也在深入。如《当代国际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一书的内容就涉及了历史、学制、办学现状、办学特点、管理体系等(姜蕙，2002年)。另外如《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及我们的对策建议》，其中总结了新世纪的背景特征，并提出了高职未来发展的几大趋势：高职机构高移化、模式多样化、发展规范化、目标国际化和教学现代化等(周耀华，2002年)。还有《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黄鸿鸿，2003年)，文中提出了高职的层次高移化使得职业教育体系更完善、高职成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更加密切三大趋势的观点。匡锳的华东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论文《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之比较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