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运动的历史背景以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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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一、引言
（一）选题意义
（二）相关研究
（三）研究思路
（四）研究方法
（五）概念界定
（六）创新与不足
二、清末留日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
1.
2.
（二）日本学习西方成效显著
1.
2.
（三）中日两国政府推动留日教育的开展
1.清政府的支持政策
2.日本政府的欢迎态度
（四）有利的客观条件
三、清末留日教育的发展历史
（一）清末留日教育兴起阶段（1896年-1898年）
（二）清末留日教育高潮阶段（1901年-1906年）
（三）清末留日教育沉寂阶段（1907年-1912年）
四、清末留日教育的内容、形式、成效和特点
（一）留日教育的内容
1.学生所选学校
2.学生所学专业
（二）留日教育的形式
1.派遣学生的方式
2.留日学生的层次
3.对学生的管理方式
（三）留日教育的成效
1.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
2.成为辛亥革命的中间力量
3.培养了一批新式教育所需的教师
4.
（四）留日教育的特点
1.学习专业宽泛，偏重文科
2.采取“速成式”教育方式
3.大多数留日学生未能正式毕业
4.
五、清末留日运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一）造就大批优秀的教师队伍，推动国内教育发展
（二）推动国内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三）引进新式教科书
（四）留日学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清末留日教育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摘要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泱泱大国被蕞尔日本打败，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局限性，开始迈出了向国外学习的步伐，日本由于在距离，文化，还有国情同中国相似的便利条件下，成为清政府学习的最理想国家。日本通过借鉴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知识，积极改革教育，实行君主立宪，近代化进程迅速，最后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卓越成绩，中国若想摆脱被殖民被欺侮的现状，必须要向日本学习，在中日两国政府共同的努力下，中国留日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而后，清政府在“新政”时期为适应改革潮流，提出的“废科举，兴学堂，奖励游学”等一系列鼓励政策，促使了留日运动到达了一个高潮阶段，中国留日人数达到一万多。清末的留日运动不仅仅在中国留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的影响来看，对于中国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功不可没。
本文旨在从分析清末留日运动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为始端，对清末留日运动的发展情况做一个客观的梳理，进一步概括出这场留学运动在专业设置上，教育模式上，毕业情况以及对女子教育的影响四个方面的特点，最后以清末留日运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作为结尾，从而较为完全地介绍了中国留学教育在清末这个阶段的一些具体情况。
关键词：留日运动，背景，特点，影响，中国教育近代化
Abstract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China suffered from severe national disaster ,the terrible situation gave Qing government a big hit and awoke thousands of Chines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 large number of patriotic students went Eastward the Japan in order to save motherland from dangerous
situation ,which started the new epoch of studying abroad in Japan .These patriotic students absorbed new thought ,new culture and brand new knowledge, they carried out revolution in politic, economy and culture by using them. The movement of studying in Japan makes particular contribution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They brought in advanced education theory, broke traditional education concept, complicated new-type textbook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an education.This paper consists of five main parts. Basin on the background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and history general situation, the typically features in the movement, and the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Key word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movement of studying in Japan background process influence the educational
一、引言
（一）选题意义
（二）相关研究
（三）研究思路
（四）研究方法
（五）概念界定
（六）创新与不足
二清末留日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 赔巨款，中国经济危机严重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整个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从前只被西方大国打败，如今竟被东方小国日本打败了，不仅割土地，赔巨款，丧利权，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国的民族危机愈益深重。清政府为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只能向西方列强大举外债。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清政府曾向英，德各国商人借贷二十五次，总额才四千一百余万两。到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已经偿清。从甲午战争爆发到中日议和期间，清政府又向英商银行和通过德商银行借了四笔外债，共合四千三百多万两。以上借贷虽皆以海关为担保，但数额不大，而且其经济性质大于政治性质，对中国的危害还不是太大。清政府为偿付日本赔款而举措的外债，就完全两样。先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三亿两，连本带利共六亿多两。其数额之巨大是十分惊人的，这三次外债的偿还期，或三十六年，或四十五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如第三次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言明，以海关税收，苏州淞沪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本借款起债后十二个月内中国保证不向他国借款；偿还期为四十五年，中国不得提前一次清还或改变其他还法；此次接待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通过这次借款，英，德两国便控制了中国部分钟要的财政行权，而且其期限竟然长达四五十年。列强假此庞大债务攫取了大量利权，使中国处于列强的枷栲压榨下长期不能自拔。
2 割让土地，领土主权严重受侵犯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先是1895年，德国即向清政府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作为还辽的报酬。1897年11月14日，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将胶州湾租与德国，为期九十九年，德国有权建造由胶州到济南的铁路，并享有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开矿权。这样，德国终于实现了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不仅把胶澳地区夺取到手，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山东内地，从而控制了山东全省，作为自己的实力范围。随后，俄国以“助华”为名骗取清政府的同意，将军舰开进旅顺口，从此赖着不走。并胁迫清政府于3月27日，5月7日先后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项条约规定俄国租借旅大二十五年，并由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使它实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从而大大加强了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同年4月10日，清政府与法国互换照会，承认中国滇，桂，粤诸省领土不割让或租与他国，成为法国的权利范围。英国借口维持大国的均势，强迫清政府与6月9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承认九龙及大鹏，深圳二湾为其租借地，定期九十九年；7月1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中国将刘公岛并威海湾诸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的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1899年8月，日军在鼓浪屿登陆，迫使清政府与10月25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
条款》，取得了在厦门设立租界的权利。并企图占领着那个厦门地区，将福建以至浙江划入日本的实力范围。11月16日，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亦以九十九年为期。自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接触效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或夺占海湾，或争划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分割得治理破碎，整个深厚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3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深重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东方的来封建文明古国中国和日本先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紧闭的国门，痛定思痛后，两个国家分别探索各自的自强求富，摆脱国外危机的道路，日本经过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逐步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成为亚洲最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国家，中国清王朝则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兴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得洋务运动，洋务派在国内大力开办各种洋务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学习西方的“西艺”，此外洋务派还大兴在国内聘请外国顾问来办工厂，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求富，以御外侮”的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进行着，然而，这场物质层面的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尽管使清朝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腐朽的封建制度仍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1894年-1895年，中日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是对两国同时自救崛起的实力证明，最后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彻底粉碎了清政府通过学习西方办理洋务而富国强兵的梦想，更多唤起了中国对日本这个弹丸之国的重视。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被向来为国人都视为“蕞尔东洋”所击败，人们在震惊之余，也开始冷静地重审日本，洋务大官张之洞分析日本强盛的原因时，在《劝学篇》中写道“日本小国也，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路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4，留学教育对日本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深深地震撼着清政府官僚。
（二）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成果显著
1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明治天皇接收政权之后，立即在1868年3月以天皇誓词的形式发表了新的施政方针。在
这个誓词中明确指出:“向全世界寻求知识，以振皇基”。确定了这个大方针之后，新的明治政府以强力手段推行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日本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新的明治政府没有制定什么成文的科学技术政策。但是明治政府不仅有它的科学技术政策，而把科学技术政策做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认真地加以贯彻。在这一方针的指引卜.日本政府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推行了一系列同发展科学有关的重大措施，其中包括从国外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性决策。举其有代表性的如;1. 1870年设立工部省。当时的工部省是执行新政府技术引进政策的中央机关，在它的主持下，邀请了大批外籍技术家到日本工作。2. 1872年公布新学制。按新学制的要求，从教育体制到教材内容都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经验为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开始有组织地向海外派出留学生。3. 1877年创立东京大学(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当时的东京大学是执行新政府科学引进政策的根据地。以东京大学为中心，陆续聘请了欧美各国的知名学者到日本担任大学教授，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学有专长的科学骨干。4. 1879年建立东京学士会院。它的前身是1873年自由结成的近代学术团体“明六社”，这时改组为掌管国家学术的中央机关，即日本最早的国家科学院。5. 1 886年公布帝国大学令。这时，日本的近代科学教育已经初具规模，政府便以法令的形式把高等教育完全纳入国家需要的轨道。同年，还相继公布
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师范学校令。1888年又公布了学位令。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日本的科学和技术是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控制下发展起来的。这与西方先行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的科学，一般都是经历过一个长期的自发发展过程，日本无需经历这样的过程。日本是一个“落差”很大的后进国，这对科学的发展来说，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科学的“先天不足”。有利的面是，正因为“落差”大，所以科学受到的冲动力也大，有可能用直接引进的办法以很高的速度急起直追。日本人看到了这一有利的形势，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推动科学的发展，使其在尽可能短的时日内达到与其他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水平。这是日本近代科学创业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2实行科学、产业、教育“三位一体”的国家政策
一体”的国家政策从明治维新后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可以看出，日本的科学政策同产业政策、教育政策是紧密配合，浑然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政策体系。一方面，由于日本发展科学的目的性十分明确，这就是发展产业的需要，因此，科学政策经常是作为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环节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引进之后，还必须有懂得科学知识的人来吸收、消化，因此，日本政府又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把教育政策看作是实现科学政策的代个重要环节。人们总是认为，善于模仿和引进是日本人的长处。其实，科学技术的引进固然是日本科
学政策的重要特征，但关键并不在于引进这个做法本身，而在于如何从产业和教育这两个方面来健全本国的吸收和消化的机能，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实行科学、产业、教育“三位一体”的国家政策，这才是明治政府的高明之处。历史表明，日本的这种做法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在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年间，由于产业的推动，陆续出现了一批官立或公立的科学研究机关，如:水路部(1871年)、东京气象台(1875年)、地质调查所(1878年)、陆地测量部(1884年)、卫生试验所(1887年)、东京天文台(1888年)。同时，随着教育的发展，开始涌现出一批精通近代科学的优秀分子，即所谓埃利特不法文elite)阶层，因而各种专门化的学会有如雨后春笋，发展很快。著名的学会如:医学(1875年)、数学(1877年)、化学(1878年)、地学(1879年)、工学(1879年)、地震学(1880年)、药学(1881年)、气象学(1882年)、植物学(1882年)、物理学(1884年)、人类学(l884年)、矿业(1885年)、兽医学(1885年)、建筑学(1886年)、农学(1887年)、电学(1888年)、动物学(1888年)等等。其中有的学会，如地震学会，不仅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是国际上的首创。
3明治维新促进了日本近代教育发展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大力发展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颁布新学制，并把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目标，一举建立了初等，中等，高等学校制度，奠定了未来普及教育的基础，学龄儿童就学年逐年迅速增长，1895年（明治28年）为61%，1897年（明治30年）为67%,1900年（明治33年）超过了80%，逐步实现了《学制通告》中提到的“务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1国家富强，教育为本，日本在不断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完善提升教育的同时，也为国家崛起，社会的变革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日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此时中国却还置身于水深火热的民族灾难中，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向教育日本落后了一大截，就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近代化发展的差距来看，如表1-1所示2
1-1 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近代化发展情况
差距却很大，对于同等事物的兴起，每件在日本出现的时间平均比中国早了20多年。而对于早期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而言，在长崎下船后，目睹街上日本男女学生“着屐，系红裙，二五携手，午前入塾，或沿途唱歌，一唱众和，学校林立”3的影响不免伤感，从而由此想到此时中国还处在被列强欺侮的水深火热中，而教育更是陈旧不堪，不得不对自己的祖国时刻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绝望和惋惜之心。
（三）中日两国政府的推动作用
1清政府支持政策
1901年1月，慈禧太后发布变法上谕，其中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就是“兴学堂，奖游学，停科举。”1906年开始，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完全被废除，学子们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路被彻底堵死，因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和通过政府考试的学生将进入政府部门。同时，国内新式学堂的数量已经不能满足众多学生入学的要求，而在国内的高等新式学堂的费用与赴日留学相差无几，于是学子们纷纷东渡求学。此外，在“奖游学”这项措施的实践中，清政府不断出台了对留学日本十分有利的保障性政府，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如学有所成，即予奖励。”各省督抚，大臣以及京师大学堂随即相继派遣大批学生赴日留学。1903年，对于自费留学生不准书吏需索分文。“而在1903年颁布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中规定“中国有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这，是所学等差，给与奖励……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到优……各是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5张之洞提出的这一系列奖励办法，不仅成为清廷制订有关考核归国留学生的蓝本，而且也成为各省使用，奖励回国留学生的依据。1904年5月，清政府颁布了《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规定：“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见习士官期满，除在日本继续升学者外，回国学，曲练兵处，就其历年所学一一考试。最优秀奏请授职守备，次者授千总，再次者授把总。”1905年，清政府举行了一次留学考试，并且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对应考的14名留日学生全部授以相应的官职。这无疑更促进了大批学生留学日本的运动。
2．日本政府的欢迎态度
留日运动如果说清政府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努力把大批的中国学生送出去的话，日本政府的欢迎态度以及在吸引游说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作用也功不可没。况且，清末的留日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1897年0月，日本首先向清政府发出表示友好的信息，日本参谋本部通过驻天津领事向中国发出邀请，清政府派出代表团在日本期间自始至终都受到了
贵宾式的接待。1897年12月，日本陆军少佐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来华访晤。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都谈及留学有助于增进中日间的亲睦与提携，日本方面甚愿意教育中国青年，为中国造就人才。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1898年5月间函告清总理衙门，称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中国目前需才若渴，如果选派学生赴日留学，日本愿意提供帮助。接着，他又亲自向清政政府官员面述，中国如派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均以200人为限，有日本方面支付费用。除游说争取更多的中国学生赴日外，日本海为中国学生创办了许多学校。1896年，东京高师校长嘉纳治五郎设立宏文学院，为中国培养师范生，此外。日本还设立了培养中国普通学生的日华学堂，培养军事人才的振武东斌学校。而日本一些名牌学校如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为中国培养政法，财经等方面的人才。东亚女学，山口高商，千叶医专等学校还为清政府培养高等专业人才。据大正十一年五月调查，日本大学及文部省直辖72所公立学校，有50所学校接纳中国学生。对于日本采取如此优惠措施和吸引政策来鼓励中国学僧留学日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在甲午战争后，日本跻身于列强之中，并力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一席之地，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走撒谎能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日本，一方面把亚洲东部视为它的势力范围，又怕周边诸国尤其是中国这一地大物博的天然屏障被西方列强瓜分后，在此面临威胁，因此，中国必须亲善，日本鼓励清政府派学生赴日留学并为其提供优良的学习条件和待遇，从中日友好的关系来看，是真诚来帮助中国自强进步的。然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亲华引留政策背后又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即在清政府中培植亲日势力，而这一动机在矢野文雄致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可知，信中提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人才散布古老的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政，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与大陆。”尽管日本鼓励支持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原因和动机不尽相同，但事实和结果都促进了中国学生的留日运动，为中国学生赴日学习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保障了中国学生的在日学习。
（四）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国学生之所以会选择去日本留学，而不直接向西方学，还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终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地理优势，相对于欧美留学远渡重洋更显得便利，此外，在费用，语言文字和日本对于西方文化的去芜存菁等方面，留学日本客观上的有利条件无不吸引着广大的中国学生。在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的《游学》章中，列举了他主张留学日本的五点理由：（1）“路近费省可多遣”（2）“去华近，易考察”（3）“东方近于中方，易通晓；”（4）“西方甚繁，凡西学不切要害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5）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这些建议的提出也有力地促进了清政府确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其中
1.路近费省可多遣
留日学生多非富家子弟，节省花费对他们来说尤其重要，无论是赴日路费还是在日本的生活费，较之往欧美各国要省的多。根据光绪二十年（1905年）外务部与学部奏请《西洋游学简明章程》规定，官费派往西洋的留学生，每人每年以一千二百金为率；而同年由学部奏定《管理留学日本学生简章》规定，官费六日学生，费用每人四百，四百五十，五百日元不等。6路费以留美为例，第一次派遣留美幼童时，规定来来回川资费和治装费七百九十两；留学日本没有治装费，来回川资不过几十元。如果在把留学欧美一般需要时较长，而留学日本时间较短的因素考虑在内的话，正常情况下派遣一名留学欧美的学生，相当于留日学生四至六人的费用，甚至更高。而就私费而言，由于一般学习时间较短，如进入日本速成班学习，
大约为一年至二年，留学生本人又刻意节俭，费用更少，因此，从经费角度，留日既节省了政府的开销，同样也减少了留学生的费用，是十分值得的。
2.去华近，易考察
由于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距离较近，留学日本的留学生距离中国也较近，而很多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是为了针对中国的弊端向西方学习，以便回来可以被委以重任，报效祖国，如此近的距离有助于中国留学生了解中国社会的国情和动态，使他们的学习与祖国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一旦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他们也比较容易得到相关的信息，尽快回国。
3.东文近中文，易通晓
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所谓“同文之国”。梁启超《论译书》举出学习日文较易的五个理由。（1）音少（2）音中之所有，无棘剌扞格之音（3）文法疏阔（4）名物象事，所与中土相同。（5）汉文居十六，七。7语言的学习往往是文化科学教育的基础，也是留学教育的前提，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去学习夹杂着很多汉字的日本文字，要比学习与汉字迥然不同的英文字母容易的多。
4.西学甚繁，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酌删之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中已经做了很多去芜存菁的工作，而中国人正是急需人才之时，亟需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知识来发展自己，直接向日本学习更适合中国的实情。正如梁启超曾作过如下比喻：“泰山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使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5.中东情势相近，仿行较易
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和中国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西方列强的压迫，而中国现在仍面临这样的局势，需要从日本学习成功的经验。其次，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之后，经过明治维新，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其天皇权利仍然是至高无上，这正符合清政府的心意，清政府通过向日本学习就是要维护已经摇摇欲坠的皇权，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再次，中国同日本都属于东亚文化圈，都尊奉儒教，日本在古代的时候，曾派大量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而那些至今都对日本西多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渗透在日本的方方面面，这使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有着相通之处。
鉴于上述理由，清朝官僚认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事半功倍，无过此者。”8进而留学日本才最终被中国作为一种国策确定下来，并实行下去。
三清末留日教育的发展历史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当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泱泱大国居然对蕞尔小国俯首称臣，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巨大痛心。而当重新对日本作了审视以后，国人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乃是其善于汲取西洋文化，改革教育，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结果，中国要迅速摆脱贫弱，走向富强，就应当转师日本，而学习日本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想日本派遣中国留学生。中国于1896年首次向日本派遣13名留学生，他们开启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先河。继而留学运动在中国发展起来，直到1906年，到达了高潮，留日学生人数已经上万。此文将这场清末的留日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兴起阶段，高潮阶段，沉寂阶段。
（一）清末留日教育的兴起阶段（1896年-1900年）9
表1-1 1896年与1898年清末留学生人数统计⑧
根据表1-1的统计，清末1896年，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日本可以算是迈出了东渡留学的第一步，然而这13名中国学生并不是政府派遣的，而是清朝驻日公馆为培养使馆业务翻译而派出的“使馆”学生。直至1898年，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深入民心，日本政府的积极鼓励下，日本留学政策才作为一项国策正式确定下来，大规模的留学运动至此开始了轰轰烈烈发展起来。1898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撰成《劝学篇》一书，这本书被西方人翻译出版后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的小册子，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留学运动的宣言书”。在该书中，张之洞专列“游学”一篇，激励号召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日本，东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路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10张之洞的留学日本观可谓是当时清廷上层官僚的共识。同年，姚锡光著《东瀛学校举概》一书。姚氏曾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这本书就是考察报告。内容分普通学校，陆军学校，专门学校，特殊学校等章节，分门别类介绍日本学校，是为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们视为留学指南，而在此之前，为增进两国钦慕互助，日本一些文武大员不时游说中国正要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参谋总部的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历访张之洞，刘坤一，岑椿萱及袁世凯，力陈派遣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重要。1898年旧历3月，总理衙门转述了日本驻北京公使失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甚急，倘选派学生出洋可业，该国自应支起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11对此，第一赞成的是御史杨深秀，他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6月1日军机处奉旨命令总理衙门走上具体方案。直到这样，中国政府开始明令派遣留学生。而在这一时期，派遣出去的留学生都属于公费，因此数量不多
（二）清末留日教育的高潮阶段（1901年-1906年）
20世纪初年，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及“门户开放”政策下，各地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将中国逐步推向深渊，灾难深重的中国陷入了被蚕食鲸吞，瓜剖豆分的状态。而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清廷决定改弦更张。1901年1月29日，惊魂甫定的清廷发布“变法上谕”，下令实行“新政”决定“取外国之长，取中国之短”12“新政”时期，对留学教育的倡导更有针对性，主张更具体。不仅从变革传统教育（如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等）出发提出了留学教育必须解决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如留学科目的选择，留学经费的筹备等），而且，大多建议对出国留学进行奖励，因而在这段时期留学生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以至达到了1906年的12000人，具体人数增长情况见表2-2中从1901年到1906年留日学生人数统计
1901年到1906年留日学生人数统计13
在此期间，从1901年开始，清政府陆续公布各种奖励游学章程，在1901年，刘坤一和张之洞联衔进呈《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建议奖励游学，倾听准奏；1903年10月6日，张之洞奉命拟定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这项章程后来成了各省使用，奖励回国留学生的正式依据；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张百熙，张之洞等的奏折，鼓励在职官员和王公子弟“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回国后尤宜破格鼓励，立于擢用。“14这些奖励政策都使得留日学生的人数大量增长，然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便是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大量学生无不转向把通过留学方式来作为迈进仕途的一个途径，而在期间，由于清政府的积极鼓励，大批自费生纷纷东渡，并出现了自费留学生人数超过官费生的局面。就在1906年留日学生的人数最多的一年，青柳笃恒描述留学生蜂拥来日时的情景：“学堂虽得开设，代替昔时科举，惟门户狭隘，路径险阻，攀登甚难，学子往往不得其门而入，伫立风雨中；惟舍此途而外，何能跃登龙门，一身荣誉何处而求，又如何能讲挽回国运之策，于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装”齐步辞别国内学生，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拥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必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15
（三）清末留日教育的沉寂阶段（1907年-1912年）
2-2 1907年至1912年留学生人数统计16
结果，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在于巩固其政治统治，留学生自1902年在日本从事爱国反帝运动，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惊。政府为了维护统治，防止一段的目的而限制学生留学日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也是致使大批留学生不满，纷纷回国。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这项政策出台，目的就是为压制留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激情。其次，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随着国内革命形式的发展，许多参加革命的留学生纷纷回国，展开各种秘密活动，致使留学生人数迅速下降，而清政府鉴于许多留学生热衷革命和留日学生数量多而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对赴日留学生实行多方面的条件限制。1906年，清廷规定，留日学生必须“具有中等学堂毕业程度，通习外国文字，能直入高等专门学堂者，方可出国”17，同年学部又通电全国，下令各省停止派遣赴日选习速成科的学生，而速成生留学生的绝大数。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新政后期，留学日本呈现“被限制性”，由量变开始向质转变，而官派也由原来的各自为政走上有目的派遣。1909年，《教育杂志》对于此现象曾载“今日日本中国留学生逐渐减少，现在东京还不过三千人，在官立各学校者约三百人，入陆军学校者约700人，入海军者约200人，成城学校约三百人，宏文学校约百余人，同文学校约六七十人，早稻田大学约四百人，其余或入各种学校，或在外预备入学，转之前年之总数，已不及五分之一。”18
四清末留日教育的内容，形式，成效和特点
（一）留日教育的内容
1.学生所选学校
随着爱国救亡发展为全民性运动,人们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异常感兴趣,所以在留日学生中出现了学文科的热潮。梁启超在1902年写的一篇短文中说:“留日生所学者,政治也,法律也,经济也,武备也,此其最著者也。”‘杨枢在1903年的奏析中也讲:“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21905年清政府曾派三百名官绅赴日留学,其留学科目大体为四种,旧法律,曰政治,曰理财,曰外交“,都是文科。:饮冰室文集(卷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5.约章成案汇览(卷3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72留日学生所习专业非常广泛,不仅有政法、外语,师范、文史、理工、农医、军事、商业等,甚至有音乐、美术、体育。它一方面放映了社会变革对人才多方面的需求,同时也说明人们对对“西学”的认识已经从形而下的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冲破了“中体西用”思想,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开始加深。转引自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83. 20世纪初，中国的留日运动在清政府各项政策推动下得到了迅速发展，留学人数不断增加。1899年为200名左右，1900年达到1000人，1903年至1300余人。1906年，达到历史最高潮约8000人，「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林汝谦，林启彦译，附录（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51页。形成了当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此后，留日运动受到国内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人数时涨时落。1912年，为1400人，1914年为5000人，1927年为1924人，1929年为2485人。[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录（三），第451页，数字均为约数。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都学习什么呢？时任驻日公使的杨枢在1904年的奏折中讲到“：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学武科者二百余人。”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一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295页。杨枢的统计显然不够准确，一千多名学生不可能只学文、武两科，但却道出了留日学生学文比例高这一事实，必要指出，这里的文科主要是法政、师范两科。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清政府在大厦将倾之时感到改革的必要。于是清末“新政”出台，核心内容是编练新军，改革官制，设立新学堂，而改革实行的前提是拥有新式人才，所以“学堂固宜速设矣”，“而且非多设不足以以济用”。可是教师哪来呢？当时“唯有赴外国游学一法”，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并力求速成。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求学师范、法政速成的学生被派往日本。据计，1904年仅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有中国留学生295名，就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2466人的12.0%。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附表，1981年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95—102页。此外，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弘文书院等学校均有法政速成科。1903年清朝《学务纲要》公布后，各省开始有组织的选派学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派100多名学生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速成师范。[清]北洋洋务局纂辑：《约章成案汇览》，卷三十二，下，台北：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5479页。同年，直隶学校司拟选派学生40名赴日留学，其中20名是速成师范生。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1903年10月到1904年4月，中国留日毕业生有124人，学师范者86人，均为速成科毕业，占总数的69.4%。1904年4月到10月，165名留日毕业生中，37人学习师范，占总数的22.4%，其中速成师范者32人。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直到1908年，中国留日学生中学习速成者约占总体的60%，其中大部分是法政、师范速成生。《学部奏咨辑要》，卷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296页。在广派师范、法政速成生的同时，清廷也开始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认为：“惟当此列强环伺我圉孔棘，武科较文科更重，未可缓图……”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一册，第296页。1902年，袁世凯奏称：“当今时局，以讲求武备为先，整顿戎行，以遴选将才为急。”为求智勇双全的将才“自非派员出洋肆习不为功。”
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一册，第254页。清廷在1904年正式颁布《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16条，开始有计划的分批选派青年学子赴日学习军事。当时清朝陆军留学生除少数在欧洲学习外，大部分都是留学日本。1900年为60余人，1901年为130人，1903年为200余人，1904年升至500多人，1905年下降至280余人，1906年则多达1600多人，1909年又降至700人。王维江：《清末民初军事留学生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7期。留日生学习军事的热情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后来纵横捭阖于民国军事和政治舞台上的许多人都是1900—1929年的留日陆军生。同时到日本学习军事的还有海军生，不过远不如陆军生那么多。自1905—1929年间清朝、民国曾有100余海军生在日本学习，其中一半左右的人因不懂日语而被调往欧洲。随着留日速成生的迅速增加，在满足清政府需要的同时，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1906年8月7日，学部电令各省限制速成生的派遣：“嗣后此项速成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师范法政应即停派，不予给咨”。《学部通行各省限制游学并推广各项学堂电》，《学部奏咨辑要》，卷一，第105页。同年12月2日，学部另行奏定《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41条，其中规定“习法政、师范速成者，嗣后概不咨送”。《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学部奏咨辑要》，卷二，第145页。自此留日学生师范、法政速成生有所减少，而接受其他教育的学生则日渐增多。除了法政、师范、军事科目，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还有很多，包括农、政、牧、史、地、外语、电机、染织、冶金采矿等等，几乎涵盖所有专业。1903年，京师大学堂派赴日本的31名学生，共习26个专业，其中文科大学3名，理科大学7名，法科大学9名，法科并文科大学1名，农科大学2名，工科大学5名，医科3名，高等商业学校1名。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1908年，清政府下令：“凡官费出洋学生概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自费生非入高等以上学校学习这三科者，“不得改给官费”，已习这三科者“亦不得改习他。科”。《学部奏咨辑要》，卷四，第438页。此后留日生学习理、工、农、医的人数不断增加，官费生尤多。笔者翻阅《宣统元年考入五校的学生姓名表》，发现考入第一高等学校的50名学生中，学文的15人，学理的（理、工、农、医）45人。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元年，中国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中，学法科16名，学文科（文史哲）9名，理科6名。还有，学工科8名，学医科6名，农科41名，《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年版，第247—283页。学理工的人数要比学文科的多。到了民国时期，留日学生偏向学理2 学生所学专业
20世纪初，中国的留日运动在清政府各项政策推动下得到了迅速发展，留学人数不断增加。1899年为200名左右，1900年达到1000人，1903年至1300余人。1906年达到历史最高潮约8000人，形成了当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此后留日运动受到国内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人数时涨时落。1912年，为1400人，1914年为5000人，1927年为1924人，1929年为2485人。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都学习什么呢？时任驻日公使的杨枢在1904年的奏折中讲到“：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学武科者二百余人。”杨枢的统计显然不够准确，一千多名学生不可能只学文、武两科，但却道出了留日学生学文比例高这一事实，有必要指出这里的文科主要是法政、师范两科。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清政府在大厦将倾之时感到改革的必要。于是清末“新政”出台，核心内容是编练新军，改革官制，设立新学堂，而改革实行的前提是拥有新式人才，所以“学堂固宜速设矣”，“而且非多设不足以以济用”。可是教师哪来呢？当时“唯有赴外国游学一法”，并力求速成。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求学师范、法政速成的学生被派往日本。据统计，1904年仅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有中国留学生295名，就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2466人的12.0%。此外，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弘文书院等学校均有法政速成科。1903年清朝《学务纲要》公布后，各省开始有组织的选派学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派100多名学生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速成师范。[清]北洋洋务局纂辑：《约章成案汇览》，卷
三十二，下，台北：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5479页。同年，直隶学校司拟选派学生40名赴日留学，其中20名是速成师范生。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1903年10月到1904年4月，中国留日毕业生有124人，学师范者86人，均为速成科毕业，占总数的69.4%。1904年4月到10月，165名留日毕业生中，37人学习师范，占总数的22.4%，其中速成师范者32人。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直到1908年，中国留日学生中学习速成者约占总体的60%，其中大部分是法政、师范速成生。《学部奏咨辑要》，卷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296页在广派师范、法政速成生的同时，清廷也开始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认为：“惟当此列强环伺我圉孔棘，武科较文科更重，未可缓图……”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一册，第296页。1902年，袁世凯奏称：“当今时局，以讲求武备为先，整顿戎行，以遴选将才为急。”为求智勇双全的将才“自非派员出洋肆习不为功。”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一册，第254页。清廷在1904年正式颁布《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16条，开始有计划的分批选派青年学子赴日学习军事。当时清朝陆军留学生除少数在欧洲学习外，大部分都是留学日本。1900年为60余人，1901年为130人，1903年为200余人，1904年升至500多人，1905年下降至280余人，1906年则多达1600多人，1909年又降至700人。王维江：《清末民初军事留学生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7期留日生学习军事的热情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后来纵横捭阖于民国军事和政治舞台上的许多人都是1900—1929年的留日陆军生。同时到日本学习军事的还有海军生，不过远不如陆军生那么多。自1905—1929年间清朝、民国曾有100余海军生在日本学习，其中一半左右的人因不懂日语而被调往欧洲。随着留日速成生的迅速增加，在满足清政府需要的同时，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1906年8月7日，学部电令各省限制速成生的派遣：“嗣后此项速成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师范法政应即停派，不予给咨”。《学部奏咨辑要》，卷一，第105页同年12月2日，学部另行奏定《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41条，其中规定“习法政、师范速成者，嗣后概不咨送”。《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学部奏咨辑要》，卷二，第145页。自此留日学生师范、法政速成生有所减少，而接受其他教育的学生则日渐增多。除了法政、师范、军事科目，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还有很多，包括农、政、牧、史、地、外语、电机、染织、冶金采矿等等，几乎涵盖所有专业。1903年，京师大学堂派赴日本的31名学生，共习26个专业，其中文科大学3名，理科大学7名，法科大学9名，法科并文科大学1名，农科大学2名，工科大学5名，医科3名，高等商业学校1名。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1908年，清政府下令：“凡官费出洋学生概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自费生非入高等以上学校学习这三科者，“不得改给官费”，已习这三科者“亦不得改习他科”。《学部奏咨辑要》，卷四，第438页。此后留日生学习理、工、农、医的人数不断增加，官费生尤多。笔者翻阅《宣统元年考入五校的学生姓名表》，发现考入第一高等学校的50名学生中，学文的15人，学理的（理、工、农、医）45人。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元年，中国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中，学法科16名，学文科（文史哲）9名，理科6名。还有，学工科8名，学医科6名，农科41名，《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247—283页。学理工的人数要比学文科的多。到了民国时期，留日学生偏向学理工的趋势更为明显。此间留日生习法政类的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共达110人，占总数的10%。到了1922年，在1084名中国留日公费生中，学习理工科者（理、工、农、医）508人，占总人数的46．9%，学习文科的（文、法、商、师范）250人，占23．1%，其中学习政法的108人，占文科生总数的43．2%。《留学日本官费生统计表》，《中国年鉴》（第一回），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905页。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万方多难，民族危亡的时刻，使这些海外学子始终将学习与救亡紧密相连。李书城（1882—1965）曾在致友人书中说：“东渡以来，区区肝肠，一日千结”，所思，所痛皆为国
家患难，民族危亡之事，他建议友人东渡以求救国之策。“凡政治、法律、陆军、教育、农、工、商、医及社会各实业皆有学校……我国之留学者皆得入之。诚哉为学问竞争之大市场也。夫人报爱国爱同胞之志，而学问不是以辅之，则是龙无鳞甲，虎无爪牙，凤无羽翼耳，岂能望飞之博之舞之耶”？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3页。可见留日生在国外的学习是为了从事社会改革做知识、智力上的准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留日学生不可能将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业上，当然就会限制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发展。留日学生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 大多数留日学生“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 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江苏同乡会创始记[J ]. 江苏: 第2期. 1903- 5.]。在考察留日学生对中国社会变迁发生影响之前, 还有必要分析留日学生这一高智力群体的知识结构与所学专业, 考察他们的社会活动状况及其能力。这样才有可能说明他们后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具体层面及影响的力度的大小。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专业偏重于文科, 文科中尤以法政类为主。梁启超在1902年的《敬告留学生诸君》中说, 留日学生“所学者, 政治也, 法律也, 经济也, 武备也, 此其最著者也”[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卷17)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杨枢在1903年的奏折中也说, 在日本“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 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李喜所.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P145)。据笔者统计, 1904年法政大学速成科有中国留学生295名, 弘文学院有604名, 同文书院有148名, 三校共有中国留日学生1047人,就占留日学生总数2400人的43. 63% , 可见学文科的留日学生占绝对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 留日学生所学专业向工、医方向发展, 但法政类仍然占相当大的比重。据《中国留学生大辞典》中《1914- 1915年留学日本官费学生统计表》, 此时学法政专业的学生也有110人, 占此时留日学生总数1107人的10%[周棉. 中国留学生大辞典[M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P594)。留学生学习法政专业, 最初是为了适应清末新政进行政孜体制改革的需要。梁启超就说:“今日之学, 当以政学为主体, 以艺学为附庸。??今中国不思自强则已, 苟犹思之, 其必自兴政学始。”[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卷2)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辛亥革命后留日学生学习法政则是适应民国建立新体制的要求,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形势。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人也占有很大的比例。李喜所先生根据统计指出:“在一般情况下, 留日学生中法政和军事的要占一半, 从1902年印发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中可以发现, 法政、军事、警察一类留学生占了当时总人数六百零八人的一半以上。”[李喜所.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P147) 中国人赴日学习军事主要是从加强中国武备、抵御外侮出发, 以应付外国列强武力侵略中国的局面。1904年杨枢作为出使日本大臣曾主张中国多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 他说:“日本陆军经营数十年, 成效最著, 中国似宜添派学生东来, 专送入陆军各学校, 以期成就远大,用济时艰。”[陈学恂、田正平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P363—364) 清政府也于1904年制定“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16条, 开始有组织地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陆军专业, 先是进入振武学校(原名成城学校之武科) 学习预备课程, 为进入士官学校作准备。振武学校是日本方面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 1903年7月在东京成立。据统计, 1904年振武学校有中国留日学生305人, 1907年振武学校有中国留日学生330人。这批学生毕业后大多升入士官学校继续深造, 许多人成为中国20世纪上半期军界著名人物, 如蒋介石、唐继尧、阎锡山等都是该校毕业生, 接受严格的校规训练[黄新宪. 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M ].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 (P91—92)。据统计, 到1908年清政府派遣陆军科留日学生有1000多人。这些人毕业大多回国, 参加国内练兵处组织的统一考试, 分任各级军职。此外, 留日学生也有学习海军科的。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派出了4批共100余人赴日学习海军。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师范专业的也很多。清政府为推行“新政”、适应兴办新式学堂的需要, 鼓励留日
学生学习师范。1903年由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主持编订的《学务纲要》要求“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 迅速举行。??若无师范学员可请者, 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 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 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M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 (P533) 《学务纲要》公布后, 国内有组织地选派学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闽浙总督李兴锐派遣15名学生留日, 其中12人学习速成师范。四川总督锡良亦十分重视师范教育, 1904年5月他派周凤祥为监督率领160余名四川籍学生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 学制有1年、8个月或6个月不等。两广总督岑春煊也从两广地区挑选学生120人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5年, 浙江亦选派100人赴日本学习师范。此外, 福建、直隶、山西、奉天、江西、湖北、湖南、江苏等省也大量派遣学生赴日学习师范。除官方派遣外, 许多自费留日学生也纷纷选学师范。根据黄新宪的统计, 1903年, 留日师范生为261人, 1904年为184人, 同年底达265人[黄新宪. 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M ].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 (P82)。按1904年底留日师范生265人计算, 占同年留日学生数2400人的比例为11%。这个比例是很大的。鉴于在日本学习速成师范的中国学生增多, 清政府学部于1906年电令各省限制选送师范生赴日, 从而使赴日学习师范的人数有所减少, 但官方选派赴日学师范人数还是占有很大比例的。据统计, 进入民国的1914- 1915年, 官费留日学生总数为1107人, 其中学习师范的为137人[ 3 ] (P594)。按这个数字进行分析, 留日师范生还占12. 38%。留日学生选学师范的人数占这样大的比例, 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办学堂、兴教育、开民智的社会发展需要。留日学生学习的科目和专业远比上面所述法政、军事、师范等更为广泛, 他如工业、商业、农业、建筑、铁路、测绘、物理、化学、医学、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皆有中国留日学生研习。留日学生广泛吸收新知, 除学习所学专业外, 一般都广泛涉猎其他学科, 凡是认为对中国社会有用的课程都尽在学习的范围。李书城(1882- 1965) 曾于1902年、1904年两度赴日留学, 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就学师范科, 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研习军事。他在留日时曾致书友人表达了留日学生们渴求新知、广泛学习各科知识的心情: 日本“凡政治、法律、陆军、教育、农、工、商、医及社会各实业皆有学校, 又先授以普遍的知识, 使知识不偏于一隅。凡此学校, 我国之留学者皆得入之, 诚哉为学问、竞争之大市场也。夫人抱爱国、爱同胞之志, 而学问不足以辅之, 则是龙无鳞甲, 虎无爪牙, 凤无羽翼耳, 岂能望飞之搏之舞之耶? 诸兄诸兄, 曷无奋然而起也?[ 武汉大学历史系. 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M ].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P519) 留日学生广泛学习各种知识, 接受资本主义文明, 形成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以后回国参与社会的变革奠定了知识的储备。留日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各门知识, 同时他们还冲破各种阻力开展政治活动, 宣传新思想,而成为新式的政治群体。鲁迅就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 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 就是赴会馆, 跑书店, 听演讲。”[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P76) 曾经留学日本的张继也说, 他在日本留学时“除上课外, 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 民约论等书, 革命思想, 沛然日滋”[黄福庆. 清末留日学生[M ].台北, 1975 ] (P212)。留学生在日本不仅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日本文化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就曾回忆自己留学日本的感受:“日本对于世界之文学家思想家, 如柏格森、倭根、达阿儿、尼采等, 莫不精研其学说, 介绍其思想”;“返以观于吾国文学界思想界之销沉, 冷寂若死, 人之举国若狂以研究之人物学说, 吾则能举其名者盖鲜”[李大钊文集(上)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P272—273)。由于留学生在日本受到新知识的教育、新思想的影响, 因而对参与政治活动非常热心。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了最早的爱国学生团体励志会, 由戢翼、沈翔云等任干事,有会员共计40余人, 以“联络情感, 策励志节”为宗旨。编有《译书汇编》、《国民报》(月刊) 等刊物。《译书汇编》作为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
专门译载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 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斯宾塞的《教育论》等, 在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思想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国民报》也以宣传西方思想、启迪国民思想觉悟为己任, 从事于“唤起国民之精神”, 号召民众抛弃奴隶之思想,“起来反抗二千年专制政体, 争取国民天赋权利”,指出:“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 当知一国之兴亡, 其责任专在国民。”[二十世纪之中国[J ]. 国民报: 第1期. 1901- 5.]留日学生作为一个新的政治群体的出现, 其政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 提高了组织活动能力和政治敏感性。他们在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斗争中一直走在革命运动的前列, 实践着他们的报国之志, 这对中国社会变革确实是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二）留日教育的形式
1 派遣学生方式
续到五四运动以后。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明治政府在“文明开化”的思想指导下全面向西方学习。半个世纪后, 就追赶上了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1894 年8 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从而宣告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人们对一衣带水之隔的蕞尔岛国纷纷侧目而视。1896年清廷派遣13 名留学生赴日,揭开了留日序幕。1898 年1 月,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颇有感慨地说:“若以中国之广大众民, 近采日本, 三年而宏规成, 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8 月2 日,光绪亦在上谕中说:“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 东洋路近费省, 文字相近, 易于通晓, 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又因中日在文化渊源和生活习惯方面颇多相通之处, 于是戊戌新政中又有11 人东渡扶桑。1901 年清廷决定给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奖以进士或举人出身,致使东渡学生1903 年猛增到1300 余人。1904 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 这对于正在激起的留日狂潮无异于火上浇油。1905 年科举废除, 留日学生直线上升到8000 余人,堪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此后由于清廷的限制, 留日人数略有下降。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 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参加革命。1914 年留日潮又有回升,达3796 人。
2 对学生的管理方式
留日的条件则宽松得多。由于派出留日学生的渠道甚多(有省派、部派、各校自派、社会团体派等) , 对学生的要求便不统一, 许多人对日文只字不识,亦匆匆上船东渡,致使留日生素
质参差不齐, 较留美生大大降低。多数人到日本后, 只能进中学或日本人为中国人临时开设的补习学校。1907 年, 学部颁布《通行各省选送游学限制办法电》, 规定:“欲入高等以上学校者, 必须有中学堂以上毕业之程度,且通习彼国文字。其习速成科者,必须中学与中文俱优, 年25 岁以上, 于学界政界实有体验者。”?lx 于留日学生而言,它无异于一纸空文。早期留日一片混乱, 学籍管理无从谈起。但不久后留日官费生就受到了严格的学籍管理。1906 年学部拟定《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规定学生的入学、退学、转学及改学科乃至请假等事均须经游学监督认可; 凡学生毕业, 均须有总监督证明书; 如有品行不修、学业不进者即行勒令退学。但学生所学科目,仍由本人选定。如鲁迅1904 年去仙台医专前, 先经驻日公使杨枢批准, 由杨向该校发出照会; 1906 年7 月鲁迅申请退学, 则是由游学监督李宝巽向仙台医专发涵。?ly1910 年又规定学生既入某校, 补给官费后不得改赴他国和改校改科, 违者停其官费。1914 年教育部颁布《管理留日学生事务规程》,规定:“学生毕业后应将文凭送请部派监督验明, ??官费生无故缺席一月即停止其学费。”
（三）留日教育的特点
1学习专业宽泛，偏重人文
清末的留日运动不仅仅人数众多，规模庞大，而且留学生所习内容十分广泛，所涉学科
极多，举凡师范，实业（农，工，商，矿，铁路，蚕桑等），军事（陆军，海军，警察等）法政，医学，理化，体育，美术，音乐等，几乎涵盖了当时日本学校中所有科目，而其中尤以学习师范，法政，军事三者居多，影响也最大。留日学生广泛吸引新知识，除学习所学专业外，一般广泛涉猎其他学科，凡是以为对中国社会有用的课程都尽在学习的范围内，以1903年由京师大学堂派赴日本留学的31名学生为例，其专业分布如下表3-1所示：
3-11903年京师大学堂赴日留学专业分布表19
从表3-1可以看出，31名学生分别研修了26个专业，反映了留日学生所习科目是非常广泛的。另外，在31名学生当中，习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已经占45.1%，并且在以后的几年里，学习文科类的学生继续增加。梁启超在1902年写的一篇短文中说：“留日生所学者，政治也，法律也，经济也，武备也，此其最著者也。”20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留日学生较多的1907年日本各学校中国留日学生在籍人数统计的表3-2来看专业类之广泛。
很多，可以从1904年和1905年部分省份派遣的留日师范生两份一览表中看出
在此期间，学教育，读师范成为热门，与戊戌变法后勃兴的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有关，也与清政府实行新政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和采取的鼓励政策有关。1903年由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主持编订的《学务纲要》要求“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示范传习所个章程办法，迅速举行…
…若无师范学院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24《学务纲要》公布后，国内有组织地选派学生赴日学生速成师范，留日学生选师范的人数占这样大的比例，正是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办学堂，兴教育，开民智的社会发展需要。
其次，“法政热”是清末留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前夕，她就已现端倪，如1904年，中国留日1300名学生中，习文科（包括法政，示范和普通科）者达1000余人，学武科者200余人。251904年至1908年，在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肄业的中国学生就有1885人，毕业1215人。26其实，在1901年前，赴日本习法政者并不多，1901年由在日本帝国大学法政留学的张宗祥编辑出版的《日本游学指南》一书中，曾记有当年在法科大学有中国留学生3人，预期入学1人，专修学院法律科预期入学1人的情况。27然而，1901年后，赴日学习法政都很快成为波澜壮阔的留日运动中的一种重要潮流。这是因为，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一切新政，如路矿，商标，税务等事，办法稍歧，诘难立至，天一不赖有法律以维持之，但”各省冗员繁多，而办理交涉事宜及举行各种新政，时有乏才之患。28特别是“仕途各省均以拥挤为虑，而明习法政之选，实不多见”29加之，1904年的日俄战争，时以立宪小国战胜了庞大的专制帝俄后，清廷上下更加认识到立宪政体对“尊君权，固民至”的作用，仿行日本实行宪政成为不少官僚的共识，一时“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中国不思自强则已，苟犹思之，其必自兴政学始”30于是，清廷开始派遣一些具有传统功名的士大夫赴日学习法政，以加速法政人才的培养，吸收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而另一方面，在清廷鼓励，奖励留日的政策指导下，不少人更视赴日学习法政的同时，清廷也开始在国内设立法政学堂以培养所需要的法政人才。1905年，直隶，广东两省首设法政学堂，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学部又有“奏请各省添设法政学堂文”的颁布，鉴于“各省举行新政，需材甚殷，裁判课税人员，尤非专门之学不能胜任，而科举既废，举贡生员，若无求学之地，以之肄业法政，既不如他项科学之难以成就，而年龄长则阅历富，中学深则根柢完，必能会通中西，以为效用之具”，故而要求凡尚没有设立法政学堂的省份“应即一体设立”31尽管1907年后，由于法政学堂的减少，和留学资格提高，然而，不可否认，法政留学实乃清末留日教育一个鲜明的特征。
最后，在留日教育的专业设置上，除了学习师范专业和法政专业人数很多外，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人也占很大的比例。李喜所先生根据统计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留日学生中法政和军事的人要占一半，从1902年印发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中可以发现，法政，军事，警察一类留学生占了当时总人数的六百零八人的一半以上。32中国人赴日学习军事主要是从加强中国武备，抵御外侮出发，以应付外国列强无力侵略中国的局面。1904年杨枢作为出使日本大使曾主张中国多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他说：“日本陆军经营数十年，成效显著，中国宜添派学生东来，专送入陆军各学校，以期为就远大，用济时艰。”33清政府也于1904年制定“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16条，开始有组织地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陆军专业，先是进入振武学校（原名成城学校之武科）学习预备课程，为进入士官学校作准备。振武学校是日本方面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1903年7月在东京设立。据统计，1904年振武学校有中国留学生305人，1907年振武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