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谏议制度

谏议

jiàn yì

(1).官名。谏议大夫。《汉书·王莽传下》：“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唐·韩愈《感春》诗之三：“蔡州纳节旧将死，起居谏议联翩来。”太平天囯·洪仁玕《资政新篇》：“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

(2).谏诤；劝谏。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子胥力於战伐，死於谏议。”

(3).指谏诤论议的文字。刘师培《＜文章学史＞序》：“如房玄龄深识机宜，马周长於机变，魏徵少学纵横，然房长於书檄，马长於敷奏，魏长於谏议。”

谏议大夫

简介

官名。秦代置谏议大夫之官，专掌议论。为郎中令之属官，

掌论议，有数十人之多。汉初不置。元狩五年（前118）初置，属光禄勋（郎中令改名）。东汉改称谏议大夫，仍属光禄勋，秩六百石。三国魏沿置，晋朝罢。南朝梁、陈亦置。北魏置，隶属集书省，掌谏诤议论，从四品，北齐沿置。隋初隶属门下省，从四品。炀帝大业三年（公元六〇七年）废。唐初复置，正五品上。高宗龙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改正谏大夫，中宗神龙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复旧。德宗贞元四年（公元七八八年）分置左、右，各四员，分隶门下、中书两省，升正四品下，掌谏议得失，侍从赞相。宪宗元和元年（公元八〇六年）罢左、右之名，只称谏议大夫。武宗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复分置左、右。北宋前期，为寄禄官。神宗元丰（1078

——1085）改制，升从四品，复专掌讽喻规谏，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一一二八年），兼领登闻检院，登闻鼓院。辽朝亦置，左隶门下省左谏院，右隶中书省右谏院。金朝为正四品。明初曾置，旋废。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进北京后，改六科给事中置，职掌同六科给事中。

由来

秦代设大夫，有谏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各类官称，无定员。西汉时沿用秦制，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置谏大夫，无定员，掌议论。东汉改称谏议大夫，《后汉书

·百官志二》：“谏议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魏晋时称散骑常侍，隋唐仍置谏议大夫，有左、右谏议大夫，各四人，分属门下省与中书省，另设补阙和拾遗。魏徵任谏议大夫时，“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唐代的谏官有权力驳回明显不合理的诏书。宋初沿其制，后置谏院，谏院下设鼓院，以左、右谏议大夫为之长；王安石变法之际，当时的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写一封长达3000余言的信给王安石，抨击新政，也就是著名的《与王介甫书》。辽代的门下省和中书省分别设左谏院和右谏院，沿置谏议大夫等职，但有名无实。金代有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司谏。元朝搁置不设。明初洪武期间置谏议大夫及左右司谏，不久废除。宋代经典《册府元龟》曾收入至五代的379件著名的諌书。

中国制度史

《中国制度史》读书笔记一、出处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把社会经济部分分成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和宗族等八个题目，宗族部分又分成国体、政体、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和刑法等九个题目，通过对它们的阅读，能够深化对古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认识。二、摘抄及评论管子治国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治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凡为国之急着，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疆，兵疆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疆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又曰：“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 这段话可以说是很深刻地道出了为什么封建统治者们那么重视发展农业问题了。发展农业不仅有利于富国、强兵、扩张，而且可以解决无业游民问题，有利于维护统治。孟子也曾言?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这是因为统治者利用农民安土重迁的思想来稳定社会秩序。安土重迁是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一大特点，它与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为封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安土重迁，意即安于故土，不轻易搬迁的意思。《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是一家人人生的希望。不同于工业和商业，农业的生产资料---土地是不能流动的，所以，农民只能依附于土地，将其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民的‘土地情结’由此可见一斑。既然如此，那么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人们才会背井离乡，否则，就会世世代代都扎根于那片土地。除此之外，安土重迁所衍生出的地缘性、血缘性家族观念强。?生于斯，长于斯?将人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家乡不过是家族的放大化而已，在人们的努力奋斗过程中，最大的奋斗目标也不过是?光耀门楣?、?衣锦还乡?罢了，并且地望，籍贯，落叶归根，认祖等词汇都反映了这一点。土地私有制之缘起，盖有四端：一曰先占，如垦辟荒地是也。古之分地，后遂变为私有者，当属此类。二曰劫夺。胜者以败者为奴，没收其财产为己有是也。

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差别

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差别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其中，中国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存在了已有四千多年。因为其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血脉，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政治制度作为统治的保障，与千年不断的文化遥相呼应，充满了东方独有的色彩.下面，我以一个刚刚学习过高一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的学生的身份，来略谈一下中外古代政治制度的差别。学识尚浅，让境界高的老师们见笑了...... 四千多年前，夏朝正式确立了奴隶制国家。世袭制的产生算不上创举，但它代替了古老的部落首领制，却是我们的一种进步的象征。这时，以贵族和皇族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开始垄断了中国的统治类的权利。大禹治水的下一个故事就是大禹希望将自己的王位禅让给有才能的人，希望国家确立君主禅让制。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充满了中国色彩，而且是中国首创。但是这种想法却没有能实现，君主世袭制，延续了近2000年，成为中国古代王位传承制度的一个特点。西方古代的王位传承制度并非很早开始流行。根据必修一上的说法，古希腊，尤其是雅典，最早诞生了类似全国人大、国会这样的机构，尽管部分贵族在制度不完善的时候实行专横统治，妄图世袭特权。但在改革后并未出现某些人过分热衷于权利。雅典民主制的逐步完善，直到正式确立，使古代民主制度成为了每个公民的愿望，让无数人在未来的某一天为实现这个愿望而奋斗。古代西方并未向古代中国那样，过早的实行奴隶制、封建统治，他们的发展，是从古代的民主到后来的专制，再从专制回到现在西方的民主。中国古代是由民主制为开始，转为相权的广而大，后由皇帝加强统治，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对人民进行压迫，最终被人民所推翻。而西方古代，则是由理想的民主制为开端，后来发展为国王的权利至高无上，再到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庭、教皇来统治整个欧洲，到最后被渴望自由的人民推翻，中西方古代历史的开始和结束相同，不同在于封建制度的发展过程和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向。以史为鉴，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好好学历史吧。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1）何宗海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美]道格拉斯·C·诺斯绪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是人类个体的生命诞生所不可逾越的一条自然法则。在临床医学中，阵痛是指孕妇在分娩时出现的子宫收缩，伴随而产生的一种疼痛的生理现象，这意味着新生命就此而降临。随着新生命的诞生，孕育了生命体的胎盘便脱落了，既离开了母体，又为新的生命体所扬弃；人类似乎没有直接吞食胎盘的本能。中国社会制度形态漫长的嬗变过程，也不可逾越地遵循着类似的法则——从秦朝（公元前221年）再次统一华夏算起，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1912年）建立，长达2133年的岁月中，经历了20余次大的改朝换代。国运最长的汉朝，继秦之后，世袭24代，主政400余年，完成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定位；最短的秦朝只有15年，秦二世的龙床还没捂热，就断送了他们的祖先非子当年从给周孝王当马倌开始，经过20几代人苦心经营了600多年的秦家王朝[1]。这2000多年中，以政治制度形态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形态经历了统一政治、士人政治和民主政治3次根本性嬗变：秦朝（指统一后的大秦王朝），秦始皇26年至秦二世皇帝3年，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国运15年；隋朝，隋文帝元年至恭帝2年，公元581年至618年，国运37年；中华民国，公元1912至1949年，国运38年。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三个朝代分别像一颗颗瞬间即逝的流星，国运之短暂，有的甚至连一代人都还没有长成，史官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回味反思，就永久地被历史尘封了。它们的国运加起来总共只有90年。当我们这些后来人站在新千年的新起点上回顾往昔，展望未来时才发现，它们却是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过程中，千年一遇的历史发展阵痛期留下的三个胎盘，三个分别孕育了新的社会制度形态——郡县制、科举制和民主共和制的胎盘。是它们以自身的毁灭孕育了新的国体，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经济秩序，新的道德价值观念，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法律形态，进而孕育了相应历史时期较为成熟完善的社会制度形态。也正是这周期性的三次阵痛，分别成就了2000多年来中国社会制度形态的三次根本性裂变。所谓制度，是指人类社会或以国家，或以团体，或以家庭家族的形式，由集体制订或约定俗成的法律、规定、公约、信条和规矩等。制度具有指导、约束、激励、规范的功能和作用。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诺斯把社会制度分为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规则的执行机制这样三种类型。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的等级结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和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有意无意形成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制度构成中的关键环节。这三部分构成了完整的制度内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社会制度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是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构成的、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等，共同构成了社会制度体系。社会制度具有行为导向、社会整合和传递与创造文化的功能。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儒生与文吏研究 —以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为例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文官执政是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古代的文官是士与官僚的结合。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士与官僚政治的合流也经历了反复的斗争。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士与官僚的合流，但是二者的真正结合是在宋朝时期形成的。宋朝出现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它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官僚组成也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键词：儒生；文吏；宋朝；士大夫政治前言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士大夫的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有深度的研究。目前就国内专著性的研究有：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多方面的探究，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关于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的有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对北宋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有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指出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总的来说近年来内地对士大夫的研究是比较深入，成果显著。 1、儒生与文吏的演变进程中国的士大夫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在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王朝都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已经兴起并且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没有做官的学子称士，做了官的可以称作士大夫，即士大夫可以说是做官的读书人，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统治阶级。用英语来表示士大夫一般是：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teriti-officialdom文人-官僚，都是用合成词汇来表示士大夫这 1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读书笔记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读书笔记官僚政治的朝代特色、官僚本身及文化、制度的本质挖掘姓名吴俊指导老师华翔专业名称外交学学号xxxxxxxxxx 时间 2016年10月23日

本月阅读的是吴宗国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这本书是有很高的含金量的，对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了解与感悟是有很大帮助的，开始的时候读起来有很多的专业的词汇，读起来是有些吃力，但是随着不断深入，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断的惊喜，一种突然觉悟的欣喜。另外这本书是由不同的学者写的，他们的笔锋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有的深入且高度凝练，有的简洁且深入生活及人物性格，对本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丰富。总的来说，这本书始终围绕着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分析来展开的，在官僚政治的具体描述中有所取舍，并没有所有的构成因素进行阐述分析，主要是对于前后朝代的继承关系、制度变化与创新、突出的政治问题和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深入分析，从前期的萌芽到后期的发展成熟以及变化淘汰都有很细致的描写，对于古代政治重要方面的整体把握是很大丰富作用。另外在具体阐述时还有总结性的语言出现，上下承接、史论结合，论述逻辑思路非常清晰。以及加入各朝的对比、制度沿革，能够让你快速领略古代官僚政治的起伏变化和发展趋势。这便是我读这本主观的一些感受。在读完整本书之后，首先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构成有了些了解，虽然书名是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但是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是在相互交叉影响发展的，所以本书是官僚政治制度、官僚机构以及运行机制和官僚本身统一的一个整体。因此了解了基本构成是对官僚政治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之后在本书思路的指引下有了些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整体发展变化趋势的认识,现在我对其做一简单的整理，叙述一下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些现象及本质问题。在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方面出现了这些现象：政治体制发展愈加完善和成熟，官制机构更加精细更加繁杂，行政理性化大大提高，分工更加明确；由临时设立的管制，随着使职体制的发展，使职化的趋势下促进了新的常规机构的出现，丰富了行政机构，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彼消此长，两者之间的矛盾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成为常态，各朝遵守的规则，是由于统治者一直维护着乡社传统，用宗族、家族、血缘去自我团结维护基层社会，用社会的士族去控制基层平民，另外对于地方的高度控制，常常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再增设机构去控制地方，而增设机构往往演变成地方一级行政单位，还会出现重内轻外的现象，重京官轻地方官；唐宋以后体制重大变化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古时代帝国官僚政治体制逐渐由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到以整个朝廷转变。在官僚机构运行机制方面：皇帝家务逐渐从国家政治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并且走向制度化；国家行政和决策开始在一起，最后逐渐分离，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各司其职，制度化合理化运行；在行政与决策的分离想象下，政治中心从行政走向决策；在制度方面的成熟完善下，机构的运行之间发展向以分权制衡为原则；在官僚机构和机制运行中可以发现国家对地方和编户的控制，对国家机器的运转以及实行中央集权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会发现在国家政治的运转当中，非理性政治和变态政治，往往是由于皇权次生以及官僚之间的主属性和附属性所造成的。那么在最后看官僚本身：在官僚主体首

中国制度面对面全文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入手，详细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他特别深入回答了一些重要问题，坚持说服人们理性。”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归根结底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制度的要求，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结论不仅揭示了规律，也体现了制度的自信。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处理军队关系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所谓“非党化、非政治化的军队”和“国家化军队”的目的，就是要把军队和党旗分开。鉴于少数中国反华和反香港因素对“一国两制”的挑战，他们强调“一国”是“两个体制”的前提，“两个体系”必须在“一国两制”中运作，这是不可撼动的，不可动摇的。这些不仅是理论上的解释，更是积极的回应，说明只要理论深入人心，理论就能让人信服。该书贯穿制度自信的红线，认为制度自信是对自己国家制度的承认、坚持和捍卫。增强制度的信心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这关系到道路的走向和前途命运。制度优势是一国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与国之间最根本的竞争。人们不仅满怀信心地从书中阅读，

而且还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阅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好是坏，中国人最清楚、最有发言权。这本书被列在《抗击流行病、扶贫济困、谋生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百人、高龄百岁老人和新生儿的情况，以及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的“拥有中国共产党政权是一大幸事”。为中国人、为中国人、为中华民族”，在人民心中播下自信的种子。这既是中国“治理”的优势，也是中国“制度”的优势。[5] 这本书让人们看到了党领导人民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华民族正遭受着严重的灾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救国、富国、强国之路的历史。党领导人民经过不懈的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断赋予社会主义制度新的时代内涵和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道路非同寻常。这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为读者复制这一宏伟而伟大的课程。特别是在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和第三章“为什么要把党的领导制度放在首位”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共产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大一统官僚与文治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大一统官僚与文治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一是“大一统”的传统；二是官僚政治的传统；三是文治的传统。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无论是其精华，还是其糟粕，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充分重视、认真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近代政治，历时甚短，新传统尚未定型。而古代政治传统，则相对凝重，影响深远，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三。一是“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明清两朝，它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统一。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国家号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秦汉以降，尽管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讨论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不过迂儒之常谈”。“封建” 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明代，“国家罢除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事权归于朝廷”，皇帝实现了对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垄断（傅恒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到清代，皇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144）。乾隆皇帝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28）秦汉至明清的中国政体，实质上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大一统”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这个时期，实现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成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在历史上，它往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攻掠骚扰，给中原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甚至汉朝文景之世，

浅谈的中国制度问题

浅谈中国的制度问题声明：本人身居偏远，平时亦不喜好闻政议事，仅凭日常看到些少画面听到的只言片语，才疏学浅且孤陋寡闻而浅谈中国的制度问题，肤浅见识，望见谅。中华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国度皇朝的建立逃不了被他人指染江山、改随他姓的频繁周期性。在我而言，皇朝的兴衰与制度昌明与否脱离不了干系。中国历来存在制度问题，无论是汉景之治还是盛世唐朝，更不言强秦弱宋。新中国，制度空前无限昌明，祖国无比繁华，事业蒸蒸日上，但是祖国还是不能统一，腐败日益严重，权钱交易拜金主义盛行不减，矿难污染等人为问题总不能得到遏止，等等，一系列的新问题老问题困扰着人们，群众久旱不逢甘露，甚而有愈演演烈之势，多数颇有怨言。纵观全局，我个人认为中国主要存在以下制度问题：一、制度的不完善。大的明确小的模糊。举个例子，就好像小平同志说“无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毫无疑问，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方向，制度是清晰的，但是具体谈到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怎样使市场经济有条不紊等等，在小的方面，制度就不能明确。只设定一条底线，过这条边线的是违法违纪，但是在边界上游走、在边线内乱窜，这造成很多人能转空子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在跨越地方界限的，问题总是很难妥善解决，涉及省与省边界、市与市边缘，好戏争着演，骨头没人理睬。湛江，或许在广东、广西、军方三方面是不能一个鼻孔出气的？二、制度摇摆不定。在大事上，维护主权国家统一上，任何一届的国家领导人的意志都是一致的，但是下滑到省一级是一级，就是一朝天子修改一朝纲程，这使得有个人心思的官员有机可乘，浑水摸鱼，而老百姓内心不安，到底该如何是好？比如：一会儿说，国家出台政策，央企推出房地产市场，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到底还是有一些央企停驻在这个行业，在经济危机时期，还重点扶持了央企，这好像又与国家总的思想国退民进有出入。三、制度不公平。小平同志说：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富裕，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按我的理解说，这个思想是好的，但是这是不公平的！现在，富裕的家庭始终富裕，而且越来越富裕，而贫穷的家庭终不见有出头之日，就我能知道的，贫穷转为富者终究为之极少数，犹如大熊猫。更为不公平的是，如果一个贫穷家庭出生的孩子，他起码先注定得贫穷上好长一段时间，而后或许幸得些许甘露滋润。而富裕家庭呢？我总感觉天平向富裕的一方倾斜，有点像贫穷是富裕所剥削专政的对象，而不是国家的主人。四、制度的滞后。或许哲学家常常会为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而争吵的面红耳赤，但是，我想中国从来就不曾为制度与社会现实存在的母子关系有任何怀疑——因为社会现实的存在而产生制定制度的。所以，是否能说：制度是用来解决社会矛盾的？不能，制度是用来鞭策行为及指导前进的，而不是挽救失误的。问题出现了，严重了，才出台相关文件，但是之前犯错误的是否就没有责任？而后来者，被推至边沿地带，就飞蛾扑火，或许未等任何问题出现。房价过高，国家要给它“降温”，让它“回复”到正常位置，这里头就有人欢喜有人愁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为什么政策与制度总没有一点可预见性？是观察着高度不够还是池水太浊？五、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不曾到位。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还要基层确实贯彻到位才行。为什么矿难在中国总是无法避免，而中国在外的企业就可以做到零事故率？为什么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在中国官员中盛行，金钱所到，所向披靡，强权所到，法律制度全部回避。这个，是老生常谈了，我不想多说，就想一提：朱镕基总理在98长江决提时，大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我要撤了你们。结局呢？有些许直接相关官员为之

孝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家国同构模式研究

孝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家国同构模式研究刘海洋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摘要】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倍受推崇与鼓吹的政治社会结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关键词】孝孝文化家国同构【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6－0021－02 就中国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文化涵义而言，所谓“孝”，就是指敬老爱老、惜老养老、事亲以善行；所谓“家国同构”，就是指家庭、家族、宗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有着相当的共同性与共通性。纵观五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史与政治发展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孝”文化与“家国同构”政治模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相辅相成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表述，家国同构政治模式是以孝文化作为伦理基础与道德保障的。一孝是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伦理基础从目前可见的相关文献及论说中可以看到，古人对孝的诸多繁琐而细微的定义中有不少都明确表达出了孝与政治的接近。例如，孟子就曾经这样说过：“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对“不孝”的定义与理解是从家族伦理生活的角度出发的，而阐明“不孝”恰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什么是“孝”，亦即是说，对这些行为予以反证，就是“孝”。以上只不过是“孝”的部分内容。接着我们再来看《孟子》中关于“孝”的另外的阐述：从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居位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这里就鲜明地体现出了“孝”在家庭伦理道德约束之外，还包含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制规定性，这点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中也可以得到明证。《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汉代以后的官吏的选拔，通常都有“孝廉”一科，也就是孝行端正者可以直接由朝廷获官受职。作为中国职官制度的独有特色，它鲜明地突出了“孝”在社会国家政治伦理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相对于孝来说，忠的观念则产生得较晚一些。中国古代文化所谓的“忠”主要是包括了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承诺、忠于道德等方面的内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的重视和研究之下，尤其是在儒家的极力倡导的推行之下，“忠”和“孝”的含义已经基本上在文化上形成了孝亲、忠君的共识，并且发展成为两个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伦理观念。例如，“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荀子?礼论》）。又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从这些言论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孝”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家庭道德与家族伦理，而是已经与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孝道”之所以能突破中国文化中家庭、宗族的血缘范畴，成为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一个占据极大分量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母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可见，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与思维模式出发，家与国之间是互通的，二者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即是“小国”，“国”即是“大家”，这就使二者在治理原则上具有了“通约性”，我们常听到的所谓“家之长子，国之重臣”就是在表达这个理念。这种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奉行孝道，按照由己推人、由家及国的路径，在理论与实践上泛化孝行原则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客观基础。因此，这一制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直到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封建皇权统治被推翻之前，它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之所以在中国政治社会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牢固的家庭伦理道德思想所造成的。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本体论的意义，孝文化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渗透于家庭、宗族、社会和国家关系之全过程的内在精神，从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的社会发展产生着全方位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二孝是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道德保障古人对“孝”的定位极高，将之作为为人的基本准则，认为它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如《孝经》中便征引孔子之说，曰：“夫孝，德之本也，道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在漫长的历史进展过程中，据不完全统计，历代给《孝经》作注的多达五百余家，其中甚至有不少是皇帝的亲赐御注，这种现象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孝”实施与推行的重视程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统治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在政治生活中使家国同构这一政治生活模式得到广泛的认同，从而达到维护其权威和统治的目的，就首先必须在理论上加以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在伦理秩序基础之外给予它坚实而有效的道德上的保障，而《孝经》立足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现实，提出了“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观念，对不同等级的社会角色所应该履行的孝道、义务、责任等做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恰恰满足了统治阶级的这个要求。孔子、孟子这两位先哲深谙中国“伦理－政治”的社会本质，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礼治的治国安民方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在这里，“君子政治”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开始形成，并且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坚守着的一种理念。孔子是竭力主张仁政德治的，他将“孝悌”原则通过政治、伦理、社会等层面的多重解读，细化－21－

我国制度的先进性

我国制度的先进性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出让全世界惊叹不已的发展奇迹、稳定奇迹？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拥有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人间正道是沧桑?，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所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社会制度等都有着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实行一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制，在现行宪法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自治制度成为中国的基本制度，它们是基于中国特定历史现实而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习近平强调：?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

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建立起来的。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传承才能更好创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依靠否定、割断自身的文化传统，照搬外来制度而走向复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源泉。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蕴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丰富内涵；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不安的深刻教训。我们既要从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吸取制度精华，又要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传承中总结中国道路的历史探索，也要从历史上治国理政实践中总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建立起来的。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教学大纲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一、基本目的在中国古代史的纷繁事象之中，本课程选择若干专题，着重从政治与文化两个视角，对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通过各种类型的问题，如位阶安排、诸子治道、士族阶层、民族统治、官僚选拔、重要帝王、都城地理、中外交流等方面，增加学生的历史知识，强化历史感，初步理解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相关视角，把握中国古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发展趋势。二、内容提要第01讲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一、周代贵族政治封建和宗法·世卿和采邑·爵：贵族身份尺度二、战国选贤任能选贤任能·军功爵制·禄秩和官人百吏三、秦汉以吏治天下布衣将相和军功阶层·禄秩与以吏治天下·封爵和赐爵【思考题】 1. 周代封建体制与战国秦汉的集权官僚体制的区别何在？

2.“爵本位”与“官本位”的区别何在？【推荐阅读】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章“爵禄与吏禄”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章第5节“传统官阶制的五段分期” 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章西嶋定生：《二十等爵制》，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02讲此起彼伏：战国秦汉的法道儒一、先秦儒法道的治国主张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二、秦政与法术秦国的法治·二世而亡三、休养生息与黄老无为休养生息·黄老无为·儒道互绌四、独尊儒术与霸王道杂之从黄老到儒术·霸王道杂之五、新莽奉天法古奉天复古思潮·新莽制礼作乐六、东汉儒法合流经术与吏化·儒法合流【思考题】 1. 儒、法、道的历史观、人性论，与其治国之道是什么关系？ 2. 战国秦汉间法、道、儒在政治上此起彼伏的原因是什么？ 3. 如何理解新莽改制？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分析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 [内容摘要]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思考，运用所学知识，从分析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入手，对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主要表征、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系及其对后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揭示了我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史为鉴，可明得失。在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此课题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封建官僚制度背景过程影响官僚制度作为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行政文书的运转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性质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直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趋于终结。在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突出特点的中国皇权政治中，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根源。一、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生背景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据史书记载：在贵族制度下，大夫或士以上才能称为官，庶民或奴隶出身的家臣是不在官的范围之内的。而官僚一词初见于《国语〃鲁语下》：“今吾子之教官僚。”其义为官奴。可见，中国古代的官僚由君主的家臣发展而来。因此说，这种政治制度是由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 1、封建的经济基础是其孕育滋长的“温床”。官僚政治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形态。其产生的原因首先应当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中去找寻。对封建制有全面决定作用的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它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广大、分散的私有小生产者无法团结起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客观上必须要有封建官僚阶层进行分派贡税、徭役的武断统治。这一切的变化都促使非集中的贵族政治形态向集中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的转变，促使“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向“履田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转变。随着这种转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便诞生了。秦虽只有短短十五年寿命，但它却开了中国封建专制官僚政治的先河。李斯“废分封，行郡县”的建议彻底地将领主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余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专制官僚政治统治的时代。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其滋生的“助产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是在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冲击下，地主阶级的政治与血缘宗法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完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生气、光彩夺目的年代。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变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以家族土地所有制代替宗族土地所有制，它的政治表现就是以君主集权制代替贵族制，从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到海内一统的秦汉，分封制的废除可以说是加强中央集权所走过的最重要的一步，但是，秦朝虽然废分封而行郡县，但是相权却难以制约，难怪会出现赵高指鹿为马的一幕；而西汉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中央集权一度削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现，一些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实现本国的工业化，这些国家琢磨出这样两条道路：一是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展望世界，这是许多国家都走过的，比如美国、比如欧洲一些国家、日本，而这些国家确实也资本主义道路走通了；另一条是社会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俄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国内的形势并不是很乐观，后来通过摸索，走出这么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一举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之一。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落后的国家，要走哪条道路，才是最合适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漫长八十年时间了，很多先进中国人都在尝试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制度等，中国也尝试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一方面，三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再者，封建主义并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主义势力不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国门，成为自己统治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并不乐意中国变强。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因此，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中国陷入困境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曙光。为此，中国看到了另一条出路，那便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而在新民主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经济上，没收了官僚资本并转换为社会资本，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纵观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性。而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来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社会主义经济适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次，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

官僚制度的特点

当前中国官僚体制的特点分析作者：大漠胡杨谈起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阶级社会，其实不然。虽然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也的确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阶级对立社会。中国从古至今，除了极短暂的军人执政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官僚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统治者是官僚集团，所谓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实际上都是依附于官僚集团而存在的。官僚集团本身既不代表任何阶级，也不为任何阶级支持，它只代表自己，它的产生和存在，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所谓“社会经济基础”毫不相干，并且不会因这些因素改变而改变。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初期的“奴隶社会”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再到民国时期和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特点始终都没有改变。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是世界政治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两种制度，民主制度的故乡是古代希腊，而中国则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官僚体制发展到如此复杂的形态，可以说，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最核心传统，就是官僚制度。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民主制度下的官吏是通过民选产生的，官员需对选民负责，各级官吏几乎都处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使得官僚很难形成利益集团。而官僚制度下的官吏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的，官员只需对任命他的上级官员负责，无需对人民负责，使得人民无法对官吏进行监督，由此使得各级官吏有条件形成利益集团。官僚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形成自己独立的集团利益，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使利益最大化，官僚集团往往会不择手段地去尽可能扩大控制社会资源。从社会管理效率上来说，政权建立初期，官僚制度往往比民主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其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民主制度由于过于分权，容易造成互相扯皮，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导致社会发展机遇的丧失。因此在政权建立初期，官僚制度下的国家往往会比民主制度下的国家能够更快速的稳定和更高效的运转。但是随着官僚集团自身的力量的逐步发展壮大，官僚集团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和特权，从而逐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官僚制度下的

第四章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

第四章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一、名词解释 1.制度文化:是人们为适应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 2.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维护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到周代渐趋完备.宗法制在春秋时期瓦解之后,其影响长期存留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 3.君主专制制度:是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君主专制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 4.三公九卿:秦朗统一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官吏系统.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下有九卿(太常,朗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分理中央事务。 5.三省六部制:隋唐以后,以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形式解决集权体制内的权力分配问题.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为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执行等政务.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为行政事务的职能管理机构,六部隶属于尚书部.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表明了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成熟。 6.郡县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系列变动,土地兼并战争到处发生.在大国吞并小国之后,征服者大都将小国变成县郡,以隶属于自己的行政系统之下.这种郡县制在战国时代,已成为各国国内一般行政区划.秦汉时期以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建立起天下一统的王权体制,君主集权达到空前的高度。 7.科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8．察举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举荐贤士.这种由地主官僚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方式,称为"察举".汉代察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雏形,它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的出现作了重要的铺垫。 9.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时期建立的一套较察举制度严格的选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设"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士,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九品中正制从其本质上看,同样维护的是土族的利益。 10.明经科:在于察举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东汉开始设置.隋唐以后,汉代察举考试中强调的儒家经学仍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11.诗赋取士:唐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视的进士科,进士试主要是诗文,是一种文学考试,因此唐代崇尚文学成为一代风气.在诗赋取士的利益驱动下,唐人创作热情高涨,唐诗时代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相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