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历史功绩与过错

自1911 年到1949 年, 阎在山西主政达38 年之久,

是民国时期居位最长的地方实力派, 其间还数度参与全

国性的政事、军事争斗。论其功绩有如下几点。

( 一) 响应武昌起义, 发动山西起义, 促使满清统治

垮台。留学日本时, 阎在爱国情绪的驱使下, 接受孙中山

的思想影响, 1995.10 加入同盟会, 对推翻满清统治抱着

殷切的希望。他和赵戴文曾利用假期回晋发展同盟会会

员。毕业回国后, 他打入新军当标统, 企图控制新军, 多

方设法运用山西新军为革命力量。1911.10.29 阎与姚以

价等发动起义, 组织山西军政府, 基本上取得山西, 使山

西与陕西革命派连成一片。

山西光复后, 阎出兵娘子关, 直指正定, 清廷大为震

动。阎与吴禄贞组成“燕晋联军”, 共阻袁世凯从河南进京。可是吴被袁所收买的叛徒杀害,“燕晋联军”解体。袁

到京后, 迅即着手镇压晋军, 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 统

领第三镇曹锟进攻山西。娘子关失利后, 太原告急, 晋军

分两路退却, 南路由温寿全带往晋南; 北路由阎锡山、赵

戴文率往晋北, 与孔庚部会合, 辗转晋北, 并攻取包头。

其间缺粮食, 缺枪弹, 冰天雪地, 困难重重, 彼时, 阎年轻气盛, 与卒同甘苦, 共奋斗, 坚持不懈, 决不归顺袁世凯。直到1912.2 南北和议成功, 清廷退位。在孙中山压力

下, 袁才令张锡銮回京, 阎锡山得以回太原, 并重新任命

为山西都督。山西起义的结果, 得到保存, 有力支持了南

方革命。

孙中山评论道:“去岁武昌起义, 不半载竟告成功,

此实山西之力, 阎君百川之功??使非山西起义, 断绝

南北交通, 天下事未可知也。”孙先生的话, 是对阎参加

辛亥革命的最准确的评价。[1](P40)

( 二) 参加北伐, 促成北洋军阀垮台

1924 年, 国共合作形成, 1925 年两广统一。1926.6

国民革命开始北伐; 1926.9 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五原誓

师, 加入北伐队伍。时代开始了摧毁北洋军阀的大行动。1926.10 国民革命军光复武汉; 冯的国民联军已经

“固甘援陕”, 1926.11 把刘镇华( 直系) 赶出陕西, 并做好出潼关截击奉军的准备。

在革命形势的催逼下, 在李大钊、李石曾的鼓动下,

阎锡山开始倾向国民政府。1926.12 阎一边派温寿全在

天津与奉张虚与委蛇; 一边派赵戴文赴广州与国民政府

联络, 1927.6 山西易帜, 参加国民党阵营。但是, 阎在军

事上仍然举棋不定, 冯玉祥多次催促阎出兵讨奉, 阎都

迁延不决, 直至1927.10.1 才分两路出省, 晋绥军战斗力

相对薄弱, 出现战场进退反复; 好在国民革命军气势旺

盛, 国民革命军分成四个集团军( 此时晋绥军编成国民

革命军第三集团军) , 于1928.6 进军北京, 迫使奉军逃

往关外, 北伐战争始告成功。

在北伐战争中, 阎的参与, 起摧枯拉朽的作用, 促使

奉军溃败, 加速了北伐胜利的步伐。无论是真心实意拥

护革命, 还是大势所趋的无奈之举, 阎对北伐战争做出

了贡献。张作霖亦承认“奉军因背后阎锡山军队之牵制,

自不得不后退”。

( 三) 抗战初期, 竭尽全力

阎锡山在跟蒋介石斗争时, 他曾利用和依靠日本人

的势力; 但对日本人的侵略野心还是有着一定的认识,

一旦中国论为日本殖民地, 覆巢之下, 宁有完卵。

1935 年日本在华北制造新危机, 冀察政权实际上

落入日本人手中, 阎锡山在山西感到唇亡齿寒。为了对

抗日本的威胁, 1936.8 阎提出“守土抗战”的政治口号,

他采取了联共抗战的政策, 决心接受中共的联合抗日的

意见, 请中共代表到太原谈判, 1936.9 批准成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牺盟会, 接纳中共人员到该会领

导圈工作, 在全省城乡发展会员100 万人, 提出“不分党

派, 不分职业, 不分男女, 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

动员起来, 积极参加一切救国运动”的纲领, 并把原先的

“自强救国同志会”合并入牺盟会。1936.11 为了表现“守

土抗战”的决心, 阎“以晋绥军全体在平绥线上与敌一

拼”的精神, 经过周密布置, 取得“百灵庙大捷”, 鼓舞了

全国人民。

芦沟桥事变后, 全国人民奋起抗战, 阎的抗战决心

也很大, 他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布置了“大同会战”

的计划, 后因敌人改变进攻路线而落空; 但他不气馁, 10

月组织了“忻口战役”, 该仗打得十分惨烈, 多名高级将

领殉国, 消耗了日寇的有生力量, 延缓了敌的人攻势, 合

符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阎还同意共产党干部在敌后成立

“动委会”和“决死队”,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直至1938.2

临汾失守之前, 阎锡山的抗战是竭尽全力, 可圈可点的。

( 四) 省政建设、发展经济方面有突出的成效

阎锡山来自农村, 在家庭生活和职业经历两方面都

有过辛苦的体验。他的头脑还积淀了民本思想。他认为,

往代的中国专制政治, 只求安民, 不讲用民,“其善者以

无事不扰民为主, 其不善者, 则与民为敌, 愚之柔之”, 即

愚民政策。民国初年各省军阀, 多是不顾国计民生, 最懂

得搜括民膏民脂; 而阎则提倡用民政治, 提高民德, 开启

民智, 发展民财, 具体落实在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六政”和种棉、造林、畜牧等“三事”上面。[1] (P72)为了实行用民政治, 阎还通过村本政治来达到目的。

村本政治包括整理村范、订立村禁约、组织息讼会、成立

保卫团等数项内容。“六政”、“三事”的实行使宗法统治下的农村社会起一定变化。政府引导农民搞好农副业,

有利改变他们贫穷景况, 使社会趋向安定祥和; 而禁烟、

天足和剪发则使农村移风易俗, 社会风尚向健康转变;

而村禁约、息讼会也会使封建末期的家长制统治受到冲

击而瓦解。

1932.4 阎重掌山西政权后, 决心搞好山西经济建设

事业, 提出“造产救国”的口号, 主持制订了一套“山西十年建设计划”, 在经济上, 分别对农业、水利、棉业、烟叶、林业、植树、畜产等七个方面提出“必成量”和“期成量”;并对工矿、商业、交通各企业之创办提出具体计划, 如交

通十年内建筑5500 里窄轨铁路, 保证其中三分之二为

“必成量”, 同蒲铁路就是阎在这个时期建成的, 随后即

整顿金融、统制工业, 加强公营企业等。山西工业建设,

经过几年的经营, 已有相当规模,“至抗战开始时, 山西

的建设, 有一机器厂, 其中较好的机器有4300 余部。

一个炼钢厂, 有日出500 吨的铁炉与日出250 吨的钢

炉, 焦炭炉之建设, 即将完工。一个化学厂, 建设费200

万美元, 其地址房舍均已建好, 机器正在安设中。洋灰厂

日出250 吨, 当时已能日出120 吨??”[1](P129) 不用讲十年, 五年之内, 山西建设就已初见成效。

阎锡山虽然为民国做过一些好事, 今天我们应当公

平对待, 正确评价, 可是他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 见

利忘义, 做过许多坏事, 有着不可推卸的过错和罪责。兹

举荦荦大端, 加以详判。

( 一) 投靠袁世凯, 成为北洋军阀的附庸, 危害革命

阎发动山西起义, 被推为山西都督。1912.2 南北和

议成功, 清廷退位, 袁当上临时大总统。袁认为太原在他

控制之下, 不算起义省份, 不承认阎是起义都督。为此,

孙中山从南京23 次电告袁, 要求承认山西省为起义省

份和阎的都督地位, 甚至表示“如不承认山西省为起义

省份, 即使南北和议失败也在所不惜”, 袁世凯被迫承认

事实。可是, 出乎人们意料, 在袁的淫威下, 阎为了长久

保有地位, 背叛了孙中山, 投靠袁世凯。

阎通过各种关系向袁输诚, 把定襄县的一个袁的把

兄弟董崇仁任为晋南镇宋使, 把袁的亲戚陈钰提为山西

民政长。[1](P46)相反的, 对革命同志百般摧残。姚以价是山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因曾指挥起义军抗袁, 阎竟拒之

回晋。阎还把不服袁世凯的革命党人李鸣凤、张士秀假

以罪捕杀。“仅就1914 年前估计, 除在山西被阎残杀, 入

狱者不可胜数外, 逃亡在外省亦达数百人”。[1](P46- 47) 1913.3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 暗杀国民党人宋教

仁。孙中山兴师讨袁, 发动“二次革命”, 可是作为同盟会成员的阎锡山却跟孙大唱反调支持袁大借款, 主张在法

律范围内解决“宋案”, 反对武力讨袁。阎和黎元洪一唱

一和, 为袁辩护。

1913.5 四督( 胡汉民、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 反对

借款并声援“宋案”, 众议院否决大借款。这本是正义行

动; 阎却通电否决诋毁革命党人:“黄兴、李烈钧、胡汉民

等, 不惜名誉, 不爱国家, 谗言殄行, 甘为戌首, 始以宋案

牵诬政府, 继以借款冀逞阴谋。”[1](P56)

在“二次革命”中, 阎责骂革命志士, 攻击革命党, 美

化袁世凯, 为北洋集团的罪行辩护, 已从一个革命党人

变成袁的走卒, 充当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为了保住山

西都督的位子, 阎出卖了革命。

1915 年袁开始动作帝制,“筹安会”成立, 倡议拥袁

称帝。阎闻讯迅速反应, 拨款二万元作为“筹安会”经费。

他力劝袁搞帝制, 说什么“今日改定君主国体, 正全国人

民希望诞登彼岸之机会”, 咒骂抵制帝制的革命党人为

“怀挟私见庸臣, 及幸灾乐祸之乱党”。护国运动兴起, 阎

还再三挽留袁位大总统之职。[1](P59)

袁死后, 阎锡山本该改弦易辙, 回归革命党阵营, 可

是他却投靠段祺瑞, 成为段的忠实支持者。“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之后, 段攫取政权, 召集“安福国会”。旧国会议员和西南势力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护法”; 阎却反

孙拥段, 反对恢复旧国会, 并派晋军一个混成旅出兵湖

南, 参加征讨“护法运动”。阎一意追随段祺瑞, 处处表明

与革命党人立场迥异。

阎从同盟会的志士, 到投袁靠段, 许多革命党人“颇

觉意外”, 简直是一个懦夫、叛徒。晚年阎却为自己辩护,

说“此举, 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

术”。[1](P57)这完全是文过饰非的谎言, 不管是叛变, 投降, 还是潜伏, 卧底, 阎锡山在这一段时间里, 反对孙中山,

打击革命势力, 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后果是恶劣的。

( 二) 挑起中原大战, 祸国殃民

北伐军进驻北京, 奉系集团逃往关外, 1928.12 张学

良易帜, 归顺民国政府, 中国基本统一; 但是各集团军各

占地盘, 存在分裂的隐忧。在北伐战争中, 阎锡山收益最

大。他原先只占有晋绥两省, 没有经过多少战斗, 便把势

力扩大到冀、察、京、津, 成为“华北王”。

当时国家面临裁兵问题。1929 年初蒋介石召开全

国编遣会议, 企图通过合法途径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

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势力。冯、阎、李均不愿意裁兵, 都在

筹划着如何对付蒋的“削藩”政策。于是爆发了蒋桂战

争、蒋冯战争、蒋唐( 生智) 战争, 李、冯、唐均告败。阎则躲在幕后煽风点火, 坐山观虎斗, 让别人消耗实力。等到

蒋、冯、李都精疲力尽了, 阎自以为到了坐收渔利的时

机, 恃势而起, 取蒋而代之。他的亲信徐永昌、赵戴文都

反对用兵。徐甚至责备阎,“你不可有上台为领袖的想

法”。[3]但是阎错估形势, 一意孤行, 冒冒失失地携冯玉祥发兵倒蒋。1930.4 开战; 1930.10 以阎、冯失败告终, 其间还经历“护大会议”和( 北平)“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诸多: 冯、阎经济困难、指挥失调等, 最大的原因是张学良

倒向蒋的国民政府, 拥兵入关, 扣阎的侧背, 使之艰危。

中原大战是阎对对方力量、敌我形势估计失误导致

的, 给国家造成巨大祸害。

( 1) 双方用兵合计一百三十万人, 共死亡8 万人, 共

伤约30 万人。双方战费合计28000 万元多。黄河中下游

老百姓遭到战火危害。( 王俯民《蒋介石传》)

( 2) 这次战争带来一个潜在危机。张学良于

1930.9.18 大举兴兵入关, 造成关外军力空虚; 1931.9.18

日寇趁虚发动兵变, 一举襄括东三省, 造成中华民族丧

权辱国的大灾难。

( 三) 思想动摇, 准备降日

抗战初期, 阎锡山受全国人民爱国潮流的鼓舞, 在

自己的爱国情结驱使下, 曾想浴血奋战, 有所作为, 他指

挥第二战区部队在晋北、晋东苦战, 尤其是忻口战役, 激

战惨烈, 斗志高昂。可是, 1938.2 临汾失守, 晋绥军退守

晋西南一隅, 阎的抗战决心开始动摇。

阎锡山认为, 抗战以来, 他损失太大, 晋绥军损失半

数以上, 而八路军、决死队( 新军) 却在敌后迅速壮大, 增

加到四倍。[1](P179)他的控制区只剩山西省三分之一都不到。他认为这样下去, 不是亡于日本, 就是亡于共产党,

开始做战和两手准备, 并派苏体仁走“曲线救国”道路,

投降日本, 出任山西敌战区伪省长。

1938 春, 正当德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时, 阎

的对敌妥协思想大活跃, 主张议和, 甚至说陶提的“六项

条件”可以接受。

周时, 阎对八路军、牺盟会、决死队采取排斥, 打击

的态度, 1939 年冬发展到以武力解决决死队的暴行。

阎暗中勾结日本人, 开始“联日反共”, 1941.9 派代

表与山西的日本军队签订《汾阳协定》, 并在沦陷区建立

办事处。在全国人民抗日的大形势下, 阎还是不敢降日,

只能暗中达成局部停战和进行贸易, 以减轻日军对他的

压力。直到1945.8 抗战胜利, 阎终于不敢公开降日。

阎虽不敢公开降日, 可是作为一个战区司令长官,

避开中央政府与敌人私下联络, 谈判, 单就这样举动就

违背了道义, 违反了军纪, 有失民族大节。

阎虽不敢公开降日, 可是心理动摇无疑是很严重

的。他对汪精卫降日不批判, 反而说:“汪先生不是当汉

奸, 只是政见不同而已。”[1](P182)这是很可怕的汉奸心理,

极危险的思想倾向。为了地方实力派的生存, 他是可以

不顾民族大义, 不择手段, 甘当亡国奴的。他的亲信、挚

友徐永昌说:“阎先生先爱已, 后爱国, 是第二等人才。”[3]三、阎锡山的生存之道———“中的哲学”的实践

为什么阎锡山自1911 年冬登上山西都督的宝座,

上上下下, 起起伏伏, 能够统治山西达38 年之久, 能够

成为民国史上维持最久的地方实力派呢?

这得追究到阎锡山的“中的哲学”思想, 阎把孔子的

“中庸之道”吸收改造成为自己的哲学思想, 重在方法论

上的认识和运用, 并始终贯彻实践这种思想。阎锡山以

“自存自固”为宗旨, 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中, 采取“不偏、不倚、无过, 无不及, 中道而行”的方法, 具体地说, “左右逢源, 见风使舵, 随机应变, 狡兔三窟, 都是阎锡山

对‘中的哲学’的绝好运用”。[2](P87)他运用“中的哲学”的处世、待人、治事的方法, 在夹攻中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在强敌君临之下能够逢凶化吉, 在跌入低谷时能稳步上

升, 在穿越幽暗的隧道时能豁然开朗。

民国初年, 孙中山让权, 袁世凯上台, 阎锡山自知势

单力薄, 不敢抗命, 通过各种关系向袁输诚, 以求保住在

山西的地位。但他并没有马上脱离中山先生, 仍然给孙

以好感, 孙应袁之邀进京, 阎并把孙请到山西。两不得

罪, 两边讨好。

当孙“二次革命”失败后, 阎彻底转向拥袁, 发表退

党声明, 以至拥护帝制, 被袁认为“阎后脑没有反骨”, 获

得袁的充分信任; 而孙已失势, 对阎也无可如何。

阎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一向受北洋猜忌, 随时都

有被排斥倾轧的危险, 山西处在北洋包围之中, 阎处处

表明“无新旧党之见”, 竭力溶入北洋军阀之中, 对北洋

俯首听命, 只求山西“保境安民”, 没有越出省界的非份

之想。

在北洋内部, 1920 年直皖战争, 1922 年第一次直

奉战争, 阎都严守中立, 不开罪任何一方。1924 年第二

次直奉战争, 初期阎亦中立, 当他估计直必败, 段将复

出时, 他才拥段倒直, 找到新的靠山。

1926.7 国民革命军北伐, 阎初不表态, 伺机待变,

到了北伐军攻下武汉, 国民联军出潼关时, 吴佩孚已夸

台, 张作霖大势已去。1927.6 山西易帜。此时, 南方需要

他的赞助, 奉方已无力对付他, 他做了一笔包赢的生

意。

北伐成功后, 阎进入新的政治环境, 照样采取走钢

丝, 搞平衡的方法。当蒋要“削藩”时, 阎在编遣会议上

拥蒋压冯。在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 阎表面中立, 暗中

煽风点火。最后, 阎趁各方疲惫不堪, 联合各派反蒋, 企

图当个“司马懿”。

抗日战争时期, 阎锡山面临蒋、共、日三个方面的

压力。日寇要“打”他, 要他当亡国奴; 蒋介石要吞他, 吞并他的山西地盘; 共产党要“逼”他, 逼他跟日本撕杀。

他要三面应付, 陷入了“在三颗鸭蛋上跳舞, 哪一个也

不能踩破的窘境”。他根据“中的哲学”提出“联共反共, 亲蒋防蒋, 抗日和日”的方针。联共抗日, 但不可使八路

军坐大, 力图把共产党从牺盟会、决死队中排挤出去;

要依靠蒋介石的补给, 又要抵制蒋的控制与渗透; 为了

反共和防蒋, 就只好在“抗日”的头衔下转而和日, 借日

本的力量对付共产党, 并以降日的姿态威胁蒋介石, 他

就一直这样挣扎着, 在夹缝中求生存, 坚持到抗战胜

利。

到三年内战时期, 按阎锡山的一贯作风, 他可能在

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走钢丝, 搞平衡, 走中间路线。

可是阎自知跟共产党结怨太深。阎“曾令梁化之对扰乱

之共党, 往往月毙至三千人。”阎追述,“梁化之曾处死

共产党不下五万人”。[3](P58)如此, 阎担心共产党清算, 只好呆在国民政府阵营内, 于是, 他在蒋、李、( 宗仁) 之间当调人, 走中间路线, 访溪口, 奔桂林, 捞个风雨飘摇的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当当。倒台后, 阎担心环境不利,

立即退隐, 也是避开矛盾的做法, 仍是“中的哲学”的实践。

上述就是他的生存之道

“中的哲学”给阎锡山带来经久不衰的生存机会;

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即负面效应。

在“中的哲学”指导下, 阎只求“自存自固”, 缺乏政

治雄心, 没有雄图大略, 安于“保境安民”的现状。他怕

开罪皖、直、奉各路军阀, 不敢触动他们, 只好成为他们

的附庸。老讲“保境安民”, 只能蜷曲在晋省, 很难跨出

娘子关一步, 永远当“山西王”, 近乎苟存。冯玉祥就不

一样, 他能打破直、奉、晋的会攻, 从五原出发,“固甘援陕”, 打出潼关, 打开新局面。白崇禧带兵,“勇”字当头, 用奇用间, 敢于冒险, 从广西出发, 一路穿插, 摧枯拉

朽, 直到山海关。相形之下, 阎就显得胆怯保守, 无能无用。有人说“白健生是想得到做得到, 阎先生是想得到

做不到”。(《徐永昌日记》)

阎锡山把“自存自固”作为最高宗旨。为了生存, 只

好“事齐事楚”,“鞠躬卑膝”。为了生存, 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反复无常, 出尔反尔, 道义丧

尽。阎反对共产主义, 也不搞三民主义, 谁势力大就跟

谁走。没有主义, 没有信仰, 没有政治理想, 便是政治家

的大忌。一来是沦为一般的有奶便是娘的军阀; 二来也

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阎锡山的评价

阎锡山是一个情况很复杂的历史人物。

他出身于社会底层, 体验过民间疾苦, 具有民为国

本的意识; 他接受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影响,

具有经世济民的胸襟; 他愤恨清王朝的腐败无能, 为外

国侵略造成国家艰危而担忧, 具有较强的爱国情结和

民族意识。这些是他参加政治斗争的动力, 因而他殷切

希冀通过自己的奋斗改造贫穷积弱的祖国, 使之富强。

然而, 他从旧学中来,“中的哲学”成为他的行为准

绳; 他留日学军事, 而极少接触民主思想, 这两者成为

他的致命弱点。

于是, 他只能在彷徨中蹒跚前行。他响应孙中山的

号召, 参加辛亥革命; 却慑于袁世凯的淫威, 违背革命

党投袁拥段。他拥护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 却不去实践

孙的民主思想, 在山西大搞专制统治。他参加北伐战

争, 摧毁北洋军阀; 却热衰于新军阀混战。他曾高喊“守

土抗战”, 拼力抗击日寇; 却转身“联日反共”。他想解决

农民的土地问题; 却反对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搬出上古

的“井田制”来实行, 显得多么落伍。

他是个半新旧的人物, 虽然亟想打开新局面, 振兴

中华,然而, 基于阶级局限, 传统文化的局限、中国与西

方时代差的局限, 有些事, 他心劳力绌, 收效甚微; 有些

事, 他百般奋斗, 事与愿违; 有些事, 他强出新招, 却显

得愚昧落伍; 有些事, 他搜索枯肠, 自以为得计, 却显得

反动无比, 与历史背道而驰。他算是两个时代交替时刻

的悲剧角色。

世人对他的评价

阎锡山是20世纪对中国共产党观察最敏锐的中国人之一，他认为对共产党作战的问题，不是军队好不好的问题，是政略条件优越与否的问题，因为中共用的是超历史的办法：“他更有超历史的办法，所谓超历史的办法，就是政治性的民众武装政略，共产党一向是以政略控制战略，以战略控制战术。他的战略可比之海战，以舟碰舟，舟强者，尚可以取胜；以水覆舟，虽有强舟，亦不能胜水，且终被海水的巨涛覆没。共产党用的是以水覆舟的办法，且在海中布置许多暗礁与水雷，又拿一种伪装力量来遮蔽暗礁，保护水雷，使对方发现不了暗瞧，去不了水雷，即使有强大的海军，亦不能行动，一行动就要吃亏。所以他的敌人到他的区域，如聋子瞎子，甚至於进入他的村里，也得不到他的真情；他对他三五百里以外的敌人，有一昼夜即可知道他的敌人的详细情形。於是形成他军事上的一个最大有利条件。他因此有两句话：「不明了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不打」；既要打，即是明了而且有把握的。若我们主动，他很明了我们优势，他劣势，他避而不决战。我们这三年来，前後给共军打了大小几千个仗，除徐蚌会战外，共军没有和我们打一次决战；很明显的，如张家口与延安，共军若与我决战，我必能将其全部消灭。但共军主动，几乎我们无一次不吃亏。——这就是他明我暗所致。他了解我们情形之後，调上三倍至五倍的兵力袭击我们，在铁幕掩护下秘密行动，我

们很难发觉。他对我们作战，我们的队伍少，他调上百里以内的队伍，一晚解决；我们的队伍多，他调上数百里以外的队伍，数日内解决；我们的队伍再多，他调上千里以外的队伍，十余日内解决。人民全被他控制了，共军的任何调动，我均茫然，就成了我们的队伍，分散开被他打死，集结起来受困饿死。所以我们的军队虽比他乡，武器虽此他精，反由面而线，由线而点，点亦逐渐覆没。这不是军队好不好的问题，是政略条件优越与否的问题。军队不好固然是失败的快，即使军队好，如果政略的条件不够，亦难得到最後之胜利。

所以我们说共产党张起铁幕，完成他的战略、战术、战斗条件之後，等於造成一个烂泥滩，再好的汽车开进去，也是马力愈大，陷的愈深，损失愈大。共产党此种战略之下，我们的军队愈坚强、愈吃亏。”

阎锡山语录

一、知识即是命运，工作即是生活，能力即是财富。人应当以工作求生活，以能力换财富，以知识造命运。

二、取他人之长为自己之长，可使他人之长自己皆有。鉴他人之短去自己之短，可使他人之短自己皆无。

三、言不可奢，行不可吝。言奢则难践，行吝则难成。

四、积财不若积技，积技不若积功，积功不若积德。德是自身的质变能，只有德，才是人生的收获。

四、只有个现在，不可说现在。把持得住现在，始可以说过去和将来。只有个自己，只可说自己，尽得了自己，才可说他人。

五、入世不陷，出世不脱。

六、人是身心一体的，养心必须修身，修身必须养心，修养并行，始得完成心身一体的功用。

七、心身得中，理欲得中，知行得中，人我得中，为自处处人之根本。

八、喜怒哀乐未发时能得以中，发时始能得中节之和。若未发时不中，发时如何能和。

九、云能遮日，不能毁日。人怕没真的，不怕人淹没。

十、感情向内，可以蓄力。理智向外，可发力。人能不断的蓄力发力，力量才有根源而堪持久。

与泰戈尔访谈

1924年，泰戈尔造访太原，阎锡山深感荣幸热情接待，认为是宣传他的所谓山西经验的大好机会。阎锡山虽是军阀，但一向标榜是文武全才的儒将，双方话题很自然转到了哲学方面。阎锡山打开了话匣子，自我表白道：“鄙人留学日本打开了眼界，但仍笃信儒学：…唯物哲学认统一为过程，矛盾为经常，故以治为变乱为常；儒家心物一体哲学认为矛盾为错误，统一为正常，故以乱为变，治为常。欲拨乱反治，须发扬心物一体的哲学，为政应站在全民的利害上?，这便是鄙人为全山西人民服务的出发点。”

泰戈尔听了阎锡山的话若有所思，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印度与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印中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

说到这里，泰戈尔仿佛是有意考一考阎锡山，道：“请问阎先生，什么是东方文化？”

阎锡山沉吟了片刻说：“东方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字。”

泰戈尔一听来了兴趣，紧接着问道：“什么是中呢？”

阎锡山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解释道：“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听了阎锡山的解释，泰戈尔微笑着点点头，那表情或许是赞成，或许只是出于礼貌和尊

重。稍停顿一下，泰戈尔又说：“阎先生，您说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呢？”

阎锡山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后来，泰戈尔指定一位研究农村的英国人在中国乡下考察了六个月。那个英国人回来后说，中国的文化确在乡下，由人民生活的常态中略得端倪。

双方一来一往，共同语言颇多，不知不觉到了晚餐时间。为了表示自己的简朴家风，阎锡山请人吃饭从来不上大鱼大肉，就是“五盔四盘”招待。“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冷盘，五热为丸子、豆腐、猪肉烧粉条、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蒸藕根、芥根丝、腐干。这次泰戈尔吃的也是“五盔四盘”，外加一个玉米汤。主食有馍、糕和晋北的大米饭。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平时滴酒不沾的阎锡山破例陪泰戈尔喝了点杏花村汾酒，还打趣道：“我们山西人的理想是：首都迁到武乡；太原成中央；国酒汾阳王；国宴玉米汤；国语五台腔；国歌山西梆。”听了阎锡山的话，客人们都哈哈大笑，一时间气氛非常融洽。

阎锡山这个大军阀与泰戈尔这位大诗人的这段相谈甚欢的“亲密接触”，值得后人玩味。（摘自12月24日《济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