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中西的对立与对话——试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论争

第26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11月 Vol. 26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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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3-03-11

作者简介：梁艳青（1975-），女，河北迁安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01级研究生。 - 16 -

新旧中西的对立与对话

──试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论争

梁艳青

（河北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论争中，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对立与对话又一次集中地呈现出来。整理故国运动是胡适等人对“如何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的集中思考。

关键词：整理国故；胡适；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6-0016-04

当新文化运动以全面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它“重估一切价值”的理论依据同时就被胡适等整理国故派用作对传统文化另一角度的注解。整理国故思潮生长在新文化运动的边缘，它与“打倒旧文化”几乎同时产生。实际上，“打倒旧文化”与整理国故都是新文化运动应有的或隐或显的内涵，而以它们为中心的广泛论争也就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历史震撼力的明证。

“国故”这一概念的使用肇始于章太炎。他的《国故论衡》从语言文字、文学和学术思想三方面对“国故”进行了梳理。但真正意义的整理国故思潮发生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是作为反“国故”的力量出现的。1919年1月，北京大学教师中的保守派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成立“国故社”，创办《国故》月刊，打出“倡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帜，声称“保存国粹”。与之相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支持傅斯年等创办“新潮社”，1919年1月《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在介绍世界新潮的同时，就有对“国故”及国故研究的评价。与保守派“慨然于国家沦夷，发起学报，以图挽救”的激越论调不同，新文学阵营内部的态度较为冷静客观。如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清代学问的门径几种》中认为：“中国学问不论哪一派，现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状态之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才可给大家晓得研究”，“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都是应做的事业。这可以看作新文化阵营内部整理国故的发端。但在当时的话语背景下，这种平

和的论调没能引起广泛注意。

1919年5月1日，毛子水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针对当时有人将国故与欧化对立，认为国故包含欧洲学术并比欧洲学术高超的复古论调，指出：“国故的一部分是中国一段学术思想史的材料”，“国故的大部分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但他对“国故”的评价较低，认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有这些缘故，所以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位置”，因此“国故虽然应当研究，但是比较起现在世人应当研究的科学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他认为最紧要的事情是吸收欧洲现代有价值的学术，“一来医治我们学术思想上的痼疾，二来造成一个能够和欧化‘并驾齐驱’的‘国新’”。而且研究国故，也必须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毛子水的文章包含了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比较与选择，势必引起广泛的争议。但让这一问题真正成为摆在诸多人面前的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的人，是当时新文化阵营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胡适。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概念虽然在傅斯年之后（傅斯年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的附识中即明确区分了“整理国故”和“追摹国故”），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的影响和地位使他提出的“整理国故”具有了左右风向的意义。1919年下半年，胡适连续写作了《论国故学》、《新思潮

梁艳青：新旧中西的对立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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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三篇文章，使整理国故成为新文学阵营内部有些异样的声音，也引发了广泛的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新旧中西之间的对立与对话又一次集中地呈现出来，而对“整理国故”这一运动的表象与内涵、动机与效果、观念与方法等诸多问题的争论则是新文化运动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是对古今中外文化及运动自身的一次反观。

一、新与旧：学术与策略的分歧

新文化运动的早期研究者伍启元认为：“要提倡新文化，就不能不对旧文化有所认识，要打倒旧文化，更应明白旧文化为什么被打倒。所以新文化运动者不惜用他们的时光，用他们的智力，用他们的新方法，向故纸堆中去研究。”[1]但整理国故运动起初既与提倡新文化有疏离又不含“打倒旧文化”之意，相反许多人从策略层面或学术层面为整理国故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辩护，当时论争的焦点多集中在对整理国故在新文化运动策略意义的质疑上。

事实上，任何新文化运动都必然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再评价，无论时人的态度与选择如何，这是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正因如此，整理国故与反传统同时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就可以理解了。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论证了这种逻辑下整理国故的正当性，他将整理国故列为新思潮的应有之义，他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整理国故作为对旧学术思想的一种积极态度，是对新思潮实现“再造文明”的途径之一。而“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对整理国故的理解无非是用科学的方法精确的考证对旧学术思想进行梳理，还原其本来面目，对“国粹”和“国渣”去伪存真。这与复古派打着新旗号借尸还魂不同，国故在这里不是统摄人们思想，盛放所有旧物的箩筐，而只是整理探究生发新思想的资料。

对于整理国故，胡适、曹聚仁等都从学术层面进行过探讨。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总结了“古学发达”的清代300年来国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认为整理国故必须：（1）用历史的眼光扩

大国学研究的范围；（2）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

研究的资料；（3）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和理解。其中打破定见，“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的还原法，恢复了国故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打开了新理论生发的多种可能。从材料和方法等方面借鉴欧美日本学者的成绩，则赋予国故以开放的姿态，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整理国故的新学背景。曹聚仁在《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与《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两篇文章中澄清了几种与整理国故相关的但实质不同的倾向，认为“偏狭局促专以儒家学说为中国学术之见解”、“本‘惟我独尊’之精神以治‘国故’”，而以“国学为精神文明，科学为物质文明”的论调、以国故为“中国病态文化之结晶者”等对待国故的神秘态度，必造成“礼法之奴隶”。同时，“以为西方文化仍不足以拯国危。惟有重整国故，以先哲之学说，拯生民于涂炭”的国故救国观和“以精神文明自豪。欲以国故救济物质文明之破产”的国故救世观都与国故学不同，国故学是以国故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记载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之生灭，“分析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方式述说”的科学。可以说曹聚仁基本概括了当时泥沙俱下的整理国故运动中与新文化相左的消极现象，他最后提出国故学“非国糟，亦非国粹，——遗产之总帐，以备主人之考查而已”的观点虽然并无新颖之处，但他对现状的分析显然强调了新文学阵营内部整理国故运动的实质，从而使之与复古派、疑古派等思想有了明确的分野。

与张扬“国粹”的复古派不同，整理国故发生于新文学阵营内部，除了上述因素外，当时学人的主动选择还包含着一种纠正偏颇的努力。此前，以激进著称的陈独秀曾公开承认《新青年》的两大“罪案”——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科学）的提法过于简单，尤其是“反对国粹”的说法失之笼统，这是胡适写作《新思潮的意义》全面推出整理国故主张的序曲。当时参与争议的郑振铎、沈雁冰、成仿吾、陈西滢等人虽各持不同意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整理国故的正当性，大部分的反对意见是从新文化的策略意义出发，认为整理国故在新文化运动还未站稳脚跟之时，不合时宜。茅盾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化运动题内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将整理国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