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从西方史学到苏联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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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张广智主编、李勇副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深感张先生在对待国外史学的理念上有很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他观察国外史学的视角很值得称道。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史界学人也把眼光投向国外，获得了大量来自国外的新观念、新学派、新方法、新视角的信息，突破了以往史学的隔绝闭塞、孤陋寡闻的局而，知识结构为之一变。即使是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能头头是道地谈论年鉴学派。但是，回顾这30年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程不难看出，现今我们所关注的国外史学其实只是西方史学，我们是在用一只眼睛看国外史学，而对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深深影响过中国史学的苏联史学却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愿看到，这等于在观察世界史学变迁的过程中闭上了一只眼睛。这样对国外史学的了解起码是不全而的。

20世纪中国史学实际上是在与国外史学的交流

中发展起来的。张广智先生是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专家，他所主著的《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教材，哺育了一代有志于了解西方史学的中国学子。但他不主张把视线停顿在西方史学本身，而是要更多地关注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为此，他专门呼吁开展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他指出: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指的是中外史学史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的问题，还应当留出一些空间去关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就是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张先生不仅向中国学界介绍了西方史学，也重视外国史学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国外史学的输入，从总体上看，对促进中国历史学家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拓展方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史时，张广智先生的眼光是全方位的。他既看到了“五四”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中国史学如何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走上了史学现代化的新途，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俄苏进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行程。在整个20世纪，这种外来的影响呈交互错杂之势。新中国的“十七年史学”，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印

记;改革开放引来的是新一轮西方史学引进的高潮。这些错杂交替进入中国的外来史学，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因此，在回顾20世纪这个中外史学交流的过程时，用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是非常必要的。

一、苏联史学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学与研究特别是世界史方而还是一片空白，引入苏联史学是必要的合理的选择，它对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世界史教学体系起了促进作用。1952年，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发表文章谈“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问题。他强调了很多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制度的优点，如教研组的作用、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如何把苏联历史教材的精神贯彻到中国的历史教学之中，也是当时中国大中学校比较关注的问题。当时强调“把苏联历史科学的精神和实质，贯彻到中国历史教学中，提高教学的质量”。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在编写教学大纲中，一部分教师钻研苏联师范学院的《苏联史教学大纲》，以便按照苏联大学编写其本国史教学大纲的精神，来完成《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的初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也积极地把苏联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的讨论介绍到中国来，以推动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出版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

世界史方而引进了大批世界史的教材和专著，如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塞尔格耶夫的《古代希腊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科斯敏斯基和谢苗诺夫的《中世世界史》，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5卷本《近代史教程》，叶菲莫夫著的《世界近代史》上、下册，波尔什涅夫等人编著的《新编近代史》(第1卷)等。

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世界史教材。如郭圣铭的《世界古代史新编》、童书业的《古代东方史纲要》、吴于魔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周一良的《亚洲各国古代史》、戚佑烈等编写的《世界中世纪史》、齐思和编著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刘启戈编的《世界中世纪史》。这些教材是内部交流，主要内容还是对苏联教材的模仿，在指导思想、具体史料、具体观点上都受苏联模式的控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在苏联科学院出版了十卷本的《世界通史》之后，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也奋起直追，在周一良、吴于魔的主持下编写了中国版的《世界通史》。尽管这部《世界通史》还不能超越苏联版的《世界通史》的模式，甚至于被认为是苏联版的“缩写”，但不论有多少问题，它毕竟是中国学者按照新的思想体系写出的世界通史。它的问世，也是那个时代受苏联史学影响的

明证。假如没有苏联史学的影响，中国学者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

二、苏联史学历史观的双重影响

苏联史学的基本历史观影响了中国的一代学人。苏联史学是中国学者接受唯物史观的桥梁，许多史学工作者通过学习苏联，找到了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但也受到了负而的影响。建国之初，一些历史学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学习苏联和斯大林著作，树立唯物史观并批判自己头脑中的错误历史观点。童书业于1952年发表在《文史哲》第5期上的文章《学习批判“经济史观”》就是一例。在文章中，童书业反思自己过去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自认为是“真正的唯物论者”，而把大多数新史学家看成是“公式主义者”，经过反思，他认识到自己的唯物史观只是一种“经济史观”。北京大学的徐天新反思了自己几十年深受苏联史学影响的过程。他说:我一生都在学习、研究苏联历史，经历了一个艰辛而又曲折的过程。在国内和苏联的大学学习期间，我先后三次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思想完全被禁锢在这本斯大林主义百科全书之中。

在“四人帮”倒台后，专心攻读历史特别是苏联史，渴望了解历史真相，如实阐述历史事实。但每走一步

都很艰难，都要同头脑中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争论较量。经过深刻的反思，他开始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依据的“阶级斗争学说”、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产生怀疑，进而发现了大问题。他发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把分析历史的有力武器变成歪曲伪造历史、欺骗人民的工具。它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帜，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把虽有贡献但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斯大林描绘成值得崇拜也必须崇拜的救世主。在初步认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错误之后，要彻底摆脱其影响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阶级分析方法”，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它。长期以来，学习研究历史时总是首先看一个人物事件的阶级属性，似乎结论也就由此而确定了。他说:应当承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它的观点和资料、它的分析方法和写作目的就像影子一样跟随我，一有机会就显现出来。

三、苏联史学的经验和教训

应该以动态的眼光、全而的视角来看苏联史学。不能把对苏联史学的认识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的水平;也不能只用一本书的观点、一部通史的体

系来代表整个苏联史学。当下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对苏联史学的印象不是很深，年岁大一些的学者对苏联史学的印象往往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一部十卷本《世界通史》，而后者的影响力远不如前者那么大，不学世界史的人是不用看那多卷本的世界通史的。一本联共党史是不是能代表整个苏联史学呢?这本联共党史是1938年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为了加强全党关于苏共历史的教育而编写的教材，它在政治理论上的作用远远大于在学术上的作用。尽管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理论曾经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但是毕竟不能以这一本书来代表整个的苏联史学。其实，苏联史学是一大批苏联史学工作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共同工作的成果，渗透到史学的各个领域，在许多领域中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世界先进的。如果我们以联共党史来反思自己在历史理论上受到的苏联影响是很必要的，但是只以它为标准来评价整个苏联史学就有些失之片而。

苏联史学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和中国史学一样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苏联史学己经和斯大林在世时大不一样了，我们不能总用老的眼光看苏联史学。看一看陈启能、于沛、黄立葬著的《苏联史学理论》的第一部分，看看前苏联学者对苏

联史学发展的理论反思就可以感受到苏联史学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前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从上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的确立就己经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继而又具有行政和政治压力的性质，并伴随有对任何异己思想的严厉镇压。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教条主义蜕变。马克思主义从社会一历史认识的科学方法变成了可以一劳永逸地揭示古今和未来所有秘密的教条的堆积。在反思过去苏联史学中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同时，苏联史学家们也反思了过去对待西方史学的态度，认为过去是把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单化了，需要重新思考对待西方史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不是应该对立，而是应该对话，恢复西方史学客观的发展而貌。他们承认，西方史学己经积累了大量的新成果，发掘出许多史料，大大丰富了历史科学。西方史学出现的趋势，反映了史学研究的革新和方向的转变，是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深刻变化，认为西方史学的杰出代表是法国年鉴派一新史学。

很多苏联史学家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主张以客观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不等于说宣布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认识方法论，

而是强调“理论一方法论的综合”、“方法论多元化”。陈启能在总结苏联史学的变化趋势时谈到:“从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点启示:即既要注意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注意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防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公式化。这两者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说明，在对待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上，前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是有共识的。

虽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推行“新思维”的结果，社会上曾出现过一股“历史热”，打着填补历史“空白点”的旗号，大搞历史翻案，再一次破坏了苏联史学。但这股浪潮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没多少科学性，因此不能把苏联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就全盘抹煞。且不说苏联史学在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研究、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及俄国历史研究方而的成就，即使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方而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成就。《苏联史学理论》一书的第二部分概述历史认识论研究方而的成就，就有很多值得中国史学家关注之处。在这部分里作者介绍说:早在50-6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认识论的研究己经比较深入了，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中心，

像《实践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实践—科学中真理的标准》之类的著作己经出版许多。

以后，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之类的著作，对于主体和客体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己经得到讨论。而在60年代初，苏联史学己经在系统研究历史认识论问题，这是苏联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即苏联史学己进入了新的、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苏联史学家己经把注意力集中在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上，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苏联史学研究的质量。70年代以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在研究历史事实的同时，进一步探讨史料的本质，出现了《史料和历史认识》方而的专著。到80年代，历史认识论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如《历史认识论》、《历史认识的方法论问题》、《历史认识的哲学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历史认识的创造与反映》。在较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如茹可夫的《历史方法论大纲》、巴尔格的《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柯瓦利钦科的《历史研究的方法》、“科学与教学文献”编辑部编的《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的专门论述。正如于沛所说:80年代以来苏联史学理论方法论的著作表明，历史认识论问题己在这一科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我们

可以把中国史学界对于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与苏联的情况做一比较，因为恰巧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史学界也兴起了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的一个热潮。近日，曾经参与这场研究的李振宏发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一文。

该文章对近3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界对于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了很全而的总结，对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的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而，都进行了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他在文章中也指出:“无论从学科建设的需要说，还是从历史认识论观念的普及或者说它对一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影响方而看，历史认识论研究都需要有新的拓展。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历史认识论体系，甚至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历史认识论著作问世。”李振宏的文章的确很无情地揭示了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这种尴尬局而。据笔者个人的感觉，即使说我国史学界曾经出现过一个讨论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热潮，那是由于1987年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主题是历史认识论问题，由于这次会的促进形成了一个热潮，以后则缺乏深入、系统、持续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说，

是否应该承认前苏联史学家在这方而比我们研究得深入，我们需要向前苏联史学家学习呢?

四、俄罗斯的史学

苏联解体以后十多年来，俄罗斯史学界经历了一个混乱、震荡和改组。现在尘埃落定，俄罗斯史学界也从冷静思考阶段，进入了深入研究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档案热”，带动了俄罗斯的史学研究和出版，一大批在深入研究档案基础上写成的著作问世，各个领域的史学新著大量推出。苏联史的研究、20世纪俄罗斯史的研究也形成新的热潮。俄罗斯学者发现，苏联历史学的概念系统己经陈旧，造成了与西方史学的差距。今天，俄罗斯学者改变了过去苏联学者只重视研究阶级斗争史、政治史的传统，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期。他们吸收了当代世界史学潮流中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像文化史的研究、心智史的研究以及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都很兴盛。全球史的研究也受到史学家的关注。这种情况，在某些方而也类似于今天中国史学的状况。

当然，今天俄罗斯史学的状况要比今天中国史学的情况复杂，了解前苏联史学和了解今天俄罗斯史学一样，都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情。但笔者认为，既然过去有长时间沟通的基础，今天又有许多需要共同

而对的问题，在彼此发展的过程中加强相互的沟通和了解，借鉴一些有益的经验，应该说是必要的。史学界应该像积极引进西方史学那样，积极引进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史学研究成果，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史学服务。张广智先生说:珠辉散去归平淡。当拨去了附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之后，还其作为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个学派的原貌，我们发觉，它与世界史学园地中的许多派别一样，也互有轩轻，各有特色。总之，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认真总结，批判地继承这笔史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