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集解序翻译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字。主要是记载事件的，把每天发生的事件连缀在日期上，再把每月发生的事件连缀在四时上，再把四时发生的事件连缀在年上。用来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管理远近发生的事情，区别不同的事情。所以史官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定要把当年发生的显要（重要）的事情记载下来，一年有四个时节，因此交错互举春和秋作为记载事件的名字。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於策，小事《周礼》里有专门负责记载历史事件的史官，掌管记载周王室、诸侯国以及四方的事情，传达四方的意志。各个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史官记载本国的事情。大的事情写在简册上，小的事情就记载在简牍上。

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说：楚国的国史叫《梼杌》，晋国的国史叫《乘》，鲁国的国史叫《春秋》，其实他们是一回事，只不过对国史的称呼不同罢了。

韩宣子適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韩宣子出访鲁国，看见鲁国所藏的《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一直在鲁国延续啊，我现在才知道了周公的文德以及周能够王天下的原因了”。

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韩宣子看见的，大概就是周王室过去记载典籍礼仪制度书籍。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

周王室衰微之后，史官失去了过去的职守。在上之人不能使《春秋》的大义昭明，诸侯之间凶丧祸福不能记载于书册，各个诸侯国史书的记载也都违背了过去的典章制度。

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孔子凭借鲁国的史书、简册编成《春秋》，校勘它的真伪，记载、辨明它的礼仪制度，向上来遵从周公的遗志，使旧典更新，向下来使将来的法度明晰，令后世

有规范的行为准则。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

他施行教化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字的更改来达到褒贬劝诫的目的。其他地方就沿用原来的旧史，旧史文章有的富有文采有的质朴，言辞也有详有略，

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脩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所以不必改动。所以《左传》说：“他的志向是善良的。”又说：“不是圣人谁又能修订《春秋》呢？”大概周公的志向，孔子不过是遵从然后使他昌明罢了。

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

左丘明学习的《春秋》是孔子传下来的，他认为经书是不能更改的文字，所以他写作《左传》或者是在经文的开始之前就叙述事件，或者是在经文后面再叙述事件来结束经文的大义，或者是依托经书来辨别道理，

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

或者是采取和经文不同的叙述来表达相同或相异的道理，随着经文的大义而书写传文。他重视体例，之前的典籍旧史，没有全数列举，这是因为这些史事并非圣人修订经书所看重的东西，因此没有必要一一列举。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

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了记载的典籍，一定广泛的记载详细的言说。他的文章迂缓，他的意旨深远，想要让学者探求事物发展的起源和结果，寻求历史事件的细微末节，探究尽事件的结果。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传文文义宽松，使读者自己去探求他的深意；文义饱满，让读者自己去探寻满意的答案。就像江海雨泽浸润大地，冰雪自然溶解流散一样自然，这样之后才会有然后为得也。

自己的心得体会。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

《春秋》的要旨或体例都是国史修订的常制，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旧日

就有的章法。孔子遵从并且修订了它，使它成为《春秋》通行的体例。

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

左丘明通过左传传文来显露阐述经文中那些幽微的事情，表达他的大义之类都是依据已有的先例来阐发大义，指出这些人行事的正确与否。那些称为“书”、“不书”

“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文章，都是用来启发新旧文章，来表达大义的，这些叫做“变例”。然而也有史书不写，

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

但符合孔子大义的，孔子就据此阐发自己的大义，这些大概就是《春秋》新的大义，因此传文不称这些为“凡例”，就是要委婉的通达经文的大义。还有一些经文传没有阐述相关的大义，只是通过事情来叙述

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那么传文也直接叙述它，这些不是春秋通行的法则。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

传文的体例有三种，为经文作传的情况有五种。第一种情况是“辞微而义显”，文字在这里显现，但是大义却在那里。像“称族，尊君命”；

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这类的就是。第二种情况是“用精微的语言来记录史事”，用简约的语言来说明制度，推及到其他方面来知道叙述的体例。“参”就是这种情况。

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汙”，

第三种情况是“言辞委婉，写成文章”，用委婉的言辞来表达大义，来使文意通顺。各类避讳，郑国用玉璧交换许田就是这类情况。第四种情况是“直言而不委婉”

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直接书写史事，全部显现文章的意思。楹联用朱漆染红，宫庙上的装饰桷进行了雕刻，周天子向诸侯要车，齐侯来报告对戎人的大捷，就是这类情况。第五种情况是“惩治恶行勉励善行”，求名而死，

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欲盖弥彰。把齐豹称为“盗”，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名叛贼就是这类情况。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推究这五种体例，来探寻经传的大义，就可以依据一类事物的知识或规律，而增长同类事物知识或规律。将这些大义附于春秋二百四十年的事情之上，王道的正法，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有人说：《春秋》通过不同的文字来表达大义。如果如你所说，那么经文当有事情相同文字不同大义也就不存在的情况。然而先儒所传，都不是这样。

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答曰：《春秋》虽然通过一个字来寄寓作者的褒贬态度，然而也需要通过几句话来成文，不同八卦的爻辞，可以交错综合成六十四卦，

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本来就需要通过传文来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多了，现在可以看见的遗留下的文字就有十几家。大体上都是效法遵循前人的学说，

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进不能成为结合经传之文来穷尽它的变化，退不能固守左丘明的传文。对于左丘明的传文，有不能解释通的地方就隐藏不说，甚至还有肤浅的引述

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公羊》、《谷梁》，正好混乱自己。杜预现在所以和那些通过《公羊》《谷梁》来解释《春秋》的人不同的原因，就是要专门修治左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的体系，一定来自于传文。

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传文阐明义理的事例。都符合凡例的要求。通过变例来订正褒贬，抛弃《公羊》、《谷梁》来去除异端，大概这就是左丘明本来的意图。传文有疑虑错误的地方，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就详细的论述但仍然保留原本就缺少的文字，来等待以后的贤人来解决。因而刘歆引用《左传》来解释春秋，从而通顺了文章的大义，东汉贾逵父子、许淑，都是先儒里专治《左传》的，更有颖容

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虽然他研究的浅显也算是名家，因此专门列举与刘、贾、许、颖不同的地方，来显现传文的同异。我把经文和传文放在一起，

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区别经文和传文，各自解释他们，所以叫《经传集解》又另外编集各种条例以及地名、谱地、历数，编集成部，

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共有四十部，十五卷，都显示他们的同异，进而解释他们，起名为《释例》。将让后学者看他们的之间的同异，《释例》解释的很详细了。

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有人说：《春秋》的写作，《左传》和《谷梁》都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有人认为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修订了《春秋》，

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自立为素王。左丘明是素臣。专治《公羊》的人，说孔子贬黜周王室而把鲁国当做王，行为正直语言谦逊，来躲避当时的危害，

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因此隐藏他的文义。《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传》止于孔子去世，敢问你怎么看？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

回答说：“和我知道的不同啊”孔子说：“文王已经去世，文不在现在的时代了”这是他修订《春秋》的本义。而且感叹道：“凤凰不来，黄河里不出河图，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就是在感伤当时的王政。麒麟、凤凰等五种灵兽，是王者的嘉瑞。现在麒麟出现的不是时候，

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於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没有应在圣王身上而且又死去，这是圣人感伤的原因。在获麟那一年停止了《春秋》修订这句话，就是因这件事而感伤，因此在获麟这一年结束。

曰：然则《春秋》何始於鲁隐公？

问曰：那么《春秋》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

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第一任周王。隐公让位桓公是贤明的君主。考察他们的时代则隐公初年正是平王的末年，可以说是相接续的，鲁国的爵位是侯，疆域广阔，是大国，

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推究鲁国的祖先则是周公。如果平王能够祈求上天永远授以王命，使王业中兴；隐公能弘扬祖业，广大王室，那么西周

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的功业仍然可以看到，文王武王的事迹不会陨落，因此采用王室之历，记录史事，采用周公的旧典，来会合成周王的大义，为后来者留下法度。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所写的王就是周王，即周平王；所用的历法就是周历；称呼的公就是指鲁隐公，在哪里能体现孔子贬黜周王而以鲁国为王呢？孔子说：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如果有任用我的，我将在东方恢复周礼！”这就是他的本义。所以圣人修订《春秋》，是用来彰显过去考校将来，圣人之情体现在文辞里。

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言高旨远，辞约义微。这是本来的道理，不是圣人故意作辞隐晦。圣人考虑事情一定会虑及自己，已经修订好《春秋》之后，还要通过隐晦的文辞来躲避祸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子路想要让孔子的门人弟子做家臣，孔子认为是欺瞒上天。而你们又说孔子是素王，左丘明是素臣，也不是能说通的言论。先儒

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认为修订《春秋》花了三年的时间，文章写成麒麟来到，本来就是妖妄之语。又称孔子修订经书一直到去世，这种说法也近于诬妄。依据《公羊传》，《春秋》经文止于获麟，

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为得其实。至於而《左传》中小邾射也不在三叛之数中，因此我认为是孔子感伤获麟而作《春秋》，因此经文止于获麟，这是确实的说法。至于《公羊》说的

“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反袂拭面”，说“我的大道难以施展了”，这种说法也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