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神的时代特质-王德峰doc资料

中国文化精神的时代特质-王德峰

中国文化精神的时代特质

信息来源：宝钢新闻中心日期:2010-4-1 9:00:39 点击数：762

主讲人：王德峰

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精神的涅槃和自身新传统的重建。中国文化精神源自中国古代贤哲所开启的智慧境界，以“和”、“合”智慧为理论基础的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主干部分。在文明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开创自己民族精神的新维度。由集团人力资源部主办的宝钢集团总部人文智慧系列讲座第一讲，特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德峰教授在此与您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塑之路。

王德峰，1956年10月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后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本体论视域。在这一方向上的中心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著作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文化解剖与社会批判——鲁迅文选》、《世界十大思想家》、《哲学导论》、《时代的精神状况》等。

王德峰教授学识渊博，贯通中西，被誉为“复旦哲学王子”。他对于西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研究甚深，通晓西方古典音乐、艺术哲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激情倾注，浸润多年。

中国文化精神的时代特质，实际上也是我最困惑的问题。中国的文化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中，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前景？国学的复兴是不是暂时的现象？对儒家复兴的呼吁是不是只是一时的冲动？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困惑。我不敢说我今天已经有现成的真理可以告诉大家，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下正用生命实践在探索着的。我只是利用今天下午的时间介绍我这些年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

中西文化在思想根基上的差异

由此，我们明白了两件事：第一，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不能等同；第二，今天的中国人从根本上还是中国人。

我们为什么会在今天讨论中国文化问题？我们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向西方寻求真理一百多年之后，又重提中国文化之精神、中国儒学之勃兴？有三个基本原因：第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正常发展要求我们具备法制精神。但中国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简明地讲，中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我们办成一件事情要托熟人，无论是在官场上、商场上，甚至在学界。第二，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却从一个物质上普遍不满足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普遍不安宁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成功人士还是弱势群体，没有一个阶层有生命的幸福感，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中国人对未来普遍地没有信心，尤其是越成功的阶层越没有信心。第三，倘若今天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它还有文化生命，它还能从旺盛的文化生命里展开自己的德性和创造性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生命的核心是什么？什么是中国价值？当然，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号召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和人本学界来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么，我们又问：美国价值是什么？美国全体国民平时都是“个体主义”，但每到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全体国民就是爱国主义，是什么凝聚了全体美国人？那就是美国价值。美国价值的表达可以用一句非常简短的话，

并且这句话镌刻在美元的硬币上：In God and Liberty,We Trust！中文意思即“我们信仰上帝与自由”。就这短短的一句话表达了美国价值。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一句话来表达中国价值，让它可以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和意志？很多学者写了文章和专著，洋洋千言万语，却没有一句话能够概括。

我认为，当下中国没有核心价值，同时我们认识到西方价值不是中国价值。五四运动主张打倒“孔家店”，从西方世界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民主和科学都是以理性为基础，前者是社会生活当中的理性，后者是面对自然界的理性。要把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精神移植到中国来，在中国人的心中安顿下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毕生努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用西方真理来教导中国人民，这个使命完成了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有清晰的判断。比如说我们的下一代基本上不接触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学习西方科学长大的。他们吃麦当劳、肯德基，他们消费从西方进口的商品，甚至连文化和艺术都是西方舶来品，那么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变成了西方人？我们对此要做清晰的判断。我曾经这样问过我自己，我王德峰还算不算中国人？我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经历本科、硕士、博士，然后留校任教，继续研究哲学，主要学的和研究的都是西方哲学。于是我就想，我大概变成西方人了吧？因为我满脑子西方哲学的观点，我对西方哲学的某些重要流派和重要思想非常认同，比如我非常佩服康德和黑格尔。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依然运用中国的人情来办事，所以我在本质上还是中国人。

由此，我们明白了两件事：第一，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不能等同；第二，今天的中国人从根本上还是中国人。接下来，我们就会思考中西文化精神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它的根源在哪里？

我先说明一点，我们谈到文化精神就一定要谈到思想，谈思想就不是在谈知识。各门学科提供给我们的是自然知识或社会知识。那么我们问，科学知识从哪里来？来自形成这种科学知识的那个民族最初的思想。我们要把知识和思想区分开来。举例：今天，中国的中小学生除了语文课是属于中国的文化之外，主要学习的是西方科学，数、理、化、生物都是西方的科学。西方自然科学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要求把所讨论、所研究的自然现象放到数学公式里。那么，请问自然科学这个方法和特征来自哪里？来自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古希腊有一个非常早的哲学学派——毕达格拉斯学派。这个学派在讨论宇宙本原的问题上，得出了和其它自然哲学学派不一样的结论：宇宙的本原是“数”。数不是感官的对象，看不到，体验不到。数是我们整理外部事物的一种方法。但毕达格拉斯学派认为这种方法不仅是我们的方法，而且是世界宇宙本质的构造，数与数之间的和谐比例关系就是宇宙构造的本身。这个想法就是一种思想，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是从这个思想出发才形成的。假如西方人没有数的宇宙观，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由中西医的区别可以看出，中国人不是先把世界量化，我们是从感觉中把握世界，所以，中国思想只能产生中医，西方古代希腊思想则产生西医这门科学。

人类在知识和社会制度的领域里不断进步。以欧洲为例，欧洲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每一次转变都在进步。今天我们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是惊人的，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人类在思想的领域、在智慧的领域里却没什么进步，思想从来都是旧的，旧到什么程度——公元前五世纪。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世界上有四个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打开了思想和智慧的境界：中华民族在先秦的时候为人类提供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打开了儒家和道家境界；古希腊为人类提供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打开了古西方哲学的境界；古代印度为人类提供了释迦摩尼，打开了佛学的境界；古代以色列为人类提供了犹太教最初的一批先知人物，打开了东方犹太思想的体系。

作为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是这四个民族当中的一个。但我们现在把中国古代贤哲的思想境界看得不那么重要，读几本经典书也不过是种怀旧，好像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没有关系了。特别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当时的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精神的根这两者当中出现了一条鸿沟。然后我们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放在同一个评价的尺度上比较，并得出结论：中国文化是比西方文化相对落后的文化，下一个阶段就是比较先进的西方文化。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不能用一个标准来比较。我们现在开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反思全盘西化的态度。

其实不仅中国人在反思，西方人也在反思。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人，比如说海德格尔充分承认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性。他曾和一位华人学者合作，想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英文。虽然最后放弃了，但是他充分认识到中国智慧可以帮助西方哲学走出困境。还有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玻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就说中国道家的思想对世界宇宙最基本的理解和他的“波粒二象性”的原则是暗合的。他回国后，将家族的图案改为太极图，并在下面用英语注明：对立就是统一。这个例子充分证明西方物理学走到今天，下一步怎么走，实际上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东方思想的启发。

中国之“心”与西方之“心”

中国文化精神是感性生命的精神，西方文化精神是理性规范的精神，哪一种更高？

中西哲学思想起步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先秦有孔子、孟子等，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我们就拿苏格拉底和孔子作比较。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发现人有心。这里的“心”首先不能理解为心脏（heart），其次也不能理解为心智状态、心理状态（mind）。苏格拉底和孔子共同发现，只要是人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超出生物学之上的、又超出心理学之上的“心”。

苏格拉底曾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意为恶、无意为善。初看这句话有点不通，仔细一想有道理。凡是坏人、恶人，他做坏事的同时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这本身说明他知道善恶的区分。所以苏格拉底发现了这个“心”，这个“心”不是生物学本能，也不是心智状态规律，它是高于生理和心理之上的那个“心”。

中国人也发现了。孔子实际上发现了，但没有明确地阐述。接下去，在孟子和荀子之间有过一场著名的争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各有各的根据。荀子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动物，都有生物性。生物的自保本能，导致人与人之间必定会有利益上的争斗，由此推出人的利己本性来，这就是荀子的人性本恶。道德从哪里来？道德是因为人聪明，发明了一套规则来限制利益的争斗，因为利益的争斗可能产生双方同归于尽的结果。人的聪明在于能把我们的利益争斗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孔子所说的“礼”就是道德规则、道德法则。在荀子看来，这就是一套限制我们利益争斗的规则系统。所以道德是因为人的聪明而后天发明的。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根据在哪里？他认为，人性本身有道德的根源。用他的话说：心之善端。人性有四个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慈让之心。端就是根源的意思，善就是德性、道德，道德的根源在心里。

有许多人认为，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是永远无法解决的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它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孟子和荀子的争论，他们的观点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荀子讲的人性其实是自然，而孟子讲的人性是超脱自然性的，是“心”。孟子的“心”，我们怎么发现它？它可不可以被观察到？我们举个例子。假如某人抢银行，后来被逮住了，然后法官审判他，问他为什么去抢劫？那个罪犯这样回答：“法官大人，你承认不承认我有一个胃？”法官说：“当然，你有胃。”“胃在饥饿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食物？食物在今天是不是用钱买来的？”“对。”“那我可以向法官大人证明，我三个月来身无分文。”休庭调查，发现罪犯三个月来确实身无分文。继续开庭，现在轮到罪犯反问法官：“你已经知道我三个月来身无分文，而这三月我的胃还在，需要食物，食物需要钱买，

钱在银行里，所以我去拿了。”后来法官发现罪犯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最后宣布释放。试问，这种审判可能吗？绝不可能。任何法律审判的前提是什么？是把被审判者当人看，而不是当动物看。当人看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心”，不是说他有心脏，而是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也就是说他有自由意志。这是“心”的能力。所以孟子是对的。这一点，东西方思想达到共同的认识，即“心”不是生物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它是哲学的对象。这是进哲学之门的基本功之一。

我们现在来看差距。要考虑这个“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苏格拉底怎么看？苏格拉底最后得出：美德即知识。什么叫知识？就是理性的发挥和运用。中国哲学走了什么样的路来说明“心”？中国思想怎么看这个“心”的本质？我们以孔子为例。孔子的学问有一个核心的概念——仁，孔子的学说可以称为“仁学”。关于什么是仁，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说法：“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谓仁也”、“仁以孝为本”、“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种种之说法，都贯穿了一个共同的原则，一个共同的主线，即“心安焉”。

中国儒家的学问和道家的学问也是哲学之一种，哲学都是追求普遍真理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人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适性的真理只可能在理性的逻辑当中找到，而中国哲学是从生命情感中把普遍真理说出来。西方人认为情感是主观性、偶然性的，人与人还有千差万别，在这里怎么会有真理呢？这就是西方思想的局限性所在。中国人恰好认为真理一开始就原始地发生在我们的生命情感里。因为人类的情感和动物的情绪不是一回事，人类的情感里面包含生命体验，而在生命体验上，人与人的情感有共同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生命情感中的生命体验的真相说出来，那就是把普遍真理说出来。儒家是这样做的，道家、墨家、法家也一样。这就是中国先秦哲学的共同特点，他们走了一条从生命情感去阐发普遍真理的道路。所以，当我们今天去阅读先秦的儒家和道家典籍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地方：没有判断演绎、没有概念推论。比如，庄子的著作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章里充满了宏大的境界、生动的形象。中国人没有做一个和文学完全隔离开来、和历史完全隔离开来的纯粹的概念体系的哲学，于是西方人就说我们没有哲学。所以当我们去读先秦的儒家和道家的典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读那套概念体系和理性逻辑，我们在读我们自己的生命感受。如果我们不读这些经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起来的生命感受就是散漫的、不成境界的，它只是积累在那里罢了。通过阅读这些著作，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生命感受提升为生命境界。

儒家和道家为什么是不同的学派呢？因为它们提升我们生命感受为一种生命境界的角度不同。儒家是把我们的生命感受提升为道德境界；道家是把我们的生命感受提升为天地境界。两汉之际，佛学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理解、消化、吸收之后把它中国化。所以，佛学思想也进入了中国文化。佛家的经典如《金刚经》等，把生命感受提升为解脱的境界，解脱生死之苦恼。儒家教我们有德性，道家教我们得自在，佛家教我们得解脱。到了宋明的时候，儒、道、佛三者合一，糅合起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境界。我们作为中国人，儒、道、佛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不管你读过没读过书，也不管你识字与否，因为我们活在汉语的世界里。

西方人通过他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区分出两个世界：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后来，他的学生柏拉图又建立一个理念世界，是感性世界的对立体，并认为真理在理念世界，不在感性世界。我们一直要用理念来支配感性世界，感性世界如果不符合理念就要改造，这就是西方思想。中国思想中从来没有改造实践的要求，因为中国人没有理念体系拿来对比，中国人只有一个世界：感性生命的世界，真理全在这个世界里。这就是中西文化差别的根本点。

中国人没有把理念事实和感性事物区分开来，也没有把精神和物质区分开来，也没有把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实事求是”是中国哲学的命题。在现实世界当中找到客观规律叫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不违背

人之常情，中国人不能把道理和生命情感区分开来，情和理高度融合。中国人在用“道理”这个词的时候，不是想着纯粹的理性法则，而是意为人之常情。我们只有一个世界，真理全在里面。我们只有人人去发挥自己的“心”，即生命情感。

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精神是感性生命的精神，西方文化精神是理性规范的精神，哪一种更高？大家也许会说这是不同的文化精神，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我的体会是，还是有优劣高低之分的。我们今天搞市场经济就要严格地遵守规则，对市场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来说，中国文化精神显得不如欧洲文化精神适用，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我们的文化给抹平了。其实我们的文化精神比他们的高。例如我们去读一部西方哲学著作，严密的范畴演绎和概念推理，把我们的理性思考训练得十分彻底和周密，其效果和学数学差不多。那么读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著作，则没有逻辑思考、严密的理性推理，我们是在养心，是读出我们的生命感受并把它提升为生命境界。学西方哲学叫锻炼头脑。再请问，头脑和心有区分吗？举个例子，某人失恋了，他找知心朋友倾诉，这个朋友劝他：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在理性上完全正确。失恋的人一听，完全认同，于是头脑中作出一个决定，要把这件事完全忘掉。他刚刚做好这个决定，心里又难受起来了。正如李清照的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头脑和心的区分是很清楚的。那么，头脑和心，哪一个更可怕？心更可怕。当我们面对命运挑战的时候，我们被考验的绝不是头脑的问题，而是心灵的力量。心灵的力量哪里来？不是从西方哲学著作中读到的，心灵的力量来自我们对中国本民族的伟大人文典籍的阅读，用这个滋养着，把我们的心养得和天一样大。

当然，我们的文化也有自己的病症，还没有克服掉。但是还没克服掉的时候，西方文化已经打倒你了，你无以招架。中国近代史一开端，西方人用洋枪洋炮敲开中国古老帝国的大门，然后和你进行贸易，中国人第一次在历史上发现了一个比自己更强的文化。中国文化自己的根本病症就是宋明儒学想要克服的，那就是主奴关系的文化，没有独立人格的文化。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说我们中国人“人人心中有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陆王心学认为不应该把天理放得高高在上，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个体去被迫服从它，这不是我们破心中贼的道路，破心中贼仍然得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我们一旦把良知呈现出来，心中之贼就破掉了。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三个字：致良知。这个良知可靠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吗？王阳明曾用脱掉盗贼的衣服，使他感觉到羞耻为例子来证明“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当盗贼感觉到羞耻，不愿再脱衣服的那一刻，王阳明喊出了一句话：良知当下出现！我们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和苏格拉底所说的美德是有区别的。第一，它不是概念判断，它是用人的行为直接呈现；第二，强调当下。按照苏格拉底“美德即是知识”，我们要进入美德的话一定要通过理性的推动，要通过推理的过程。在这里，没有推理的过程，而是当下。生命情感是不由自主地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是不可遏止的。所以良知不是理性的思考，不是心的理性，而是心的情感和精神，人的生命情感都与其相生相伴。

王阳明的心学出现以后，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都有变化了。比如我们今天仍然会说“苍天在上”以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不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吗？天道高于每个人，天道又在每个人的心中，既超越又内在。所以王阳明说，“良知乃是天理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如果天理离开人性去讲的话就是僵死的教条。

中国人的当代实践及其前景

我们中国文化精神在一个新的时代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要继续王阳明未尽的使命，在今日之中国树立独立的人格。这是根本的出路，这条路如果走不通，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制度的前提是人性，再合理的制度也要得到人性的认可。就像在企业里，你可以引进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如果你的职工全是中国人，并且认为这些制度全是限制他们的条条框框的时候，他就会想尽办法钻制度和规则的空隙。再完美的制度也是有漏洞的，但是倘若他认为这个制度和他内心所领会到的真理是一致的，他就会在生命情感上认同这个制度。所以许多企业家学了管理科学以后，发现有助于企业的规范化，但是企业的根本问题不一定能得到解决，于是开始讨论企业文化，于是来到这个人文智慧课堂。

人的境界有四种：第一种是天人合一，刚出生的孩子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利害得失。但是人总要长大，“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当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熟悉了这个社会，熟悉了利害得失，然后他就学会了趋利避害，这就是功利境界，是第二种境界。但是人不可能始终停留在功利境界，因为人有一个生命意义的提高问题，然后他会上升到道德境界。当到达道德境界的时候，他会“成仁赴义”，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成全道德的认知。一个高明的企业家如果把企业的制度从功利层面和企业文化所营造的道德层面糅合起来，就进入最高境界——天地境界。

中国文化精神还有一个非常高明的地方：它始终从它的根基出发去适应时代的要求。总而言之，我们中国文化精神在一个新的时代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这是可以肯定的。虽然将来该怎么走，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要凭我们的生命实践来展开，然后学着去领悟。如果生命实践没展开，我们不要以为哲学家在书斋里就能改变这个民族。圣人向谁学习？圣人要向民众的生命实践来学习。秦朝的史学家张学成说：学于圣人，视为闲人；学于闲人，视为君子；学于众人，视为圣人；非众人可教圣人，而是众人之信可以启发圣人。

危机在最深重的时候，机会就来了。中国人有两句话叫“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我们一定会回头，我们一定会洗心革面，因为我们有深厚的文化根基。鲁迅先生那句话说得真好：“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中国人会走出这条路，这条路就是“天道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