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5集电视片《西冷印社》解说词.
5集电视片《西冷印社》解说词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2009年6月24日首播
西冷印社（一）
1918年，一支特殊的队伍来到杭州西湖孤山脚下的西泠印社社址。他们在石墙上敲敲打打，很快凿出了一个石洞；随后，将一方石盒放入洞中。“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从秦人的鲁壁藏书到唐人的文冢、宋人的笔冢，中国文人的诗意情怀一代一代流转，现在，这些人如此珍视地封存了这个石盒――里面究竟收纳着什么呢？
这些印章属于一个叫李息的人。李息是谁？――就是曾经文采风流的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律宗第十一代世祖弘一法师。
1918年，李叔同在西湖旁的虎跑寺出家。出家前，他将自己常用的93枚印章赠送给西泠印社――这些印章也就成了那方石盒里的藏品。
1963年，为了防止印章受潮变质，西泠印社将大师印章悉数取出，作为文物永久收藏。而为记取那段风雅旧事，曾经的庋藏地点还依旧保留着原来的模样。
在一块青色的太湖石背后，曾经的人物风流已经穿越了90年的光阴岁月，一直陪伴着这个名叫鸿雪径的小园林。
“鸿雪径”，得名于苏东坡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1918年，西泠印社的社员们将李叔同的人生痕迹留在这里，他们是否也在告诉我们，他们留下的，不过是些大师本人并不在意的鸿爪雪痕，“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也许，只有“天心月圆”的境界才是这些人一生真正的追寻。
时光流转，青苔布满石壁，鸿雪径变成了后人登临凭吊的历史遗迹，而它所在的这一处山水园林，作为“西泠印社”社址，也已成了一方印学圣地。
西泠印社社址占地七千多平方米，包括各类建筑物23处，造像4尊，泉池4处。2001年，这里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诸多历史文献中，也有西泠印社的社址记录。
这幅创作于1905年的《西泠印社图》就是其中之一。
100多年前，画家呈现给我们的西泠印社只有零星的几间房舍，远远小于现在的社址规模。
那时的孤山上有部分土地为私人所有，他们的主人包括李鸿章的幕僚、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盛宣怀和三任杭嘉湖道台李辅耀等；这些私人地产以及原归清政府管理的“蒋公祠”等历史建筑，后来都逐渐变成了西泠印社如今的社址。
西泠印社如何从零星的几间房舍变成现在这样的山水园林？它是个怎样的印学团体？这些身世显赫的人物和西泠印社有着什么瓜葛呢？（隐黑）
由岳庙向东，走过钱塘名妓苏小小墓，跨过西泠桥，如果你看到这两棵千年樟树，那么，西泠印社就近在眼前了――这个月亮门就是它的入口，它的东边，是声名远播的著名食府“楼外楼”。
一百多年前，1904年，当这里还是“蒋公祠”时，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景也时有发生。
杭州的名门望族之后，达官贵人之子，社会名流经常聚集于此，而让他们往来不绝、频繁切磋的，既不是当年热热闹闹的满清新政，也不是刚刚刊印发行的《革命军》和《猛回头》，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金石篆刻。
丁仁，时年25岁，蒋公祠的管理者丁丙的侄孙；祖辈的八千卷楼令他饱览诗书，金石篆刻是他最大的爱好；
王福庵，时年26岁，杭州紫阳书院院长王同之子；精于文字学训诂学的研究，特别擅长书法和篆刻；
叶铭，时年37岁，当年已经因为刻碑而小有名气，善于史论的研究整理；
吴隐，时年37岁，与同龄的叶铭一样因刻碑而出名，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经营头脑；
在“蒋公祠”的聚会中，这四个人的身影最为常见；特别是丁仁，他作为蒋公祠管理者的后代，召集同好共处一室玩赏交流。岁月清华之余，挽救篆刻江河日下的局面渐渐成了丁仁他们自觉的责任。
1904年，西泠印社就在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普通的三五知己日常聚会中成立了。
然而，诸般社务，该从哪里下手呢？
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选择了一件现在看来绝对是远见卓识、意义重大的事情，那就是社址的选择和营建。
西泠印社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组织，包括其它全国各地的印社，它能够存在百年而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大本营所在，这是它百年旗帜的矗立的地方。所以人们讲西泠印社它是有根的。
西湖历来是人文荟萃之所，苏白遗韵，名妓风流；孤山枕倚西湖，景致幽绝；一百年多前，丁仁他们看中了这里的山水形胜，丁仁首先捐出自家数峰阁以西的土地；接下来，四位创始人又各自拿出积蓄，“仰贤亭”首先出现在历史的影像中。
仰贤亭，取“敬仰先贤”、“追踪往哲”之意。
亭内石桌上镌刻着由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合作完成的作品。
在中国印学史上历代大家面前，四位创始人传达着希望西泠印社摒弃门户之见、海纳百川，将篆刻艺术永久传承的理想和决心。
如今，他们的心愿已成事实。每年春天，西泠印社社员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先贤的活动，风雨无阻。
1905年，仰贤亭建成之时，北京的满清朝廷正在下令废止科举制度，而在日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也悄然诞生，不断变迁的时事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的动荡不安，复杂的时局下，怎样才能保证西泠印社的稳定发展呢？
1905年岁尾，就在仰贤亭旁边，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份有据可查的由私人写给官府请求批准立社的呈文发出了。
1905年11月，丁仁、吴隐、王福庵、叶铭等人联名上书官府，说明他们集资在蒋公祠旁购买荒地，建造房舍，结社为“西泠印社”，这些建筑都属于私人团体，希望官府能够准予他们结社并对这些建筑加以保护。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份报告，在晚清动荡的时局中，竟然得到了两级官府批文，一份来自杭州府，一份来自钱塘县。
杭州府认为：这些人“慕苏白余韵，仰先觉遗徽……为保存国粹、研求学问起见，事关公益，准予立案”。
中国历史上，文人结社第一次得到了官府的正式认可。
100多年前，就已想到要通过合法手段，使自己取得让政府认可的社会地位――谁能否认西泠印社创始人的历史远见和眼光呢？
1912年，最后一位满清皇帝退位，西泠印社的社员们换上了崭新的民国服饰，同时，他们赶紧坐下来更换写给政府的呈文，这一次的呈献对象是民国政府，他们希望新缔造的民国能够奉大总统令继续保护私人团体的建筑和财产。
这份报告又很快得到了杭县知事的批复：“社既由私家所造，事亦为艺苑所珍”，“准予出示仰即知照”。更不寻常的是，杭县知事还在杭州城内贴出告示：如有无知乡愚损害西泠印社，则准予印社随时将闹事者送究官府，严惩不贷。并“切切特示”以表重视。
杭州岳庙管理处的这个小院内收藏着一块石碑，石碑两面刻字。而内容竟然就是当年杭县知事答复西泠印社的批示，还有时任浙江省会警察厅厅长夏超亲自批示的保护西泠印社所有财产的布告。
清末民初，时事瞬息万变，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纷纷扰扰中，只有政府的保护显然不够，西泠印社有幸得到关心印学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扶持，从而不断扩大社址面积、渐入佳境。（隐黑）
小盘谷，现在是西泠印社的另一处园林；
而它先前的主人，则是一个叫李辅耀的人。
李辅耀是湖南人，曾任杭嘉湖道台，宦游杭州30余年。
他的父亲李黼堂尤其喜欢孤山的山水胜景，于是就在这里修建别墅居住。喜爱金石书画的父子俩也会在这里广聚宾客，品文论道。
李辅耀的儿子李庸、外孙唐醉石与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交情甚好，对于西泠印社最早的创社活动，他们多有参与；甚至在西泠印社上交官府的第一份报告中还记有唐醉石的名字。
清末，李辅耀卸任，回归故里。此时，西泠印社已经在李家的小盘谷东侧，如火如荼地开始了社务活动。
湖南距杭州路途遥远，怎么处理孤山上这片怡人的景致呢？
1911年，李庸来到西泠印社，他带来父亲李辅耀的意愿：将小盘谷无偿捐赠给西泠印社！
现在，小盘谷清幽雅致，岩石错落，是西泠印社摩崖石刻最集中的地方。
小盘谷纳入西泠印社版图后，民国开始了，西泠印社加快了社址建设的步伐。
1912年，在仰贤亭以北，他们建造了“宝印山房”；仰贤亭向西，有山川雨露图书室；仰贤亭向南，是石交亭。
孤山西南麓，一个新兴的江南园林正在西泠印社创始人的手中拔地而起。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正在他们埋头社址建设时，一场诉讼，也在向他们逼近，而他们的对手，竟是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被慈禧称为朝廷“不可缺少之人”的盛宣怀。
盛宣怀，江苏常州人。
洋务运动中，盛宣怀共创办11个堪称中国第一的经营性企业，他主理的煤矿、电报、铁路、纺织等事业成为清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被慈禧称作是朝廷“不可缺少之人”。
声势显赫的盛宣怀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置有多处别墅地产，西湖孤山有一部分土地也在其中。
1910年，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相当于后来的铁道部和邮电部部长，强势推进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
这终于导致了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保路运动”后，盛宣怀作为替罪羊被清廷革职，抄没家产。社会上到处都在传说着盛宣怀的“不是”，碍于局势，盛宣怀不得已出走日本。
辛亥革命一年后，1912年，盛宣怀悄然回到上海。回国前，他曾以赈灾名义，向袁世凯捐100万银元，并答应联系借款，条件是返还家产。
而此时，重返孤山的盛家人却发现，在他们的地面上，居然有人建起了房屋亭台，于是，盛家一纸诉状将这些房子的建造者告上公堂。
盛宣怀向家人详细了解了西泠印社创始人的情况，得知他们印人结社，意图却不是营私，而只是想拥有一个固定的社址，然后在其中潜心学问，传承文脉。这些社址建筑的资金来源，全部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财产，不但如此，他们还把每一笔经费的收支状况及其用途完备地记录下来。这种弘扬风雅的办社理念和认真行事的风格触动了盛宣怀，在盛宣怀的直接干预下，盛家撤销诉讼。随后，盛宣怀慨然将孤山部分地产捐赠给西泠印社。
这个经历了政治生涯起落浮沉的洋务活动家，又以中国文人的胸怀成就了西泠印社更广阔的文化天地。
从1904年开始，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擘画经营，西泠印社的房屋泉池终于初具规模。
1912年9月，四位创始人招揽同志，将33位同仁题名用隶书刻写于碑石之上；随后，《西泠印社成立启》和《社约》正式出台，明确规定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西泠印社声誉渐隆，而社员们捐资建社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1914年，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书画家们出让自己的作品，筹资修建题襟馆；
1915年，吴隐出资在小盘谷西侧修建遁庵和潜泉；
1919年到1920年，吴隐的侄孙吴善庆捐款修建鉴亭、还朴精庐和观乐楼；
1922年，丁仁和时任浙江省警察厅厅长夏超共同出资开凿小龙泓洞；
1924年，南浔富商张钧衡捐款修建凉堂和闲泉；
闲泉之上的锦带桥是中国桥梁史上最小最短的桥，桥长仅一米。
当年丁仁得到旧日白堤锦带桥上的一段栏杆，恰巧张钧衡刚刚出资，在文泉旁开凿了一个闲泉，何不将这个栏杆移作小桥横于两泉之间呢？于是，中国最短的桥就这样在中国文人的奇思妙想中诞生了。
曾几何时，这里还是荒山一片，而今，它却是西湖一处美不胜收的风景线；所有这些来自于个人资产的建筑雕塑，自落成之日起就是西泠印社用于文化事业的公共财物，现在它们更是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西湖，辉映了它的气度；岁月，刻写了它的风华；中国文人特有的审美情趣成全了它的美丽，整整一代人“永不私所有”的理想和信念锻造了它的风骨，所有的这一切，终于成就了我们今日所见的西泠印社。
沿文泉向西，观乐楼旁边，一个全石建筑十分抢眼，门楣上的字告诉我们这是汉三老石室；
它外表呈正方形，建筑样式为罕见的宝箧印经塔样式，窗户上了钢筋，铁栅栏门特别加了两道锁。
门内隐约可见一个石碑——这是一个怎样的石碑，西泠印社为什么要用如此严密的措施加以保护呢？
西冷印社（二）
12000，107——它们分别是西泠印社社藏文物总量和其中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
这两个数字与省级和国家级博物馆相比，似乎并不起眼，然而对于一个社团――而且它最初还只是个私人社团――来说，这却是足以令人惊叹的数字。
特别是西泠印社共收藏印谱500多部，其中的国家一级文物竟有38部，每百部中就有7部印谱为一级品！专家们称：从明到清，重要的著名的印谱，西泠印社几乎全部收入囊中，它延伸的时序之长，质量之高，系统之完整，学术性和代表性之强，在世界印谱资料收藏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它收藏的印章从战国以来的古玺到明清流派印，共有4000多方，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印章发展历史系列，其中的明清流派印更是在业界享有盛誉，有59方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令人震惊的是，绝大部分的重要文物竟然都来自于西泠印社社员的个人捐献！
作为一个最初的私人社团，西泠印社如何能将这些重要的收藏纳于麾下？这些国家一级文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在满眼青瓦白墙红窗棂的西泠印社社址中，有一个建筑与众不同。
这是一个全部以青石为原料建起的石屋；取名叫汉三老石室。
它的建筑形态是宝箧印经塔样式，在中国目前已知的地面建筑中，这样的建筑样式只在庐山等少数地方出现过，非常罕见。
打开铁栅栏门，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藏品――
原来西泠印社如此戒备森严保护的不过是方石碑――这是一方怎样的石碑，为什么要如此隆重的守护呢？
石碑记载了一个汉朝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及名讳，因此被称作汉三老碑。江南并非汉代文化的核心区，在这里发现东汉石碑，历史意义非比寻常；更何况这块石碑还具有更大的文化价值。
西泠印社副社长、书法篆刻家刘江介绍：在文字演变的过程当中，它是一枚最好的物证，它既有篆书的笔法，但是又是隶书，有些笔法、有些写体又是楷书的形式，所以它是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个过程。
如此重要的汉三老碑是什么时候落户西泠印社，又是怎样落户西泠印社的呢？
1852年，余姚严陵坞村一个村民在山中取土时无意中挖出汉三老碑。后来，石碑被金石学者周世熊收藏。
周世熊曾广邀同好者欣赏石碑，同时制作大量拓片发放。
从此，汉三老碑的声名鹊起，被人们冠以“浙东第一石”的美誉。
1919年，汉三老碑出现在上海古董市场，一个日本古董商人想出八千大洋购买。
华夏古物要外流，这个消息在当时非同小可，两个在上海的浙江人坐不住了。
沈宝昌，时任上海县知事，浙江绍兴人；姚煜，浙江海宁人，前清盐运使，上海海关监督官，当时正赋闲在上海逍遥地做着寓公。
听说“浙东第一石”要被日本人买走，二人星夜商议，想集资赎下汉三老碑。
以二人的影响和经济实力，集资赎回石碑似乎不成问题。
问题是，石碑赎回来时，在哪里落户呢？再归私人所有吗？时局动荡，人事更迭，要保证石碑稳定的未来，还需更为妥当地筹划处理。于是，已经成立十多年的西泠印社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1921年秋天，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丁仁派人来到上海，专程与沈宝昌和姚煜商议如何收购和安置汉三老碑。
这次见面后，丁仁决定，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募捐收回石碑，并在孤山社址上修建汉三老石室，专门保存此碑。
时任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倡议并捐献财物，时间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收到来自65个人、共11270大洋的捐款。
包括浙江督军卢永祥，湖州首富张钧衡，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前清遗老姚煜等等，这些捐款者的姓名、捐款数目被详细记录在这块石碑上；甚至包括捐款的支出用途——大到赎回石碑的资金，运费，原料费，小到油漆工、刻字工、玻璃工的费用，全部被一一记录在案。
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家罗振玉闻知此事，也捐出了自己珍藏日久的汉代“齐桓公吴王画像石刻”。
1922年，汉三老石室建成，吴昌硕为石碑回归撰文纪念；
1923年，冯煦为它题写匾额；
1933年，童大年为它书写对联；
1999年，朱家缙率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文物鉴定小组来到石室，经鉴定，汉三老碑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62年10月，杭州湖滨路31号，杭州书画社三楼，包括沙孟海、诸乐三等人在内的数位书法篆刻名家，同时也是西泠印社社员聚集在这里。他们面前，摆放着大量印谱和印章，他们此刻的目的，就是要清点、审定这些印谱和印章的数目和价值。
一个星期后，清点工作接近尾声。学者们在西泠印社的文物志上写下这样的记录――已故西泠印社社员张鲁庵捐赠个人收藏品：历代印谱433部，秦汉印300余方，明清流派印1220方。
有好事者估算，张鲁庵捐献的这些藏品，单论那些浩如烟海的印谱，总价值就超过现在的一亿多元人民币。有趣的是，这些价值连城文物的拥有者，竟差点儿终身成为药店的老板。
提起张同泰药店，在杭州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张同泰药店开创于1805年，距今已有200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先人的努力经营，1910年，当9岁的张鲁庵以张同泰第五代掌门人的身份入主药店时，药店正是生意兴隆的鼎盛时期――店铺进行了大规模翻建，重建了石库墙门，“张同泰”店名三个金字凸显门楣。
自家的生意红红火火，年幼的张鲁庵却并不十分在意，整个药店中最能吸引张鲁庵的，恐怕只有古色古香的雕梁画栋了，因为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些名目繁多的药材和药店的经营上。
张鲁庵对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亲自动手制作的鲁庵印泥甚至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业界传承。
这种绒线状的东西就是艾绒，它从艾草中提取，经过在水中浸泡和晾晒后具有极强的韧性，从而增强印泥的弹性。
同任何一种传统工艺一样，师傅们总不肯将自己的绝活儿轻易示人，我们无法拍摄印泥的整个制作过程，也无从知晓张鲁庵制作印泥的奥秘。
这种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敲打背后，是几代技师们的手艺累积，何时轻柔何时刚劲，关系着印泥的好坏。
经过精心加工的鲁庵印泥色泽静雅沉着，质感细腻。
即使再小的印文，钤在纸上，也是线条清晰，着色均匀，不油腻不干枯，恰到好处。
一部被海内外印人奉为经典的浩瀚巨制，他的编撰者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大家、因收藏毛公鼎而闻名天下的陈介祺。
《清史稿》称陈介祺“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1852年，陈介祺将他收藏的7000余枚古印分门别类，辑成印谱，是为《十钟山房印举》。
《十钟山房印举》所辑印章内容丰富，加上编撰者本人在金石界的权威地位，因此，当年一经拓制，即引起轰动，成为中国印谱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一部巨著。
西泠印社所藏《十钟山房印举》共有100册，全部为手工印制。为收购整套印谱，张鲁庵付出了1000银元的高价。
这方印章非常特别，它的五面均有篆刻，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五面印”；而它的作者更是中国篆刻史上响当当的一位大家，他就是皖派的创始人邓石如。现在邓石如传世的印章真品仅30件左右。
这枚印章线条圆润灵秀，却于工整优雅间传递着浪漫雄浑的气息，张鲁庵为邓石如的气势所倾倒，当他听说原江苏巡抚刘坤一的后人收藏这枚邓石如印章时，立刻前往商议。
经过反复协商，张鲁庵终于以近300银元的高价购得邓石如五面印。
民国时期的银元是什么概念呢？
1929年到1933年间，一个银元能买七八十斤的大米，那时，一个县长的月薪也仅有20银元。
433部印谱，1500余枚印章，我们现在无法再统计当年张鲁庵为收藏这些珍品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连他的子孙也难以说清楚。而现在，它的文化历史价值，又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1961年，60岁的张鲁庵写下遗嘱：死后遗体葬于西湖边，所有藏品捐给西泠印社。
现在的西泠印社库房内，专门辟有这样一个房间，里面存放的，都是张鲁庵的捐赠。
这是西泠印社自创社以来，所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捐赠。
文彭、何震，这两个人在印学界的威名，大概可以相当于书法界的王羲之、王献之吧。
文彭，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之子。正是这个文彭，带动了文人刻石的风尚，引领着篆刻登上了艺术殿堂，因此，他的篆刻被后代印人引为金科玉律，受到顶礼膜拜。
何震，与文彭同时，一生以刻印为生。曾受过文彭的指点，与文彭情同师友。何震与文彭一起，开创了篆刻史上的流派，史称“文何”派。
“琴罢倚松玩鹤”，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境有如梦幻，不过，400多年前，这却是中国文人的生活实景。
明嘉靖年间，文彭的好友唐顺之辞官在家，过着闲散却十分自律的生活。
他严格要求自己冬天不生火炉，夏天不搧扇子，出门不坐轿子，一年只做一件衣裳，一个月也只吃一回肉，这样的日子实在有苦行僧的味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苦行僧，却经常邀请文彭来家中小聚，而文彭也乐此不疲，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位风流才子呢？
原来，唐顺之在庭院中种有一棵古松，还养了两只白鹤，风和日丽之时，他和文彭就坐在古松下，抚琴玩鹤，啸傲其间，真是良辰美景，赏心悦事。
文彭实在难忘这样的风雅，也感念老友的美意，于是就在自己的橱柜中，挑拣一块沉雅旧石，刻下“琴罢倚松玩鹤”六字赠送给唐顺之。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唐人韦应物诗，28个字写活一幅幽绝恬静的山水春色；
用印章，能够表现出这种既忧伤又怡然恬淡的情怀吗？
四个字，“听鹂深处”。
黄鹂在枝头俏丽地跳跃着，鸣唱着，可是，层层叠叠的翠林深处会是什么呢？让我们越过欢快的黄鹂声，静静地听吧。
万历初年，何震应好友王稚登的请求，刻下这方印章，送给王稚登的红颜知己马湘兰。
王稚登是继文征明后，主掌吴门文坛三十年的文学领袖。
而马湘兰，琴棋诗画样样皆通，尤其善画兰花，为人仗义豁达，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佳人，然而，她的身份，却是秦淮歌妓。
王稚登与马湘兰一见如故，两人经常在秦淮河边煮酒欢谈，赏兰赋诗。身为一个秦淮歌妓，表面的风光繁华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苦痛？她的深切爱恋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王稚登也只能用“听鹂深处”来表达自己深深的同情和眷恋．最后，王稚登也不得不斩断情丝，离开秦淮河回到自己的家乡苏州。
一枚小小的印章，串联起一个篆刻大家，一个文坛盟主，一个秦淮名妓，还有一段风流旧事，可以想见这枚印章的价值。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听上去铿锵澎湃的汉语词组，落在纸上却是笔画多的多，少的少．如何将这几个疏密反差很大的汉字组合在一个不足20厘米见方的小平面上呢？
皖派创始人邓石如的印章，其笔触飘逸流转，摇曳生姿，令人直起＂登临观瀑布，日照紫烟起＂之浮想；这些意义重大的印章，之所以能够聚集在西泠印社，也全是因为一个人的捐献，他就是西泠印社另一位已故社员葛昌楹。
这些白墙灰瓦的旧式房屋曾经就是葛昌楹生活的地方。一百多年前，它和比邻的莫氏庄园一样气派雍容，闻名当地。
平湖葛家创办了平湖第一所新式学堂――稚川学校；也以传朴堂藏书而闻名江南。
传朴堂藏书曾一度多达40万卷。受家风熏陶，葛昌楹从小喜好弄印，长大后沉耽于此，几成癖好，他的鉴赏能力也是名重一时。
在传朴堂收藏的2000多方印章中，葛昌楹尤其私爱文彭和何震的这两枚印章，还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玩鹤听鹂之楼”。
如果没有什么变故，传朴堂的收藏也许就这样代代相传，不断充盈下去。
然而，1937年，一场劫难从天而降！
这一年，平湖明珂里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显赫一时的葛家连同传朴堂藏书楼和稚川学校均化为焦土！40万卷藏书灰飞烟灭，只有数百枚印章被葛昌楹从瓦砾堆中抢救出来。
1962年，71岁的葛昌楹听说西泠印社60周年大会在几度战乱征伐后再度召开，老人心内欢喜，遂将包括“琴罢倚松玩鹤”、“听鹂深处”在内的43枚印章捐赠给西泠印社。经鉴定，这些印章全部为国家级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6 枚。
西泠印社名为“印社”，然而，它所收藏的，却不仅仅只是印章印谱等印学相关的文物；
同样，在它长达百年的历史中共有六任社长，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以印学闻名――一个印社，为什么有时会选择非印人担任社长？一个最初的私人社团，又靠什么激发了那么多社会名流加盟西泠印社的热情呢？
西冷印社（三）
西泠印社最早的史料之一上面，明确记载了西泠印社的创立初衷：同道中人，聚集一起，本着继承前人遗产，研求金石印学的志向，创立了西泠印社。
史料中提到两个时间：甲辰年，1904年，那是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呼朋唤友在蒋公祠初创印社的时候；癸丑年，史料写成的时间，也就是1913年，这一年，社长一词第一次出现了；昌老就是指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
令人费解的是，西泠印社早在1904年就已经创社成立了，为什么第一任社长却是迟至十年后才产生呢？
西泠印社创社于1904年，创始人共有四位：丁仁，王福庵，叶铭和吴隐。
这四个人为印社的开创和发展可以算是殚精竭虑。
丁仁出生于杭州世家，祖父是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八千卷楼楼主。丁仁本人恪守家族传统，做事稳重受人信赖，因此，1921年，被公举为汉三老碑迎送工作的具体实施人。
在印社早期的雅集活动中，公开展示的被称作“开千百年印学之奇秘”的西泠八家印章，都出自丁仁的收藏；印社最早的建设用地是丁仁捐赠的丁家土地；印社早期的诸多事务丁仁也是直接管理者。丁仁曾先后几次将西泠八家的印章拓制成册，成为至今为止中国印学史上最为丰富的西泠八家作品资料。
《西泠印社志稿》评价丁仁“斥资建楼，永为社产，不私所有”“虽一石一木，必期尽善而后已”“偶画蔬果，亦艳雅动人”，尤其擅长刻印。
撰写仰贤亭内石桌上文字的王福庵也出身大家，先祖是鼎鼎大名的王羲之，父亲是杭州紫阳书院院长。他本人的篆刻典雅工整，被史家评论为近代“工稳印风的代表大家”。他的铁线篆书法更是“声震京华”，无人能出其右。
1920年，王福庵任职于北京政府印铸局；1929年，又应聘到南京国民政府印铸局，任技正——相当于现在的高级技师，中华民国政府印即出自王福庵的刻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推荐自己的学生顿立夫参加人民政府的印信制作。
《西泠印社志稿》评价其“精刻印，得浙派神髓”，“为人孤冷，不问世事”。
样貌安详的叶铭常被人称作“古道热肠”。他每天凌晨即起，必先刻完前天放于桌上的印石然后才吃早饭。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因此，即使到了82岁高龄，叶铭仍旧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
1910年前后，叶铭相继完成《再续印人传》和《广印人传》，成为我国记叙印人事迹的集大成之作。
而现在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晰地寻访西泠印社发展脉络，全赖这位老人的苦心记录。这一部部重要的史料背后，是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史作风，也是一个普通印人对西泠印社的无私期许。
《西泠印社志稿》这样评价叶铭：为印社“擘画经营”，又“手纂社志”并付梓出版，“不独造福印林”，而且是“为湖山增胜”。
吴隐和叶铭一样，刻碑工匠出身，却极具经营头脑和社会活动能力。西泠印社创社后，他很快便在上海创办西泠印社书肆，整理出版印谱印论，并自制潜泉印泥出售。
吴隐最令人称道的还是他及其全家的捐资建社行为。从1904年到1914年间，吴隐共捐款490银元，他的妻子孙锦捐款40银元，侄孙吴善庆也为印社捐资建造鉴亭和观乐楼。
当年以吴隐的字号命名的“潜泉”和“遁庵”落成后，吴隐特别规定，吴家子孙只能在此祭拜先祖，至于建筑及其物品等则要交给西泠印社管理和使用。《西泠印社志稿》评价吴隐“斥私财营之，举捨于社而不自私，可风也”。
这四位创始人可谓各有专长，但是，他们谁都没有当社长。
有人建议――要不就由四个人轮流来当社长吧。正当社员们对这个提法纷纷附议时，四个人却正在孤山上，紧张地筹划着社址建设，没有理会这一建议，社长的议论也就慢慢平息了。
1947年，一个叫章劲宇的社员在一次雅集集会上，曾经半开玩笑地与王福庵说起这事，章劲宇很不解，说：“我就不明白，你们几位先生辛辛苦苦创办了西泠印社却不肯当社长，一定要请别人吗？”王福庵笑着答：“我们创办印社，并不是想当社长啊。”
吴昌硕，加在他身上的名衔不可谓不多，“清代最后一位绘画大师”“现代第一位巨匠”“20世纪传统中国画四大家之首”，“金石书画大师”，于右任称其“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
1912年，吴昌硕68岁，正当艺术创作巅峰之时，声誉甚隆。这一年，他从定居的上海来到杭州，与西泠印社的朋友们相聚欢谈。
吴隐提议，何不请昌老任西泠印社社长？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众人的响应！
吴昌硕留给历史的影像总是这样不温不火；
他的绘画却色彩浓艳，墨气淋漓；
书法势如破竹，劲如强驽；
篆刻更是于秀丽中见苍劲，流畅中见浑厚；
这样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的风采居然由这样一位面白无须的老人挥洒出来，不能不令人惊诧。
有人说，吴昌硕的形象其实很符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竹布长衫，谦谦儒者。
清末，吴昌硕曾任江苏省安东县县令，然而，仅有月余，便挂印而去，专心从艺。一个月的县令生涯留给吴昌硕唯一的纪念便是这些印章了。
师友相交的任伯年了解吴昌硕的为人，特为其作《酸寒尉像》，画中人虽着官服，却面孔冷漠，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现在看来仍旧耐人寻味。
这样一位温文尔雅又成就斐然的大家做西泠印社的社长，正好符合西泠印社的创社理想。
1913年，西泠印社第一次社员雅集大会上，69岁的吴昌硕正式作为第一任社长出现在人群中，他挥笔写下一幅对联：“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
这年夏天，吴昌硕写下《西泠印社记》，文中写到：西泠印社虽以杭州地名为名，却不囿于地域之限，天下名家兼收并蓄，这种风骨应该传扬。而我之所以接下社长一职，不是敢凌驾于社友诸人之上，而是希望能够常常与诸位君子商略于山水之间，在彼此的研讨切磋中增长学识，修养品性，而不仅仅只作为一个印人终此一生，这才是我个人作为社长最大的幸运之处啊！
吴昌硕成为社长后，西泠印社更有了印坛盟主的气象。
这是一个又一个曾在历史的星空中大放异彩的人物，他们身份各异，活动领域也不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头衔：那就是西泠印社社员。
1927年，以梅花为性命，以诗为精神的一代大师吴昌硕去世，他曾经小住在西泠印社的别墅“观乐楼”于是被辟为纪念馆；
然而，西泠印社的社长却空缺了——谁来接替大师的位置呢？
1933年，西泠印社正在杏花春雨的杭州举办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雅集大会，然而，像第一次雅集活动那样轻松而热烈的气氛却不见了；
这一年的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3个月后，他们进占承德，北平危机四伏；沉重与不安的情绪笼罩在社员心头；作为西泠印社的社员，马衡没有参加这次的雅集活动。
马衡，出生于宁波世家，家中兄弟五人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被称为“五马行空”。而他本人最著名的头衔，则是故宫博物院院长。
1933年，当西泠印社的社员们齐集孤山时，马衡正在筹划一件“功侔鲁壁”的大事——北京故宫一万余箱的国宝正在做着向南迁移的准备；七七事变后，南京吃紧，马衡又带着这批珍贵文物开始了西运进入西南大后方的旅程；北平解放前夕，马衡决议留在北京，这些文物也要留在北京的故宫，于是他通过拖延时间等手段成功阻止了故宫文物的再度流失。
早年，当马衡还在上海过着富足的生活时，就被章太炎和于右任等人推许为“中国金石大家”。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考据学的传统，精通汉碑魏碑及文字学。1922年，马衡任职于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奠定了北大考古学的基础，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
1946年，当抗日战争的阴霾渐渐从中国的上空消散时，马衡这位国学大师也开始以领军人的身份进入西泠印社美丽的湖山中。
在王福庵的提议下，西泠印社的全体同人一致同意，由远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出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
接替马衡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的，是一个叫张宗祥的人。
在西泠印社丰富的社藏文物中寻找，竟然找不到一枚张宗祥的自治印章――原来，张宗祥并不以治印见长――一个堂堂的印社，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非印人做一社之长呢？
在中国丰富的近代人文史中，张宗祥经常与别人相提并论；他与徐志摩并称，因为两人都是从海宁硖石镇走出来的名人；
他与现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并称，因为两人都在海宁县享有“神童”之誉，被称作“海宁文武两才子”。
两个神童少年时曾经约定，不论哪一种书，每天都要饱读几卷，然后互相问答，如回答不上，则要被罚，停止阅读其它书籍。
他又与马一浮并称，因为两人同为浙江人，而且又都是被公认的饱学之士。
李叔同曾这样评价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至于神童张宗祥，32岁时已点读完二十四史，而他的抄书功夫更令人叫绝，他一天最多可抄两万四千多字，且都是蝇头小字，因此被鲁迅戏称为“打字机”。
这个满腹学识的“打字机”后来毕生从事古书抄校工作，共抄校古书多达六千余卷，这些古书不是稀世善本，就是绝版的孤本，经过整理、校勘后，还可以再版——
这方“手抄六千卷楼”印章为著名书法篆刻家沙孟海所刻，就是为纪念张宗祥整理古籍之功。
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就是其中一套最著名的古书。1925年，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在丁丙丁申兄弟搜集与增补的基础上主持补抄、重抄并重校，基本补齐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总册数已有36278册。
抗战时，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由浙江迁往四川，而后再回迁，这项重任的承担人是张宗祥。重庆大轰炸中，张宗祥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赶到青木关去检视所藏《四库全书》是否完整；而此时，他自己的家却不幸被炸，《四库全书》被完好地保存下来，至今仍存放在浙江省图书馆。
1963年，张宗祥任西泠印社社长。
新旧政权更迭之时，许多文化社团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西泠印社却凭借多年累积的声誉逐渐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印学社团。“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外，“兼及书画”也成为西泠印社的宗旨之一。
在新的宗旨下，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先后出任西泠印社的第四任、第五任、第六任社长。
沙孟海是马衡的同乡，擅写大字，被称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杭州灵隐寺匾额“大雄宝殿”四字即为沙孟海所书，字体雄健酣畅，气势潇洒。
沙孟海还是一位造诣至深的印学家，著述宏富，代表作有《印学史》、《沙孟海论书丛稿》、《中国书法史图录》等，为宏扬我国书法篆刻等传统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赵朴初，曾被周恩来誉为“国家的宝贝”，1993年，小西泠印社三岁的赵朴初担任西泠印社社长，他也是第一位非浙江籍的社长；启功，接替赵朴初成为第六任社长，启功也是非浙江籍的社长。这两位大家的名字，在今日的观众眼中，自然熠熠生辉；他们的成就地位也无须我们在这里赘述了。
西泠印社1904年成立，到现在足足经历了105年；这105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无数次的战火和变革中，西泠印社是否会受到影响？他们是怎样坚持，才让一个印学团体穿越了105年的风云变幻呢？
西冷印社（四）
蒋公祠，清政府为纪念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收复杭州有功的将领而修建的祠堂，祠堂的管理者是杭州八千卷楼楼主丁家兄弟，也就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仁的祖辈。
说不清是何时蒋公祠被毁，消失在绿荫深处。然而，一百多年前，蒋公祠对西泠印社来说，却是最重要的一个场所――1904年，丁仁等四位创始人在这里成立了西泠印社，从此，蒋公祠就被西泠印社作为筹划设计的总办公室和大本营，承担着社址建设的重任。
1912年，正在西泠印社积极起步发展的时候，一场变故却突如其来――
民国政府颁布新令，要收回原属于清政府的土地公产，蒋公祠也在其中。
这一年，西泠印社正准备开始营建山川雨露图书室和宝印山房，如果此时就失掉了大本营，印社如何能继续经营发展下去呢？
1912年7月，杭州正是盛夏时节
浓荫遮蔽的蒋公祠里，印社的创始人及其同人们正在商讨这个问题。
忧心忡忡的气氛充满着整个房间。
大家商量着要怎样呈文给有关部门才能说明原委。
这时，一个消息从南京传来，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消息，让西泠印社避免了新旧政权交替时期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底奇峰，回族，西泠印社社员，同时也是同盟会成员，1912年3月9日在南京去世。
底奇峰在上海《申报》馆旁经营一家“新世界”刻字铺，实际上就是同盟会的革命同志在上海的集会场所。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的同盟会成员为张贴革命文告必须要盖上大印，这枚大印也出自底奇峰之手。
辛亥革命开始后，上海革命志士在陈其美的领导下进攻上海制造局，底奇峰追随左右，慷慨杀敌，众人评价其“有烈士之风”。
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底奇峰先后任孙中山秘书，南京总统府印铸局局长。底奇峰去世后，孙中山特赠1000银元，同时派卫队护送其灵柩返回上海。时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也有500元相赠，并为其举办烈士追悼会。
如果在蒋公祠中祭祀这样一位新生政权的功臣，不正是情在理中，恰到好处吗？这个提议一出，立即得到社员们的一致赞同。
西泠印社社员汪切肤马上撰写底奇峰小传，然后恭恭敬敬书写在底奇峰铅笔画像之首。
紧接着，社员们着手起草第三份送交政府的呈文。
7月25日，杭县知事汪曼峰回复了――西泠印社“于研求美术之中”又蕴含着“敬礼先贤之意”，令人感佩！那么，就准许你们在蒋公祠中祭祀底奇峰局长，至于经营蒋公祠的费用，也由你们自己一并承担吧。
大本营就这样被保住了。随后，石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斯文墺等先后竣工，西泠印社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不可移动的固定房舍，基础更加稳固。
1913年春，规模相对完备的西泠印社终于召开了第一次社员雅集大会，社员们也有了自己的首任社长吴昌硕，西泠印社涤荡在一片勃勃的生机中――
接下来的二十年是西泠印社发展的第一个黄金二十年。
即使不是金石篆刻中人，也愿意来到西泠印社，在这里小坐，欣赏这里的湖光山色，与印人一起品评金石佳作，海阔天空闲聊，然后将这一段烟雨诗话写进自己的文章日记中，西泠印社的声望也随之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然而，令人难以意料的是，所有这一切，临湖听雨，把酒倾谈，都将因为一场席卷全中国的血雨腥风而戛然而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
12月24日，杭州沦陷。
除了已经去世的创始人吴隐和社长吴昌硕，西泠印社日常事务的主持者丁仁、叶铭、王福庵等相继离开杭州，避难上海；一时间印社同人星散，社务活动无法开展，孤山社址恐怕也在劫难逃……
这时，一个叫叶秋生的人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在群星璀璨的西泠印社中，叶秋生恐怕就像孤山上这些不知名的小花儿一样，自己开了，又谢了，没人在意，甚至连照片也没有留下。
这里一直是西泠印社用来招待上山的游人休息饮茶的地方，原来的茶桌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同，它用一种被称作“金砖”的方砖做桌面。
现在，曾经的金砖桌面被西泠印社当作文物保存在汉三老石室中。
“金砖”过去专供皇家和寺庙使用，用于地面的铺设。1915年冬天，江苏常州天宁寺住持冶开法师仰慕西泠印社雅名，将寺中的6块金砖赠与西泠印社。印社就把这些齐整的金砖当作桌面，下面再安上石墩，6个别致的茶桌就制成了。
当年的这里可是贵客云集，王国维，康有为，林语堂，鲁迅夫妇，郁达夫夫妇，还有年轻的学生曹聚仁等等……在小小茶座迎来送往这些贵客们的，就是叶秋生一家。
抗战期间，叶秋生受印社创始人委托，留在孤山看管印社的社址建筑。
国家遭难，百业萧条，四照阁前的茶座当然也不比从前；三位创始人就想方设法筹集生活费，然后每月托人带到杭州交给叶家。
遗憾的是，我们经过多方寻访，始终没有找到叶秋生后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抗战八年中，他们是否曾经遭遇磨难；在他们平凡而孤寂的守候中，他们需要怎样的坚持？
总之，关于平凡，历史只记下了结局：1946年，当抗日战争结束，西泠印社的三位创始人陆续回到杭州时，他们在孤山上看到的，是基本完好的印社社址！
1937年，社员葛昌楹家遭受日军战火，拥有40多万卷图书和2000多枚印章的藏书楼传朴堂化为一片废墟，只剩了葛昌楹在硝烟中抢救出的数百枚印章。
这一年秋天，日军侵华的战火延及杭州，沪杭铁路中断，已定居上海的丁仁听闻此消息，
赶紧让二儿子丁振平星夜乘船由绍兴绕道赶赴杭州，从八千卷楼家中取出包括西泠八家作品在内的名家印章完好带回上海。
1937年底，杭州沦陷，丁家最后一批人撤离杭州老家。临行前，他们只带走了简单衣物——或许过不了两三个月就会赶回来的吧！然而，丁家人没有意料到，这一走，竟是自己与杭州八千卷楼老家的永诀！
1938年初，从杭州避难上海的朋友带给丁仁一个消息——杭州八千卷楼住进了日本军队。
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朋友捎信给丁仁——八千卷楼被全部烧毁了！
原来，杭州冬季寒冷，日军为了取暖，不断将丁家没有带走的家具拆掉当作柴火，没想到不小心酿成大火，木结构的丁家住宅如何禁得住火烧，最后，包括藏书楼“八千卷楼”在内，所有丁家住宅全部烧毁，位于杭州头发巷5号的丁家大院从此消失了！
悲愤之余，丁仁将儿子丁振平最后一次从家中取出的西泠八家印章拓印成册，就是这部《西泠八家印存》。
在这部由旅居日本的丁仁孙女丁如霞保存的手稿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作者的严谨和细心。
书的最后丁仁写道：“八家工五百余方，世守战争中”。
1939年，同住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丁仁、高络园、葛昌楹、俞萃人等相聚一起感伤国事家事。在这场战争中，四个人家中的藏书楼全都遭受了劫难，现在，每人手中的印章都是经过这场劫难遗留下来的，何不把这些印章全部拓制成谱，如果印章再次遭难也可以让印文一直流传下去。
四人商议好，马上投入工作。
耗时十四个月以后，21部印谱终于完成了。这部印谱上起文征明、文彭父子，下至民国时期叶玉森和高迥，共收录273位名家印作1900余方。七七事变和杭州沦陷的这一年，1937年，是农历的丁丑年；所拓印谱特意取名为《丁丑劫余印存》。
以谱记史，把一场战争对人类文化的劫掠，寓于所示藏品，传于后人，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例；杭州虽然沦陷了，兵戈虽然还未停歇，但是，社员们在上海仍旧时时聚首，研讨金石，不减当年西泠孤山上的情致，这样的学人，这样的文化，还有什么样的劫难可以将其毁灭呢？
同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王福庵为此特别刻下这枚印章——“历劫不磨”，四个字构图简洁，清雅的线条却藏不住刚劲的刀法，直有一种坚定的力量透过印章扑面而来：印社无法再广聚同人，但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精神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
1944年，葛昌楹和胡淦再度合作出版《明清名人刻印汇存》，丁仁在序言中慨然写到“战争戈未止，文物我周旋”。
1947年重阳佳节，因战事而错过的西泠印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雅集大会在孤山举行，曾经饱经战争忧患的同人们终于又相聚一堂。
1948年，81岁的印社创始人叶铭去世。
1949年，另一位创始人丁仁也已经71岁了，他抱病参加了西泠印社的雅集活动，活动结束后，还没来得及回到家中，丁仁就被送往医院。
他的老朋友王福庵前去探望，丁仁拉着王福庵的手说：“龙华已有炮声了，吴隐、叶舟两位先生都先我而去，看来以后印社的重担要由你一人承担了；解放以后，你可将印社交给共产党。”
这一年的7月12日，丁仁去世了。
1951年，王福庵同吴隐之子吴振平多次商量后，请人将自己的信转交给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申请将西泠印社所属房产、土地、社藏文物及露天文物全部捐给人民政府，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改变西泠印社的名称。
从1904年到新中国成立，西泠印社已经走过了将近50年的风雨岁月，那么多纷乱，那么多战事，没能阻挡这些人坚守印学的脚步。此刻，和平终于来临，文化理应继续传承。尽管三位创始人已经离去，尽管王福庵也已是古稀之年，恢复西泠印社的责任却一直都在这一代人的心中。
1951年9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接收。
西泠印社的社团性质至此完成了由私而公的根本转变。
接下来，王福庵潜心着手另一件大事――督导社志的编纂工作。
1957年，77岁高龄的王福庵终于看到了《西泠印社志稿》出版发行。
三年后，1960年3月2日，王福庵在上海病逝。
1963年，西泠印社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杭州华侨饭店举行，本次大会第一次以选举的形式产生了首届理事会，产生了以张宗祥为社长，潘天寿、傅抱石等为副社长的印社领导集体。
新生的西泠印社眼看就要开始它新的征程了，然而，文革却又如骤雨般突然而至。
1966年，西泠印社被迫停止活动。
“黑窝”、“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接踵而至，许多社员被隔离审查，抄家、揪斗，甚至被迫害致死。
孤山社址上的摩崖石刻、楹联、石像首当其冲成为被“破四旧”的对象，眼看着一场劫难就要降临；这时，西泠印社的员工们成为印社文物的保护者。
他们自发地取下孤山社址上的楹联，藏入房间并锁好；又在“汉三老石室”的四周贴满当年流行的标语大字报；然后，用和好的泥灰将无法移动的摩崖石刻全部覆盖住；
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印社职工们甚至在杭州书画社燃起大火，烧毁了部分无用的字画和假古董。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为了迎接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全国各地的文化景点都在逐步恢复。
这一年冬天，西泠印社也接到通知，要求整修被损毁的印社建筑。
1973年，由香川峰云、青山杉雨等率领的日本书道代表团来到了西泠印社。
为接待日本客人，西泠印社在题襟馆举办了一场交流笔会。
这次外事活动，使当时的政府官员意识到西泠印社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
于是，1976年，覆盖在各个石刻外面的保护层首先被剥去了，石刻们重新开始了自由呼吸；
1977年，再次整修孤山社址；
1978年，整修后的西泠印社全面对外开放。
1979年，停滞了16年的西泠印社周年社庆活动在杭州隆重举行。
从此，西泠印社走过了平静的20年，同时，也是极大发展的20年。
这20中，西泠印社成立了西泠印社出版社和西泠书画院；创办了两份在专业领域广受赞誉的报刊杂志《西泠艺丛》和《西泠艺报》。
2003年，中共杭州市委做出了调整西泠印社管理体制的重大决策，要将西泠印社作为杭州市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
综合改制后的第四年――2006年5月，西泠印社金石篆刻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11月，西泠印社被国家商务部重新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在此之前，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已被评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国印学博物馆是国家级专业博物馆、西泠印社社团也已被认定为国家级社团――至此，西泠印社已拥有五项国家级荣誉。
截止到2009年，西泠印社拥有分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法国等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社员60名；百年西泠印社在他们眼中，有着怎样的魅力？西泠印社在海外，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地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西冷印社（五）
1913年春天，孤山上一片新绿；红桃绿柳掩映处，是刚刚建成的石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仰贤亭和宝印山房；
一阵又一阵丝竹和说笑声从山上传来；
这里正在举行西泠印社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社员大会；与会者有的长衫马褂，折扇轻摇，有的竟是西服革履，拄着文明棍儿――在西泠印社的旗帜下，聚集在这里的金石书画界人物形形色色，竟有近百人之多。
由1913年向前推进1560年，那一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永和9年。
这一年的三月初三，是传统的祭祀之日，41位文人贤士聚集在会稽郡山阴县一个叫兰亭的地方，他们曲水流觞，临风赋诗，谱写了一曲被后人称作“兰亭雅集”的千古绝唱。
自此，中国文人的结社传统开始形成，兰亭雅集的发生地江南，尤重此风。
1913年，尽管西餐、西装成为中国社会的时尚，西式烟酒充斥着中国市场，西学在中国新式学堂中也在广为传播，然而，西泠印社却从传统的江南士大夫文化中走来，社团的活动方式也自觉地延续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情趣。
在1913年的西泠印社雅集上，社员们互相赏玩着各自收藏的金石佳作；
他们携带篆刻工具，当场切磋技艺；
他们还准备了清酒管弦，大家兴之所至，或痛饮美酒，高声吟诗；或把盏倾谈，笔墨相酬；
谈到兴处，民国首任杭县知事汪曼峰大声吟道“爱我无如酒，输人不但棋”。这是刚刚去世的西泠印社老社员金鉴曾经刻过的一枚印章。
金鉴精于篆刻，同时又擅长弹琴，还特别嗜酒，喜好下棋，后两者成为他的最爱，从未输于别人。当年他刻下这句话自诩，一时被人传为美谈。
这个石棋盘就是金鉴留给印社的物品。
兴尽之后，当年所有参加雅集的人们，围绕着西泠印社小莲池，彬彬秩秩，留下了第一次社员活动的合影。
从这一天开始，每年的春秋两季，西泠印社都会举办雅集活动。雅集是开放的，无论是谁，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参加。
西泠印社的雅集通常会持续几天。而每年的春季雅集西泠印社都会以各种方式祭祀先贤，这一活动从2004年起开始恢复，现在已经成为杭州市一道文化风景线。
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前身是著名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年轻的曹聚仁在此读书。一师有刻印的风气，曹聚仁的许多师友都和西泠印社有关系，他的同班同学叶天底就是其中之一。
叶天底曾经为曹聚仁刻过印章。有一次，曹聚仁看见叶天底有一盒西泠印社制作的印泥，就借过来使用，谁知不小心将印泥盒掉到地上摔碎了，叶天底就将里面的印泥送给了曹聚仁。
后来，叶天底参加了革命。
1927年，曹聚仁正在文澜阁工作，他看到报纸上登载了叶天底的消息――浙东暴动总司令叶天底已于今晨四时在陆军监狱被执行枪决――叶天底牺牲了！曹聚仁悲痛万分。
第二天，曹聚仁来到西泠印社。他找到一个僻静角落，将叶天底送给他的印章，还有那盒曾被他摔过的印泥埋在这里。
几十年以后，曹聚仁重访西泠印社，他在文章中写到“看见那青苔葱茏，印塚依然，天底所舍身的革命大业已完成，天底也可瞑目了”。
一个从容穿梭于社会各界都能潇洒应对的风云记者，选择印社这片土地，只为纪念一个勇于献身的革命志士，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精神气质的暗合吧。
叶天底的声名难抵弘一法师，所以现在人们在西泠印社只能寻访到保藏大师在俗时所用印章的印藏之所，而曹聚仁曾亲手埋下的印塚却消失了踪影，变成这苍郁湖山的一部分。
濛濛春雨中，西泠印社的雅集仍在继续。
这是雅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创作交流。
众多的金石书画家聚在一起，挥毫泼墨，展示技艺，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获得灵感的启发，这样的场景，即使远在异域他乡，也可以找到被它影响过的痕迹。
这是韩国篆刻学会于2008年9月1日举行的秋季雅集。
日本篆刻家协会的首次笔会也于2007年六月举行。
协会理事长山下方亭希望以这次笔会为缘起，能在日本篆刻界形成一股定期雅集的风气。
日本篆刻界有两位重要历史人物，他们中的一个人使中国正宗的篆刻艺术在日本广为传播，从而成为日本一代印学开山；另一个人将诗书画印溶于一身的名士风气带给日本；而所有这一切的源头，竟都是西泠印社。这两个日本人的名字，河井仙郎，长尾甲。
2007年初夏，西泠印社副社长魏皓奔率团专程前去拜访河井仙郎的学生小林斗庵。
小林斗庵书房中挂着吴昌硕和沙孟海的墨迹。
时年91岁的小林斗庵生前是全日本篆刻联盟会长，也是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而他的老师河井仙郎也是西泠印社最早的海外社员。
这篇《西泠印社记》完成于1906年，作者就是河井仙郎。
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在日本享有“唐代以后第一人”的盛名，成为众多喜爱金石书画人士的仰慕对象，河井仙郎就是其中之一。
1897年，远在日本的河井仙郎写信给吴昌硕，希望能成为他的弟子以增进自己的印学之道。吴昌硕同意了。从此两人成为远隔重洋的师生。
1900年，已经入住上海近一年的河井仙郎正式投入吴昌硕门下，学习篆刻。
5年之后，河井仙郎在日本接待从杭州回国的朋友。言谈之中，朋友们不断提起西湖孤山上新近成立西泠印社一事，说金石同人觥筹唱和，研习印学，颇有盛况。河井仙郎听得入迷，开始神往西泠印社。
第二年春天，河井仙郎慕名来到孤山，与西泠印社诸君相聚数日，品论印学，鉴赏佳作，在河井仙郎眼中，这是自清人《飞鸿堂印谱》出版之后，从未有过的蔚然大观。意犹未尽之中，河井仙郎加入西泠印社，并写下了这篇小记――
像我一样身处海外也能有幸得见从未见过的东西，这不但是我个人的幸运，也是“后世刻印者”之幸啊。
1945年3月10日，东京大轰炸中，河井仙郎不幸罹难。他的寓所和他收藏的中国历代书画作品一道被毁，消失在时间的进程中。
河井仙郎的尸骨被他的学生们收起，安葬到东京港区“天德寺”内。
2007年8月，河井的学生、全日本篆刻联盟会长、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小林斗庵也去世了，他捐献给西泠印社的、吴昌硕所刻“西泠印社中人”印章，作为珍贵文物被西泠印社收藏，现在，它还是西泠印社社员证书上的重要凭据，见证着每一个西泠印社社员的风雅业绩。
梅舒适，与小林斗庵同为日本篆刻界的泰斗，生前是日本篆刻家协会理事长，和小林斗庵一样，梅舒适也是西泠印社的名誉副社长。
1961年，西泠印社还没有恢复正常的社务活动，慕名已久的梅舒适就登临孤山，游览西泠印社社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