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之外的社会：事件的社会学意味

结构之外的社会：事件的社会学意味

【摘要】社会学所把握的社会，经历了最初形态学意义上的有机体隐喻和类比，并在随后的发展中具体化为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确立了以结构研究来把握社会的基本方式。形成了一种结构化的社会观，以结构化的形式来把握我们所生活的整体世界。随着一种事件研究的兴起，本文从社会学结构研究的历史出发，探讨传统和主流社会学之外的以事件来把握社会的社会学方法及其社会学意味。

【关键词】事件；事件研究；结构化社会；社会学；社会观

所有的社会学研究，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在使用抽象的术语或者直观的经验描述我们所处的社会时，都包含一种社会观的基本表达。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的想象，社会观表现为研究者对社会的整体性把握和理解。古尔德纳以“背景假设”（background assumption）这一方法论工具来概括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即社会理论背后对人和社会所做的基本假设，这种假设蕴含在理论之中，但是却可能并不被提及（Gouldner,1970: 29-36）。比如对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假设、对社会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假设、对社会问题能够自我修正与需要预期干涉的假设、对人类行为是否可预测的假设等等。关于社会的基本假设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蕴含了研究者把握社会的基本方式，是研究者社会观的表达。

社会学自古典时期开始，便追求一种结构化的社会观，将系统、结构和动力视为描述和分析社会的首要目标。结构化的社会观生产了诸多成果，并且拥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但是这种以系统、结构和动力来把握社会的方式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由此带来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不平行发展；比如一般化理论以结构化的社会观来把握社会，由此造成社会理论的泛化、抽象化和空洞化，并且经常会陷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这样的认识论困境中。它甚至会造成这样的后果，社会学知识或者理论越发达，它离我们生活的社会就越远。

那么是否存在结构化的社会观之外理解社会的方式呢？本文通过探寻社会学这种结构化社会观的历史，尝试探讨一种以事件来把握社会的基本方式。虽然事件之于社会学是一个边缘化的概念，因为科学追求是这门学科的最初的目标，事件仅仅被当作了一种社会的表面现象和特殊现象，无法受到社会学的重视。透过现象的表面，把握其背后的规律，寻求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解释才是社会学所感兴趣的目标。但是在当代，在社会学的结构化社会观面临困境之时，一种事件化的社会观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

一、社会学如何把握社会

鲍曼在谈到社会学家如何实现社会学的想象力之时，使用一个冶炼矿藏的隐喻，来概括社会学家的工作——经社会学想象力加工的材料是人类的经验，最终产品（社会事实）是从这些经验矿产中提炼出来的金属。虽然化学物质本身不能揭示经验的构成，产品的内容在熔炼过程中被分成有用的和废渣，它的形状也依靠模具（我们的认知结构）来实现（Bauman,2006）。在此之前，以符号互动论著称的社会学家布鲁默在反思社会学理论失败时这样总结到——在社会理论的文本中，主要是对先前理论框架的检验，加入一些新的观点和讨论，或者将旧观点用新的术语翻译出来。新概念的增加也仅仅是对其他理论反思的结果而已。并且，那些来自它自身经验世界之外的影响，对社会理论影响巨大——有机体的类比、进化论和物理主义的教条、本能主义、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条件反射的教条。对经验世界而言，社会理论仅仅是用这些模式来阐释世界，而非对经验事实的收集以验证理论本身的符合程度（Blumer,1954）。更早的时候，有学者批评孔德对社会所做的动态和静态的划分，认为它们更多的是出于逻辑和方法论上的意义，换句话说，这种划分的主观性强过了客观性，是意识强加给客体以呈现客体的分类工具（Small,1895）。

综合鲍曼等人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从对社会进行观察研究到生产出最终的社会学知识，认知结构作为冶炼经验矿藏的模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鲍曼那里它决定了对社会事实这一最终产品的提取和冶炼，其形状也由认知框架这一模具所决定。在布鲁默对社会理论不满的表述中，他认为社会理论受到的影响来自那些各式各样的冶炼模具，从有机体的社会类比到精神分析与心理学的教条，直接从经验世界中获取的养料却少得可怜。鲍曼和布鲁默共同强调了认知框架的重要性，作为一种铸模，它决定了社会学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形态。不同之处在于，布鲁默强调了这种对观念结构依赖并漠视直接经验土壤的消极后果。社会理论以各种模式和框架来阐释这个世界，它和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相差甚远，至少在经验层面上二者缺少互证。斯莫更是直接质疑，这种以主观性概念对社会的理解，所呈现的并非是真实客体，而仅仅是一种分类工具的表达。

对社会学而言，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一直以来便存在着张力，二者之间由于缺少整合甚至成为了“社会学的家丑”（scandal of sociology）(Goldthorpe,2000:2)。如何修补二者之间的裂痕，架设起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可靠桥梁成为一件有意义，同时又充满了挑战了任务。但是，当社会学从各种概念框架出发，特别是早期受到自然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从生物学或者物理学的角度出来把握和理解这个社会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社会学是否把

握住了动态的社会，抑或社会学所描述的社会是否真的就是那些概念和框架之下的结构化的社会，它们是否捕捉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这不仅是认识论的问题，同时也是本体论的问题。社会学的认知和生活世界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或者相符程度是社会学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

吉登斯曾聪明的使用“社会学的双向阐释”（double hermeneutic）来弥补社会学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裂痕，认为二者之间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社会学用各种理论和框架来阐释和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此同时，这种对生活的解释反过来成为社会的构成，影响我们的行动。在生活世界的经验矿藏中提炼金属的过程中，以各种概念和框架构成的铸模决定了社会学产品的最终形态，并且在提炼中完成了对有用和无用的取舍。鲍曼描述了一个单向生产加工的过程，毫无疑问，用以冶炼和生产的铸模会随着时间与矿藏的变化而发生调整，理解社会的概念和框架本身会随着理论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社会学家一直都在追逐难于捕捉的社会（elusive society），这是一个研究者置身其中的社会。对社会的追逐同时也是对自我的追逐，因而它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指涉的困境之中。斯莫所强调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划分在这里也失去了意义。在社会学的结构化社会观中，社会学正是从系统、结构和动力出发来把握生活世界，将其抽象为结构化的整体社会。系统、结构和动力不仅是社会学的认知框架，同时也是社会学的认知结果，它们构成了社会学把握社会的基本形态。那么社会学的结构化社会观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结构化的社会观

回顾历史，社会学对社会的把握自孔德之始便将整体性作为自己的追求。斯宾塞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者，强调社会是一个存在分化和整合的有机系统。这种社会与有机体之间的类比反映了社会学古典时期的自然主义思维，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与模仿。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这种理解一度给社会学带来很大的声誉。社会被想象成病人，社会学家被想象成医生，诊断与治疗成为社会学的主题。

系统、结构和动力构成了社会学古典时期关于社会的核心理解。整体性的社会系统如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孔德的社会动力学即是关于社会发展速度、方向和规律的学说；结构化的社会不仅是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社会理解，如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孔德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协调如取得的社会静力学学说，同时它还表现为社会在个体身上的在场，因而从文化规范角度来理解社会成为可能。在涂尔干的论述中，社会事实好像是铸模，我们的行为必须由此铸造出来（涂尔干，1998：48）。社会的动力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家试图理解的目标，对动力的把握意味着对规律的获得，对规律的获得保证了对社会做出预测的可能性。在吉登

斯对19世纪社会学三大传统的论述中，他认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总是倾向于将驾驭社会变革的动力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方式（吉登斯，2000：9）。从孔德经斯宾塞到涂尔干，他们都极为重视功能主义，分化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在韦伯的论述中，理性化成为社会摆脱传统步入现代性铁笼的不可逃避方式；对马克思而言，社会的巨大变革正是以商品化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渗透进了所有的生活领域中去的结果。

进入现代时期，结构化的社会观仍占据社会学的核心舞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完成了对旧有理论的宏大综合，其AGIL理论模型从形态和动力上揭示了社会的运作机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结构功能主义开始受到各种思潮的反叛。60年代的全球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冲突取代了均衡，现实取代了乌托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开始丧失解释力，其宏大的理论特征也一度被当成了一种缺陷而受到指责。但是，帕森斯的理论综合尝试诟病虽多，却为结构功能主义之后社会学的多元化和再次综合创造了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帕森斯之后的冲突理论与其说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叛，不如说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补充。并且帕森斯之后仍不乏宏大理论综合的追求者，例如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因而，结构化的社会观不仅是社会学古典时期的遗产，同时也是社会学现代时期的主题。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关于社会有机体隐喻中去，系统、结构和动力分别构成了社会的身体、骨骼和运行方式。至此，一个关于社会的整体性理解跃然纸上。这种关于系统、结构和动力的“宏大叙事”构成了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的基本想象。在系统、结构和动力这三个概念中，最具核心意义的概念是结构。因为它不仅描述了系统的形态，同时也包含了对动力机制的描述。

结构这一术语是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它不仅可以表示一种思潮和方法，同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众多的理解方式使得这一概念充满了不确定性。在社会学中提及社会结构的时候，结构不仅成为制约行动的文化规范的代名词，同时它还具有形态学上的意义，社会本身的形态被理解为一种结构，这种形态学意义上的理解构成了社会学把握社会的一种基本形式。当我们强调社会学结构化的社会观时，必然是从社会的系统、结构和动力三个方面加以说明。赫尔（Heer）认为结构可以定义为由不同部分共同联系而构成的组织化的躯体（organized body）。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是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组织化的躯体可以理解为与之相符的作为整体的社会(转引自Crothers,1996:15)。事实上，结构的这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形态学上的理解。将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组织化的躯体，从而把握住整体化的社会，社会结构也具有了系统的整体性含义。与此同时我们

又不能脱离动力来谈这种组织化的躯体，历史上对孔德所做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划分的非议，认为社会发展和进化的动力研究，显然不能脱离对孔德所谓社会静力方面的各种社会组织、制度和结构的研究。并且在研究社会结构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略社会的起源和发展。

除了形态学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结构还被理解为社会行动的铸模，那些对社会行动起规范性限定作用的力量。它既被理解为集体意识的产物，又被理解为社会文化规范的价值表达。一些民族学的研究学者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社会结构”是量化（quantification)的基础。福斯特这样写到：文化通常被我们称为定性方面的社会事实。那么结构这一概念更适用于和社会事件或者组织这样的社会现象相联系，并做描述性和定量的分析（转引自Gurvitch,1955）。结构在福斯特的理解中已经具备了过程和计算的特征，它表现社会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一种可以经过数字化来描述的过程，是社会科学应该把握和研究的社会规律。

今天我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大致可以归为三类：首先，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的形态，即一种的结构化的整体形态；其次，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的运行方式，结构意味着构成社会整体的部分所具有的各种关系模式；再次，社会结构还被理解为对人们社会行动构成制约的各种约束性力量，在涂尔干的论述中，它表示人类行动的“铸模”，在帕森斯的论述中则表示社会的文化价值规范。

三、结构的吊诡与事件的可能

结构化的社会观是社会学古典时期的遗产，同时在社会学的现代时期仍然成为主题。这种整体主义的视角首先遭到了符号互动论的质疑，随后的常人方法学更是直接宣称，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特别是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并没有捕捉到我们所生活的真实世界。因而它们提倡社会学的研究应该从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入手。符号互动论强调行动者对情境主观化理解的重要性，常人方法学则认为日常生活中那些未经申明的规则与共用知识在生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都瞄准了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在微观领域的不足，试图从微观层面出发，对社会做出一个新的解读。这种弥合宏观主义和微观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做法，经常会陷入元理论的认识论困境中去。

相对于米尔斯的激进尝试，对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概念崇拜的彻底否定。默顿提出了一种相对温和的策略，试图用中层理论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做出调和，认为社会学理论有时候需要关注“细小却又必要”（minor but necessary）的问题，既能接受经验研究的检验，又能在理论上有所发展。默顿的尝试不仅是在修补社会学宏观理论与微观事实之间的裂痕，同时

他也在修补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的框架化和概念化理解，由此造成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裂痕。

结构化的社会观作为主流社会学把握社会的一种方式，运用在其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中。我们并不能将社会学遭遇的认识论困境和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裂痕归结为这门学科结构化社会观的后果。社会学也没有放弃通过其他途径来捕捉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努力，并做出了各种尝试。一方面，社会学需要对旧有的理论进行总结和突破，发展出新的解释社会的方法和模式；另一方面，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反思自己，结构化的社会观建立了一个抽象的社会图景，对内而言缺少共识并遇到各种认识论困境，对外而言则使得社会学散失听众，其结果只能是社会学离社会越来越远。9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专题讨论了社会学的问题与困境，并以“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改善社会学的公众形象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认为社会学需要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为大众进行写作（Seperson, 1995）。随后有呼声认为更多的社会学家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此改变社会学在社会中不可见的状态（Gans,2002）。并且今天社会学已经开始追求一种公共的定向（Burawoy，2005）。

传统主流社会学描述的社会，无法和公众理解的社会对接，前者描述的是一个抽象的系统，拥有复杂的结构和难以把握的动力。相对于一个概念化的社会，后者理解的社会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世界。由此造成了社会学越发达，所生产的知识越专业，它离公众生活的具体世界就越远。何况社会学理论使用新概念和新话语来重新解释社会时，更大程度上是对旧有理论的检验，用新概念将旧观点重新翻译（Blumer,1954）。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帕森斯批判的狂潮中，达伦多夫曾认为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在可用性上存在局限，并且这些局限往往受到了忽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社会学人”（sociologicalman)的信仰，这些人和有血有肉之人存在天壤之别。帕森斯首当其冲，是这种的缺少血肉的“社会学人”的典型代表。达伦多夫的看法固然是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认为后者陷入“社会角色”、“社会行动”、“系统和均衡”这些概念之中无法自拔，对冲突视而不见（Dahrendof,1968）。在结构功能主义已经式微的当代情境之下，达伦多夫的论述带给我们另一种启示，这种启示同时也为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有血有肉？

主流社会学所把握的结构化的社会，是一个试图寻找其规律却又难以捕捉的社会，和公众理解的社会相比，后者理解的社会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具体世界，它表现为具体时空情境之中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由事件堆积的社会，事件本身构成了社会的血肉（相对于社会结构的骨骼形态而言）。公众以事件来理解世界并以事件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心理学家将其称

为“事件认知”（McCabe & Balzano, 1986）。此外，当一部分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学为小人物服务，桥接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结构的巨大裂痕，消除小人物面对冷漠抽象的社会结构时存在的不安全感，完成从个人困扰到公共议题之间的转化（Mills, 1959），事件毫无疑问具有重大的社会学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事件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开始在西方兴起，并且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都参与其中。此文所述的事件研究，包含以事件为对象的各种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前者以叙事研究为主要代表；后者则试图将事件纳入自己的分析视野，进行量化的分析研究。众多社会学家都试图对事件做一种模型化的分析和表达，并将这种模型的建立作为量化研究中因果分析的新方法（Allison,1984; Yamaguchi,1991; Blossfeld & Rohwer,2002）。不管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事件赋予了研究过程一种情境性，因为事件本身便是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中得以展开。而情境性的获得，有望将社会学从描述一种不可见、无时间和抽象化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回归真正的社会。

四、迈向事件化的社会观

社会学的认识论旨趣决定了事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作为一种具体时空情境中出现的特定的社会现象，历史学一直将事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社会学在最初科学追求的刺激之下，终极目标是探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同时也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事件受到忽视和社会学两项传统有关：首先，事件具有微观性，正如布罗代尔所言“事件如尘埃”。社会学在最开始的古典阶段总是以宏大叙事作为自己的目标。孔德关心实证主义来统领所有的科学，并将它作为科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涂尔干作为实证主义的实践者，将在工业主义背景下实现社会整合当作自己的目标；马克思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视为历史线性发展的动力，并赋予无产阶级未来主人的角色。再看看关心细小事件的西美尔的命运，他在有生之年被排除在主流社会学之外，除了犹太身份，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他对微小事物表现出的关注，和他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其次，事件具有过程性，很多时候无法被社会学家在现场所观察到，没有人能预测事件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社会学家面对的往往是已经发生的结果而已。这对于强调科学和实证方法，并尝试通过发现规律来做出预测的社会学而言，将预测悬置，对多变和无法把握的事件保持沉默是社会学家维护社会学科学性的明智做法。

尽管如此，当社会学遭遇困境无法突破时，需要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寻求转向和重新定向。社会学的这种反应，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本身发生了变革，需要形成的认识，如互联网的崛起，

对社会空间和社会行动的重塑形成了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寻求突破创新的努力，旧有的各种理论和认识论困境形成的两极阵营已经被多元视角所取代，因而那些过去曾经被否定的东西，或被重新重视，成为创新的理由。

在社会学中，和事件最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叙事。社会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叙事转向”的时期，对建立叙事社会学发出最强烈呼声的是麦因斯，麦因斯认为社会学曾经错过了建立社会学叙事特征的机会，在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挑战的情况下，社会学“叙事时刻”已经到来(Mains,1993)。理查德森探讨了叙事和社会学之间的历史，指出叙事在过去曾受到排挤，而今社会学必须重新重视它(Richardson,1990)。弗兰佐西在谈到社会学为什么应该关注叙事时认为，专注于解释说明而不是描述是社会学的座右铭，也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但是仅仅关注相互联络的系统，却未必能超越描述本身(Fronzosi，1998)。中国学者也对此做出了反应，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应星认为叙事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应用，可以克服韦伯所谓的社会学为方法而方法的“方法论瘟疫”（应星，2006）。孙立平等人提倡一种“事件过程”研究的社会学，以避免主流社会学“制度结构”研究单纯从静态方面把握社会（孙立平，2001；谢立中，2007）。

叙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对事件的一种故事化表达，故事形式是叙事的主要特征。因而它也常常被视为一种质性研究，同量化研究中对生活经验的数字化表达相对。然而，作为质性方法的叙事并不是事件研究的专利，事件所具有的过程性特点，受到了量化研究者的重视。因为除了追踪研究，传统的定量研究在社会中的实践仅仅是对某一个时点的选择，并不具备过程性的特点。事件的过程性特点，在质性研究中，通过叙事来表达，因为对事件之所叙，依循一个时间逻辑。在量化研究中则通过时间变量来描述事件的不同状态。在定量研究者看来，事件一定意味着一个“现在”和“过去”的分离（disjunction），在某一时刻发生了质的变化。事件被当成一种长时段的数据被用以定量的回归分析（Allison, 1984:9）。国内学者李强使用生命历程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中国人生命历程中的一些事件和角色的变化，来揭示中国社会特殊的体制变迁。其中事件史分析（Eventual History Analysis）在生命历程研究中的应用，被看作是理论视角与统计方法的结合（李强，1999：11）。

所谓“叙事时刻”的到来与克服为方法而方法的“方法论瘟疫”，关注事件的叙事研究旨在开创一条与主流实证主义研究取向不同的道路，不仅是方法上的，同时也是对象上的；在定量研究中，事件被视为需要再次分析的原始资料，并且克服了传统的问卷或者访谈只能选取一个特定时点的不足，甚至能弥补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裂痕。既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把事件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它们对社会是如何假设的，它与结构化的社会观

有何不同？

相对于结构化的社会观以系统和结构来把握社会，事件化的社会观直接从事件出发来把握社会。前者用系统、结构和动力的方式来描述和分析社会，不仅是出于形态上的理解，同时也是对社会背后规律的探寻。事件化的社会观并没有将社会视为一个抽象的“组织化躯体”，事件本身成为了社会在场的一个证据。结构化的社会观关注的虽然是抽象和宏大的社会系统，但是事件化的社会观并不拒绝社会结构。在生命历程研究中，事件本身被当成了社会发生结构性变革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桥接了个体和社会结构与历史之间的裂痕，是社会学实践其“社会学想象力”的可靠出路。叙事研究同样通过小事件来揭示大结构，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再孤立的个体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史。它在更大的层面与社会和国家相连。一方面，个体无法摆脱自己的社会属性，一生必须经历各个向度的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社会为所有行动的展开提供了舞台和道具。因而研究者在描述事件的同时，也在呈现当时社会结构的面貌。尽管对结构的揭示在一开始可能并非研究者的主要目标，但因事件本身具有的结构性背景，它始终是以社会为情景发生的，因而对事件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揭示。

综上所述，以事件为研究对象的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都共享一种事件化的社会观。在主流社会学结构化的社会观在面临困境和挑战的情况下，它需要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静态和动态之间做出各种调和。并且这样的社会学越发达，它离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就越远。正如理查德森在探讨社会学与叙事时提出的疑问：我们是否能建构这样的社会学，有生命的叙事取代了不可见、无时间和抽象化的“社会力量”（social force）的叙事（Richardson,1990），社会力量在这里同时也是对行动形成制约的社会结构。今天，当社会学呼吁自己迈向实践，并回到“社会的”社会学（肖瑛，2006），一种事件化的社会观为社会学实践其想象力开辟了新的出路。

参考文献：

迪尔凯姆，E. 1995.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 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吉登斯，A.2000.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李强等.1999. 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孙立平.2001. “过程一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洞察[C]∥王汉生，杨善华主编．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立中.2007.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肖瑛.2006.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J]. 社会（5）.

应星.2006. 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3）. Allison, P.A.1984. Event History Analysis: 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al Event Data, SAGE. Bauman, Z.2006. Chasing Elusive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8 (3).

Blossfeld, H.P & Rohwer,G. 2002. Techniques of Event History Modeling.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Blumer, H. 1954. 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 ol.19 (1). Burawoy, M. 2005.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public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 ol.56 (2).

Crothers, C. 1996.Social Structure, Routledge.

Dahrendorf, R. 1968.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ronzosi, R. 1998. Narrative Analysis-Or Why (And How) Sociologists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Narra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 ol. 24 (1).

Goldthorpe, J.H.2000. On Sociology: Numbers, Narra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rvitch, G.1995. On Some Deviatio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Structure , Sociometry and the Science of Man, V ol. 18 (4).

Mains, D.R. 1993. Narrative’s Moment and Sociology’s Phenomena: Toward a Narrative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 ol.34 (1).

McCabe, V. & Balzano, G. J. 1986. Event Cogni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ichardson, L. 1990. Narrative and 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V ol.19 (1). Seperson, S.B. 1995. 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Its Public Image, Sociological Forum, V ol.10 (2).

Small, A.W. 1895. Static and Dynamic Soci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 ol.1 (2). Y amaguchi, K. 1991, Event History Analysis, 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