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学年人教版选修《中国小说欣赏》教案：18.《红高粱》
《红高粱》家族叙事与革命叙事分析
——《红高粱家族》整本书阅读探究
一、《红高粱家族》整本书阅读实践概况
高二下前半学期我们以人教版《中国小说欣赏》选修教材为基石，进行了整本书阅读的教学实践，师生从教材书目中选取并共同确定了五本名著来开展整本书阅读实践，分别是《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红高粱家族》。每一本书由一个小组负责，采取小组成员主讲、课堂讨论、教师补充总结等教学形式。学生主讲内容根据名著的特色及小说阅读的基本方法由小组和老师共同确定。
《红高粱家族》塑造了很多诸如余占鳌、戴凤莲、罗汉大爷等富于生命气息和自由精神的人物形象；叙事则以“伏击战”为主线，大量穿插人物的人生故事；同时，小说极具创造性地发掘了“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等独特视角，使得叙事得以在全知视角和限制性视角之间自由转换。基于小说的以上特点，以及导读和欣赏并行的教学目标，师生共同确定学生主讲的内容：一、梳理主线“伏击战”和插叙部分的情节，让学生对小说内容有基本的把握；二、着重分析余占鳌、戴凤莲、罗汉大爷等人物形象，探讨人物的意义；三、探析小说的写作特色，包括语言、叙事视角等。学生主讲设计课时为三课时。
学生主讲后，我主讲了一课时。我的着眼点是教材中导读部分的空白同时也可能是学生无法理解之处。教材导读部分写到：“《红高粱》和一般的战争小说和革命小说不同，它的重心不在战争的场面，或者克敌制胜的谋略，二是放在了对热烈奔放的生命力的表现和歌颂上。”这基本确定了小说的主题。“服务于这样的主题，《红高粱》的语言也极富特色……调动着读者的感官的文字都是极富刺激性的”，教材这样的表述给予了学生一定的思考方向，同时也留下了探索的空间。但是接下来教材说到叙事视角的问题时却只是在叙事视角与语言特色之间建立联系，却没有试图让学生探究叙事视角对于主题的意义，或者更具体的，即，全知视角与限制性视角的自由转换使得《红高粱》的家族叙事和革命叙事别具一格，它们是如何促成“对热烈奔放的生命力的表现和歌颂”的。我主讲的这一节课主要就是一步步引导学生在叙事视角与主题之间建立联系。
二、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学生课前演讲
学生分享了一句话：“经年之后，两个少年，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并对这句话的解读跟自己对班上同学的观察联系在了一起，演讲风趣幽默，又不失深度。
虽然这个环节与教学内容关系并不大，但是让学生课前分享一句话，是这学期的整体安
排之一。
第二环节：探析《红高粱》的叙事视角
《红高粱》的独特视角，是莫言引以为傲的地方。“二十多年过去，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视角。”1“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2而事实上，除此之外，《红高粱》视角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全知视角和限制性视角之间的只有转换，从而造就一种奇妙的张力而给读者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为了能让学生更透彻地理解《红高粱》的这一特色，我先从叙事学理论的角度为学生解释了“全知视角”和“限制性视角”。
我首先为学生区分了两个概念——“叙述者”和“聚焦”（视角），也就是“谁在说”和“谁在看”。“叙述者”又分为同叙述者和异叙述者，同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叙述的是别人的故事；与之相反，异叙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叙述的是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故事，可以是故事的主人公，也可以作为作为故事的次要人物或旁观者。而“聚焦”也可以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种，“零聚焦”也即全知视角，可从所有角度观察故事，可任意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内聚焦”即限制性视角，有固定的内视点，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内聚焦不只是纯粹视觉的意义，它也意味着感知、思考、体味看或可能看到的东西，其中包含着思想、意识、价值判断、观念形态等更深层次的含义；“外聚焦”事件的叙述只局限于从外部视点以及行为报告等角度，读者无法得知人物的思想或情感，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人物知道的少。
“叙述者”和“视角”有时候是重合的，如《孔乙己》中“我”（咸亨酒店的伙计）既是叙述者，也是小说的视角，“我”只能叙述“我”的所见所闻和猜测，是限制性的。但在《红高粱》中“叙述者”和“视角”却是分离的，小说的叙述者是“我”，视角却同时存在全知视角以及“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等限制性视角，并且自由地在其中游走。
区分了这两个概念，我便让学生在《红高粱》“奶奶的死”这一部分中找全知视角和“我父亲”“我奶奶”等限制性视角，从而让学生对视角有更深的理解，也为我们探究《红高粱》革命叙事中所展现的主题做准备。
第三环节：探究《红高粱》的革命叙事
学生从“奶奶的死”这一部分中找到了不少全知视角的片段，我从中截取了两个：
“奶奶出嫁之后，一直养尊处优，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3
“父亲瘦弱的身体在河堤上跑着，父亲高大雄伟漂亮，父亲高叫着：‘娘——娘——娘——’这一声声‘娘’里渗透了人间的血泪，骨肉的深情，崇高的原由。”4
两个片段中的叙述者都是“我”，却是全知视角，作为这段历史的局外人，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凭着自己的历史想象，对奶奶的死和父亲与奶奶的关系进行高度概括和评价，是空洞而苍白的。
为了比较，我们同样截取了几个限制性视角的片段：
“父亲靠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启示，在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缓缓逼近的汽车时，他往西一歪头，看到奶奶像鲜红的大蝴蝶一样款款地飞过来。”
“飞散的高粱米粒在奶奶脸上弹跳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清白的牙齿上。父亲看着奶奶红晕渐褪的双唇，哽咽一声娘，双泪落胸前。在高粱织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睁开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珍珠般的虹彩。”
“父亲捂不住奶奶伤口的流血，眼见着随着鲜血的流失，奶奶脸愈来愈苍白，奶奶的身体愈来愈轻飘，好象随时都会升空飞走。”
以“我父亲”的视角来看待“我奶奶”的非正常死亡，便显得非常有诗意，像一曲临终颂歌，一个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对母亲离去的茫然无措，在“像大蝴蝶款款飞过来”“眼睛里珍珠般的虹彩”“好象随时都会升空飞走”等感知中浸染开去。
全知视角和限制性视角的自由转换很大程度上成为《红高粱》革命叙事的特色。为了探寻这种叙事特点是如何导向歌颂生命力的主题，我再让学生分析“罗汉大爷受刑”片段中的全知视角和限制性视角。我们截取了以下片段：
“我查阅过县志，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夫累计四十万人
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入，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5
“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来。父亲的腿瑟瑟战抖。走过一个端着白瓷盘的日本兵，站在孙五身旁，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敦厚的耳朵放在瓷盘里。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托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6
第一个片段是全知视角，这个片段剥离了历史细节，高度概括了罗汉大爷的英雄气度。而第二个片段是以“我父亲”的眼镜来看的限制性视角，在“我父亲”的眼中，罗汉大爷的受刑既没有民族的意识，也没有政治的自觉，只有对生命和欲望的感知，仿佛以一种亵渎的风格突破传统的道德界限，也解构了革命的豪情。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的革命叙事中，限制性视角常常构成了对全知视角的反讽。
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吗？
我不这样认为，这种叙事荒诞背后是引人深思的，罗汉大爷受刑这样的历史悲剧为何引起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感知——空洞的革命豪情和与伦理无涉的生命欲望，真的是这样吗？也就是说莫言的革命叙事将历史事件变成了一个每个人都仿佛需要经历的伦理事件。在这个意义上，我倒觉得莫言的革命叙事体现德国文论家弗·施莱格里“反讽”的本质，即反讽是“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强盛的生命力与革命大义之间存在矛盾，传统革命话语的苍白与对强盛生命力的写作欲求之间也存在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莫言的写作野心——同时对矛盾双方都拥有写作欲求——化作了叙事视角的游走。而在篇幅上，对全知视角和身体感知的偏向，也确立了《红高粱》的民间立场——“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脱俗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7
第三环节：探究《红高粱》的家族叙事
《红高粱》中莫言式的反讽和民间立场同样也体现在其家族叙事中，又特别体现在“我爷爷”与“我奶奶”的爱恨情仇之中。我们也截取了奶奶出嫁时的几个片段进行探析：
“奶奶心里又悲又苦，往常描绘好的、与戏台上人物同等模样、峨冠博带、儒雅风流的丈夫形象在泪眼里先模糊后幻灭，奶奶恐怖地看到单家扁郎那张开花绽彩的麻风病人脸，奶奶透心地冰冷。奶奶想这一双娇娇金莲，这一张桃腮杏脸，千般的温存，万种的风流，难道真要由一个麻风病人去消受？如其那样，还不如一死了之。”8
这里明显不像现代文学的家族叙事，根据叶永胜博士论文《现代中国家族叙事文学研究》，20世纪家族叙事话语同时包含着“对家族进行批判，旧家庭的腐朽阴暗面的刻画”以及“对家族亲情流露出眷恋之情”的两个矛盾方面。但在这里“我奶奶”的封建婚姻悲剧却在欲望叙事中被消解了。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奶奶”的悲剧命运却是以轿夫们的狂欢为背景的。
“‘不吱声？颠！颠不出她的话就颠出她的尿！’
轿夫们的话更加粗野了，他们有的骂我曾外祖父是个见钱眼开的小人，有的说鲜花插到牛粪上，有的说单扁郎是个流白脓淌黄水的麻风病人，他们说站在单家院子外，就能闻到一股烂肉臭味，单家的院子里，飞舞着成群结队的绿头苍绳……”9
这种狂欢与其说对悲剧的漠视，毋宁说一张超越伦理的生命力对欲望的敏锐嗅觉。这种敏锐嗅觉同样体现在“我爷爷”余占鳌身上：
“轿夫们中途小憩，花轿落地。奶奶哭得昏昏沉沉，不觉地把一只小脚露到了轿外。轿夫们看着这玲珑的、美丽无比的小脚，一时都忘魂落魄。余占鳌走过来，弯腰，轻轻地，轻轻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着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地送回轿内。奶奶在轿内，被这温柔感动，她非常想撩开轿帘，看看这个生着一只温暖的年轻大手的轿夫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千里姻缘一线穿，一生的情缘，都是天凑地合，是毫无挑剔的真理。余占鳌就是因为握了一下我奶奶的脚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
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10
在这个欲望叙事中，“我奶奶”婚姻的悲剧感和对家族的批判不仅被消解了，反而变成了被歌颂的对象。这种“歌颂”不仅构成了一种对传统家族话语的反讽，而且确立了自己的民间立场，即教材中说的“对热烈奔放的生命力的表现和歌颂”。
三、总结：整本书教学实践教师主讲部分的意义
我们对《红高粱》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其革命叙事和家族叙事的分析上，从小说叙事视角在全知视角和限制性视角间自由切换这一特点出发，解析出莫言对传统革命叙事话语的和20世纪现代中国家族叙事话语的反讽，从而深入探究根源于莫言民间立场的小说的主题。
教师的这种示范在一定意义上是在告知学生：对作品艺术手法的分析不应该与小说内容、人物形象、主题的分析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