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孤独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文人的孤独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任文京

【导读：孤独是值得理解的心灵不得理解，它是悲剧性的。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是；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濂溪先生的“莲之爱，同予者何人”是；张岱的“独往湖心亭看雪”亦是。文人心态孤独的历史，就是他们理想求索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人们在其作品中所展示的价值取向、心灵历程和人生追求给后代读者带来了有益的思索。其中文人的孤独心态就是令我们正襟危坐、肃然面对的话题之一。

心态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内在心理建构和生活态度，所以首先应当明确，孤独不是孤僻。孤独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僻是性格上的，心态上的孤独和性格上的孤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性格孤僻之人，绝交往而少友朋，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封闭着，他们属于生活的弱者；而心态孤独的人则一定是在追寻着什么，坚守着自己的情操而不移，他们真正属于生活的强者。孤独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和文化性格，显示了文人对现实不屈的抗争。

其次，心态孤独和生活孤独也不能划等号。李清照“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朱淑贞“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这是生活层面上的孤独。心态孤独的人可能交游甚广，但身边众多的人并不能排遣内心的苦闷，耳边的嘈杂热闹与心灵深处的孤寂截然相对。心态孤独的人并不是孤高，孤高是自负而小视他人；心态孤独的人是求同仁而不得，既不容于世俗，又不向世俗妥协，因而这孤独便成了他们冰雪情操和高洁人格的标志。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孤独心态的诗人是屈原。这位楚国大臣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对外坚持联齐抗秦，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楚国在当时诸侯国中领土最大，也颇有实力，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确有一定道理。但屈原的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终遭放逐。长期的流放生活造成了屈原内心极大的痛苦，但他早年在《橘颂》中表达的信念一直鼓舞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这在当时的处境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离骚》中，我们看到屈原执著不懈地艰难跋涉，他孤独无援地上下求索，愈显其人格的伟大和精神的高尚，因为他的孤独是和昏君佞臣相对的，而和他精神心灵相通的是广大人民，他的人格征服了后世无数文人，赢得了后世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其实，当时就有人对屈原的行为提出劝告，屈原清醒地知道自己被放逐的原因是特立独行。他在《渔父》中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是诗人孤独心态的最好自白，也是诗人以孤独而自豪的宣言。以渔父身份出现的避世隐者则劝他：“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回答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未听劝告而自沉汨罗，这不是诗人孤独心态造成的悲剧，而恰恰是时代的悲剧，孤独心态则玉成了屈原的伟大和不朽。有意思的是，屈原死后一千多年，有人仍不解其行为。宋人葛立方说：“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又云：‘众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方何异！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便是没有理解屈原孤独心态的积极意义。

孤独心态大多是由文人坚守节操志向而不肯同流合污造成的。就生存环境来说，一般都朝政黑暗、

奸小当道。魏晋易代之际，士人命运多舛，危机感非常强烈，“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是其中的代表。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不满司马氏统治，故以酣饮和旷达来避祸。他可大醉六十日而绝文帝之求婚，邻居少妇有美色，他可当垆沽酒醉而卧其侧，“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在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充满了苦闷的情绪，由于不肯和司马氏同流合污，阮籍感受到了孤独无依的巨大痛苦。诗中反复出现的孤鸟、孤鸿等意象，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的写照。如《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忧愤的情怀和故作的旷达，最好的注释其实只有两个字：孤独。

晋代末年的大诗人陶渊明，也是孤独心态的典型代表。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一日“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便辞官归乡。陶渊明厌恶官场，企图通过逃避世俗而返归自然，求得“真我”。有人说“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可谓一语中的。但陶渊明对这种孤独心平气和、非常坦然。从喧闹归向平静和孤独，他是主动选择的。无车马之纷扰，门虽设而常关，按陶渊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因此，他宁可选择孤独而不留恋官场。这高扬个性精神的举动固然显出陶渊明的洒脱，但我们仍旧在他的诗文中透过看似平淡的生活而窥见其内心的悲苦。“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孤独的人面对着孤独的松，是双方在进行无言的交流，也是人向青松汲取精神营养。中国古代画家喜欢以这样的意境衬其幽雅，而更深层的意义则却说明了古代文人的凄怆情感和悲凉无奈。尽管陶渊明以逃离方式来反抗社会，但那不是颓废和沉沦，孤独使他成了真正的猛士。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在孤独的状态下仍然写出《咏荆轲》和《读山海经》这样金刚怒目似的诗篇。陶渊明知道，只有在孤独的心态下，才能区分善恶、辨别真伪，只有在孤独的状态中才能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人生。《饮酒》二十首，是他“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之后写下的。

这是他与自己心灵的对话，也是孤独者的自言自语。这其中有自慰，但更多的是坚守节操信念而不同流合污。萧统《陶渊明集序》说，读陶渊明作品，“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正是指其中蕴含的节操和骨气。令人玩味而深思的是，当年渔父劝告屈原的一番话，几百年后，又被田父拿来劝告陶渊明。《饮酒》第九说：“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蓝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渔父和田父代表了同一种思想：氵屈泥扬波，不必较真，委屈自己，向现实妥协。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传统却偏偏不这样，他们不向世俗退让，不向现实低头，旗帜鲜明地宣告士人心灵的伟岸和卓而不群。

唐代疆域辽阔，国势强盛，政治开明，文化发达，但一些诗人仍然有强烈的孤独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白。李白性格旷达，贫富贵贱，无所不交。上至宫廷大臣、王公将相、县令判官、秀才郎中，下至农夫老媪、道士僧人、渔夫隐士，都可写进他的诗中，但李白仍时时感到内心巨大的孤独无依之感。李白有很强的功名心，希望“济苍生”“安社稷”，但现实又总是使他难以入愿，虽有机会供奉翰林，但傲岸的性格使他不愿奴颜婢膝。以李白的旷达性格和交游之广，有时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他还有强烈的孤独心态。他在《悲歌行》中说：“悲来乎，悲来乎。主人有酒且莫斟，听我一曲悲来吟。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这真是孤独痛苦到了极点。他在《行路难》中呐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不是李白的傲气，而是清明圣世诗人无路可走的感慨，同时也是诗人孤独心态的真实流露。《独坐敬亭山》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前人评此

诗，多重表面意，如《唐诗广选》引蒋仲舒曰：“便是独坐境界。”《唐诗训解》：“描写独坐之景，非深知山水趣者不能道。”《唐诗别裁》：“传‘独坐’之神。”惟有清代黄生《唐诗摘钞》评语最得要旨：“贤者自表其节，不肯为世推移也。”这让人首先想到渔父与屈原的对话。可知诗人笔下的敬亭山，实际上是诗人自己不与世俗同流的象征。李白既不容于世，又不向现实妥协，于是其人生之路便染上了悲剧色彩。从这点上来说，李白和屈原、陶渊明的心灵是相通的，文化性格也是相同的。

李白孤独心态的意义在于，在盛唐时代，诗人依然在固守着心海中一泓纯真的清泉，保持着士人性格和品格的高贵，渴求功名又绝不丧失人格，不矫饰，不掩盖真实的性情。李白似乎也知道自己的命运，生前孤独无依而死后精神不朽，所以才说自己“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世俗的人是无法理解李白的。

宋代是中国文人展示心灵最充分细腻的时代，苏轼最具有典型意义。但是，若从心中最大痛苦和孤独感来讲，辛弃疾无疑最能震撼人心。这位北方出生的英雄汉子，早年便有惊人之举，南渡之后本希望朝廷重用，但南宋王朝的苟安使他请缨无路，深沉的痛苦和巨大的孤独感交织于胸。《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说：“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鱼会，尽西风，季鹰归来？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无人理解的孤独感在痛苦地折磨着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写他醉后独自挑灯看剑，梦醒之后依然是孤寂凄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孤独的心态中融进了民族社会的忧患和进退两难的人生苦闷。辛弃疾首先是一个军人，其次才是一个词人，但南渡之后的卑微官职使他难有作为，壮年时期近二十年的闲居又使他心灵遭受重创，万般无奈之中便沉湎佛教。有人仅看到此点便认为辛弃疾消磨了斗志，这实际仍是未能从本质上了解他的孤独心态。佛教只是用来拂慰心灵的，他没有被佛教征服。因为六十四岁时他出任浙东安抚使，仍在宋宁宗面前力陈北伐主张，积极备战。

中国古代具有孤独心态的文人不可胜数，屈原、阮籍、陶渊明、李白、辛弃疾只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文人大多不得志而又未泯灭仕进之心，不放弃追求而又不忍归隐，进无路，退不忍，这才陷入孤独的境地。古代文人讲据于儒，遁于佛，但处于儒佛之间的境界是相当难堪的，据于儒而受阻，遁于佛而不忍，于是便在煎熬之中饱尝着孤独之苦。闻一多先生曾说过：“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中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孤独心态既是古代文人摆脱不了的精神困境，也是文人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的写照，这是古代文人最为宝贵的性格，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最为优秀的传统之一。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中国历史上听到清醒的声音和警世的呐喊，同时，我们在阅读古人时，心灵才能一次次得到荡涤。

人只有在孤独时才能冷静，才能重新重视自我的价值并对世事进行评判。古代文人坚守着节操，在艰难困苦和孤独寂寞中，他们痛苦、哀怨、言行怪异，但就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就是不降低人格以求容，从这点上来讲，孤独是伟大而神圣的。千百年之后，当我们跨越时空与古代文人进行精神对话，既是在审视社会历史，同时也是在拷问我们自己的心灵。一部古代文人的孤独心态史，既是古代文人跋涉人生求索理想的历史，也是古代文人心中神圣之灯长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