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标题】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英文标题】of han yu's tianming guan(attitude to ward heaven's will over man):literary implication and impact on poetics
chen yun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university for minority nationalities,beijing 100081,china)
【作者】陈允锋
【作者简介】陈允锋(1965-)，男，福建闽侯人，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81
【内容提要】韩愈虽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关于天命问题的系统理论，但他着重从“天人相仇”的角度充分说明了人类怨天情绪产生的现实根源，为文人诗家抒写因人生坎坷而引发的愤懑之思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依据。受此影响，韩愈的不少诗歌作品在抒发感激怨怼之气的同时，往往诉及上天，从而强化了其作品的情感力量和批评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的力度，并且深刻地影响着韩愈诗学审美思想的形成，改变其观察社会、审视自然的眼光和心态，改变了历来诗家重在刻画自然之美的创作传统。
【摘要题】文论研究
【英文摘要】we are hardly to recognize that han yu bore the holism of destiny.yet he had often applied the view that nature is at enmity with man to interpret how and why that man is so changeable in his feeling and thought;the feeling of groaning,sighing and cursing fate from which,he thought,men of letter and poets drawn their inspiration.we find in han yu's poems that he gives expression the feeling of resentment and conveysto heaven his appeal,simultaneously.this would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moving feelings and make greater intensity of criticism which he was in the attempt to voice in his works.weare hardly to recognize that han yu bore no idea of predestination.it was this outlook with which han yu looked atthe world,social and physical,before him,and,especially,the picture of nature he depicted is different to that of the predecessors who valued up on portraying the beauty of nature. 【关键词】“天人相仇”/愤懑之思/诗学思想
"nature is at enmity with man"/depressed and discontented/poetics.
【正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2)05-0092-06 从严格的哲学层面上说，韩愈是没有完整的关于天命问题的思想体系的，因为他在这一方面的观念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在他的言论中，“天”这一概念的内涵缺乏稳定性，有时是指客观的自然界，如《原人》：“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1]（卷一一，p.178）有时指宇宙人间的运行规则，重其公正、公平和秩序之义理，也就是《与孟尚书书》中说的“君子行己立身”的“法度”以及“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的必然规律；有时又指能够降祸福、惩善恶的天命意志，如《归彭城》：“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2]（卷一，p.120）或如《送孟东野序》所云：“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1]（卷一九，p.277）因此，从哲学的观点看，韩愈的天命观既有唯物论的因素，又有唯心论的色彩。就以上三者的关系而言，“天”所具有的“公理”之义，是从“天”的“自然”性质引申出来的；而“天”的降祸福、惩善恶之意志，则显然烙上了人的情感思想的印记，是对“天”的“公理”之义的进一步发挥。这些不同层面的“天”的含义，在先秦孔、孟等儒家著作中就已存在，韩愈不过采纳其说，论述或解释有关具体的人事而已[3](pp.45～48)。
但是，在天命问题上，韩愈对儒学思想传统也有突破和发展的一面，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和诗学思想。比如，《论语·宪问》载：“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4](p.156)《中庸》亦谓“君子素其位而行”，无论贫贱、富贵，都应当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要“居易以俟命”。[5]（《中庸》第十四章，p.6）这实际上是以承认人事自有泰否、天命本兼穷通为前提而得出的一种运命论。韩愈也曾信奉这一点，但至迟在贞元九年，也就是他26岁参加吏部博学宏词试时，即对此产生了怀疑。该年所作《上考功崔虞部书》就反映出他的天命观的变化，文中说：
凡在京师八九年矣，足不迹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大夫士之口，始者谬为今相国所第。此时惟念，以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趋时，而偃仰一室，啸歌古人。今则复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1]（外集卷二，pp.483～484）他由信天命到疑天命，主要是因为面对科试，感到仕途未卜而产生的特殊心理，现实色彩相当浓厚。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韩愈所思考的不是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人生遭遇和现实功利问题。因此，这样的天命观也就成为韩愈抒写不平之气、宣泄人生愤慨之情的认识论基础，把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命题转化为文学创作思想的内在依据。
天命问题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文学问题，关键之处就在于其中往往饱含着浓烈的主体情感和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思考。柳宗元在《天说》中引录韩愈论“天”文字后指出：“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所谓“有激而为”，确实道出了韩愈论天的要害，那就是情有所激而发此论。韩愈说：
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人之坏元气阴阳也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ｋｕǎｎ＠①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ｒóｎｇ＠②，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ｘìｎｇ＠③ｘìｎｇ＠③ｃｈōｎｇ＠④ｃｈōｎｇ＠④，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6]（卷一六，pp.194～195）从字面意义来看，韩愈是在论证“残民者昌，佑民者殃”这一现象的合理性，所以他的论点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有的研究者则就生态环境问题肯定了其中的部分思想价值[7](pp.113～114)。对于这样的研究思路，我们不想做出正误论断。但必须指出的是：韩愈把“人”与“天”置于对立地位，认为“天”“人”相仇，继承的是庄子的哲学思维，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语言后面的更深含义，因为“正言若反”不仅是《庄子》的艺术特色，而且韩愈也心领神会，常常用之[8](p.62)。也就是说，尽管韩愈的看法引出柳宗元、刘禹锡的进一步的讨论，但在我们看来，与其视韩氏之论为严肃的哲学观，毋宁把它当成一段富有文学色彩的正话反说的“有激之言”，只有这样，才能解读出韩愈的真实意图：一种强烈的怨天情绪——天道不公，佑民者受罚而害民者受赏。这种观点，对一般人所信奉的天道公平公正的思想传统无疑是一种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认为“今夫人举不能知天”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残民者昌，佑民者殃”也应当是作者有感而发的愤怒呐喊。
把韩愈的这段论“天”文字视为正话反说的“有激之言”，从以下两点也可以得到充分说明：（一）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盛称柳宗元：“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矜奋。……柳民既皆悦喜。”[1]（卷三一，p.399）突出的正是柳氏的惠民之功，与《柳子厚墓志铭》一样，对柳宗元泽及生民、放免富户奴婢的为官之道赞赏备至。韩愈到袁州任后所采取的“检责州界”、“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1]（卷四○《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p.470）的措施，正是对柳宗元的效仿，说明了“佑民”思想原本是他的为人、从政的重要原则。（二）上引韩愈论“天”文字中讲到，由于人对自然元气的破坏，致使“天
地万物不得其情”，所以认为“残民”以减轻人对阴阳之气毁损者才能得到“天”的奖赏。这种论调不仅与他的以民为本的思想相左，而且跟他《原人》中提出的观点也不一致。《原人》一文认为：
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1]（卷一一，p.178）这样的“道”，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理想，所以，他在《本政》中说：“茫乎天运，ｙǎｏ＠⑤尔神化，道之行也。”为政者应当遵循此“道”才能“政以是得，民以是淳”。[1]（卷一二，p.189）这种理想的政治方略，他在《贺册尊号表》中也提到：“先天不违之谓‘法天’，道济天下之谓‘应道’。”[1]（卷三九，p.460）《贺皇帝即位表》讲得更为清楚：“臣闻王者必为天所相，为人所归，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后奄有四海，以君万邦。”[1]（卷三九，p.461）由此可见，在韩愈看来，要使天地万物“得其情”，关键在于法天应道，要“上符天心，下合人志”，而不是通过“残民”这种方式。
可是，韩愈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看到的许多情形皆有悖于此，世间所行之规则与理想中的“道”恰成相反：“直道败邪径，拙谋伤巧诼。”[2]（卷四《纳凉联句》，p.419）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灭天常”。《原道》中说：“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1]（卷一一，p.174）他所说的“天常”，指的就是儒家之道，具体内容是：君出令，臣行君之令以致民，民则出粟米麻丝货财以事上。
论韩愈“以文为诗”
论韩愈“以文为诗” 摘要：韩愈，后人也称之为韩昌黎，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与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韩愈的作品最具创造性和代表性。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韩愈大胆创新和探索。用写赋的手法作诗。韩愈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谙古文章法。提出以文为诗的文学观点。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以文为诗古文运动韩愈 韩愈的名字通常和古文运动联系在一起。古文运动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运动，他的任务是改革文体，试图通过这次运动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使得唐代封建统治更加稳固。古文运动是以恢复浅显质朴、散形单句的先秦两汉散文为目的的贯穿整个唐代的文学潮流。与之相反的，在初唐和魏晋南北朝的时期，文坛上盛行的是一种讲究押韵和对偶的艰涩深奥的骈体文。韩愈的散文被认为是这次运动的极致。古文运动作为统治一个朝代的文学准则，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和散文领域不同，复古在诗歌领域的影响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一些诗人手中，复古不仅成为文学变化的工具，而且成为一种文学的自觉意识。“复古”理念暗示着文学的变革，对同时代的诗歌的自觉背弃和对想象中古代的重建。当复古成为一种理想被普遍接受并正统化后，诗歌就可以不必迎合世俗的审美趣味而成为独创性的作品。复古思潮使诗歌向着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诗歌常常试图表达道德和哲学的寓意。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虽然诗歌的思想更加深刻，但是诗歌创作却失于文采，或失于情感，或流于艰涩，使得诗歌的创作走向一条艰险怪涩的道路。在这种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韩愈开始积极提倡诗歌的“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 韩愈并没有给“以文为诗”一个完整的概念，在后人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才有了比较完整的定义“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是中国古代诗论大家，对唐诗有着十分深厚的修养。所谓“以文为诗”就是用散文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之法作诗，使诗歌散文化。 在诗歌的章法上，将散文的谋篇、布局、结构方法都贯彻于具体创作中。钱钟书指出：“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例如韩愈著名的《山石》，历历叙写黄昏入山、到寺、留宿、次日出山的所见所闻。全篇只是按部就班地叙写，看似无意求工，但一句一景，语丽辞工，绘声绘色。句律则多用散，力避骈偶，更能表达出磊落不平的心情。作者在句法上，尽量避免对句与律句的使用，尤其是长篇古体诗，往往通首散行，不用对仗，使诗歌松动变形，达到跌宕跳跃的艺术效果，进而使诗句可长可短，力求造成参差错落之美。如果使用整齐的律诗结构，除了在感情的抒发上诗人会受到无形的限制，在韵脚的运用上也会变得束手束脚，难以贴切的描述作者的内心。在词的运用上，韩愈的诗文中古文虚词大量运用。在五言记事长篇或者七言或长短句中，往往使用语气助词来增加文章的美感。另外在用韵上，韩愈用韵避免和谐圆润，故意造成散文调子，破坏诗的均衡表现。在古体诗中不少长篇都是同一韵脚。韩愈在用韵上也是以险为奇。在平仄问题上，韩愈忽略平仄、音律等问题，故意打破这种节奏，使诗歌具有先秦散文古朴、刚健、参差的风格。这些特点都显示出韩愈诗歌散文化的特点。 在“以文为诗”的基础上，韩愈提出来“气盛言宜”的养气论，韩愈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有了这样的养气功夫才可以做到“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我们认为这种“气”就是指作者的思想修养、人格气质，就是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韩愈的“以文为诗”在开拓诗创作的新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为诗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于后人影响很大，宋代诗家大师，多受韩愈影响，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
韩愈文学主张
韩愈文学主张 引导语：韩愈，字退之，唐代杰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世尊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今天为大家讲述一下，关于韩愈的文学主张。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就因为家风的影响而对文学有着多于常人的兴趣和认知。韩愈七岁时就能言，十二岁时就能下笔成文，所以他能够对文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见解。韩愈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一味地追求对仗工整讲究声律的骈体文，是不利于内容的表达。所以自韩愈开始，就倡导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 韩愈所主张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是简简单单的创作古时的文章，那样反而不利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是学习先秦两汉时期散文创作的精华。韩愈人文文章的一大重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说理明道，不是在文章表明做花式的修饰功夫。纵观韩愈自己所创作的诗句文章就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有着雄伟的气势，说理极为透彻达点，逻辑性思维也是极为清楚清晰的。所以唐时的杜牧将韩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诗句并称为“杜诗韩笔”，苏轼更认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主张文学创作要重视内容的表达，这也被他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韩愈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率真无比，就是敢于讲真话，这也是同他积极有为的政治素养相关联的。韩愈所创作的《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壮》还有《论佛骨表》都是很好的表现，其中《论佛骨表》更是指出了为官的人不敢指出皇帝过错的事实。这一篇文章还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幸亏有人求亲，才降为被贬潮州的结局。 韩愈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影响都是巨大的。自南北朝以来的浮华文化，也自此渐渐被抛弃，一股文学清风开始吹起。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韩愈作为一代名家，其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惊世名言更是比比皆是，以下节选了韩愈作品中部分诗词加以赏析。 韩愈的诗风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流派，其笔力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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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
韩愈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判的意义
韩愈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批判的意义 中文摘要：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对后世的影响力非常大，韩愈子退之，才学渊博，文论犀利独到，逻辑性强，其古文理论是其最为突出的成就，本论文主要就是围绕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批判的意义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通过其生活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对他的古文理论的影响，第二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的作用特点，第三文学理论评判的意义提出“文以明道”“文章内容变革带动形式变革”。 韩愈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对他的古文理论的影响 韩愈生活出生于大历三年，生在宦官世家，所以从小就受到政治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熏陶，虽然生活在宦官世家当时在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兄长也早逝，从小韩愈就刻苦学习，这使得他博学远见，思想也变得更加正直，在他后来提出古文理论上也受个人经历其影响，文章内容更得加丰富，文章思想变得更加的直白，这也是他后来造成被贬的重要原因；其次韩愈生活在唐代一个儒家式微的节点，佛家成为主流思想，就连统治者也对佛教充满崇拜，所以促使他对儒家思想倒退的担忧和佛教占据主要地位的反对，因此为了振兴儒家思想通过改变文学思想，开始对佛教加以否定，古文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 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的作用特点 韩愈开创古文理论先河，很多人认为韩愈提倡的古文理论最主要的目是为了反对骈文，但笔者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而反对骈文只不过是其次目的，韩愈文章逻辑性非常强，写作手法创新，当时都是为了批评或论证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和提出自己的观点，在韩语看来当时社会的儒学道统已经衰落，佛教思想已悄然兴起，已经影响了儒学思想的传播，而儒学思想是中国本土思想，有其不可摒弃的理由，儒学思想的代表人韩语认为儒学思想受到威胁，所以他为了打压佛教冒着生命危险向皇上上①《论佛骨表》劝谏，认为供奉佛骨
论韩愈的学习方法
论韩愈的学习方法 １、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 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 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 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 品德上要做到“成”。怎样才能做到“精”与“成”呢？他说：“业精于勤，荒 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就是说，要想使学业精益求精，最根本的前提条件 是勤学，否则懒惰贪玩，终至学业荒废。要想使品德上有所成就，凡事要三思而 后行，否则放荡成性，随波逐流，必须品德堕落。这确实是千古名言，不易之真 理。总之，他强调无论是进德还是业，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里的“勤”表现为 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子勤（多咀嚼、多思考），日以继夜地学 习。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 恒兀兀以穷年。”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 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治学多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如他所说：“诗书勤 乃有，不勤腹空虚。” ２、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韩愈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 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 博与精是对立的统 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他一方面强调 博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另一方面又要求精 约，提出“提其要”，“钩其玄”。这就是说，学习时要把握住要点，探索其精 微之处，融会贯通，领会其精神实质。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系统性，反对“学虽 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另一方面又要求学习时“沉浸醲郁，含英 咀华”，深入钻研并沉醉于古籍之中，细细体味其精华。 ３、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 韩愈认为“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以古人为师，不必拘泥 于章句，而要学习其思想、方法，要活学。如果只会背诵，模仿“古圣贤人”的 陈词滥调，那么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剽贼罢了。“降而不能乃剽贼”。他赞成吸 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反对沿袭剽窃，主张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他反对“踵 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他主张“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闳其中
韩愈 讲稿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我们说起学习唐宋诗词，都会想到谁呢？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要学习唐宋散文，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唐宋八大家”。 那么唐宋八大家都是哪八个人。唐代的有韩愈、柳宗元，宋代的呢有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这父子三人，最后啊，再加一个曾巩，这八大家。 第二个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是这八个人结合到一起，叫他“八大家”，谁给他们最早的时候组合在一起的。最早，把这八大家结合到一起的，是明代有一个文人叫茅坤，他编了一本书，叫《唐宋八大家文钞》。 这唐宋八大家这八个人，他们所创作的诗词，加在一起，大概有九千多首。他们所创作的散文，大概有一万两千多篇，平均每个人两千六百多篇。大家要知道，《全唐文》――就是整个唐代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写的所有的文章加在一起，也才不过两万多篇，《全唐诗》――整个唐代人所写的诗，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也才不过五万余首。而唐宋八大家当中，活得最长的是苏辙，活了七十三岁，活得最少的柳宗元，四十六岁，我的意思是什么，以这么短的生理年龄，却创作了这么丰富的精神的产品，他们的创作，是非常惊人的。 唐宋八大家的人生啊是非常辉煌的，我们可以掰着指头算一算，在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辙，前后担任过宰相或者副宰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理、或者副总理。还有三个人曾经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是谁呢？欧阳修、苏轼和苏辙。翰林学士是个什么职务？他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有起草最高级的国书和诏书的权力，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在宋代，翰林学士是三品大员。还曾经有四个人担任过中书舍人，哪四个人呢？苏轼、苏辙、韩愈、还有一个曾巩。中书舍人是中书省里边的高官，专门负责起草诏书的。还曾经有四个人做过部长级的高官，有六个人都是进士出身，还有六个人曾经做过地方最高的行政首长。这么说一句简单话吧，就是唐宋八大家的这个人生履历，他们做官的这个经历，是中国古代官员行政经历的一个缩影。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第一，说他的文，说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所谓“八代”，就是从东汉一直到隋代，一共八个朝代，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在这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边，所有的文章都赶不上韩愈的。说他“道济天下之溺”，韩愈在唐代，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复兴什么儒学啊，复兴儒学里边的仁义之道，就是要复兴孔孟之道，用孔孟之道来治国，用孔孟之道来重振大唐的雄威呀。所以说“道济天下之溺”，这个“溺”字指的就是沉沦，要把沉沦的社会唤醒。第三，“忠犯人主之怒”，他是个大忠臣，何以见得，凡是忠臣都爱说直话，都爱说实话，韩愈为了要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为了要劝谏皇帝，不惜什么呢，直言犯上，得罪皇上，在所不惜。可是他是个什么呢，大忠臣。最后一条说，“勇夺三军之帅”，我们觉得奇怪，韩愈是个文人，是吧，一介书生，谈何勇夺三军之帅呢。这是因为当时有的节度
韩愈的伟大教育思想
韩愈的伟大教育思想 关于识别和培养人才的思想韩愈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他在《杂说四·说马》一文里，用识马的道理表明识别人才的重要。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说明识马者难得。有识马者然后才会发现千里马。不识马，虽有千里马也被埋没了。“虽有名马”，而“不以干里称也”。由于不识马就不能饲养马。“马也虽有干里之能”，但待遇不公，不能满足它起码的生活要求，因而不能发挥它的才能，“食不饱，力不足，材美不外见”，要同常马一样尚且难办到，怎么要求它能行千里呢?他嘲笑那种不识人才的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驱策、饲养都不得法，听马鸣也不能了解其意愿，反"执策而临之日，‘天下无马’！“表现出不识马者懵然无知、熟视无睹而又傲然自得的神态。"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世上不是没有良马，而是识马者“不常有”。他认为只有善于鉴别而又培养得当，人才才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里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浪费人才、摧残践踏人才是十分严重的。韩愈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十年犹布衣，他才高受屈，又几经贬谪，对于人才问题是有其真切地感受。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八《说马》就是他结合自己早期不得志的遭遇
而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及一切有才能的人所作的不平之鸣”。这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也是有价值的。 关干教学与学习的思想 1、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说，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为人行事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而败毁在于因循苟且。他所说的“勤”，表现为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勤(多思考、多体会)，日以继夜地学习。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不绝口地吟诵佰家六经文章，不停手地翻阅诸子百家的篇籍，燃上灯来接续日光，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已多年治学和教学的宝贵经验的结晶。 2、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韩愈在教学实践中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博与精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韩愈一方面强调博学，提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吉，待用无遗”。无满足地追求，而又力图有所收获，重大的细微的都不放过，待用而全不遗漏。另一方面，韩愈又要求精约，提出"提其要”、
韩愈及其教育思想
韩愈及其教育思想 导读：一、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号称“文人之雄”，曾倡导古文运动，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时，韩愈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字退之，河南南阳（今孟县）人，生于公元７６８年，卒于公元８２４年。其郡望昌黎，故自称韩昌黎。韩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后人也称他韩吏部。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和书香门第。他三岁而孤由其伯兄抚养，１２岁时其兄韩会病故，由其寡嫂养大成人。韩愈从幼年时期便饱尝寄人篱下之苦和长期颠沛流离的艰辛，经历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岁月。这种经历促使他早熟，形成了较强的自我奋斗精神。２５岁擢进士第，２９岁任节度使观察推官，３５岁授四门博士，３６岁迁监察御史。后因直言谏上被贬，３８岁遇赦，做江陵法曹参军，３９岁后历任国子博士、都员外郎、河南令、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和制诰、中书舍人等官职。元和12年，因评淮西吴元济之乱有功，被升迁为刑部侍郎，进入大员之列。后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又内迁为表州刺史。穆宗继位后，召回韩愈任国子祭酒。长庆元年转为兵部侍郎，后一度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为吏部侍郎，长庆4年病卒，享年５７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
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的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与复兴儒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对我国古代教育是有好的影响的。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
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首先走入我视野的韩愈并不是其诗人的身份，是他散文大家的不凡气度。韩潮苏海，从这句精确的概括中，只一个“潮”字，就突现了韩愈文风的特色，那种狂涛迅浪，澎湃汹涌，锐不可挡的气势，像铺天盖地扑面而来，让人有不敢仰视之感。苏东坡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渡天下之溺”，后人推他为唐宋八家之首，诗名远远不如文名，但是论到唐诗犹是绕不开的高峰。 韩愈作诗想象纵横恢奇，尚荡尚奇，往往出人意表，因为风格峥嵘奇特，后人称为奇险诗派，或叫韩孟诗派，对后世宋诗有着颇深远的影响；但有时过分去熟就生，一味追求奇险，得之暗涩失之醇和。韩愈还以文为诗，在诗中使有散文句式和赋法，直阵其事发表论议，错落有致，摇曳多姿，但有时过分散文化也大大减弱韵味和含蓄，诗意淡薄。 我一向喜欢韩文却不怎爱读韩诗，以为其文美而气盛，诗却句险而意奇，不堪象诗，倒是有几首“正常”的小诗，写得非常有韵味，清新可爱，比如这一首就丝毫不见奇险之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远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而，最终留在我心底的韩愈，却是其人其事与其风骨。韩愈一生磊落忠朴，在政治上主儒学，拆佛老，为文反对六朝浮夸艳丽之风，提倡复古文，提出文以载道，遵从词必自出，为人处世不平即鸣。上面这首诗就是韩愈作于五十二岁贬官途中。当年宪宗崇佛，迎佛骨入宫，以至劳民伤财，韩愈即上《论佛骨表》劝阻，结果触宪宗之怒，一纸令下贬谪潮州。在唐代岭南还是南蛮之地，民智未开，毒虫猛兽遍地，贬官岭南等同流放。无端被贬已是不幸，更不幸贬地是岭南，悲愤的韩愈，凄凄惶惶南下，给赶来的侄儿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有不平的申诉，悲情之情，又流露出对未来的彷徨心情。“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最堪咀嚼，我们仿佛看见又伤心又悲愤又凄凉的诗人，立马回望长安，但长安不见，连秦岭也隐在一片烟云中，而前路还十分遥远；离不忍离，去不忍去，但走始终在走。这是我最喜欢，印深最深刻的一首 韩诗，诗情喷薄而出，又感人至深，应了韩愈自已的观点：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曾有论者指摘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人品与文品不符，不知此论从何而来，甚奇。虽然文如其人未必四海皆然，总会有例外，然而，在韩愈我是坚信文如其人的，坚信韩愈的人品高尚，绝对是正直不可的君子。“学而优则仕”，在古代确实只有为官一途，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为民济世的宏愿，当年孔孟游说诸候，奔走列国，为者何来？为官虽然不是目的，却是实行目的必要手段，君子坦荡荡，只要是取之有方，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
韩愈的一生主要事迹
韩愈的一生主要事迹 导语：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下面是为大家的韩愈的一生主要事迹，欢迎阅读。 一、人物生平 韩愈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潮州。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八年(802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着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着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着“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试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风格
试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风格 指导教师作者 摘要：韩愈诗歌以其奇崛不群的诗风，独树中唐诗歌一派大纛。他的诗作中虽偶有佶屈聱牙之瑕，但瑕不掩瑜，韩诗正越来越以它奇崛的特质，放射出其奇诡绚丽的光彩。毋庸置疑，韩愈以不因循前人独辟蹊径的创作手法，奇崛雄豪的意境创设和超异寻常的奇异想象，为自己的诗歌创造铺就了一条通天大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我们有必要作一番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奇崛风格诙谐戏谑浪漫 韩愈，字退之，中唐诗人，南阳（今河南孟县），韩氏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比韩愈晚半个世纪的晚唐诗人司空图形容韩愈诗歌艺术风格说：“韩吏部诗歌累百篇，而驱驾气势，如掀雷扶电，撑扶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一言蔽之，奇崛，就是韩诗艺术上突出的表现，或突出的风格。韩愈以他的奇崛，独树唐诗一派大纛，和元白诗派及其它诗派一起，大大活跃了中唐诗坛，造就了唐诗至盛唐以后又一个鼎盛局面。 一、韩愈奇崛风格的形成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论到韩愈诗歌时说：“韩昌黎生平的心慕力追者，唯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唯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之注意所在也。”按此说法韩诗奇崛风格的形成原因是：一是韩平生心慕力追者唯李杜二人，他的奇崛诗风的形成，和学习李杜关系很大。二是韩才大学博不甘居人后，但李杜在前，诗歌发展已备极壮观，难乎为继，欲辟新径，唯李杜奇崛处“尚有可推扩”。这个说法很有道理，韩诗中提到李杜的诗句很多，而且他总是李杜并举，持平的态度也很突出。在《调张籍》一诗中，他曾对自己的心慕力追李杜的心情和感受亦有极形象的描写。另外，韩愈不但在政治上极有抱负，在文学上也是很自负的。“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他学习李杜，是自李杜始，希图有所创新，而不是单纯的模拟李杜。他在李杜之中寻求的是个人发展的途径，扩而充之，从而超出李杜，另树一帜。一个诗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定型，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具体到韩诗的奇崛诗风的形成，至少还应在赵翼总结的以外再补充四条： （一）韩愈在文学上好奇的个性于诗歌的影响。好奇、标新立异是他在文学上的美学理想，凡异于常者，则认为是好。他在答到刘正夫书中说：“百物朝夕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其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足下家中之物，皆赖而用也，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为文，岂异于是乎？……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它，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其好奇，喜标新立异的文学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凡古籍中之奇奥处，对他也特别具有吸引力，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中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江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能达。”大约天地、人物、江海……之中，他喜的是扬沙走石，危峰峭壁，戈矛叱咤，浊浪排空。“尔雅注虫鱼，定非磊磊人。”他似乎不屑于在细支末节上汲汲追求，这就是他的美学理想，其势必影响他的诗歌。 （二）韩文的尚奇于韩诗的联系。韩愈是诗文皆擅的，韩文的突出特点也是尚奇，唐人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奇诡于韩愈。”宋人苏洵《上欧阳内翰书》也有一段形容韩文风格的：“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以此而论，韩诗奇崛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其诗歌的创作风格。 （三）摧陷廓清充斥中唐诗坛的大历柔靡诗风的不良影响的需要。 （四）以文为诗创作手法的大胆使用。
韩愈文集
韩愈文集 本文是关于韩愈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韩愈文集内容简介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德宗贞元十九年被贬为阳山县令。 顺宗永贞元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 明万历中，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韩愈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韩愈在文学方面，领导了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古文运动”，开创了“以议论人诗”、以散文为诗的独特诗歌风格，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书精选韩愈诗、文选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愈的思想观点、文学成就及语言特色，为别具一格的精
粹选本。 诗词欣赏 《芍药歌》 丈人庭中开好花，更无凡木争春华。翠茎红蕊天力与，此恩不属黄钟家。温馨熟美鲜香起，似笑无言习君子。 霜刀翦汝天女劳，何事低头学桃李。娇痴婢子无灵性，竞挽春衫来此并。欲将双颊一睎红，绿窗磨遍青铜镜。 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 落叶送陈羽 落叶不更息，断蓬无复归。飘飖终自异，邂逅暂相依。 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 孟生诗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 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骑驴到京国，欲和熏风琴。 岂识天子居，九重郁沈沈。一门百夫守，无籍不可寻。 晶光荡相射，旗戟翩以森。迁延乍却走，惊怪靡自任。 举头看白日，泣涕下沾襟。朅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 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差参。萍蓬风波急，桑榆日月侵。 奈何从进士，此路转岖嶔。异质忌处群，孤芳难寄林。 谁怜松桂性，竞爱桃李阴。朝悲辞树叶，夕感归巢禽。 顾我多慷慨，穷檐时见临。清宵静相对，发白聆苦吟。
韩愈的古文理论
韩愈的古文理论 中国的散文分为骈体和散体两类。先秦两汉的“古”体，单句散行，六朝以降，骈俪之风盛行。此风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人要从思想上重振道统，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必然要革除章句之繁琐，回到经典儒学的文体，于是由唐代儒学的复兴产生了古文运动。 一、文道关系的演变 文道关系是儒家文论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它随着儒学的兴衰而变化。文道关系围绕重道轻文或重文轻道而变化，追求文学的艺术性、重文学形式技巧的文学思想同原道、宗经、致用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彼此斗争，此消彼长。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兴儒学为旗帜，以文体改革为中心的散文革新运动。古文是以先秦的散体文为代表的文章形式，其特点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骈文萌芽于两汉，兴起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和初唐，其特点是讲究骈俪、对偶、丽藻、用典和声律，它是一般文章写作引入诗赋创作的语言技巧的结果。骈文作为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王勃的《滕王阁序》等。骈文对文章艺术形式美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文化传统。但是，在所有文章（包括应用文）中推行骈体化，不顾需要地堆砌典故、推敲格律，一味追求华艳的辞藻，用形式的追求取代思想的追求，甚至障蔽思想感情的表达，又使文章的写作走向重文轻道的华而不实道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正是基于这一点，从复兴儒学出发，提出文章写作中的复古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家倡导文章“复古”，有文化重振（复兴儒学）和散文自身发展两方面的原因。从后者来说，是看到了先秦散体文在记事、说理方面的各种风格和不拘格式的明显优点。在叙事方面，先秦散文日趋详尽、细腻，记叙文字表述准确，形成的“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在说理方面，思想的活跃与逻辑的推演，使说理文字论证严密，避免疏漏。墨辨逻辑推理严密，《墨子》一书的文字极为简练严密；道家对个人内心生活真实的眷念，采用“卮言、寓言、重言”的话语方式，形成了“无端涯之辞”的语言特点；纵横家气势雄健、锋芒犀利、纵横捭阖；儒家质朴敦厚、文质彬彬。先秦“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中，历史散文的作者要考虑史事的表述与评价，诸子散文的作者要考虑如何表述自己的思想见解，说客们考虑的是如何驰雄辩以耸动视听，说服人主。总之，先秦散文取得了令后世瞩目的多方面成就，这是它不断为后世所称道和向往的主要原因。后世主张复古的文人常常以向它认同与回归作为革除文坛流弊的途径。当然，作为先秦散文发展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也成为后世一切复古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凡是主张复古的散文理论，无不遵循文以载道的原则。只有那些着眼于技巧的雕琢和艺术上追求的作者，才会偏离文以载道，表现出重文轻道的倾向。 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在韩、柳之前，一批古文家，如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在文道关系上，提出宗经，即要求用一种符合儒家经典的思想，去充实文章的内容，使文章有益政教。在宗经的原则下，要求文章质朴简洁，反对藻丽雕饰。但是他们是在复兴儒学的前提下倡导古文运动的，所以其文风只是一味模仿先秦儒家散文，没有吸收庄子散文的滂沛汪洋，纵横家的凌厉激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新的创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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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中唐时期，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位关键性的领军人物。他的创作在引领了当时的文学风潮外，还沾溉一代宋诗，使宋人在唐人之后摆脱唐诗束缚扩展出一片诗坛新天地。而这位领军人物就是被后人称为韩昌黎的韩愈。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曰“文”，又称韩文公。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在思想上，韩愈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政治、哲学，还是在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苏轼曾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1（《潮州韩文公庙碑》），从文、道、忠、勇等方面概括韩愈一生的事业。而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一是领导了唐代中期的古文运动，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二是尝试并倡导“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手法。其中，尤以“以文为诗”最为引人注目。连史学家陈寅恪也不禁赞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2当然这种创作倾向正是韩愈作为一位古文大家而具有的独特成就。因此，本文主要从文学背景、艺术特征两个角度来研究韩愈的“以文为诗”。 一、“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 “古文”（专指秦汉散文）是出现于中唐时代散文的特有名称，是相对骈文而言。首先提出这一名称的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而这一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都是适应社会发展与文学规律的，它是中唐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统治者信佛侫道，更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士人心态的主流已不是初盛唐时期的昂扬与奋发，文学的面貌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面对复杂的政治社会形势，他们希望维护中央集权、振兴儒学，挽救时弊。众多士子中，韩愈以儒家的学术视角，知识分子特有的政治嗅觉，探究中唐以后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治国安民的思想。肯定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是韩愈的“道”的真正内涵。 1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 2郝润华.韩愈“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J].首都师范大大学学报,2006(5):64.
韩愈散文选集
韩愈散文选集 本文是关于韩愈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古往今来，有多少精美的散文象珍珠般在熠熠生辉!《百花散文书系》不敢说已将它串成珠联，但它们在这里总已不再是散珠而更便于阅读、欣赏了吧。所选篇章侧重于抒情、叙事性散文;题材大至社会、人生，小至离情、花草;风格既有雄浑、酣畅，亦有委婉、含蓄;广采博取，兼容并包。【诗人简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的散文杰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有《韩昌黎集》传世。《韩愈文集》的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文学创作理论】 文学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课外阅读】韩愈思想
【课外阅读】韩愈思想 韩愈提出的"业精于勤”，"提要钩去”，"含英咀华”，"由统要中”，"师素不师辞"以及"闳中肆外"等教学与学习方法，是一些符合教学与学习规律的正确见解，但是他的"崇儒卫道"则是封建糟粕。 （一）对教师问题的见解 1、教师的任务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所谓"传道"是指传儒家道统;所谓受业，是指使学生受到文化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所谓解惑，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解答学生们的疑惑。以传道为首，以授业为次。韩愈强调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为恢复儒道的传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而且还包含了寓德育于智育的思想。 2、教师的标准 无论社会地位是高或是低，无论年龄是长或是少，谁掌握了道，谁就是教师。衡量教师的标准:凡是具备了"道"与"业"的，就可以做教师。 3、师生关系 他认为谁先值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教师。"由于对"道”:的某方面的造诣不同，由于对"业"的某方面的专攻不同，也许学生不一定不如教师，教师也不一定处处比学生高明。这破除了对教师的盲目迷信;而且还反映了闻“道"在先，以"先觉觉后觉"，攻有专"业"，以"知"教"不知。这一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师与生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 提倡人们要向德行高尚、学有专长的人学习，提倡互相为师，"教学相长"的含义。他的这一思想有利于扩大师资的来源，有利于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 (二)关于识别和培养人才的思想 1.只有善于鉴别而又培养得当，人才才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里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三）关干教学与学习的思想 1、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 2、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的教育思想论文 摘要：本文从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作用、对教师问题的论述、教学经验等四个方面对韩愈的教育思想进行简要的总结。 关键词：人才观性三品师说现代教育 韩愈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后人尊奉为伟大的教育家。韩愈作为一位正直而有抱负的文人，是主张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的。他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教育问题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对教育问题十分关注，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思索人才问题，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教育实践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事迹如下：在其做四门博士、国子祭酒期间不停地四处讲学，激励提携后学；在其任潮州刺史期间捐资助学，大力兴办乡校，促进了潮州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韩愈所留下来的教育论著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才与教育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从其主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把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教学经验。 一、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人才的培养实质上就是教育的过程。韩愈所认为的教育的目的也就是他个人的人才观。要研究韩愈的人才观，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韩愈认为什么是人才这一基本问题，亦即人才在韩愈思想中有怎样的规定性。但在其著作中韩愈并没有对人才这一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只能从其留下的主要的著作中来窥知其梗概。 翻阅《与汝州卢郎中论荐候喜状》、《举张正甫自代状》、《举韩泰自代状》、《柳子厚墓志铭》、《荐张籍状》、《樊宗师状》等著作可以看出，人才这个概念在韩愈那里有多方面内容，包括（1）政治才能：如韩泰之治漳州与柳宗元之治柳州都受到韩愈的热情称赞，可见政治才能作为人才的基本素质备受其推崇。（2）博学能文：韩愈所赞赏的众多人物都是具备渊博知识和文学创作能力的才俊。（3）尤重德行：韩愈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在其眼中德行才是人才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综上，我们可以归结为德行与艺业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把韩愈对人才的要求概括为：忠君、清政、兼礼法、继传统。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进一步将其培养目标标准化，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逐渐被提高了。宋朝以后，《大学》便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同时韩愈认为人的才具各有不同，因而其用也有差异。在《进学解》中，他说“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也,斧斤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端量长，惟器适用者，宰相之方也”。他以木材和药材为例来说明人才问题。木材与药材是有不同特点的，因而其用途也是不同的。人才也是如此，因而是不能齐一等同的。这种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来看无疑都是正确的。 韩愈深知人才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统治阶级能很好地培养和选拔人才，从而使人才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韩愈所追求的人才理想是“士得其所”。在《马说》中，他用识马的道理来表明识别人才的重要。他认为天下有贤士，四海之内定有其秀，关键在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正是由于统治者不识才、不惜才，才致使大量的人才的被埋没。这是其基于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切身体会。这一建议同样也是有建设意义的，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他认为人才就应有别与常人，而受到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