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侠文化知识分享

中国传统侠文化浅析

侠文化概述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侠文化”不仅存在于武侠天地中，它更深深地渗透到人性中。从伟人到小人，从侠到反侠，正是人类社会由理想走向现实，从人物到人格再到人性的最终体现，“侠文化”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生动体现。

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饱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反是违，侠永远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公正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

“侠文化”在漫漫的中华历史上有着特殊而又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说侠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妄言，侠文化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华文明起起伏伏而又久经风雨，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缩影的一部分。

侠的起源与中国性

关于侠的起源，历来争议颇多：侠起源于士说，起源于刺客说，起源于诸子说，起源于民间说等等，莫衷一是。侠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存在于历史文献典籍的时代性叙述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想像性建构之中，活跃于不同时代追求公道、正义、自由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可以说，每一个社会团体或学派都有可能产生侠，但说它源自某一个社会团体或学派，就未免以偏概全了。所以，与其说侠的思想来源于儒、墨、道等种种学说，不如将之视为一种行动哲学，一种基于道德体认与人格风范的个性实践。

“侠”，最初见于《韩非子》一书，而侠的形成，则应早于《韩非子》成书的年代，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当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百家争鸣，大放异彩，天下显学；儒，墨，法，道无不对“侠”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与内涵。

儒家所崇尚的舍身取义，正是“侠”的灵魂与根本，“千金一诺，慷慨赴义”，与儒家的忠信仁义思想结为一体，铸就了“侠”的诞生。

墨家门徒自身就是一群大侠，而“兼爱非攻”的核心思想，更是培养了他们的浩然正气，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去帮助那些遭受欺压的弱小群体。墨家第三

任首领带领门下一百八十多位精英死守阳城，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并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是体恤满城生灵。他们死而无悔，写尽了大侠的风采。

法家是唯一对“侠”提出批评的显学，《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皆礼之，此所以乱也。”在韩非子眼中，侠这一群体以武犯禁，对国家的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对侠进行了全盘否定。

而道家认为最高境界的“淡泊无为”，正是那些无心功名，从不为自己着想的大侠的生活原则。

在儒，墨，法，道的精神反映引下，春秋战国时期才会突然出现了如此多的大侠。他们苦天下之苦，急民众之急，不求功名，无心富贵，只求天地间长存一股正义。所以说，“侠”是深得中华文明精髓的。

到了东汉与三国时代，政局的动荡与汉室的腐败，已经使政府丧失了打压“任侠”的能力，于是“任侠”势力如火后野草一样，重又铺满神州。一时之间，人人争而为侠，以武为勇，以怯为耻，秦时彪悍之风，再次吹遍了古老的大地。

后来，随着小说的发展，侠文化的发展渐渐开始转移到了小说上，这便形成了人们现在所熟悉的武侠小说的早期形式。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同时期一些以历史题材为背景的小说（一般以武将作为主角）同样也可以被认是早期的另一种形式的武侠小说，较有名的如《说岳全传》、《三国演义》以及《说唐演义》等等。

侠的演变——游侠与豪侠

至汉代，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平民化、本土化、游动化的特征，他们也随之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游侠。《汉书·游侠传》云：“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

进入西汉中晚期之后，随着游侠与宗族、乡土乃至在朝新贵的结合，各方游侠渐渐扎根下来，不复往昔的云游之态，“豪桀”、“豪俊”、“贤豪”是他们更准确的称谓，在汉代官方文书中，并没有“侠”字，而是包含在“豪杰”之中。“豪”是指那些以出众的才智与德行赢得威信的人。游侠而称“豪”，正在于他们是以种种修行砥名的手段广结宾客，通过尽力维护交游圈中人的利益来获得对方生死与共的拥戴与效力，以形成强大的社会集团势力，从而拥有现行政治权力结构之

外、能为社会所仰赖的一种个人权威。由此，“游侠”一跃而变身为“豪侠”，称谓改变的背后正是其社会性质和地位的巨大变化，然而，这一转变也导致了其古典游侠品格的淡化以及豪暴侵凌倾向的形成，成为豪侠日后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侠的高峰——剑侠的形成

自汉末至隋唐之际，正史上亦可见“豪侠”、“任侠”之记载，这显然与战乱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中国北方边境和胡族相邻，任侠尚武的风气自然留存不衰。然而，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的大趋势业已形成，已经难以挽回，即使在略显武化逆转迹象的北朝一代，武装豪族也更像是日落前的回光返照，逐渐消逝在西天的那一抹残照中。不过，侠并没有消亡，他们在看似失去了一切之后却寻回了最重要的东西，并将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一个鼎盛之世，那便是唐代的剑侠。

唐代前期，经济强盛，政治开明，文化也一派繁荣。由于失却了宗族、乡党、宾客之类的社会基础，侠实现了由集体性向个体性的华丽转身，宋人所编《太平广记》中《聂隐娘》、《红线》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记叙了男女剑客之流救人危难的侠义故事，其重然诺、轻财货、赴人困厄、存亡死生、不矜能、不伐德等道义品行极符合历代真正的侠者风范，所不同的便是他们不再有“权行州里，力折公侯”的社会势力，而是以独来独往的潇洒剑客形象示人。自中唐以后，剑侠几已成为“以武犯禁”的唯一典型，成就了中国侠史的分水岭，这一侠型自唐、宋以后无大改变，构成了文学想像中的侠的原型，对后世的武侠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儒侠互补——侠的近世演化

如前所述，唐宋以下最为流行的剑侠具有个人行动的特色，但这并不是说，汉代那种集体行动的侠风在后世完全湮灭了，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种遗风，只不过他们的活动限于一隅，不再有号令遍于天下的声势了。不过，失却社会基础并不意味着侠的败落，相反，至宋代侠的超越精神已深刻地渗透进士人的道德意识中，已非当年东汉一代侠风的局部影响所能比，无怪乎两宋以来具有批判精神的儒生文士往往带着一股侠气，事实上儒家传统本身具有一股狂的精神，能与侠风一拍即合，而明代的儒学解放运动则将这种儒、侠互补的依存关系推向一个高峰，代表了侠的近世演化中最重要的一个面向。

至清一代，中央集权制度朝向皇权高度集中令朝野上下侠风衰微，因为自古皇权都将侠视为对抗朝廷的异端；而另一方面儒学被现实功利所败坏，士大夫的人格日益堕落，因此造成了侠风的日益稀薄，导致了英雄主义情怀的彻底失落。反思——侠的当代价值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被视为“以武犯禁”的侠看似已无甚价值，但其实不然。侠早已成为一种泛化的精神气概与处世风范，沉淀在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侠文化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而闪耀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侠的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有增无减，这从如今武侠文学、影视的高度繁荣可见一斑。无论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还是针砭矫正社会时弊，抑或是塑造理想人格模式，侠都是具有很高的当代价值的。

侠之于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武功超凡的英雄形象甚或是舍己为人的仁人义士

的典范，而早已化作融合这一切的一种独特而丰满的民族文化人格的图腾，其所蕴含的崇尚正义公平、自由进步、打破常规的思想价值，诚信重诺、见义勇为、不矜不傲的伦理精神，以及孤鸿烟月、断剑沧海、浊酒残阳的审美意蕴，都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品格，必将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独特而不竭的精神动力。

归根到底，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而穿越千载，尽管中国传统上推崇儒、释、道合一的人格模式，但无论是儒家的仁和谦冲，还是道家的虚静无为，抑或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无法触及理想人格模式的全部内涵。事实上，侠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流品而与儒、道、佛并驾齐驱，尽管侠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但它在道德实践、社会影响等诸层面并不在此三家之下，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实现了超越，尤其是在近世演化中所出现的明显的“儒侠互补”倾向，更是证明了侠在近代理想人格模式重构中的重要地位。而侠在当代的最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建设性重构之中，有侠参与构建的人格，才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侠都如影随形地出没世间，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伴随始终，侠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依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