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方法

3、历史还原法：这个名字不是本人原创，但是本人推崇的历史研究方法。此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历史人物和事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我们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古人既不公平，很多事对古人的做法可能很难理解。因为所处时代不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变化，观念也在不断变化。
也就是用当时的标准去衡量而不是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原因很简单，历史人物和事件只有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才是真实的、可信的；如果抽掉或者改换历史环境，那么历史人物和事件就失去存在的基准；就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研究的方法国学门径 2008-05-21 14:31:15 阅读67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漆侠

大体讲有以下几种：

1．最基本的方法：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即考据。

2．历史比较法。

3．统计方法。

4．计量方法。

5．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一、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

普鲁士学派诸家与胡适相结合，实际上也是历史语言学派与乾嘉考据学派的结合，对近代中国史学影响之大，是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直到解放之前，居于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个系统。综合这一系统的研究方法是：

(1)重视资料的考订。

(2)重视资料及资料的搜集。

(3)重视对史料的考订、辨析。

考据的基本方法：归纳法、演绎法、类推法、比较法、以反证解决史料中的歧说与冲突。

二、历史比较法

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纵向研究是上下古今的研究，横向研究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或地域之间的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可比性。可比性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同一时代才能相比，二是历史发展相同阶段才能相比。

(2)不能以一种模式作为中心。可以找典型，但不可以一种模式为中心。反对欧洲中心论。

三、统计方法

四、计量方法

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甲)阶级分析方法

(乙)辩证的分析方法

1．辩证的分析方法，即是用辩证法分析具体的矛盾事物。辩证法基本上有以下三种法则：①对立统一法则；②质量转化法则；③否定之否定法则。

2．运用辩证法分析历史上的各种问题，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②对问题的观察分析，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确定历史的范围，也就是放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之内。

③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历史作用。

3．以辩证方法反对各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

①全面

地看问题，反对片面性；②反对平衡论；③反对诡辩论；④反对主观主义。

4．以分段研究的方法处理一些大的复杂的长期发展的矛盾。

5．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6．历史学研究的独特方法。

7．历史人物研究方法。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人物的研究虽然十分复杂，但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重视人民群众的决定性的历史作用，但从来不否认不低估更不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历史人物都应当认真研究，给以客观的评价，从这个人物身上真正看到对历史起了什么作用。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尺度去评价人物。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尺度，不是说，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和要求古人，不是说，以当时当地的标准评论人物。对历史人物研究中，朱熹有一段话值得人们注意：

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

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
















余英时与中国历史研究：具体方法的视角
来源：考试吧（https://www.360docs.net/doc/9e11732417.html,）　2005-12-30 9:04:00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论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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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读余英时先生的着作时，笔者不经意间发现，余先生在标题中喜欢用一个「与」字，比如「士与中国文化」、「钱穆与中国文化」、「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民主与文化重建」等等。这或许可以表明，余先生对一种姑且称之为「连袂式的研究」有着特别的兴趣。这种连袂式研究的取意自然是重在考察「与」字前后两个物件之间的关系，但要把这些关系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却并非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在两个看起来不那么紧密、有些甚至是彼此不相及的物件中间加一个「与」字，是一件有点冒险的活计。余先生敢于历次冒险且屡获成功的原因，无疑是他在将两个物件连接起来之前，分别对那两个独立的物件本身都已分别有了深厚的了解。因此，冒险对余先生而言不过是成功的催化剂，可是对笔者来说就具备了其原始的含义，因为对本文标题中「与」字前后的两个物件笔者都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无疑是险而又险的。然而，一种强烈的动因，使我甘愿这次冒险。这一动因源自于读余先生着作时的切身感受以及一个合度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的具体方法。很明显，这既缩小了论题的范围，同时

也减小了冒险的程度。当然，这绝不是说，余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联仅仅发生在具体方法的层面。

之所以选择「具体方法」这一视角，还有另外一层考虑。笔者注意到，当前国内学界在谈及方法时往往有重「论」的倾向，即过于注重方法论，而对具体方法则有所忽略。这里有必要对甚么是「方法论」作个简略的解释。直白地说，「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抽象出来的一些认识、原则、规范等。之所以说今日有重「论」之倾向，是指学者们往往偏重抽象的原则，而轻视具体的方法。即算涉及方法本身，也更愿意发表关于「宏观方法」的见解，比如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法等等。

基于此，本文欲「详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详」，从具体方法的视角对余英时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次冒险的探究。岂敢校正学界偏向，但求慕学于先贤。昔梁启超、钱穆二位先生均着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一部，个中所论大多为具体方法之明示，其细致程度惟恐读者有半处迷惑，实可为今日之借鉴。以下述及余先生之具体研究法凡四点，行文过程中，须不时援引余先生的原文作为佐证。因此，笔者假定读者诸君业已通览过余先生的数部着作--有感在先当更易共鸣，如是则幸甚。

一　内在理路

关于「内在理路」的方法，余先生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增订本自序中有清楚的说明1：

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因此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

由此可知，所谓「内在理路」，是指在寻求历史变迁的动因中，专注于内在原因的探求，同时并不赞成外部因素决定论。这里的内在原因，一般是指人物心理的、事件本身的、思想一脉自主的变动。关于此点，钱穆先生在给余先生的信中说得最明白，「弟原论文（指〈汉晋际之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笔者注）正因太注重自觉二字，一切有关政治社会经济等种种外面变动，弟意总若有意撇开，而极想专从心理变动方面立论，但内外交相映，心理变动有许多确受外面刺激而生，弟文立论，时觉有过偏之处」2。这封信写于1960年，而《论戴震与章学诚》初版于1975年。或许正是早年即受钱穆先生指正，余先生的研究并未偏执于内在理路之单面，正如他在那篇自序中接着说道：

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在历史因果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多元论者。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

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之所以强调「内在理路」，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的迷信，如「存在决定意识」之类。

就该书的具体内容，他进一步指明：

相反地，我仍然承认清末以来的政治影响说--清末的文字狱--是有根据的。在我的全部构想中，「内在理路」不过是为明、清的思想转变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而已。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缘解释，而且也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我惟一坚持的论点是：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

这一段文字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内在理路」的取意及其同「外缘影响」的关系。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的主旨是「以士之自觉为一贯之线索而解释汉晋之思想变迁」3，即儒学渐衰而老庄兴盛。所谓「士之自觉」，按照余先生的解释，是「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己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笔者将其理解成「士」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一种独立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心理变迁。很显然，比照于其他中外学者考论魏晋士风「或偏重于士族政治、经济势力之成长，或深入于清谈之政治背景之隐微」，以「士之自觉」为线索来解释汉晋的思想变迁，理应是对「内在理路」的爬梳整理。恰如余先生在「引言」中所说，「本文但求立己，不求破人」，这与他上述「内外不悖」的论旨是相合的。

那么，有没有一个「内外」界限的分野或内涵的大致对应呢？或者更通俗地说，何为内？何为外？在「汉晋之际新思潮之发展」一节里，余先生写道，「本篇仅就士之自觉之背景考察思想之变迁，故所涉不出主观方面之范围，而置客观之因素不论焉」。于此，我们似可将内在理路对应于主观心性，而将外缘影响对应于客观环境。关于何为主观何为客观，结合「儒家经术之衰与老庄思想之兴」这一汉晋思想变迁的原因，余先生亦有明确的交待：客观方面的原因为「汉人通经所以致用，今经学末流既不能施之世务，则其势乃不得不衰」，主观方面的原因是「一种学术思想之流行除因其具实用之价值外，又必须能满足学者之内心要求

，而汉儒说经既羼以阴阳五行之论，复流于章句繁琐之途，东京以降遂渐不足以厌切人心，其为人所厌弃则尤是事有必至」。通过对郑氏经学、荆州学派、魏晋玄学、辅嗣注易等一系思想之具体分析，余先生得出，「治经盖有求根本义之趋向，而章句烦琐足以破坏大体，为当时通儒所不取」。这种分析的方法同前述论证宋明理学之所以转为清代考证学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内在理路」的方法何以得到余先生的重用？他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的引言中说，「依此解释，不仅儒学之变为老庄，其故可得而益明，即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之变动而最为近人所措意者，亦未尝不可连续而参证之」。可见，除了「详人所略」之外，对于使用内在理路这一方法的论证效果，余先生也颇为满意。他在文中直言，「窃以为一切从外在事态之变迁而迂曲为说者，皆不及用士之内心自觉一点为解释之确切而直截」。「外缘影响」是为迂环曲折，「内在理路」则显确切直截，效果的不同亦反映出取意的差别，这是其一。

另外，余先生的重内轻外还同他身处西方汉学界的周遭环境相关。较诸中国，西方学人看问题喜发散式思维，一般鲜有「单因决定论」。余先生也在多处提到「历史的发展决非任何单一因素所能完全解释」。在多元因素之内，西方学者似更注重内在原因的探求，即使是对外缘影响的阐发一般也会归依到内在理路的流变。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余先生势必要以西方汉学界为主要对话者，而方法的认同才是彼此沟通的前提。如果借用「内在理路」一说，这当然要算作「外缘因素」对余先生的影响，类似的还有国内学术先辈的示范作用。比如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里就表明，「历史理解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又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多次提到4：

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

上述这些「内在向往、内在要求、内在精神力量、一贯的趋向」，应该对余先生的「内在理路」研究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在他自己所说「研究重心已转移到外缘领域

的三篇代表性专论」中也多少流露出了那种论证方式和行文风格。这三篇专论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和〈明清社会变动与儒学转向〉（〈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为此篇的最后改定稿），以下进行简略的分述。

〈商人精神〉一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中国为甚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对于这一普遍关注的问题，余先生认为，史学界寻求答案的方式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第一派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上断定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萌芽，只不过由于种种外部因素的阻碍，而没有充分成长。这一派所依据的一个预设性前提是，马克思的历史五阶段论是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当然不可能成为例外，第二派受韦伯的一些影响，在理论上并不预断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是从事实出发，探讨传统中国为甚么产生不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从具体方法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将第一派所用的方法看成「外缘影响论」，即西方列强的入侵切断了中国本已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包括余先生以及西方汉学界在内的第二派则取「内在理路说」，即从宗教和道德传统中深层挖掘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也就是说，笼括全篇的仍是内在理路的模式。同样，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无论是分析新禅宗、新道教的入世转向或是详谈儒家伦理的新发展，余先生都很少涉及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只是从思想本身的发展来阐明其变迁的路向。即使谈到新禅宗对儒家的影响，也是为了说明新禅宗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了压力与困境，其主线仍然沿着内在的理路，从韩愈、李翱、程朱、陆王这些不同时期儒学代表人物的言行，梳理了传统儒家的改造与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