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与新文化运动
辜鸿铭与新文化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简介
1、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2、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
北洋军阀时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列强纷纷支持袁世凯称帝，以便加紧侵略中国，而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在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直接原因）。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3、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主要内容有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尊孔复古的逆流展开猛烈进攻。在1917年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4、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
新文化运动既有先进性又有局限性。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新文化运动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而自有的文化就是落后的，这种思想上的认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文化运动即不是完全的毁灭也不是完全的继承，而新文化运动在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所在。
二、辜鸿铭简介、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自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了宣扬中国文化、嘲讽戏谑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三、辜鸿铭与新文化运动
辜鸿铭的思想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冲突。辜鸿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推崇，而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则是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厉打击。辜鸿铭鲜明的性情使其对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是强烈的不屑与反抗。在众人皆呼打倒传统文化之际，他成了异类，逆潮流而动，高调的宣称“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我们来超拔他们”。
在那样一个时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辜鸿铭作为一名国学大师，极力的宣扬中华文明，不惜与新文化运动逆反而行，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人。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力宣扬，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对于这位伟大的人物，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
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如今，中华民族依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的民族已经崛起，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将在世界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罗素论人性和政治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罗素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完成了40余部著作，涉及哲学、数学、科学、论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及政治等各个领域，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On Human Nature and Politics 论人性和政治 Undoubtedly the desire for food has been, and still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great political events. But man differs from other animals in one very important respect, and that is that he has desires which are , so to speak, intimate, which can never be fully gratified, and which should keep him restless even in Paradise. The boa constrictor, when he had an adequate meal, goes to sleep, and does not wake until he needs another meal. Human beings, for the most not part are not like this. When the Arabs, who had been used to living sparingly on a few dates acquired the riches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and dwelt in palaces of almost unbelievable luxury, they did not, on that account, become inactive. Hunger could no longer be a motive, for Greek slaves supplied them with exquisite viands at the slightest nod. But other desires kept them active; four in particular , which we can label acquisitiveness , rivalry, vanity and love of power.毫无疑问，占有食物的欲望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导致重大政治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人具有无止境的、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欲望使人即使到了天堂也会坐立不安。巨蟒饱食后就去睡觉，直到需要再进食时它才醒来，绝大部分人不像巨蟒那样。习惯于吃几个枣充饥的阿拉伯人没有因为获得了东罗马帝国的财富，稍一点头，希腊奴隶就会为他们端上最精美的食物，然而是其他欲望使他们行动起来，尤其是以下四种。可以称之为：占有欲，竞争欲、虚荣心、权力欲。 Acquisitiveness-the wish to possess as much as possible of goods , or the title to goods-is a motive which, I suppose, has its origin in a combination of fear with the desire for necessaries.占有欲--希望尽可能多地占有财产或拥有财产的所有权--是一个动机。我认为该动机产生于恐惧心理和拥有必需品的欲望结合之中。 I once befriended two little girls from Esthonia, who had narrowly escaped death from starvation in a famine. They lived in my family ,and of course had plenty to eat.But they spent all their leisure visiting neighbouring farms and stealing potatoes, which they hoarded . Rockfeller ,who in his infancy had experienced great poverty ,spent his adult life in a similar manner.Similarly the Arab chieftains on their silken Byzantine divans could not forget the desert ,and hoarded riches far beyond any possible physical need. But whatever the psychoanalysis of acquisitiveness, no one can deny that it is one of the great motives -especially among the more powerful, for ,as I said before, it is one of the infinite motives .However much you may acquire you will always wish to acquire more ;satiety is a dream which will always elude you.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一） 首先不得不说辜鸿铭是一个天才。一个学贯中西、精通九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超人。 这本书是1915年出版用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而且此书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一战期间，正当欧洲文明陷于危机，辜鸿铭的目的很明显，为陷于危机的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文明指出一条出路。目的，是去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虽然我个人觉得部分思想也有极端之处，但是正如豆瓣ID黎旭所说，在辜鸿铭所处的那个几乎是要全盘否定东方文化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种极端的思潮，或许只有用另外一种极端去予以抵制，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 此书，我看了前面三部分：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中国语言。字里行间透露的作为中国人的名族自豪感，很多精神也的确是我们国人所拥有的。但是辜先生的部分解说也有偏颇，但是在那个时代来说，辜老先生对东方文明的宣传实在是功不可没无可厚非的。此书中表达的和描述的中国人是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即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不朽的秘密是什麽？难以言表的文雅：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的结合产物。什麽是正义的法则？正义的法则就是真实、守信、忠诚。如今在中国，不需要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公正和争议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道德义务是必须得到服从的东西。 当然关于中国人的精神，还需要我们来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二） 近日用零碎的时间读完了辜鸿铭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其中的内容让我更深层次地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 这本书的作者辜鸿铭先生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可见他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书中，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他认为中国人是特别讲礼貌的人。真正的礼貌的本质是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因而也容易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的礼貌，虽然没有日本人的礼貌那样周全，却让人舒服，因为它是，正如法国人完美表达的那样，是心灵的礼貌。相反，日本人的礼貌虽然周全，却不那么让人舒服，它可以说是一种排练过的礼貌--类似于戏剧作
浅论罗素的摹状词
浅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罗素认为，哲学的本质工作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对哲学问题的分析能够看出是否是真正的逻辑问题。在语言哲学和逻辑学领域中，罗素的摹状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罗素开拓了摹状词理论新领域，取得了极大的突破。他区分了专名和摹状词，并且提出了分析摹状词的方法，从而解决了哲学上的三大难题，因此，罗素创造的摹状词理论对之后的摹状词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一律失效，排中律失效，存在悖论这三者是哲学史上的三大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三大难题都无法得到解决，直到罗素开创了摹状词理论，这三个悬而为解的难题才得到最终解决。与此同时，“语言学转向”的出现也推动了罗素摹状词理论的提出，而在罗素之后，多位哲学家对他的摹状词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提出了各自对摹状词理论的见解，由此可见，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有利于于后世哲学家的研究并且影响范围广，影响深度大。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产生的，“语言学转向”就是罗素摹状词理论产生的背景。“语言学转向”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维也纳学派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提出的，这个转向就是指哲学研究对象从认识论主体转向语言本身，一片研究语言的热潮为罗素提供了研究背景，他针对德国哲学家麦农的对象理论，指出任何一个名称都是有所指的并且所指的对象都是存在的。而哲学三大难题也促进了罗素摹状词理论的产生。 第一个哲学难题是“同一替换规则失效”。比如，乔治想知道司各特是不是《瓦利弗》的作者，当司各特是《瓦利弗》的作者时，可以将“司各特”替换成“《瓦利弗》的作者”，于是，我们得到“乔治想知道司各特是不是司各特”。这句话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而，同一律失效。第二个哲学难题是排中律失效。排中律表明，两者之间必有一真，不存在非真非假的情况。“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和“当今法国国王不是秃头”这两者都是假的，因为法国没有国王，因而，排中律在此处是失效的。第三个哲学难题是存在悖论。“这座金山不存在”。当这个语句为真的时候，“金山”这个词没有指称对象，当这个语句为假的时候，语句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由此表明，这个语句不可能既是真的，同时又是有意义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在破解这三大哲学难题时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被称为“哲学典范”。 罗素最初在《论指谓》中系统的提出了关于限定摹状词的思想，之后对此思想不断的进行充实扩展，最终形成为哲学典范的摹状词理论。罗素强调不能把专名和摹状词混为一谈，“关于限定摹状词，首先一点要弄清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名字。”专名是简单符号，而摹状词是复合符号。在罗素看来，任何专名都是有所指的，专名的意义就是自然语言中的专有名词，比如苏格拉底，比如埃菲尔铁塔。专名最终是要通过对对象的特征进行描述和说明的方法才能完成指称，因此，名称必须是要有含义的。而摹状词与之不同，摹状词是不具有饱和性与唯一性的，它只有在命题使用中才有意义。因而要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得到命题的真正形式，并且消除摹状词的存在，哲学三大难题才会得到解决。 摹状词的类型主要是两种类型，不定摹状词和限定摹状词。不定摹状词是没有限定的，比如一个人，一棵树等，这种“一个如此这般的东西”形式的短语就是不定摹状词，它具有不定性。限定摹状词与之相反，比如，这个人，这棵树，那个人，那棵树等，这种“那个如此这般的东西”形式的短语就是限定摹状词，它与不定摹状词相比较具有唯一性。罗素认为，如果要消除不定摹状词的话，必
铜仁市高二下学期语文第三次月考试卷
铜仁市高二下学期语文第三次月考试卷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一、现代文阅读 (共3题；共40分) 1. （9分） (2016高二上·温州期末)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但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处在优先地位。 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的过程。 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 “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有删改）
优秀高三作文素材之辜鸿铭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祖籍福建同安。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留学英、法、德诸国，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等9种语言。曾任张之洞幕僚，清末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学贯中西，推崇儒家文化，反对新文化。著有《读易堂文集》等，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籍，将《论语》、《中庸》等经典翻译成英文。以《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闻名于世。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上面的文字，出自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提到辜鸿铭的时候，很多人会嗤之以狂儒守旧，但却忘记了他所处时代的惊涛骇浪，使他不得不以狂放偏执的姿态来做悲情而绝望的守护。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这使得辜鸿铭对于国家的软弱和不幸体会得更清楚，对人类的无知和愚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文明和人类命运所做的终极思考也更深远。在整个世界战火不断，人类互相残杀的大的时代背景下，辜鸿铭选择了不遗余力地发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为人类文明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太平洋马来西亚半岛西北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的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于此，积累了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布朗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在语言上有着特别的天分。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将他收为义子。1867
辜鸿铭的春秋大义
辜鸿铭的“春秋大义” 辜鸿铭手书 据说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竭力维护周代礼制，字里行间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孟子》有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两千五百年后，20世纪初叶的中国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年代。有一位谙熟欧洲文明而服膺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再次举起“春秋大义”的旗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鼓吹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在东、西方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人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出身于华侨世家，十三岁即赴欧洲求学，十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
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
论罗素的智力教育观
论罗素的智力教育观 摘要：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教育理论家罗素的智力教育观认为，品性教育是基础，应在儿童6岁之前进行。理想的智力教育需要一些智力美德——好奇心、虚心、忍耐、勤勉、集中精力和对精确度的追求。罗素提倡要以科学的态度而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教育儿童，从而使儿童产生一种发现真理的愿望。罗素的这些教育思想，无论从教育理论，还是从教育实践方面，对于我们当前改革中国的应试教育、发展素质教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罗素；智力教育观；科学态度 一、智力教育与智力美德 根据罗素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思想，品性教育比智力教育更重要，应着重在孩子6岁之前进行。罗素认为：“有文化的个体是指一位获得能为社会服务的知识和技巧，并且具有能和同事协调相处的行为习惯的人。在一个人与别人的关系中不起作用的知识，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不可以单纯追求知识的获得，从孩子两三岁就开始教他认字、学算术，而不考虑为社会服务、与同事协调相处的问题。 关于智力教育，他认为美好的品德是智力教育的基础。如果方法得当，智力教育也可以产生美好的智力美德。这些智力美德包括：好奇心、虚心、忍耐、勤勉、集中精力和对精确度的追求。进行智力教育，必须使学生懂得知识的获取必定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任何难度的知识都可以通过忍耐、勤勉、集中精力和对精确度的追求来获得。 在这些智力美德中，最重要的是好奇心。罗素认为，教学的目的就应该是部分地满足学生的好奇心，部分地给予他们需要的某种技巧，以便他们能够自己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教师应该对一种富有成效的好奇心进行激励，即使好奇心全部是在学校课程之外，也不能使好奇心受挫。因为，“没有单纯的好奇心，许多最有价值的知识就绝不可能被发现”。我们的家长、教师以及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可以扪心自问，有多少孩子的好奇心被我们激活了，又有多少孩子的好奇心在家里和学校得到了满足，我们大人教给了孩子多少能够满足好奇心的技巧? 虚心这种品质表达了真诚追求知识的愿望。因此，“虚心的品质在没有任何信念的幼年时期比在以后生活中更为普遍。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以开明的心态看待每一个问题，能够丢弃那些经过争论证明了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的大人、我们的教育者自己首先应该以开明的态度看待事物，避免主观主义的发生。 按照罗素的观点，理想的集中注意力具有三种特征：即强烈性、持续性和意志控制性。“要取得一项不易取得的成就，甚至对任何复杂的或者奥妙的主题的理解，能够在同一事物上集中注意思考相当长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品质。”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注意力会自然地越来越集中，而且对事物自发而浓厚的兴趣也会产生这一效果。但是，要真正使其有价值，集中注意力必须是在意志的控制之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 文/黄兴涛 这里，我们翻译的是"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名曰《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有一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近代，辜鸿铭乃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尤其以"古怪"著称于世。敬之者如林语堂誉之为"怪杰"，鄙之者如胡适之称他"怪物"。他的思想在国内无甚影响，但名声却不小。长期以来，关于他的奇谈怪论和佚闻逸事，总在流传。 在一般人心目中，辜鸿铭尤其属于那种极为顽固的"封建余孽"。他捍卫君主制与纳妾制，维护辫于与"三寸金莲"，已为今人所熟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竟然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门语言，在西方世界和近代日本曾享有广泛影响，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和足够的重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二十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于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种情况下，曾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激动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探究
第3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11月 Vol.38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Nov. 2016 ────────── 基金项目：上海电力学院课程建设项目（20163169） 收稿日期：2016-10-08 作者简介：么孝颖（1966-），女，河北丰南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52- 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探究 么孝颖 （上海电力学院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0） 摘 要：辜鸿铭论语英译本自问世以来，受到广泛关注，该译作也因归化翻译策略的运用受到或褒或贬的评价，本文无意对相差悬殊的评价进行立场选择或者评判，而是意欲循着译者的翻译动机、译者的意向读者、以及意向读者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剖析辜鸿铭之所以呈献如此译作背后的深层缘由。 关键词：归化；翻译动机；意向读者；价值取向；认知模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6-0052-04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6.012 On Gu Hongming’s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YAO Xiao-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hanghai 200090, China) Abstract: Gu Hongming’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nalects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since its publication, and is also valued either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due to its domesticating strategy. This paper is not intended to make any judgment on those different views, but instead to explore the reason why Gu presented such an English version by considering his translation motivation, his intended readers, his intended readers’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ir cognitive model. Key Words: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motivation; intended readers; value orientation; cognitive model 归化和异化是1813年由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所谓归化是对原作中的“异质成分”进行处理，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让原作向读者靠拢。归化派以奈达[1]为典型代表。所谓异化是尽可能不去打扰原作，让读者向原作靠拢，使原作中的“异质成分”得以保存，实现文化传真的目的。异化派以韦努蒂[2]为典型代表。笔者认为异化和归化各有所长，应该视译者翻译文本的动机、文体、目的语语境包括目标读者群以及该群体的认知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来确定。《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6世纪末以来，逐渐被广泛译为多种西方语言，其翻译方法无外乎归化和异化。1893年问世的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是归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且打破了在此之前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的垄断局面，辜鸿铭也被认为是第一个把《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为英文的中国人[3]。林语堂盛赞辜氏译文“英文文字超 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4]。但以王国维和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评论家却对辜鸿铭的翻译持否定态度，认为辜氏的翻译是一大失败，还有很多学者批评辜鸿铭译本过度使用归化策略，影响了中华文化身份的确立[4]等等。本文无意对上述褒贬不一的评价进行立场选择或者评判，而是意在尝试从辜鸿铭翻译该文本的目的、他的意向读者群以及意向读者群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对其归化翻译《论语》的缘由进行溯源式探究。 一、弘扬中华文明使命感支配下的归化翻译 辜鸿铭深谙西方文化，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在他逐渐深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之后，也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笃爱，并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是革除西方社会种种弊端的出路所在。他在另一本儒家经典《中庸》的译序中指出[5]，“绝大多
罗素论教育
罗素论教育 罗素论教育 《论教育》是罗素自选文集中的一章，节选自《人类为何战斗》。罗素的这篇论文涉及到了教育的方方面面，甚杂甚广，难以在一篇短文中完整地讨论。今天我就先记录一下他对于教育的宗旨的观念。在我看来，罗素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人类思想的讴歌。在他看来，教育显然不应该仅仅只是教会孩子一门谋生的技能，而更应该因材施教，令有智慧兴趣的孩子们能够在不断的追问中，在不断的对于世界的探索中，培养出思考的能力，思考的习惯，思考的兴趣。“或多或少把思考的欢愉带给所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这乃是可贵的精神教育的最高宗旨”照他的描述，其实他所生活的年代的英国教育与现在的中国教育也相去不 远“只要教育的目的是制造信仰，而非鼓励思考；是强迫青年对于可疑之事抱定无疑之见，而非放手让他们观察可疑之处，鼓励他们树立独立见解，那么，对于求知探索的自由加以禁止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教育应带培育追求真理的希望，而不应当认定某些特殊的信条就是真理”这岂不就是中国教育 活生生的写照么！那么教育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接着阐述“正是信条把人们团结在战斗的集体（宗教、国家、政党）之中。正是信条中凝聚的信仰产生了战斗力，使胜利归属于那
些对可疑之事抱定最坚定信念的人们。而实际上，对可疑之事投以疑问才是理智的态度。”很明白，可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想当年，民国的宽松空气鼓舞了青年人去主动思考，去追求各种信仰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正确答案”，到最后，胜出的可不就是那群信仰最坚定的人么？但是信仰坚定与理 性思考，本身就是矛盾的两个概念。一时的武力的胜利，并不能说明有坚定的信仰就要比有理性的充满怀疑的思维的 要强；毕竟，斯巴达可以用坚强的纪律打败雅典，但是雅典的公民精神，理性的论辩，自由的思维发展所结出的精神之花才是能永世让后人向往的。那么在理想状态下，教育的目的就很明白了，而且为何理想的教育无法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推行也变得很显然。政党，当权者，既得利益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必然会希望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去教育孩子，用重复性的填鸭式教育扼杀他们的思考能力，毕竟，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成年人最想塑造的，是一个对于自己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并且会坚决执行的机器。但是教育的根本目的，绝不只是让孩子们学会一样谋生的本领，甚至也不是让孩子们学会更宽泛的“谋生的综合能力”。教育的目的，是让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命，了解人类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整个大自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学会自由的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发问，探索，思考，并接过接力棒，将人类的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人大考研-清史研究所研究生导师简介-黄兴涛(兼)
爱考机构-人大考研-清史研究所研究生导师简介-黄兴涛（兼） 黄兴涛，男，1965年3月出生。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u2:st="on">历史学博士学位。1992年7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至今。2000年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清史研究》编委会主任。《新史学》杂志召集人之一。 2003、7—2004、7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研究；2004—2005在日本神户大学访问研究；2009年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2001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2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优秀青年教师奖（研究类）；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9年成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另外，曾10余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种国家社科学术奖励。先后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重要项目多项。 研究专业方向为清史、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思想史、中西关系史。论著有《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合著）；《文化怪杰辜鸿铭》（台湾修订版改为《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闲话辜鸿铭——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康乾盛世历史报告》（合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代中国为视域》等多部。并发表论文百余篇。 主要译著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自画像》（1998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辜鸿铭文集》、《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等；主编过《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译丛、《文化名门世家丛书》、《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与《二编》(副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西学与清代文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等，均产生广泛的反响。 黄兴涛论著目录 1987年 1、《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康有为保护我国文物的思想主张》，载《广州研究》1987年第9期。 1988年 2、《朱执信对民初士兵心理的研究与改造思想述论》载《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4期。 3、《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合译，郑大华主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1989年 4、《论五四及其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8章（史华兹原著，黄兴涛、罗检秋译），载《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5、硕士学位答辩论文：《试论五四后期的“东方文化派”》（1989年5-6月）。 1991年 6、《孙中山与李大钊》（合写）,载《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收入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记辜鸿铭
《记辜鸿铭》教学设计 泗阳县致远中学彭娟 【教学目标】： 1、赏读并感受辜鸿铭的独特的性格特征。 2、探讨辜鸿铭独特性格背后的文化积淀。 3、学会通过细读文章来分析人物的方法。 【教学重点、难点】： 探讨辜鸿铭独特性格背后的文化积淀。 一、导入： 20世纪初，中国有一位特殊的名人。他在西方人眼里，能与印度的泰戈尔不分伯仲，并被视为东方的代言人、圣哲，这个人就是辜鸿铭。当时在西方曾有这样的流行语：“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胡适去走进辜鸿铭的生活世界。 二、简介辜鸿铭 （一）辜鸿铭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他的母亲则是西洋人。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橡胶园主布朗先生将他收为义子。他的母亲则是西洋人，。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 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橡胶园主布朗先生将他收为义子。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完成学业后，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
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１３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曾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三、初识辜鸿铭 （1）文章写了辜鸿铭的哪些小事情，表现了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参考解答】：1．介绍客人2．送对联3．假卖选票4、讽刺孔教会 5．议论法国人 6、蓄辫子7．控告不实之论 狷介耿直抗拒时俗率直真诚 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点评，只要对辜鸿铭其人没有理解错，就可，点到为止。 学生的回答可能会有：风趣（幽默）、有个性、敢于批评人，嫉恶如仇，傲慢，率真，平易近人，可爱，等等。 教师总结：概而言之，傲（狂）、怪、真、趣。 四．细读再识辜鸿铭。 1.教师引读示范： 出示ppt：“夫读书论世，古多有之，或见皮面，或见体肤，或见血脉，或见筋骨，然至骨极矣。纵自谓能洞五脏，其实尚未刺骨也。” 教师发言：老师很喜欢李贽这种读书法，读书就要读到文章的筋骨里去，能做到“洞见五脏，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 记得中学的时候上历史课的时候，讲到当年的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都会提到辜鸿铭这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政策的具体执行人，而是他独特的风格和言行。当时出于好奇很是查询了一下这位老先生的身世。由于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所以查询的最好办法就是去书店找有关的资料，可惜找了很久都是找不到辜鸿铭先生的著作。上大学的时候在外文书店里看到了辜鸿铭的大作
中西文明比较
中西文明比较 中西文明比较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论题，中国的陈独秀、鲁迅、梁漱溟、林语堂、李敖、柏杨、孙隆基、赵鑫珊以及英国的伯特兰·罗素等都曾对之进行过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罗素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别表现在：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与崇尚变革，爱钱，重视人际交往的直率，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气质平和而安于现状，爱权，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办事喜欢妥协。 从文化性质来看，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法理型”文化。中国文化从“性善”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主张建立良好的伦理道德以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过教化来使人形成自律意识，自觉克服人的动物性本能，自觉克服个人的私欲，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西方文化从“性恶”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主张“原罪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罪，主张建立严密的法律来抑制个人的私欲和动物性本能．以“他律”来促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 在《红楼梦》与《神曲》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上可以看出中西文学的相同与不同点。两位作者在爱情观念上迥异其趣。《红楼梦》可说是一以贯之的女神、女性至上以及爱情至上；灵界的神明是女娲，梦境的引领是警幻仙姑，情爱主角是草木人儿林黛玉；褒扬颂赞，一目了然。而但丁却一面把他人的爱情打入地狱，一面又让自己的心上人将他牵引去天堂。《红楼梦》犹如一曲爱情礼赞，而《神曲》却在
排除了人间情爱的同时，悄悄地为自己保留了爱的一席之地。 《红楼梦》所聚焦的叙事对象是当下的人生、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世界；《神曲》所关注的是被文字所现成化了的历史和人物，从而以审判的方式而不是描述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立场和审美情趣。从《红楼梦》灵、梦、情的叙事结构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悲悯。而《神曲》的地狱、炼狱、天堂的叙事结构，却充满着一种审判的严厉。 在所有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的人物造型之中，与贾宝玉形象最为对称的，恐怕当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哈姆雷特。一者是拒绝任何义务和担当的多情公子，一者是承担了义务和责任而放弃了爱情的复仇王子。多情公子为情而生，因情而去；复仇王子因为复仇而弃爱弃生，因为复仇而与仇敌同归于尽。这两个人物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一者美在拒绝，一者美在担当。倘若说拒绝是由重而轻的飘然出世，那么担当则是由轻入重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或者说，生命因为拒绝而飞升，因为担当而下沉。飞升并非虚无飘渺，而是决绝；下沉并非坠落成泥，而是沉入海底复归于死亡的宁静。 在中西方传统爱情观的比较下，爱情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很低.被认为是次要的。由于深受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情的功能被单一化.仅仅起繁衍后代的作用。爱情和婚姻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上，目的性和功利性都很强。西方人认为爱情本身是一种价值.持“爱情至上”的观点。他们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生命，不懂爱就不懂生活。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