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_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_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_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日 本 研 究一九九九年第四期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汤重南

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垄断资本不仅与军国主义,而且与封建残余密切结合。

187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成立及其相对独立的特权地位,标志着日本开始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大体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不是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后,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幕府时代的日本,是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封建武士领主掌握社稷权柄,形成了军事封建专制的统治体制。领导明治维新的中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中枢,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着封建武士道和“军事立国”的思想。因此,明治政府领导人本身就成了将封建军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军国主义融合起来的媒介。

在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十年中,日本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下,从确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藩阀政府、建立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军国主义武装部队和警察,直到以西方列强为样板,迷信武力,扩充军备,对亚洲弱小邻国实行侵略扩张,1874年,侵略台湾,翌年挑起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1876年更迫使朝鲜订立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孕育进而初步形成了。

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完全确立,大体从陆军卿(国防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签订《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的1894年。在此期间,明治政府继续贯彻“三大政策”,并确立了近代天皇制。随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体制亦完全确立。

以1880年11月明治政府颁布《处理官营企业条例》为标志,开始殖产兴业第二阶段(1880—1885年)。这期间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1)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注意创办民品工业。(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

特权大资本家。(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

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 1886—1890年间,在日本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异常迅猛。到甲午战争(1894—1895年)前后,日本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革命开始后,外贸亦急剧发展,外贸额在10年间几乎翻两番,且以出超为主。在国家把国营企业、矿山处理给大资本家后,集中力量扩充和发展不在处理之列的军事工业部门,即一大批生产、制造军火和军舰的陆海军工厂,以及铁道、通讯等一系列有军事意义的企业。国家专营军工后,军事经济急速发展,不仅机器生产水平提高很快,军工生产技术也有空前发展。1880年日本陆军少佐(校)村田经芳设计了新式步枪,接近当时国际水平,并很快从1885年起每年生产出二、三万支村田步枪,炫耀于甲午战争中。

日本产业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加以组织和推进的,从而使日本几乎不曾有过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亦使日本国家资本的作用表现得极为突出,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使私人资本日益依附于日本国家权力,而且也决定了以后国家资本在日本资本主义中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而且由于日本产业革命开始之时,西方各国的产业革命都已基本完成。当时,日本还处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半殖民地危机的威胁依然存在,这就决定了日本只能以极高的速度进行产业革命,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吸取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现成成果,迅速完成日本产业革命。

日本产业革命的实际进程表明,一方面,日本是首先以军工生产为主建立近代的国营重工业,同时以国营重工业的军工企业带动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了工业化。这就造成了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便依靠国营工业(以军工生产为主)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局面。从而使日本资本主义从形成伊始就带有军事性质。军事工业在日本产业结构中始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起着中枢作用,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另一方面,日本的产业革命是依靠对内残酷剥削压榨,对外侵略掠夺来不断推进的。对农民的重税盘剥,对工人的残酷榨取,都是众所周知的。由此在日本近代史上出现了寄生地主制的确立和日本寄生地主又往往兼有资本家身分的独特现象。至于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和掠夺,既成为日本产业革命进展的条件,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这样,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疯狂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明治政府于1879年又迈出教育改革的第二步,即制定47条的《教育令》,废除学区制,将小学设置、管理权下放地方,学制缩短,教学内容简化。翌年又修改《教育令》,加强对教育的监管权,使就学率迅速提高,1883年达51%。1885年实行内阁制,森有礼首任文部大臣,他先后主持制定、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和《师范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使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三阶段。上述教育法令的推行,基本上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普及率及中学、大学都有极迅速的发展,成果极为显著。但教育改革的同时,日本政府亦注意加强为巩固近代天皇制统治的思想教育,特别是1879年8月明治天皇在侍讲元田永孚的帮助下,以元田名义拟就并发表《教育大旨》,开始干预教育改革。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更进而将忠于天皇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此同时,规定

“神道”为国教,建立起一整套军国主义教育制度,向全体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主要是尊崇天皇和皇室的“尊皇思想”,加强军事教育及训练的“武国思想”和相信天皇为人间活神的“神国思想”。使军国主义教育成为军国主义统治体制的重要支柱。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天皇制的反动权威,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教育敕语》,以天皇诏书的形式,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纳入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的轨道。它还要求全体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以维护“国体之精华”,并称“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它还要求全体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而所谓“天壤无穷之皇运”,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和魂”的真谛,即日本天皇是“神”的子孙,日本是“神国”,自“神代”以来“皇运万世一系”,绵绵无穷。在日本军国主义看来,这样的“神国”就应该统治世界,称霸世界,这样的“皇运”就应该不断用武力来维系和扩大,也就是要用武力征服全球。因此《教育敕语》颁发后,军国主义当局一直把它奉为神物,使其神圣化普及化,按军国主义的需要进行宣传解释和贯彻。

日本军国主义在社会教育方面,主要是抓军队和“在乡军人”(退伍军人)组织。由于实行普遍的义务役制,适龄的国民都要当兵,军国主义当局就在军队里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早在1882年明治政府就颁布了《军人敕谕》,以天皇诏书形式,要求军队作为直属天皇的“皇军”,不仅不能过问政治,更要遵守“忠节”、“武勇”等武士道规范。同时又学习德国军国主义的做法,用皮鞭纪律来维持这种兵营内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军人一旦退伍,名曰“在乡军人”,要在所在地成为军国主义的义务教员和宣传员。他们不仅帮助训练地方青年,而且有不少人被派到中小学校里充当军训教官。因此,军国主义当局很重视“在乡军人”组织,曾经以天皇名义发布诏书,给“在乡军人”组织打气。

日本军国主义在家庭教育方面,主要是通过宗法式家长统治,在家庭里贯彻《教育敕语》中宣扬的“孔孟之教”的“纲常伦理”。日本在忠孝方面特别强调以忠为先,即要求各个家长率领子侄们效忠天皇。在长期的对外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一旦有人死在前线,家长都要在家里进行“效忠皇国光荣”的教育,捧着骨灰匣而不准举哀。

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校教育,也自有特点。军国主义当局除抓军队(包括各级军事学校)外,特别重视通过正规的国民教育,在学校里进行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其突出的做法有两条:一是由国家的文教部门(文部省)抓教科书的编审工作,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内容塞进中小学(主要是小学)的各种课本(修身、国语、国史等等);二是在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和武道科目(如剑道、柔道等)训练。

明治政府所推行的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诸策之首,而且亦迅速发展为强兵富国。对此,日本军国之父山县有朋在1880年11月上呈天皇的奏文中说得十分清楚:“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兵之多寡”重于“国之贫富”,扩充军备乃“燃眉之急”。推行强兵富国路线的结果,经济的确高速度发展了,但这种发展具有浓厚的军事性质和军国主义色彩。日本工业化的实现、产业革命的完成是与侵略中国、朝鲜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更导致日本国民经济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战争—经济军事化—更大的战争—经济更加军事化……。这部战争机器不停地运转,只有到彻底败亡才被迫停止下来,经济亦终将崩溃。

1877年日本政府镇压了士族叛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后,便于1878年12月制定了《参谋本部条例》。条例将参谋本部(原为参谋局)从陆军省(相当于部)中独立出来,成为直属于天皇的专门独掌作战、用兵军令大权的机关,从而形成了军令权与军政权分离的军事二元制。 1878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人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封建的“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西方列强带给日本的半殖民地危机的克服,日本的富国强兵很快演变为一条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对内实行专政和镇压,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日本从1885年开始加紧扩充军备。到1893年前后,日本陆军扩军计划基本实现。总兵力按平时编制已达6.3万人,按新的战时编制及将后备役计算在内,则为23万人。海军方面,在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时已拥有军舰31艘,水雷艇24艘,总计达7万吨。在当时已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明治政府在对内谋求迅速富国强兵的同时,对外采取了“远交近攻”、“失之西方,求之东方”的策略。同时,对西方列强则力争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但是,从岩仓使节团出使美欧修改条约谈判受挫后,外务聊寺岛宗则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努力亦一无实效。1879年继任的井上馨外务卿的修改条约方案也遭到反对,遂实施“鹿鸣馆”外交这一媚外政策,但后来还是以失败告终。直到英俄关系紧张,英俄均希望拉拢日本之时,日本才采取利用英俄矛盾发展自己的外交方针,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同英国签订了《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提高部分海关税率,大致除掉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日英新约》的签订,在日本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既标志着日本基本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又表明它完成了发动对外侵略的甲午战争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日英新约》签订后的第9天,日本就鸣放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国内爆发了以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和确立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该运动在专制政府分化瓦解和镇压下失败了。但政府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1881年亦被迫作出让步,许诺以1890年为期开设国会,公布帝国宪法。同时着手立宪的准备工作。 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明治政府开始起草宪法草案。1886年秋,以伊藤博文为首,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等4人开始秘密起草宪法,并听取法律顾问、德国法律学家雷斯莱尔和莫塞的意见。1887年5月完成第一稿,又进一步加工修改完成第二、三、四稿,1888年4月最后修改定稿,送交天皇审阅,同时由枢密院审议、通过。枢密院是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设立于1888年4月,也是为审议宪法草案而产生的机构。伊藤博文辞去总理大臣职务,就任枢密院议长,召集顾问官和内阁大臣,从6月18日起,在天皇亲临之下,秘密审议宪法草案,到1889年1月31日审议完毕。其间经过若干字句上的修改变动后,定名为《大日本帝

国宪法》。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将《大日本帝国宪法》作为钦定宪法予以颁布。2月11日,是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即位纪念日(称纪元节)。该日,天皇在新落成的宫殿大会群臣,宣读颁布宪法的《告文》和《敕语》,然后将宪法文本“御赐”给第二届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明治政府同时公布《皇室典范》、《贵族院令》、《议院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仪式结束后,举行阅兵式,召开盛大宴会,并宣布大赦政治犯,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等。 帝国宪法的颁行,是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帝国宪法共7章76条。第1章关于天皇的规定共17条,是宪法的中心,其核心是“天皇主权论”。其中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等,天皇集一切国家大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第2章关于臣民之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共15条。第3章关于帝国议会的规定共22条。第4章关于国务大臣和枢密顾问的规定共2条,第5章关于司法的规定共5条,规定依天皇之名义施行法律。第6章关于财会规定共11条,规定国家预算需经议会同意等。第7章为4条补则,规定宪法修改程序及办法。

帝国宪法所确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的继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缺乏民主的专制。

除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外,1882年日本曾实施《刑法》和《治罪法》,1890年废止《治罪法》,代之以《法院组织法》、《行政审判法》、《刑事诉讼法》,1891年颁布《民事诉讼法》。19世纪70年代初曾制定民法,后因发生“民法论争”,新的民法制定后拖至1898年才全部实施。《商法》实施于1899年。至19世纪末,明治政府基本建立起资本主义法制制度。

1890年11月29日是日本第一届议会开幕之日。自此日起,钦定的帝国宪法正式实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近代天皇制从此确立。

《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陆海军统帅权,据此,参谋本部长官有“帷幄上奏”之权,即“统帅权独立”,内阁无权过问有关军令事宜,1893年,日本海军也建立了相当于陆军参谋本部的军令部。以此为标志,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统辖日本军事机构的军首脑部及其政治势力军部形成。军部机构有参谋本部、军令部、陆军省、海军省、教育总监、元帅府、军事参议院等。一般则简单地指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军令部为军部。1893年颁布的《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均由陆海军现役军官担任,彻底排除文官于大本营之外。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又规定,陆海军大臣亦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形成军部可通过不推荐陆海军大臣入阁或陆海军大臣辞职而不提名后继人选等方式左右内阁存废。日本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使日本迅速军国主义化。随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确立了军国主义体制。

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军国主义,是由于明治维新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彻底,从而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保留下许多封建因素突出的集中表现。此外,在经济方面,没有彻底实行土地改革,而不彻底的地税改革还建立起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国内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农村中的半封建剥削关系也渗透到城市及企业中,“契约”劳动极为普遍,大量使用童工,女工甚至被买卖,工人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保留着大量封建残余,尤其在社会生活中保留着封建的父系家长统治的顽固因素。可以说,近代日本是

带有浓厚封建因素的日本。

日本在确立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和签订《日英新约》后,于1894年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迫使中国于189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日本正是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使产业革命从走向高潮到基本完成,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取得了大量权益,仅赔款2.3亿两白银,折合3.5亿余日元,加上利息等达3亿6,451万日元。这对于日本,真是掠夺来的一笔惊人的横财。对此,当时著名的日本财界人物井上曾说过:“在未获得这个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厅从未谈过数万万元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元。因此3亿5000万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这笔巨额赔款,的确成为日本产业革命高潮的一大资金和特大刺激。日本的公司和工厂数目,从1894年到1902年分别增加了5.2倍和1.3倍。公司的实收资本1903年比1894年增加了3.3倍。日本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也都有了巨大增长。银行业也有了极显著的发展,从1894年的869家增为1898年的1806家。日本正是依靠获得的巨额赔款,才有可能在1897年将银本位制改为金本位制。这不仅健全了国内信用制度,促进日本银行业的迅速发展,而且使日本金融市场同欧美密切联系起来,增强了对外竞争能力。日本霸占朝鲜和我国台湾,又扩大了在我国的市场,使其出口贸易在1895—1905年间扩大1.5倍。其棉纱几乎全部向中国和朝鲜出口,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纺织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甲午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政府的新扩军计划和军费预算的增加,带动了钢铁、造船、煤炭等工业及铁路的大发展。总之,甲午战争后的十年,日本掀起了一个新建和扩建企业的狂热浪潮,在1895—1904年的十年间,日本公司数由2,844家增为8, 895家,增长了2.1倍;实缴资本由2亿4,500万日元增为9亿3,100万日元,增长了2.8倍。日本的产业革命达到高潮。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日本资本家大发战争横财。从战争后期开始,日本国内再次出现兴办企业和投资的高潮。仅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新建扩建的企业投资达6亿7,477万日元,虽然经历了1907—1908年的经济危机,但仍有巨大发展,1904—1914年间,日本工业生产增加了1.5倍,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增加1.2倍。在这一阶段,日本产业革命从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转到了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钢铁、机械、造船、电力、煤炭等都得到迅速发展。钢铁工业中新出现十多个大公司,在1904—1914年的十年间,生铁产量从6.8万吨增为30.2万吨,钢材产量由6万吨增为28.3万吨。1910年,日本有了自己独立的机器制造业。总之,在这一阶段,日本不仅在轻工业部门,而且在重工业部门都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日本产业革命基本完成。

日本产业革命的作用和影响在于:一方面,使在产业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最后确立的产业资本带有自身的特点,由于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在封建幕府时期就拥有特权的“政商”发展而来,加之有不少由旧的封建领主出身的华族转化而来,所以日本资产阶级残存着封建因素,使日本资本主义带有一定的封建性。由于日本大工业是在国家政权保护下发展的,很快就产生了与政府密切勾结的、受政府特殊保护的、在经济中起统治作用的少数特权

资本,如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这些特权资本通过各自的银行控制了各个部门支配权,从而使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和银行一开始就非常集中,较早地出现了资本和产业的集中,出现了垄断现象。因此,日本产业革命的过程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大体一致,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过程大体上就是日本垄断资本形成的基本过程。

日本在日俄争夺和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中的胜利,对稳定和加强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结构,对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对摆脱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和促进工业的发展热潮,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资产阶级在日俄战争期间就大发战争横财,他们利用战时的通货膨胀,有价证券价格的飞涨和政府的军事订货,积累了巨额资本,更在日俄战争后,依靠对我国和朝鲜的掠夺,大大扩充了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日本工业就是靠从中国、朝鲜掠取的大量廉价资源,加速发展其钢铁、机械、煤炭、电气、造船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由于对我国东北和朝鲜市场的控制和独霸,使日本对外贸易有了一个大发展。

在日俄战争中和战争后,随着重工业急速发展,随着明治政权加强对大资本的保护和扶植,日本工业生产和金融资本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特别是日本经历了1907至1908年的经济危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许多工业公司和银行纷纷破产),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应该说,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了。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开始出现垄断组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纺织、造纸和制麻业中出现了卡特尔组织。在二十世纪初,卡特尔组织有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有的建立了托拉斯。大约自1900年起,以“政商”的资本为中心,开始实行资本集中。纺织、铁路、银行及交通运输等部门的企业实行大合并。在日俄战争前夕的1902年到1903年内,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和古河、涩泽、大仓、浅野和鸿池等一批二流财阀。四大财阀是少数寡头垄断资本集团,他们拥有银行、铁路、矿山、造船、航运、纺织及贸易公司等全部工业部门或部分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并且以此为中心,急剧实行资本集中,支配着产业及金融业。二流财阀们也在铁路、海运、造船、糖业等部门实行垄断经营。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是由财阀们的银行大力推进的,以财阀为主的银行资本,在整个银行投资中占40%,财阀们开办的银行,在金融业占有统治地位。如1901年末,全国银行存款约为5亿日元,四大财阀及另几家二流财阀的十几家大银行的存款约占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左右的存款,则归两千多家中小银行。

第二阶段是垄断组织迅速扩大和发展成康采恩性质的垄断组织。这主要是在日俄战争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07至1908年的经济危机后,在一切主要工业部门中也不断产生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性质的垄断组织。在钢铁工业中,国家资本的八幡制铁所处于绝对垄断地位,1913年它垄断了生铁生产的73%和钢产量的84%。到1913年,各部门的垄断组织已经控制日本工商业全部资本的75%左右。而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四大财阀”。在这阶段,财阀们以从前创办的企事业为基础,又向新的领域扩展,并采取了康采恩的多角经营形态。三井财阀扩张到煤矿、银行、造纸、纺织、制糖和机械制造等部门;三菱财阀扩张到海运、银行、仓库、造船、矿业和保险等部门;住友财阀扩张到铜矿、制钢、煤矿和银行等事业。三菱在海运业和造船业中,三井在贸易、运输、仓库等业中都已占据了垄断地位。这些大财阀,

不仅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而且勾结军政要人,直接左右政权。如政府元老井上馨,从明治维新伊始就与三井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与三井合办三井物产公司,成了三井最高顾问。政友会的要角森恪和山本条太郎与三井关系密切。而改进党总裁大隈重信和宪政党总裁、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女婿加藤高明,又与三菱密切勾结,等等。在这一阶段,日本开始加紧进行资本输出。1906年设立了“南满铁路公司”(资本2亿日元),开始经营我国东北地区;1908年设立“东洋拓植公司”,开始开发朝鲜资源。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已经将其活动从朝鲜伸展到我国东北地区,台湾银行也从对我国台湾重要物产的存款,发展到进行对华贷款。

第三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垄断财政资本的确立阶段,也即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后形成和帝国主义的确立阶段。到1914年,占工厂总数0.7%、雇佣500工人以上的大工厂,集中了全部工人的25.7%,占公司总数0.37%、资本在500万日元以上的大公司,控制了全部公司资本的38.5%。银行集中则更为突出,1914年全国2,153家银行5家大银行就占有存款总额的22.5%,放款的18.4%。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后,在政府的资助下,战时工业急剧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大大加强了生产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一切工业部门和银行中,财阀系统的资本都占了统治地位。如果用列宁关于垄断制的五种主要表现与之对照,日本已基本上表现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应该说,到此时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已最后确立。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有以下一些。

第一,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阶段,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是由于日本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又处于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一国内外条件造成的。正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日本不得不在确立产业资本的同时,迅速走上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二,由于日本几乎没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所以日本的垄断财团——财阀,是在国家大力扶植和保护下,多由在德川幕府封建时期就享有封建特权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如三井、住友、安田等)迅速转化而来的。这些财阀,在明治维新中成为大政商,后来又与政府勾结发展为特权资本家,所以他们在转化成为垄断资本集团——财阀之后,仍保留着商业高利贷资本与特权资本时期的特征,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其企业经营,一般以“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关系,结成“家族康采恩”的形式。他们在内部普遍存在着极严格的“宗法式”的集中。其典型例子,可以举众所周知的三井“宪法”来说明。三井为了巩固其家族统治,在1900年制定了长达100条的所谓家族“宪法”,这部“宪法”对企业经营的一切方面都作了极严格的规定。

第三,由于日本的重工业是以官办企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很早就开始出现并且不断扩大发展,在垄断资本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突出表现在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国有经济的不断扩大上。国有军事工厂在1906年为66个,1914年发展到842个,在重工业中始终占中心位置。国家资本的活动,还突出表现在兴办八幡制铁所和1906年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方面。此外,还在1906年实行了烟草和盐的专卖,1903年实行樟脑的专卖等。不仅如此,政府还在1896年创设日本劝业银行及农工银行,1809年有台湾银行,1900年有日

本兴业银行,1911年有朝鲜银行,作为国家金融机关分别设立起来并开始营业。日本政府为了给垄断资本掠夺殖民地开辟道路,有前面已经提过1906年在我国东北建立了“南满铁道股份公司”,1908年在朝鲜建立了“东洋拓殖股份公司”,此外还先后建立了日本、正金等国家银行。并在1910年和财阀的十三家银行联合组成了辛迪加银行团,成为垄断资本控制国家财政金融的工具。

第四,由于日本是后起的经济上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垄断资本的发展仍是不充分的。所以便利用其掠夺中国、朝鲜的极便利的地位,运用其拥有的军事上的垄断权,不断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从而“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日本垄断资本的实力足还表现在其一方面向英美等国借款,输入资本;一方面为了确保对殖民地的统治和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粮食资源而强行输出资本。到1914年,日本在华投资总额为8亿日元,在朝鲜投资为3亿日元左右,但在同时,又输入英美资本17.8亿日元。由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是建立在不断对外扩张、持续进行和扩大侵略战争的基础之上,所以终于走上了军国主义法西斯道路,并且在疯狂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总之,到1914年左右,日本用去30年时间完成了产业革命。而同一过程,英国花费约80年,日本比美、法、德诸国也都迅速得多。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和完成,日本资本主义加速向垄断阶段过渡,在一次大战前后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

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至一战前,已基本具备。日本除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着自己的特点,即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它靠对外实行野蛮的军事侵略发展起来的,并在连续不断地对外军事侵略中得到继续发展。

就日本经济结构看,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无论是原料来源,还是销售市场,都越来越依赖向国外扩张。20世纪初,日本工业品的30%要在国外市场上销售,而工业消耗80—100%的铁矿石、石油、棉花、羊毛、橡胶以及大量农产品,又要靠国外供应。在与各列强争夺原料及销售市场的尖锐斗争中,经济实力处于劣势的垄断资本,便和握有军权的军部相结合,充分利用其军事上的垄断权和对朝鲜、中国进行掠夺的极便利的地位,极力进行军事侵略。“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

日本垄断资本不但与军国主义,而且同国内封建残余密切结合。一批老财阀如三井、住友、安田等多为封建时代的巨商富贾,其本身就由封建幕府的特权政商演化而来。它们在明治时期与政府勾结,作为大政商在政府扶植下成为特权资本家。就是在发展为近代垄断资本以后,仍保留着商业高利贷资本与特权资本时期的特征,因而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由于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改革很不彻底,农村仍保留浓厚的封建残余,在企业中也存在许多封建因素。在政权机构里,带有封建性的寄生地主和军阀仍占重要地位,长期实行的是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

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军事性和封建性。军事封建的特点贯穿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

(责任编辑 刘 红)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1〕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战略方针 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现状之下,党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 (一)在以坚决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军事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方针。这即是“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汉奸卖国贼”,“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卖国头子──蒋介石”,“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巩固抗日后方”,“扩大抗日根据地”,“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口号及行动。 (二)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2〕,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有力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战斗(晋绥察〔3〕方面)。 (三)猛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 (四)为坚决而有力执行(一)(二)(三)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主要方向放到东边山西和北边绥远等省去。 (五)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战略上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 (六)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任务,有很大战略上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皇军军服装备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皇军军服装备详解 Sun Jul 20 19:03:24 2008 日本陆军在二战中有好几款军服,主要是跟据的战场环境而更替,最著名的是“昭和5式” 和“98式”。 “昭和5式”设有肩章,军衔也体现在肩章上面,领章则是体现兵种,分两叉型,以不同颜 色来区分。红色(步兵)、绿色(骑兵)、黄色(炮兵)、黑色(宪兵)、棕色(工兵)、深褐色(工程)、蓝色(军乐)、深蓝色(汽车兵)、青蓝色(航空兵)、白色(军法)、桔红色(参谋)、桔黄色(山地兵)、深红色(装甲兵)、深绿色(药剂)、茶色(司务)、银灰色(军医)、紫色(兽医)。这种军服一直用到1938年,口戴为倒山字型,军纽口为铜制, 很大很显眼,质地为昵子,在1937年攻打南京的日本陆军就是穿的这种军服。 “98式”军服特征是军衔表现在领子上,领章块很小,远处不易查觉。原因是“昭和5式” 的军衔设在肩上,陆军将官金色肩章很显眼,由于在中国战场上游击战很频繁。日本军方担不 少上战场视查或督战的陆军高级将领会成为中国游击队或狙击手的靶子,所以改穿这种“98式” ,兵种表现为“M”型胸章,一般别在右胸,颜色和上述“昭和5式”一样。 总的来说,二战时日本陆军的军服也不止上述两种,还有些寒冷地区,如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 亚使用的冬装。还有在东南亚和缅甸使用的“40式”热带作战服。 1931年9月18日入侵中国东北 左为日本关东军步兵列兵,头戴“18式”钢盔,身穿羊毛防寒袄。 中为雪地作战步队士兵,头戴类似钢盔的防寒盔,这种盔很像当时纳粹德军的钢盔。 右为日本陆军骑兵大尉,领章为淡绿色,这是日本骑兵的兵种色

左为日本陆军少佐,穿的是风衣。 中为日本关东军“抗联讨伐队”的武长,头戴棉帽。右为日本关东军二等兵,身穿防雪衣。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日本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高中历史]

绪论:许多同学头疼历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史需要大量的记忆。的确如此,学好历史的基础就是记忆。人的智力系统包括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记忆力等等。其中,记忆力是基础,思维力是核心。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说过:“人如果没有记忆力,就无法联想和发明创造。”日本记忆学家高木重郎认为:“记忆力是效率的别名……是发展创造性的基础。”记忆的东西越多,观察就越敏捷,思维推理就越缜密,判断就越准确,就越富有创造力。因此,发展记忆力是和发展其他智力因素相辅相成的,是发展智力的基础和纽带。 对于历史学科的记忆来说,有以下一些具体的方法: (1) 顺序记忆法:按照事件本身的发展的顺序依次记忆。 (2) 特征记忆法:对于内容相似的知识,通过细致地观察和全面地比较后,找出所要记忆内容中特别容易记住的特征。 (3) 规律记忆法:在学习过程中,寻找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加以记忆。 (4) 隔年记忆法:将发生时间具有某种特定规律的历史事件放在一起,加以记忆。 (5) 重复记忆法:通过反复阅读来巩固记忆。 (6) 回忆记忆法:将学过的内容,经常地、及时地尝试回忆,在回忆过程中加强记忆。 (7) 谐音记忆法:将要记的东西,变成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词组、短语或杜撰的句子,使之便于记忆。 (8) 形象记忆法:对于较抽象的内容,可用图、表等形象地描绘出来。 (9) 讨论记忆法:在学习过程中有不够理解的地方,不妨先按照自己的意见与同学讨论,在讨论就比较容易记住。 (10)口诀记忆法:将记忆内容编写成口诀或歌谣,是一种变枯燥为趣味的记忆方法。 (11)词头记忆法:将要记忆材料的词头连成句子。 (12)练习记忆法:一些可以通过动手来记忆的内容可以自己亲自练习、检测、实验,增强记忆效果。 (13)联想记忆法:利用联想是促进记忆的有效方法之一。 (14)多种感官参与记忆法:多种感觉器官参与记忆活动,可大大提高记忆的水平。 (15)信息压缩记忆法:先记住大体轮廓,然后逐渐记住每一细节,由粗到细进行记忆。 (16)对比记忆法:在记忆相类似的事物时,可将两种事物进行对比,找出异同。 (17)归类记忆法:把要记忆的内容列出提纲,分门别类整理归纳,然后进行记忆。 (18)重点记忆法:记住整个内容中的公式、定理、结论、基本概念、重要句子等重点,作为记忆的“链条”来联系全部内容。 (19)理解记忆法:只有深刻理解了的知识才能牢固地记住它。 (20)推理记忆法:利用一事物引出接近的事物或引出有因果关系的事物来记忆。 (21)网络记忆法:如能把所学的各知识点连成线,组成面,编成网的话,那么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也就清晰可见了。 最后, 需要提醒同学们的是:重复是记忆之母。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可以背诵14.7万字的十三经。据《先正读书诀》记载:“林亭(即顾炎武)十三经尽皆背诵。每年用3个月温故,余月用以知新。”我国当代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80多岁高龄还能熟练地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以内的数。有人向他请教记忆诀窍,他的回答是:“重复!重复!再重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记忆就是如此。 你能注意到这两者提法上的这种细微的差异,说明你是个思维慎密的人。其实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两种提法是有区别的,下面谈谈我的理解同时希望各位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着眼于俄、日两国垄断产生和进入帝国主义

日本“皇道派”军人的《崛起趣意书》

授课素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日本“皇道派”军人的《崛起趣意书》 1936年 2月 26日 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部法西斯“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1400名士兵发动军事政变,抛出了这一具有纲领性的文件。 谨惟我之所以成为神州者,乃在于万世一神天皇陛下统帅之下,举国一体实现生成化育,终至完成八给一字之国体。此尊严秀绝之国体自天祖肇国、神武建国,中经明治维新,体制日臻完备,方今乃放眼万邦谋求开拓进展之秋。 然则迩来凶恶不逞之徒到处出现。被等利欲熏心,藐视至尊绝对之尊严,僭越有加,以致妨碍万民生成化育,使其呻吟于涂炭之苦,从而外侮内患日甚一日。 所谓元老1、重臣2、军阀3、官僚、政党4等辈乃破坏此国体之元凶也。签署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及更换教育总监时侵犯统帅权5,妄图篡夺至高无上兵马大权的三月事件6,或学匪、共匪、大道教团7等狼狈为奸,利害相结,阴谋无所不用其极。凡此种种,为最显著之事例。其滔天罪恶,纵使流血激愤亦难以言喻。中冈8、佐乡屋9、血盟团10之先驱舍身,“五’一五”事件之流血奔腾,相泽中佐之刀光剑影11,诚非无故者也。 然而几经颈血四溅,彼等却至今毫无忏悔反省,依然擅权自恣,苟且偷安。我今与俄、支(中国)、英、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毁于一旦,此已洞若观火。 值此内外重大危急之际,如今不诛此破坏国体的不义之臣,铲除遮蔽皇威,阻碍维新12的奸贼,则皇统宏漠将荡然无存。而今恰值第一师团出动之大命颁发,年来宣誓辅佐皇国维新,以期舍身殉国奉公之我等卫戍帝都之同志,即将踏上万里征程。然而回首国内危亡之状,不禁忧心如焚。斩除君侧之奸臣军贼,粉碎其中枢,作为我等之任务应善于完成。而今如不尽臣于胶股绝对之道,则无法扭转破灭沉沦之局面。 兹我等同志者休戚与共,一齐奋起,诛奸贼而正大义,为捍卫与光大国体不惜肝脑涂地,以献神州赤子之微衷。 冀希皇祖皇宗之神灵明鉴并于冥冥中相助。 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陆军步兵大尉野中四郎并全体同志 (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4期,第40-41页。) 1指西园寺公望。 2指铃本贯太郎、牧野伸显。 3指日本军部法西斯“统制派”的骨干永田铁山等。 4指政友会、民政党等。 5滨日内阁不顾海军反对,签订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真崎甚三郎被免去教育总监职位,这两件事被看作是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 6指1931年桥本欣五郎中位等人策划的政变事件。 7指自由主义学者、共产主义者以及犯了对天皇不敬罪的大本教团。 8暗杀原敬的中风良一。 9暗杀滨口幸雄的佐乡屋留雄。 10井上日召等人的暗杀团。 11指1935年相泽中佐杀害永田铁山事件。 12他们把自己的行动称为“昭和维新”。 清华同方教育技术研究院

范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 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 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 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 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 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 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

日本侵略军为何凶残屠杀中国人

日本侵略军为何凶残屠杀中国人? 日本侵略军为何凶残屠杀中国人? ——与军旅作家、《沧桑旅顺口》作者陈明福对话 日本对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的举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严重伤害了中日关系,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懑和抗议,也唤起人们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滔天罪行的痛苦回忆: 1894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攻占旅顺口过程中,杀害清军2000人左右。占领旅顺口后,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挨户搜杀,1.8万市民惨遭杀戮,全城仅逃出六七百人,旅顺口成了一座空城、死城、血城。 1905-1945年的40年,日本对旅大地区进行殖民统治,仅在旅顺“关东都督府监狱署”(今旅顺日俄监狱),就关押过成千上万中国人,其中多为中国抗日志士与和平居民。1930年日军对27.6万人次实行酷刑。1940年被折磨者达44.3万人次,被迫害致死者也激增。1936年受重刑而亡者150人。1942~1945年8月,被累死、饿死、冻死、打死和绞死者有700多人。 1931-1945年,东北沦陷的14年间,日军残杀群众无数。仅在抚顺平顶山,一次便屠杀了3000多无辜平民。美国记者爱德华·汉特于1932年11月下旬,化装成神父模样,进入“禁止各国侨民前往”的屠杀现场,得出结论:“抚顺三千人之大屠杀,男女老少,无所幸免,乃系确凿事实。” 1935年5月中旬,日军在吉林省吉林市老黑沟(今榆树沟乡)杀人放火达5天,把抓到的人用铁丝穿进锁骨,三五个人一串,然后用刺刀将其挑死,再扔进火海,或用铁丝捆绑居民双手,用木杆将20多人串起来,推入河泡子溺死。全村300户1000多人全部被杀。 1936年5月,日军放火烧毁吉林省通化县的白家堡子,枪杀无辜百姓368人。1937年4月至11月,日军在哈尔滨一带杀害民众198人。 1937年9月,日军杀害修建孙吴县飞机场劳工250余人。 此外,日军还在抚顺、营口、虎石沟、辽源方家柜等地各杀害万余人。1895—1945年,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50年,制造许多杀人惨案。

中国近代史学术的研究新观点介绍

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介绍 关注学术研究动态,吸纳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开拓视野,活跃史学思维,这是一个高中历史教师应该具备的品质。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以“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内容的结构体系,这一体系突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突出了阶级斗争和进步势力的作用。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历史的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理论范畴,如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等引入史学研究,导致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的变化;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城市史、人口史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区域、社区、阶层、群体、基层组织、乡村社会、民众信仰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史学研究的深入,促使很多问题的认识发生新的变化。现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为对照,将有关问题介绍如下: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 1、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的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更有学者分析到:“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正确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 从“范式”的角度看,“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

日本国家战略及中国对日战略_楚树龙

得不接受在钓鱼岛海域与中国公务船“并驾齐驱”、各自宣示主权的现状,这是朝钓鱼岛主权问题确有争议的客观事实迈进了一步。但这还远远不够,日本目前仅接受海上存在争议,对空中的争议依然不接受,还不能接受我国公务飞机巡航钓鱼岛的状况。这不正常,不符合钓鱼岛有争议的原状,钓鱼岛主权有争议应是全方位的、立体的,不仅包括领海,也应包括领空。因此,此次我国划设的ADIZ覆盖钓鱼岛区域,正是我国宣示钓鱼岛主权的好机会,同时也为未来我国公务飞机巡航钓鱼岛埋下伏笔。因此可以说,中国划设ADIZ是恢复钓鱼岛主权有争议原状的又一项战略举措。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身处东方,却常以“西方人”自居,看不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然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500年西方、1000年东方”,西方的崛起和强大无非是近四五百年的事情,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却曾经引领世界至少1000多年。今天的中国正在强劲复兴,正在恢复历史上应有的国家地位与国际影响,未来的日本也许将再次面临历史的选择,是跟东方走,还是跟西方跑?现在中日关系正逐步向这个历史临界点靠近,日本也许不甘心这种历史宿命,试图有所改变,故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中日关系紧张,试图借域外大国力量,拖拽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面对日本这种小国的张狂,我们首先要在战略上看透它、藐视它,但在战术上却不可不防。中国划设ADIZ就是一种战术防范与战略警告,其完全是出于应对当前令人忧虑的东亚安全形势,出于自身安全防御需要,不带有任何进攻和挑衅性质;同时我们也应注意战略协调,力避战略冲突,真正把ADIZ变成和平之区,而不是危机之域。○ 日本国家战略及中国对日战略 楚树龙(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说过,“日本是个没有战略的国家”,这话不全对。日本在历史上很多时期具有明确、固执的国家战略,如上个世纪发动对外侵略、占领中国及攻击美国等。现在安倍领导下的日本也有明确的“重振日本”的国家战略。 安倍的日本国家战略集中体现于所谓“正常国家”战略。不止安倍本人,就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精英及民众中很多人都希望、渴望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个口号和方针提了几十年,至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正式提出。“正常国家”成为日本国家和社会二战结束后六十多年来的心愿和国家目标。 所谓“正常国家”就是要改变、摆脱二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确定的身份、地位、作用、束缚和限制,使日本成为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大国一样的国家。具体而言,就是要摆脱、改变二战后给日本确立的“战败国”身份,摆脱、改变二战后日本在宪法、军事、安全等方面所受的束缚和限制,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在外交、军事和安全等方面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成为一个不受限制的亚洲和世界大国,成为安倍所说的“令人自豪和骄傲”的日本,恢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骄傲”和“光荣”。换言之,日本也一直有“日本梦”,也要实现其“民族复兴”的理想和目标,这在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中表现尤其明显。 然而,日本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并非要成为真正的“正常国家”或“普通国家”。日本很多时候把“正常国家”的目标装扮得“很正常”,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这完全是谎言,是掩饰。安倍等人一年来、几十年来的言行充分证明,日本的“正常国家”战略目标不是要使日本成为与其他亚洲和世界各国一样的“正常国家”,而是要恢复二战中、二战前日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甚至按自己的意志、利益行事的“正常国家”;重新 11 《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期

不为人知的历史:哪些参加解放战争的日本兵

[键入文字] 不为人知的历史:哪些参加解放战争的日本兵 1945 年8 月,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此时,中国大地上尚有数百万的日军和日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战区(不包括东北三省)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共计200.16 万余人。加上后来沈阳日侨联络总处统计的东北待遣返日俘、日侨约110 万人,整个中国的日本人总数在310 万以上。这是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对于这些日本人,国共双方都曾加以使用。 蒋介石命令日军替他占好地盘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企图利用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手下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拒中共武装部队于敌占区之外,将日军所有武器装备及沦陷区一切,悉数为他的军队所接收。为此,蒋介石通告各战区,重点在于警告日伪军,不得向国民政府已 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并对伪军策动反正,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 先期控制要点要线,以待国民党军到达。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大量军队部署在西南后方,向日伪主要占领区的华东和华北 调动需要时间,而中共则因其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直接相邻而有先机地利。这 样,如何确保能够顺利接收收复区,不使中共因其地利而抢先接收,便成了国民政府 即时因应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的形 势,等待其接收军队到来。 8 月18 日,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特别要求日伪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由陆军总 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本此精神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 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 区与交出任何物资。”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希望日军帮他暂时守住华北和华东,等待国民政府军队的接收。 1

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将有关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中国■■也在对近代社会质这一基本国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质,全面总结■■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本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

论近代中国军队发展史

论近代中国军队发展史 赵权 (北京科技大学2015级理科实验班1501班)摘要:本文以中国近代以来各个时期中国军队的发展为线索,以中国所经历的反侵略战争为主要内容,概述了中国军人在反侵略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清末,太平天国,湘军,淮军,北洋军阀。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抗争史。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军队和军人。他们不管是拿着大刀还是用着洋枪,只要抗击过外敌入侵,他们就是中国军人。 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制式军队为“八旗与绿营”。“八旗”建立于清兵入关之前,它是满族人特有的兵民合一与军政合一的制度。后由于兵源的问题,增加了蒙八旗和汉八旗。而绿营是以进关后俘虏与归降的汉族军队整编而成的。八旗创建之初,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之一,但到了晚晴时期,由于腐败和鸦片问题,八旗与绿营已经没有多少战力。就拿曾经十分精锐的键锐营来说,到了晚晴,有一年练习打靶,每人10发子弹,全部中靶者全无;而马术本是八旗的强项,但是,健锐营却“十人上马半数落,呲牙裂嘴腿骨折”。清末时清朝常备军曾达到120万左右,如此大的基数,当然也是有一些精锐的,比如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但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导致武器装备及其落后,所以僧格林沁虽然誓死抗击侵略者,但任然落败。之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酿成了人类文化史上最大的悲剧。至此,清军再无可战之兵。 鸦片战争后,巨额赔款是人民负担加重,再加上两广地区的天灾不断,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农民起义,但它又和以往的不同。之前的农民起义都是内战,说到底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太平天国运动却承担着反帝的任务,所以它也算是中国的军队。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在后期受到了帝国主义和晚晴政府的联合打击,最终失败。起义初期太平天国所面临过的困难巨大,所以军队纪律严谨,作战勇敢,取得大好形势。但随着起义部队不断壮大,特别是在攻克南京后,高层将领就开始懈怠起来。当定都南京后,洪秀全、杨秀清等主要做了四件事,形象的说就是盖房子、选妃子、摆谱子、护院子。他们贪图享乐,早已忘了起义的目的,致使北伐军孤军深入,最终战败。之后的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内讧,诸王互杀,翼王出走,直接动摇了其统治基础,为最终战败埋下伏笔。 而为了应对太平天国的起义,腐朽的清王朝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武装“勇营”来镇压,至此勇营制度出现,湘军,淮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湘军是曾国藩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后人称之为湘军。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残忍的本性,使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更是盘踞江南数十载,成为江南的无冕之皇。之后的淮军,再往后的北洋军阀身上,都有湘军的影子。 而这时的李鸿章还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他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但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所以之后他一直尊称曾国藩为老师。在公元1861年上海受太平军围攻危在旦夕之时,李鸿章奉命拯救上海,他仓促组建起一支军队,虽然装备简陋,但战力勇猛。这支军队后得

中国和日本军事力量对比

中国和日本军事力量对比 网上很多关于中日军事的对比今天我不才总结一下有什么错误请指正空军方面中国占优势 3代战机中国大约有72架su27 100架su30 100架歼11 100多架歼10还有FBC-1飞豹歼八改进型大约总数500架左右而日本的F2 F15 F16 一共300多架中国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中国的3代战机已经国产化已经可以自给自足而日本大部分还是靠进口中国的4代战机也在有条不紊的研制中所以说战斗机中国占优势运输机方面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已经开展进展很快最近有从俄罗斯引进40多架伊尔76 和伊尔78 说以运输机中国也占优势预警机方面中国的起步比较晚一直是运8当家虽然最近有kj-2000问世但总体上和日本从美国引进的预警机有差距幸好军方也熟悉到这一点已经加快了这方面的投入相信不就会有好的消息传出海军方面日本占优势日本可以说是世界海军第二大国海军实力很强大水面舰只方面日本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加起来有30艘左右而我们海军发展起步很晚但发展比较快从俄罗斯引进4艘现代级有很强的反舰能力国产的现代级军舰也陆续下水最令人可喜的是中华神盾的下水他提高了海军的防空能力几艘神盾舰下水使海军的防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还有专门的反潜护卫舰也下水了但是这些还不够我们先进的舰只总数也就是日本的一半目前中日都没有航母但中国正在积极预备着估计不就就要开始建造航母了一

旦航母下水服役就表明中国的海军实力提升了一个档次不仅仅是因为有了航母而是航母要很多的护卫舰驱逐舰保护所以是海军整体实力的提升潜艇方面中国还是很有优势的先进的核潜艇保证了国家的核威慑能力而日本是没有的常规攻击潜艇中国的基洛级被誉为海底黑洞是日本的噩梦海战不只是水面作战是水面水下空中的全面战争虽然睡眠舰只我们相对来说有点差但有了潜艇和空军的强大支持再加上中国先进的陆基反舰导弹相信在东海日本还不是中国的对手陆军方面打个比喻吧假如中日接壤日本现在就是我们的附属国因为中国陆军世界第一导弹方面中国也是占绝对优势中国的导弹可以打到世界的任意一个地方 2炮部队是中国最有威胁的杀手是任何一个对中国图谋不轨的国家的噩梦战争资源方面地大物博的中国和资源贫瘠的日本是差距明显的中日一旦开战中国必胜 冷战后,迫于国际裁军的压力及国内和平力量的反对,日本军队建设开始实行“一边裁减一边提高效率”的方针,致力建成一支“规模精干、质量充实”的现代化军队。自卫队通过采取控制普通装备,重点保证海空军新型、大型武器系统等措施,不断提高部队质量与现代化水平,其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 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正式放弃军事侵略以来,它的武装部队被宪法限制在自卫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参与过真正的战斗。尽管有宪法的限制,但日本已经实质上把它的

日本在二战中的N个战略失误

日本在二战中的N个战略失误 总的来说日本这个民族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完全是暴发户式的狂忘、无知和浅薄,突然的富强使这些小国岛民爆发了与自身实力完全不相适应的狂妄心态,其田中奏折是其集中体现,失败因此是必然的。他们的家底真的很薄,他们的欲望真的太大。 一、视中国军队如草芥,一味蛮干,挑起芦沟桥事变,终至全面爆发中日战争,把日本拖进了一场并没有准备好战争中。 占领中国东北以后,日本军方如果以保有即得的成果为目标,潜心经营东北,不再继续向察哈尔、热河、河北鲸吞蚕食,是可以维持现状的。无奈,初期的大胜使那些狂妄的中级军官视中国军队如草芥。但他们所处地位,又使他们不能全面了解自身的实力,同时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对中国的民族感情、民族精神、历史传统也一知半解,看不到中国人抵御外侮的决心,一味蛮干,挑起芦沟桥事变,终至全面爆发中日战争,把日本拖进了一场并没有准备好战争中。 二、没有通盘的战略计划,走一步看一步,逐次添兵,深陷中国不能自拔。 战争开始后,日军完全没有统一的战略进攻计划,被中国军队牵着鼻子走,重兵投入水网密布的长江下游水网地区,溯长江仰攻,虽然给予中国军队重大杀伤,连陷上海、南京、武汉等中国最大的城市,但却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投降的目的,使日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若当时在战争一爆发即实行战争总动员,经济全面转入战争经济,动员二百五十万军队,除五十万驻守各地及本土外,以二百万军队投入中国战场。以一百万军队从东北南下或在沿海登陆保持对中国东南地区的压力,以主力百万大军投入中国西部,由察哈尔入陕西,越秦岭入四川,扑灭中国持久抗战的总基地,然后顺长江而下,与溯江而上的军队合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即失去了地理上的优势,又失去了战略大后方人力、军火支援,以国民党军队表现出来的战争力总溃败只是时间问题,全部占领中国领土也不是不可能。当然即便这样也不意味着它小小的日本能够灭亡中国最后蠃得战争。 在日本军方看来,中国是一栋风雨飘摇、四分五裂的破房子,用不着总动员,只用有限的力量就够了,照希特勒的话说“照门上踢一脚,整个房子就会塌”。但事实上,中国已经觉醒! 三、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再次失去了结束中日战争的机会。 当日军攻陷武汉后,国民党中速败论占了上风,国民党政府有与日本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但是日本军队坚持吃下去的决不吐来的狭隘立场,终使秘密谈判以失败收场,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计划迄未实现。在这事件中日本领导者所表现出来的目光短浅令人吃惊。 四、七十万关东军陈兵中国东北,屡次撩拨老毛子的熊腚,让老毛子的大熊爪子一而再地痛扁。这些矮东瓜,真不知怎么想的,真是白痴到了顶点。好象那个大白天到人家铺子里拿钱的蠢贼,只看见钱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

中国近代史参考书籍资料(全)

中国现代史参考书目 资料、回忆录 (1)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全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全8册),人民出版社1979-1980年版。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全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92年版。 (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下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7)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上、中、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 (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中、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本书编辑部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全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8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中、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12)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及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3)孟广涵主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下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4)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全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5)(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三联书店1979年版。(16)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专著、论文集 (1)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3)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上、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美)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5)彭明、程歗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8)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黄兴涛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0)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11)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军事学院《战史简编》编写组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13)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 (15)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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