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

大起大落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五四运动后与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39年出任汪伪政权职务，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建国后重新从事写作工作。这便是对周作人最为简单明了的介绍了。自然区区百字概括的只是皮毛。单是他对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贡献，他消沉落伍、叛国附敌的历史，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以来，便引起了思想界文化界一场场无声的论战。因中国人历来把“道德”和“文章”联系在一起，主张为文作史要讲道德——既包括普通做人的道德，也包括政治道德。而周作人的所作所为是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汉奸”的名声了的，以至于研究初期，他的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而缺点错误被过分夸大。事实上周作人的一生主要还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而存在的。对他的成就，我们不应用一顶“汉奸文学”的帽子一笔抹杀，那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我们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对他叛国附敌的政治行为，则需以政治标准来衡量，无需隐瞒，也不该像前些年那样造出新奇之说来为他翻案。联系时代背景，透析心路历程，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之上展开论述，为周作人定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这便是此次论文的目的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周作人，最贴切的大概要数“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了。下面就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释。卿本佳人篇——周作人一生学术思想成就展示最初接触到周作人总还是通过他的文章，那些闲适小品。“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是周作人先生。”（沈从文）他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他淡定地以“僧侣模样领会世情”，更以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征服了我们。即便是后来有了变节之举，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单就散文写作来说，周作人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早年赴日又勤奋好学的周作人，凭借超凡的语言天赋、加以后天努力，得以精通英、日、德、拉丁、希腊、梵等十数种语言。六十年的辛勤编译，将大量优秀外国文学名著引入国内，对文学领域的贡献不言而喻。岂止如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不提周作人，主要还是五四运动中《人的文学》的发表。当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却无法详尽地进行阐释，而周作人准确而鲜明的口号令人迅速找到了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方向。所谓“人的文学”，就是反封建争人权的新文学。围绕这一主题，之后接踵而至的《思想革命》《平民的文学》《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重要论文，更是大大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发展。另外还有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语丝社和《语丝》杂志的盛行……排旧促新，古今并论，不拘一格，针砭时弊，这些都是周作人一生中精华之举，应该摘掉有色眼镜给予充分肯定。对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一事，向来众说纷纭；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晚年周作人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回想录》〈不辩解说〉”）建国后周作人撰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奈何做贼篇——周作人叛国附敌始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留平”一说亦是言人人殊，个中原因不便细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保护北大校产方面，周作人冒着相当的风险，而是付出了一定心血的。当时知名杂志《宇宙风》上刊载了他答复众人关心的信，如是写道：“……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做苏武看为宜。”由此周作人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敬佩。然而1938年4月9日，在日寇组织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上，周作人现身了。周作人“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文化界一片哗然。由当时的来往书信看来，他的内心是矛盾、痛苦的；后又经重重反覆，大后方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奉劝他悬崖勒马，无果。“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周作人曾自嘲。现实在所有人的眼中如风雨般飘摇，而周作人身处其中，取舍之间究竟经过了怎样的挣扎，我们无从得知。1939年新年，神秘枪击案给了

周作人身心以巨大冲击。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任何行政职务；而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家，却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进程。同年1月，接下汪伪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后相继兼任“文学院筹办员”、文学院院长。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至此“汉奸”之名真正落实。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在北京被捕，其后便押赴南京受审，作为战犯关押，判刑十年。虽然国共内战即将结束之时恢复自由，但“汉奸”名号却贯其后一半的生活，不得解脱。至于在文革中受辱猝死、结束毁誉交缠的一生，则为后话。本文不做深究。佳人与贼，起落之间——周作人思想历程探析纵观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会发现其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功臣，又是闲适小品的倡导者；是对日本军阀深恶痛绝的清醒之士，又是出任日据时期汪伪政府教育督办的民族罪人；他既说走进象牙之塔闭户读书，又不能忘情于社会总是想捣点小乱子；他既重视文学的作用、时时针砭社会批判论敌，又常说文学是个没用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思想上既有一个绅士鬼，又有一个流氓鬼；他既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叛徒，又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隐士。周作人的一生是在充满矛盾的中国现代史中度过的，而他的思想和行为同样充满着更为复杂的矛盾。1927年“清党”时期，周作人曾陆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罪行。“周作人在这场斗争中，政治性很强，没有一点书生气。”（虞丹《精华欲掩料应难》）。对于日军侵华，周作人也曾著文怒指：日本文化源自中国，现在中国衰败了，日本却如此残杀中国人；西方文明源自希腊，希腊也衰败了，却从未见西方人如日军残杀中国人般地残杀希腊人。周作人通希腊文，故有此说。这种见解在当时实在是很深刻独到了。有研究称，周作人的思想形成在日本，在日本度过了平生最惬意的日子，他的理想国正是日本。在社会改革方面，他大力宣扬日本“新村主义”，希望中国进行改良，摒去丑恶的面貌；而深入探讨后便会发现，所谓“去中国化”顽疾的努力，明显带有“日本化”的色彩。由此看来，他后来投靠日本也是不奇怪的。也许这一介书生还怀有某种单纯的愿望，即希望借助日本的强力来实现中国的日本化。“日本人威逼利诱是事实，他的虚与委蛇也是事实。”当时李健吾所言也许已经近乎实情了吧。尽管如此，落水后的周作人却也保护和营救了不少仁人志士。周作人与李大钊私交甚笃，在李大钊就义后曾多次护佑其子女。至于他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文化人士，如董洗凡、张怀、英千里、郭健夫等，其真实性虽值得商榷，但从周作人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以及他对共产党一贯的态度看来，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综观一生，与哥哥鲁迅相比，周作人最大的弱点大概就是这份“书生气”——他是以“人类和平”为宗旨来“改良人类的关系”，既有着乌托邦的幻想，又对群众怀有封建士大夫阶级“古老的忧愤”。（《人的文学》）同鲁迅一样，周作人思想左倾。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充满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五四以来的言论和行径看，他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而个人主义在其后从来不曾抛弃。不可避免地，其叛逆精神与斗争性不若鲁迅坚定执着，缺少对本国的信心以及不惜本阶级溃灭的决然。失节是周作人一生最大的污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至今仍是众说纷纭。错综复杂的历史究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真相，尚在探究当中。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一笔一划写成的，他人难以修改损益。不管什么人，只要一生中确有精华的一面，历史总是承认的，人民总是肯定的。而历史与人性的复杂之处，仅仅有助于理解当事人的动机，却无关乎我们做出相关“结论”。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更加详尽地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从而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周作人；也以此避免新时代的翩翩“佳人”无奈之下选择“做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