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范文分析
精准扶贫，得狠拔治理上的“穷根”
（提出问题）在第二个国家“扶贫日”临近之时，扶贫“失准”却成为近期热议话题。国家审计署公告显示，广西马山县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2454人还购买了2645辆汽车。（问题现象）对此，国务院扶贫办表示，不论是谁，只要侵害了最困难老百姓的救命钱，“绝不会放过”。
（阐释问题：原因与后果）总有一些个人，把国家的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视作“唐僧肉”，不仅是马山，扶贫资金被层层克扣挪用、扶贫对象弄虚造假等问题在许多地方都有存在。不管是扶贫不上心、工作存纰漏造成的，还是故意违规违纪、假公济私所致，都是把救命钱变成不义财，造成地方“争贫困”、群众“装贫困”的怪象。这种“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不仅脱贫难上加难，而且颠覆了扶贫的本意。
过去贫困群众体量大、分布集中，建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如今6亿人先后脱贫，贫困人口剩下7000多万，再搞撒胡椒面式的扶贫，只会是“手榴弹炸跳蚤”，费力不讨好（比喻）在扶贫对象确定上，如果筛选不公、审核不细、把关不严，难免出现扶助失准、冒领偷领等问题，造成政策资源“跑冒滴漏”。
（提出论点）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也系于精准。确保贫困人口一个不落地精准脱贫，需要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从“千篇一律”转向“个性化定制”。7000万贫困人口分布在哪、为何贫困、怎么帮扶，确实工作量极大。非严谨细致不足以求公平，非实事求是不足以树公信，能不能真真实实把情况摸清楚，原原本本把政策落实好，关乎国家精准扶贫的整体战略部署。（精准扶贫的重要性）
（议论第二个分论点：拔穷根）扶贫工作不仅是帮助困难群众拔掉穷根，也需要拔掉基层治理中的“穷根”。比如，不开展养殖培训，不建好销售渠道，把“扶贫羊”送到老乡手中转身就走，第二天就难保不被贫困群众吃了;再比如，见到扶贫款就想方设法“制造资格”分杯羹，遇到扶贫难题就无人问津，好政策怎么有好效果?（问题）精准扶贫，本身就是一件高度复杂，需要创造性的工作。不提升为民服务的水平，怎么能走出光输血不造血的困局?
扶贫工程也是一项基层治理现代化工程。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责任是否清晰、认识是否到位、作风是否扎实、方法是否得当，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扶贫的成效，影响着政府的形象。正因此，不仅要帮助干部摆脱“思想贫困”“作风贫困”，还需要帮助基层摆脱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贫困。当前，这样的“扶贫”同样迫切（贫的另类含义）。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确保中央政策目标不落空，各类资金用在刀刃上，就必须依靠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为落实不力、裁断不公等中梗阻问题兜底。财政转移资金管理机制、基层干部考核机制、干部驻村帮扶机制，以及政务公开、公众参与机制等等，都有必要进入改革视野。（如何扶贫）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扶贫时曾指出，扶贫“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要作为一件实事摆在那里，哪怕一次改造量少点，但做一件是一件让人看了确实觉得党和政府办得好”。此中深意值得认真思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能否在精准扶贫和基层治理上再创一个“中国样板”，牵动世人目光。
秸秆禁烧，少一些“城市思维”
（提出问题）秋意渐浓，忧虑空气质量的时间窗口又开启了。（开头好）据环保部18日通报，近两
周在20个省份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点862个，比去年同期增长6.68%。这一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反映出严峻的污染防控形势，也让秸秆焚烧问题再度进入公共议程。
秸秆焚烧绝非新话题。无论政府机构、专业人士，还是媒体、公众，对其危害性以及治理难度，都已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近年来，“禁烧令”的执行与督查越发严格，农民私烧秸秆会被罚款甚至拘留。秋收时节，一些基层干部在田埂上安营扎寨，昼夜严防死守。另一方面，国家围绕税收、补贴、电价等陆续出台优惠措施，各级财政不断增加投入，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问题：治理不见成效）
“堵”“疏”结合，为何依然难阻农民点一把火?
（分析问题：剖析原因）说到底，还是个“利”字。过去，作为重要燃料，农作物秸秆是舍不得扔的宝贝。如今，农村逐步“电气化”，秸秆失去用武之地，从资源变身“垃圾”。“付之一炬”，既省力也能提升土壤肥力，可谓最便捷、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
站在农民兄弟的角度现实中的不少政策支持、优惠措施、先进技术更多还只是“看上去很美”。在农村劳动力净流出、农村逐步空心化的当下，种地不易，净收益本身就不高，如果一亩地还得额外花费成本去履行环保责任，确乎难以接受。难怪，当有干部发出“为什么一亩补贴20元你还烧”的疑问时，农民的回答令人深思：“我再给你20元，你把秸秆给我运出去行吗?”
（解决问题：破解办法及依据）有研究表明，秸秆焚烧对雾霾的“贡献率”约4%，在特定时段，大规模集中焚烧秸秆是生成雾霾的重要因素。同在一片蓝天下，城市居民渴望清洁空气，因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亟待治理。但同时，农村群众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他们的利益也应得到重视。然而，目前处理秸秆的实际成本，很大一部分还是要由农民自己去承担。）因此，破解秸秆禁烧难题，理应带入这样的城乡二元语境。
（破解办法及依据）“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焚烧秸秆问题是在发展中出现的，解决它，也应将其置于农村现代化的宏阔视野中，需要保有过程意识，不能延用“城市思维”“工业思维，否则便不公平。比方说，城市人丢垃圾只需要找到垃圾桶就可以，因为背后有着庞大而成熟的垃圾运输、分拣、处理系统在支撑。但当农村人处理秸秆时，类似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却存在短板。
（解决办法）从这个意义出发，治理焚烧秸秆是一项系统工程。“一禁了之”无法治本，必须正视利益差别。多从技术、补贴上做文章，有步骤地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是不是比强制命令更有效?如果秸秆焚烧一时难以禁绝，结合天气情况有组织地分批焚烧，是不是可以暂时缓解雾霾之困?真正理解农民群众的现实困难和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加以解决，才是破解秸秆禁烧窘境的正确之道。
小小秸秆，映照着大问题。古人云，“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今天，随着社会利益主体日渐多元，有些做法，在“利民”与“厉民”之间，已经难言泾渭分明。正因此，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不论看起来多小，都是对治理智慧与能力的检验。
“奇葩证明”如何才能绝迹
（提出问题）“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还要派出所开具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证明，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一个小证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近日，不少地方派出所的集中“吐槽”，让“奇葩证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分析问题:就事论事）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传统“熟人社会”相比，现代社会里，流动性较强，人与人之间相对陌生。面对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一些证明，合理也必需。然而，搬家要“证明
家中物品不是偷来的”，教师资格认定需要开具“无犯罪证明的证明”，开商铺要办“不扰民证明”，这样的证明，或是“不仅不必要还没法办”，或是“虽有一定必要性却不好办”。对于前者，群众还能通过“公章长征”的方式解决;对于后者，老百姓就只能“干瞪眼”了。也正因此，才会有人调侃，假如把这些“奇葩证明”故事搜集起来，就是一部现代版的《笑林广记》。
（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客观上讲，“奇葩证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手上的审批事项依然较多。比如，按照规定，开商铺办理营业执照，的确需要“不扰民证明”;进行教师资格认定，也的确要有“无犯罪证明”。另一方面则在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信息互不共享，各部门就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彼此之间只有通过纸质的证明，才能验证事实的真实性。而在各地，这些部门又相对分散，于是，群众只能“来回跑”。一项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年，百姓办一个手续，有近13%的人跑了10趟以上，而3趟以下就办完的，不到1/3。
（解决问题：硬件）信息多跑路，群众就能少跑腿。让“奇葩证明”成为过去，除了要厘清哪些审批权力是政府该保留的，哪些该砍掉，更要在行政管理上“合并同类项”，用信息化的手段连接“信息孤岛”。比如，为何不考虑合并办事窗口，实现“一站式办公”，让群众即使要盖章，也少跑几段路?是否可以建立信息数据库，并通过互联网共享，实现“一证行天下，一网查所有”?再比如，能否逐步建立起居民信用体系，强化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为“奇葩证明”的减少奠定社会基础?
（解决问题：软件）当然，即使“硬件”跟上了，“软件”跟不上，也不行。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中央一再要求简政放权，为啥还卡着一些审批事项不放?简单就能判定的事实，为啥还要让群众“跑断腿”?无敬民之心，则无便民之行。说到底，“奇葩证明”的出现，根子还是在理念上。因此，让“奇葩证明”绝迹，根本还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务，尤其是政府在设定审批事项、设计办事流程时，要从人性的常识出发，不是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管制思维行事。在权力做“减法”之外，在服务意识上做“加法”，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才能真正减少令人哭笑不得的证明，让老百姓少一些“证无可证”的无奈。
有这么一首小诗：“我问土，土与土如何相处?我们相互抬高。我问水，水与水如何相处?我们互相充盈。我问草，草与草如何相处?我们编织在一起筑成天际。我问人，人与人如何相处?”其实，杜绝“奇葩证明”的背后，是如何让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融洽，这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发问，值得每一位从政者深思
简政放权要用好辩证法（论点）
云南、江西、山东等多省份近期相继推出简政放权新政。此前于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连讲三个故事，一个是至今仍是网络热议话题的“证明你妈是你妈”，一个是全国劳模在报送材料阶段被要求盖8个章，还有一个是台商产品被“山寨”，找政府没人解决。（背景：现状问题，简政放权的必要性)毋庸讳言，简政放权改革仍待深化，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共识。
当前简政放权的改革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改革的数量颇为可观，另一方面，改革的质量仍待提高;一方面，群众热切关注的某些行政审批事项仍需进一步放开，另一方面，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监管还不够到位。(背景：现状问题，简政放权的必要性)这些都提醒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必须用辩证的思维去发现、认识和解决更为复杂的深层次问题（阐明论点）。
简政放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成功与否，科学的方法论颇为关键。（理论根据）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就巨大的辉煌，关键就在于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认识和科学运用。在过往的改革中，正是
因为基本上做到了对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度等一系列辩证关系的统筹协调，才得以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用过去改革的成功经验证明论点）简政放权需要认清“收”和“放”的辩证关系。（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辩证法？分论点一）一方面，放权是大势所趋，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放”了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西团审议时强调，行政审批改革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如何放）另一方面，“收”有“收”的逻辑。基层大量开展的一站式服务改革，很多就同时包括上级政府权力的下放和下级部门权力的上收。对一些基层无力承担的行政服务，通过流程统筹和资源整合适当上收，是实现服务优化的道路之一（如何收）。
“收”“放”关系的本质，反映的是“权”与“责”的辩证关系。（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辩证法？分论点二）权力的另一面是责任，放权难，卸责易。简政放权改革最易跑偏之处，无不是因为推责揽权之故。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甚至有人鱼目混珠，以放权之名，行推脱逃避责任之实。（问题一）简政放权改革重在减免事前审批，其意在使政府从“运动员”的角色中解脱出来，但是，政府不能就此“退赛”，而应强化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责任，承担起“裁判”的角色。（问题二）因此，落实放权应与落实监管责任两者齐头并进，既防止放不到位，又防止监管真空。
事实上，不能正确把握权力与责任的辩证关系，往往恰好是权力滥用的重要原因。简政放权的进一步深化，正是需要通过改革的顶层设计，以权责对等原则，通过对诸多行政事项进行源头清理和流程再造，最终实现各级政府的权责匹配。权责匹配，既是善治的前提，亦是善治的当然之义。
简政放权不能成为“自由落体”
在参加全国两会广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简政放权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将简政放权与“放管结合”并列，强调“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引讲话，证观点）
领导人的谆谆告诫并非无的放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以来，在打击腐败、简政放权等问题上动了真格。大批贪官落马，诸多权力下放。（背景：领导人的行动阐明简政放权势在必行）但在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借简政放权之名、行懒政惰政之实的情况。甚至有抱怨说，以前是拿钱办事，现在钱不敢拿，事也不给办，当“甩手掌柜”（现状问题）。
简政放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取消一些审批事项，二是下放一些审批权。（分析问题：其实是解释词语内容含义）前者的逻辑是，那些成本和收益完全或主要由微观决策主体来担当的事情，或者叫没有“外部性”的事情，应当由企业和市场来决定。而对那些收益主要由自己获得、成本却容易由社会来承担的事情，则需要严格审批，以避免为个体利益不断扩大产出，造成社会总的损失大于其创造的价值。比如，一些排污企业的老板自己赚得盆满钵圆，却让山河为之变色。核算下来，治污成本远高于企业对税收、就业和增长的贡献。类似的审批就不能取消了之。（分析内容一）下放审批权，并不等于撒手不管，而是要研究探索建一种动态监管机制，转变管理方式;对基层政府或部门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水平，努力提高“接得住、管得好”的能力。（分析内容二）避免简政放权成为“自由落体”，（解决问题：如何避免）需要做好三件事
其一是因责定权。责任有多大，权力才能有多大。责轻权重易弄权，责重权轻难任事。应当根据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政府责任的大小，划分权力范围。
其二是权责公开。要把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向民众公开。这种公开不是大而化之地把层峦叠嶂的
相关条款在网上一挂了之，用“文山法海”来蔽塞公众的耳目。非技术性的权责公布要简单明了，技术性的要有专门机构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及时、简明的解释。这也是“简政”的应有之义。
其三是追责从严。因责定权解决的是政府能力的问题，即让各级政府有能力对当地需求及时回应;权责公开解决的是监督可能性的问题，让外界能够对各级政府是否称职作出准确判断;追责从严则是要解决监督力度的问题，要让有能力履责而又不履责的部门受到严惩。如果在这一步出现“软约束”，前面的事都白做了。
调低增速适应“新常态”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相应的是，最近部分省份计划适度下调“十二五”规划GDP增速预期目标。心平气和盘点手中的菜篮子，实事求是筹划来年的菜园子，尤需慎重。主动调低经济增速，正体现适应“新常态”的务实和担当。（阐明观点）今年前三季度，许多地方经济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给人增添信心。但提质增效的拦路虎在，一些传统工业偏重的地方，大型矿山打喷嚏，全省工业就感冒;冶金行业摔一跤全省经济就瘸腿。（问题）由此，一些地方干部也认识到：要想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不过是自欺欺人，打肿脸充胖子，甚至打了也“肿”不起来。尤其是当前，我们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对于GDP增速，恐怕还需打开“不甘降”的心结，驱除“不敢降”的心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转变观念意识）经济增速指标要与实际运行相协调，因地制宜调慢经济增速，是一种难得的理性。
磨刀不误砍柴工。让经济发展合理降速，是为了提质增效。（为何降速）速度做减法，效益才可能做乘法。客观说，这一轮经济放缓，固然有外部因素制约，症结主要还在自身，粗放的发展方式遭遇外部的“气候变化”，矛盾容易激化。这就需要补补钙、强强心，多用“挖掘机”，少开“推土机”，走内涵式发展之路。淘汰病树，更新品种;修剪老枝，催发新芽。拳头收回来，蓄积新能量，打出去才更有力。（比喻论证）这是战术调整，也是战略转变。
主动放慢脚步，有的干部顾虑，对上“不好讲”，对群众“不好看”，这种想法大可不必。（驳斥错误认识）老百姓并不关心数据多漂亮，他们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事做、有钱挣，上学方便、就医不难。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把抓改革、促转型与惠民生紧紧粘合，就会找到感觉，开辟新路。譬如，扶持人们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带动就业和增收，进而拉动消费。点上开花，面上结果，既惠民生，也促转型。赢得百姓的掌声，也换来发展的新生，“金鸡”“百花”两不误。
越是吃力的时候，越要保持定力。趋势也正渐变，一位多次参加中央全会的同志说，过去习惯了GDP 锦标赛，一些省市大员发言时总谈GDP增长。现在则少有人热衷这些数据了，更多集中在法治、改革等话题。从实际出发，敢于主动降速，是一种可贵的担当。跑得太快太累，不妨适当放慢，拍拍尘土，紧紧腰带，以利于跑得更好更远。（谈变化，重申观点）
“干部爆粗”折射权力观扭曲
最近，一段名为“任性的领导讲话”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太原市下辖的古交市客运办主任任长春在会议讲话中大爆粗口，“国家规定是狗屁”“我说谁是腐败就谁是腐败”“谁要工资谁滚蛋”等言论，令人瞠目。目前，太原市委要求对此事依纪依规严肃处理，任长春已被停职。（背景）尽管这位“任性的领导”已受处理，但是大爆粗口给公众带来的冲击仍在发酵。（不良影响）人们
有理由谴责，一位国家干部，本应具有起码的法治意识，怎能如此蔑视国家规定?一个单位领导，理当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岂能这样打压职工权益?更何况，既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慌不择词，也不是处于私人场合而口无遮拦，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放厥词，并声称“你录音就录音，记就记”，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派头。蔑视法律、漠视群众、飞扬跋扈，其“底气”从何而来?（运用反问有力度）“开会时‘带点情绪’”，当地有关工作人员的这一说法，实在难以让人信服。（分析问题：挖掘根源）这不仅仅是情绪管理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话语表达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粗放的话语，表现着权力的任性与骄横，而背后则是权力观的扭曲、不良作风的滋长（根源）。如果真正认同“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理念，怎会表现出“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土皇帝”做派?如果真正把心中有民、心中有责的要求融入思想世界，又如何会在群众面前盛气凌人?
纵览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官员雷人雷语事件，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思想症结。正是因为错误地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才有“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荒唐诘问;正是因为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才会在群众反映问题时无端反问“被人强奸，生小孩了你才去告他?”正是因为特权意识、官僚主义作祟，才会在媒体曝光办公期间嗑瓜子后，振振有词解释“需要不断进食，不然就会昏倒”……爆粗口或许都有彼时彼地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是权力观的扭曲、宗旨意识的淡薄、理想信念的动摇，却是其共同本质。
（解决问题）随着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推进，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变化）这位“任性领导”的横空出世充分说明，扫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改变行为方式也许可以立竿见影，但是要解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总开关”问题，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困难）错误的思想一旦通过粗口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会以语言的粗鄙刺痛公众神经、损害官员形象，更会寒了群众的心，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危害）
（措施）这正说明，中央部署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无论是“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还是“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都要求各级干部补足精神钙质、树立理想信念，正确认识权与法、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思想上正起来、要求上严起来、作风上实起来，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又怎么会有“雷人雷语”存在和生长的空间?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视频中“任性的领导”余音未歇，警示各级干部应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树立对人民和法治的敬畏
能上能下，先要克服“好人主义”
这几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不正之风大为收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背景）与此同时，也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正所谓“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提出问题：不良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首次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也标志着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论点的政策依据）
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分析问题：为何能上能下)这一方面是因为，“能上不能下”是当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腾出更多位置，让更优秀的干部有施展平台，实现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让在位的干部有危机意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让向上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更加如临如履、兢兢业业，从而形成万马奔腾的竞争局面，更好地构筑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进”，纪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规定》实施后，组织部门不仅“管进”，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客观地讲，这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个新挑战。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为官不为”。毕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规定虽然明确，却并不一定有那么“紧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欢喜，“能下”肯定会得罪人，甚至还会“惹麻烦”。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义”、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推进“能上能下”的关键。（分析问题：为何要克服“好人主义”）在此过程中，既要解开不合时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与时俱进的从政文化。
（解决问题：怎么办）一是在思想方面，要进一步破除“官本位”的陈旧观念。“能上能下”之所以久推不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的思想障碍。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不想“下”，也使得组织部门不“忍”下。解决“能下”的难题，首先就要从减少干部“下”的思想阻力开始：领导干部也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为何体制外的人可以“下”，体制内的人就不行呢?为何其他行业可以进退自如，领导干部降职就会觉得“丢脸”呢?
二是在行为方面，要确立“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从选拔任用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还在于重视提拔、轻视使用，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的出现，莫不与此有关。“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来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为何?有为才有位，在位必须为，上去的可以下来，下来的也可以上去，实现“上”和“下”的辩证统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对接，干部队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满活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名省部级干部的“断崖式降级”，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标能否落实，开始的几步很关键;抓几个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改革关键期呼唤改革促进派
近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在当下的改革关键期，如此明确的用人导向，可谓有的放矢，恰逢其时。（领导指示，暗含论点）
当前，中国依然处在两期并存的阶段：一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二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这使得全社会的改革期待日益积聚，由此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又一个新的改革窗口期，全国上下业已形成齐心改革的热烈氛围。在改革关键期来临的当口，最高层的回应与引导掷地有声。（中国当前形势需要）
以历史视角观察，成功的改革从来都是改革关键期与改革促进派“耦合”的结果。30多年前，正是
在全民期待之下，一批改革闯将勇于创新、善于突破，成就了举世罕见的发展奇迹。以政治眼光观察，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如何在改革大势中顺势而为，推动改革事业稳步进入“深水区”，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无疑是重中之重。（过去经验证明其论点：改革促进派不可缺）
十八大之后，高压反腐，对制约权力滥用起到了显著成效，也受到全社会的高度评价;但与此同时，部分官员不作为的现象亦见苗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整顿“庸官懒政”，这都说明，不思进取、当太平官的现象值得警惕。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虽然正在渐被清理（懒政现状），但改革大业的推进，还需要不断涌现出领头羊、拓荒牛。在清正廉洁的基础上，必须锻造一支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队伍，才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应该看到，相较于对贪腐官员的惩治，整治和破除改革懈怠症，也非朝夕易事。
其一，改革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必然会遇到风险和阻力;改革成效是各种作用力的结果，事先难以对个人和局部作出精准预期，因此对于部分官员来说存在观望心态。
其二，对改革的懈怠远比对利益的贪腐更难界定，例如，自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既是对改革智慧的考验，也难免成为一些疏于改革者的借口，不做不错、少做少错的心理在部分人中仍有一定市场。
其三，对改革的懈怠更为隐蔽，各地的改革举措并不少见，但其中也不乏虚与委蛇的“伪改革”，形改实不改，改一半留一半，甚至发个新文件充当改革马甲了事。要识别改革真伪，还需擦亮双眼，去伪存真，改实质，改根本，不惧怕自我革命。
中央此次旗帜鲜明地强调重用改革促进派，已发出明确信号，必将赋予改革促进派们更大的勇气，提升其信心，凝聚其士气，进而激发出强大的改革力量。可以预期，随着越来越多改革促进派勇立潮头，改革局面必定会更加生龙活虎。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正如水上行舟，行至河湾激流之处。启动改革促进派引擎，中国改革的大船必将迎风破浪，奋进前行
“一带一路”地方策须防“新瓶装旧酒”
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一些地方治理观念还守着“老黄历”，跟不上“新常态”的新要求。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唯GDP增速论英雄”已成过往，未来的发展更强调增长的质量、环境的保护、人民满意度的提升。然而，一些地方仍将“一带一路”视为从中央规划里抢夺重大项目、争取优惠政策的利器，匆忙上马一些未经科学评估的示范区、孵化器和基础设施项目，以期能“倒逼”中央承诺。个别地方甚至直接以投入为产出，不断积累落后过剩产能，想把“政绩”留给自己，把烂尾楼、烂摊子留给未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战略的地方实践，考验着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正确的选择是，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契机，推动地方政府自身理念和能力的提升。
首先，应不断强化“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要充分认识良序和善治对于我国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布局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发展自觉。当前，仍有一些干部固守“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懒政思维，信奉“稳”字当头的为官之道，习惯于简单化的上传下达。这种墨守成规的背后，是基本的责任意识和从政道德的缺失，因此也必然成为创新路上的绊脚石，贻误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其次，应不断强化改革意识。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以“简政放权”为重要工作目标，两年来
取消、下放了为数众多的行政审批权。其中相当部分，当转由市场化的、充分竞争的行业组织、专业机构等来承担。但是在一些地方，下放的审批权没有人接，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还有个别干部，以此为借口，庸懒慢浮混日子。甚至有一些地方，从政府部门中延伸出摘掉政府牌子的“二政府”，凭借独此一家的地位，服务态度不升反降，收取费用不降反升，施政手段简单粗暴。
此外，“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治理能力提升，应突出地体现在服务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能力。在某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的既往经验中，能力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上。譬如说要有广场，便修了广场，说治理街道脏乱差，城管就能到位……其效率不可谓不高。但这样的管理,其对象往往目标明确、业已存在，通过人力物力组织的效果较容易保证。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势必面临许多前所未见的局面，用命令或计划的方式往往事倍功半。此时更重要的治理能力，是服务的能力。如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收获服务能力的提升，于国于民，皆为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