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与日本

东盟与日本的关系

发展脉络简述：

时间点，从东盟成立开始1967年至今

一、经济方面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时严重地干预了东南亚，战后曾有一时双方的经济关系处于近乎断绝的状态。其后，随着双方签订并实施了赔偿协定，不断加深了关系。首先签署的是1954年日本与缅甸之间的赔偿协定，最后是1957 年签订的与印尼之间的协定。日本的赔偿是在因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严重干预东南亚而给后者留下深刻影响的形态下进行的。不单是开发资金的提供，对个别项目也提供了资金和技术。这成为了后来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基础。在利用当时的赔偿进行建设的项目当中，例如缅甸的巴尔羌发电站等，现在仍继续进行合作的项目也很多。

两种形式，海外直接投资&贸易&官方发展援助

时间脉络

东盟成立—70年代日本与东盟经济的发展情况

东盟成立后，与日本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橡胶项目。作为天然橡胶产地的东南亚很担心日本的合成橡胶的生产增加和出口攻势。在 1973 年 4 月的第六届东盟外长会议上，成员国表示了深切关注，并要求日本改变随意增加合成橡胶产量、并加速其出口的政策”。根据这一情况，1973 年 11 月和 1974 年 3 月召开了“关于合成橡胶的日本东盟会议”。

其结果是，在 1974 年 5 月的第七届东盟外长会议上，“部长们对东盟与日本政府之间就日本的合成橡胶的随意生产及加速出口问题对日本的合成橡胶产业实行抑制

的结果表示满意，甚至评价其没有危及东盟各国的经济”。这一合成橡胶摩擦事件是日本和东盟之间的第一次摩擦。

发生摩擦的原因：20 世纪 70 年代前半期是东南亚各国的反日情绪高涨的时

期。反日运动尤为盛行的是被称为亲日的泰国。在泰国，成为反日运动据点的是泰国学生中心（NSCT）。泰国学生中心于 20 世纪 60 年代成立， 1972 年正式举行抵制日货运动。其反日的理由是保护泰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未必以日本为目标，只是日本产品充斥市场和来自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增加使学生们没有选择反美而选择了反日。这种情况在印尼也一样。1967 年，苏哈托就任总统，建立新体制成为了政治口号，但这是伴随印尼共产党的毁灭和军部的兴起而出现的。对政府的批评只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但由于经济停滞不前，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这一限制也取消了。到了 1973 年，便发生了反华侨、华人暴动，同年年底，发生了学生在日本大使馆前示威的事态。学生的抗议内容是日本经济的过度扩张。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角荣首相开始遍访东盟各国。1974 年 1月7日抵达菲律宾， 9 日抵达曼谷，接着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14日抵达雅加达，16日回国。曼谷和雅加达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日本首相访问运动，菲律宾处于戒严令下，新加坡、马来西亚没有举行大规模的运动。在曼谷，群众聚集在田中首相下榻的爱侣湾凯悦大酒店周围，

出现了混乱局面。雅加达的反对运动因军队的介入甚至出现了死者。在田中首相遍访时发生这些事态的背景显然也有内政问题。在泰国，他侬政权倒台，平民首相讪耶才刚刚上台，而在印尼，认为因苏哈托的对外开放政策而遭受损失的人们瞄准了这一提出异议的机会。但是，对日本来说，太平洋战争时的加害者意识和对反日运动的困惑交集在一起，促使人们回想起战后日本介入东南亚的情况。

1973年成立的东盟日本——橡胶论坛就是东盟国家联合起来与日本交涉的典型例子，体现了东盟国家的整体力量。福田主义发表后，东盟和日本建立了一系列的交流机制。如1977年3月成立的东盟——日本论坛，此后一年或两年举办一次，至1998年已成功举办了16 次，成为东盟——日本的重要交流渠道。主要议题是东盟和日本的合作领域和双方贸易上存在的问题。（无用）

福田主义的出台对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影响

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届东盟首脑会议后，遍访东盟各国的福田首相于1977年8月18日在最后的访问地马尼拉进行了演讲。其要点被称为福田学说，可以归纳为如下3点：（1）日本要对东南亚的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2）日本要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建立真正朋友般的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赖关系；（3）日本站在“平等的合作者”的立场上，围绕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协力合作和加强团结的自主努力，与志同道合的其他区域外国家一起进行积极的协作，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

具体措施：福田首相在出席日本东盟首脑会议时提出对东盟工业项目（AIP）实施1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同时承诺扩大贸易、设立稳定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制度（STABEX）、促进文化合作。日本自福田学说发表之后以各种形式介入了东盟。 1979年发表了在10 年内每年提供100万美元的东盟奖学金计划。1981年承诺向培养人才项目提供1亿美元。1983年中曾根首相发表了“面向21世纪的友情计划”，即在5年期间邀请3750名青年前往日本的计划。

实施情况：但是，上述这些承诺实行得并不充分。AIP是东盟经济合作计划的开端，结果可以说化为了泡影。关于贸易的扩大，1981年设立了东盟贸易、投资、旅游中心，现在仍在活动。关于STABEX，1978年9月日本和东盟双方举行了专家会议，但并未达成协议，其后再没有举行过会谈。关于文化合作，1978 年设置了东盟文化基金，日本当初出资50亿日元，现在仍在支援。福田首相还当上了1978年创设的财团法人亚洲留学生协会的名誉会长，试图在教育方面也做出贡献，但 2000年1月发生了文部省和外务省取消该财团法人设立许可的事态。

对福田主义的评价：

东盟成立后的十年间，日本并没有重视发展与这个地区组织的关系。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首次以官方身份公开提出要与东盟积极合作。这是日本重视与东盟组织发展关系的开始，标志着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正式形成。它是对此前日

本在东南亚各国推行经济外交政策的调整，即从过去单一的经济外交向今后的政治、经济并重的外交政策转变。福田主义的出台，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其奠定了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基础，也是日本的东南亚外交的分水岭，在日本战后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福田主义”的意义在于，它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公开表明对东盟的基本外交政策。“福田主义”三原则为：第一，日本坚持和平，决不做军事大国，以此为原则，为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第二，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不仅要在政治、经济方面，而且要在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作为真正的朋友，建立心心相印、相互信赖的关系。第三，日本站在“平等合作者”的立场上，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对东盟及其成员国强化团结合作的努力，予以积极合作。同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促进与印支国家的关系，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福田主义的三根支柱是“不做军事大国”、“心心相印”与“对等的合作者” ，这也是当时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主要体现和基本着眼点。福田主义的出台，标志着日本与东盟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是对此前日本在东南亚各国推行经济外交政策的调整，即从过去单一的经济外交向今后的政治、经济并重的外交政策转变；其奠定了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日本东南亚外交的分水岭，在日本战后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至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前日本与东盟的经济关系

福田主义发表之后至整个80年代是日本——东盟关系飞速发展的时期。日本同东盟不论是经济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日本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自然而然形成的与东盟建立在商业利益上的经济关系，而更多的倾听东盟国家的声音，在经济上注重协调。

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中国兴起，在经济上日本是东盟最大的伙伴。就东盟各国的口对象国的构成来看，1978年相当于东盟进口总额362亿美元的21.0％（76 亿美元）是从日本的进口。这种高比率几乎一直保持下来，在东南亚经历了经济衰退的1985年也达到了19.9％，另一方面，就东盟5国在日本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日本从东盟各国的进口趋于增加，但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却趋于下降。东盟各国比重下降的部分似乎是由从中国及香港进口的增加而填补了。国内经济出现繁荣景象，进口就趋于增加。

从1986年至1996年，东盟各国的进口有了稳步增加。而日本的进口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迅速增加。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在80年代后半期也有迅速的增加。这些现象的背景是，以广场协议为契机的日元升值使日本形成了泡沫经济，1990年前后泡沫经济崩溃；在东南亚因始于80年代中期的日本企业投资热潮及随之而来的出口增加，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

进入90年代后，日本陷入了经济停滞。在1990年前后，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变化。亚太经合组织（APEC）于1989年设立，日本和当时的东盟 6 国均作为创

设国加入了该组织。为此日本和东盟的协议场所又增加了一个。1994年举行了东盟地区论坛（ARF）。这是东盟主导的有关安全保障的协议场所，区域外13个国家（包括欧盟）也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能够设立这一协议场所，也是因为东盟各国有了很好的经济前景。另外，没有好的前景，也未能着手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

经济危机

始于 1997 年的东南亚的经济衰退改变了这种前景对于也称为经济危机的这种事态，日本在桥本首相领导下积极地向处于危机状态的亚洲各国进行了支援。首先，日本向泰国、印尼提供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额的支援。接着，1998 年秋发表了所谓的新宫泽设想，即以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这4个国家为对象的总额300亿美元的一揽子支援计划。其后，该设想的第二步在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上发表。并于同年8月派遣了“亚洲经济重建时节团”、即奥田时节团。该报告书于11月提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为了重建日本经济，日本有必要进行第二次门户开放。东盟未必一致对付经济衰退。由于区域内资金不足，难以相互通融。但是，东盟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时间从2006年提早到2003年，排除保护主义，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关于日本和东盟的关系，东盟＋3开始了活动，提出了新的框架。在东盟＋3的框架下，举行了首脑会议和经济部长会议等几次会议。

东盟＋3 的开端是1997年1月桥本首相对东盟各国的访问。当时，桥本提议定期举行日本和东盟的首脑会议，但东盟考虑并决定举行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扩大会议。于是，1998年12月在河内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之后不久便举行了第一届东盟＋3首脑会议。东盟＋3与1990年马哈蒂尔首相提议成立的东亚经济会议（EAEC）的会员国虽然是一样的，但其意义却不同。如果对照日本和东盟的关系对东盟＋3进行定位，也就是增加了一个接触的途径。这使人预测到两者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但是，在东盟各国陷入经济衰退的1997年以后，日本和东盟的联系一时有所疏远。1997 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急遽增加，但其后又迅速地减少了。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在总额上有很大的变化，但面向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东盟各国的进口在经济衰退之后大为减少，从日本的进口比重比经济衰退前的水平还低。1998年日本从东盟各国的进口也有了减少。

21世纪

中国于2000 年 11月在东盟＋3 首脑会议之际向东盟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东盟则提议应该建立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整体的自由贸易区。有了这一过程，日本与东盟之间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日本东盟全面经济合作设想的首脑联合宣言”。该宣言预计，在这一全面经济合作（CEP）实现后，2020年东盟对日出口将会比1997年增加44.2％，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也将增加27.5％。此访东南亚时都分别做了展望未来的演说，但从福田学说后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后进行重新盘点这一意义上看，小泉演说具有深远的意义。该演说的第六项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合作这一课题，并详细提示了下列5个合作领域。

（1）教育、人才培养、 IT 技术等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2）将 2003 年作为“日本、东盟交流年”；

（3）“日本、东盟全面经济合作设想”提案；

（4）“东亚开发倡议”提案；

（5）加强包括恐怖活动等“跨越国境问题”在内的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在这些领域中，（1）表示了继续以往的合作之意。关于（5），福田学说为了保证日本不成为军事大国，不用安全保障这一用语，提出了维持和平，而小泉的“安全保障”是进一步的表现。东盟各国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取得了经济发展，实行了民主化，对日意识也有了变化，因此这种发言已经不成问题。

2003年12月11 ～12 日，日本和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 这是东盟十国首脑首次共同出席在区域外国家举行的会议。会议发表了旨在加强双方政治、经济和安全保障关系的《东京宣言》以及为落实该宣言而制订的《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日本与东盟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会议的成果包括有：大力加强了双方的经济合作，日本承诺继续并优先考虑对东盟的经济援助；日本将对东盟进行大规模人才培训；双方确立了组建自由贸易区的远景目标，根据日本与东盟达成的意向，双方将从2005年起正式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争取在2012年之前建成自由贸易区，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安全关系急剧升温，日本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是一份规定和平解决纠纷及不干涉内政的基本文件，由东盟成员国于1976年签署；加强在反恐、打击海盗犯罪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领域的合作。在政治上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日本和东盟是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的核心。

五、日本与东盟关系展望

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新政策。最后一部分

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出现在最后一部分

中国对两者关系的影响10+3成员之一

促进因素

制约因素

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使之有机会参与以发达国家成员为主的一些国际组织，但是由于经济区域化的迅猛发展和地缘上的原因，日本必须重视与东亚各国的合作。另外日本是世界上第一资源能源进口大国，其原材料和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84 %, 其中铝、镍、磷、铝矾土的对外依存度均为100 %，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也均超过90 %。而东盟和中国相对丰富的资源和能源使日本与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具有相当的潜力和前景。

日本在“ 10 +3 ”机制中作用和地位突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复苏和加快发展得益于美国的亚太地区政策和日本国内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政策。主要体现：一是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基地的前哨，是美国用以抑制中国和苏联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的重要砝码，日本对美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所以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正是美国希望的结果；二是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日本根据国情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并将出口所获收益迅速用于制造业的设备和更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三是日本制造业向东盟国家的转移，大大降低了日本制造业的成本，提升了产品出口竞争力。但是同样的原

因也为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停滞不前埋下种子。因为第一，日本经济过分强大，特别是日本产品竞争力超过美国，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使美国感到不安，以80年代中期美国强迫日元升值，以减弱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第二，日本企业的投资失去了美国的技术支持。战后日本企业主要依靠从美国购买产品后自己加以改造和应用，从而发展出适应的生产技术，随着日本企业生产技术接近和超过美国及美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企业投资的技术开发缺乏后盾，而美国具有强大的国防工业作为技术开发与创新的基础。第三，日本在产业政策方面存在失误。在汽车业方面，由于受到美国“自动出口配额限制”贸易保护政策的约束，为了在出口量不变情况下，提高出口总价值，日本汽车出口以高档轿车为主，但美国的汽车市场需求结构使日本高档轿车在美国市场遭到失败。在信息电脑业方面，日本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超级电脑的研究，长期在高科技领域和高附加值的IT产业上超过美国，而放弃了低价的家用电脑大众市场, 结果英特网的使用和普及使美国成为IT产业的霸主，而日本却失去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机遇。虽然日本经济进入90年代几乎停滞不前，但日本的经济规模和资本实力仍是巨大的，日本对东亚经济的作用是十分出的。特别是以日本为“雁首”的东盟国家, 其产业结构的塑成是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结果，东盟对日本的资本和技术依赖程度十分高，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交往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中国。目前，中国与东盟10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不及日本的一半，这决定了日本在“10 +3 ”机制中的作用是独树一帜的, 关键看日本能否正视与东亚各国的历史关系, 积极投身于东亚事务中去,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福田主义时期政治关系上表现为东盟组织整体与日本的关系，尽管日本更希望面对的是东盟各国，但它不得不依据实际而作出调整。日本首相铃木幸善在1981 年一月访问泰国期间，在曼谷发表了一个主题演讲，主要包括：日本在国际共同体中将不扮演军事角色；日本发挥政治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在各民族共同体中发挥与日本地位相称的作用；日本将着重制定在农村发展、能源资源、人力资源以及中小企业等领域的经济合作政策。铃木的思想在福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了，并且对日本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政治目标，与福田的心心相印比起来，铃木更强调日本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政治作用的发挥。东盟国家在这一时期与日本的关系也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比如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81年12月提出了“看东方”的政策，号召马来西亚人民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劳动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盟国家对日关系的提升。马哈蒂尔不仅提升了马来西亚同日本的关系，对整个东盟与日本关系的提升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中曾根执政时期，日本进一深化了同东盟的经济关系，把对东盟工业产品特惠项目的份额的上限提高了50%；日本将帮助东盟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每年邀请150名东盟国家青年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1987年12月，竹下首相访问东盟各国，在马尼拉发表题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新型伙伴关系的演讲，提出新时期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即加强东盟的经济弹性；促进日本与东盟政治上的协调；促进文化交流。可以说，这是福田主义的一次大的飞跃，日本与东盟的经济上的协调加强了，日本与东盟由早前的援助与被援助关系发展为相互协调关系；建立心心相印的关系由笼统的概念转向具体化了，那就是促进东盟与日本政治上的协调。而文化交流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

在文化交流方面，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增进双方交流，比如培训东盟人才，开发东盟人力资源，邀请东盟国家青年访日等等。东盟青年以留学或调研的身份访日，增强了对日本的认同感。日本也派出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前往东盟，培训、讲学和开展服务工作，提高了东盟民众对日本的认识。

注意：突出大国平衡战略

一

这一阶段是指50年代后期日本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建交，经1967年东盟成立，到1977 年《马尼拉宣言》的发表。日本的战后赔偿是以劳务和产品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就为日本占领东南亚市场做了很好的铺垫，日本以赔偿带动日资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日本对贸易、政府开发援助与政府对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金融支持。称之为三位一体的经济合作。

一定程度上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建设和复兴的具体项目结合了起来，与基础设施建设结合了起来，为东南亚各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支持，同时也为日本自身的重化工业改造也做出了贡献。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日本在经济活动上表现为利己主义，日本利用自身经济上的优势，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族产业构成了严重冲击，只知赚取经济利益，从东南亚进口廉价原材料而倾销成品。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印尼和菲律宾都出现了反日情绪和反日活动。

日本介入原因：1967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组织起初主要是为了应对“共产主义” 在东南亚的扩张，防止印支集团的扩展，这与美国的冷战战略是相吻合的。因此，日本在东盟成立之初就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希望它能成为符合日本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地区组织。

东盟的出现改变：原先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和日本存在一定矛盾，东盟组织的出现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日关系的形式，由一对一转变为多对一，东南亚国家的整体性逐步增强了，改变了过去对日关系以小对大的不利局面，使得东盟国家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使得自身对日经济关系向有利于己的方面转化。

例子：1973年成立的东盟日本——橡胶论坛就是东盟国家联合起来与日本交涉的典型例子，体现了东盟国家的整体力量。而日本也积极调解东盟内部纠纷，比如说马来亚和沙捞越、沙巴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后与印尼和菲律宾产生一定矛盾，日本从中积极斡旋，这样日本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力也提高了。东盟各国在东盟成立以后，逐渐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外向型工业转变，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为吸取外资，各国都在东盟成立前后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法令，是外国企业的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这样就形成了“拉力”，而日本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诸如工资上涨、劳动力不足等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则形成了“推力”，在这种推拉效应下东盟与日本的经贸关系顺理成章地大踏步地前进了，而且是向有利于东盟的方向发展。

总之，自成立以后，尤其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取得了不少值得自豪的内、外成就，其“大国平衡战略”是基于国际现实的实用、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日本的关系也在这个战略架构下不断演进，对东亚、东南亚的地区、国家利益也不无益处。在这个框架下，日本一东盟关系从冷战前相对密切和特殊的关系样式，伴随着东亚国际格局的巨大变迁，而逐步演进到一种平衡性与互动性更强的双边关系。

最后一部分

当前，东亚国际格局正处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间似乎并不同调。在地缘经济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地缘政治安全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甚至出现一些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动向。第二，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似乎是东盟的扩展和“放大”，依照“东盟方式”缓步推进，与此同时，也折射出有关各方对地缘战略安全的不同考虑。第三，地区多边主义和国家间的双边主义并行不悖，后者成为前者的重要补充。

东亚地区合作是该区域诸国促进地区内国家间关系，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进展缓慢以及经济区域化的大趋势下维护地区与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地区化进程受制于地区国际关系格局而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双边主义成为东亚国家参与东亚经济与战略安全格局构建的基本策略。东亚国家与主要大国积极使用“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工具，在经济合作乃至战略安全上调控国家间关系。这样的东亚国际格局将界定日本一东盟关系现在和未来的走向。

中美因素的作用

中美关系事实上是构建东亚国际格局最重要的关系结构。在战略安全领域，美国依然是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力量，其战略思想必然是竭力维持这样的“现状”。与此同时，美国及其东亚主要战略盟友日本视发展中的中国为其潜在竞争对手，在继续依托战略双边同盟机制的同时，在战略安全方面积极构筑战略牵制与防范中国的国际“联盟”。中美日之间的战略思维与行动事实上决定了东盟乃至东亚的国际语境，某种程度上支配了该地区合作与竞争的态势，比如，东盟地区论坛实际上由主要大国间的关系所主导，那就是中美关系。这样的国际格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维持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对当前东亚关系现状构成严重挑战的国际因素并不特别凸显。这是因为该现状符合美国在东亚享有“霸权”的事实，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稳定周边”的国家战略，同时有利于东盟地区和平稳定的战略目标及其“大国平衡战略”的运作。

因此，对东盟来说，虽然可以从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中得“渔翁之利”，但战略风险也是其“不可承受之重”。故“既合作又竞争”的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大国关系最为符合东盟的现实与长远利益。在东亚大国关系结构中，遏制中国的战略思维有恶化地区局势、导致地区分裂的可能性，最终对东盟产生消极影响，因而东盟认为日本不应成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干扰因素，这个三角关系的稳定对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对东亚国际安全格局和中国国际作用的不同认知为日本一东盟战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考依据，也为东盟的“均势战略”设置了政策底线。利用和主导东盟的任何战略企图对于日本乃至中国都是不切实际的政治想象，“中立”的东盟可能是比较现实和可以接受的战略态势。此外，如果对东盟的政策目标显得太过张扬与急切，可能招致东盟被大国支配的敏感心态，而激起“一致对外”的排斥性反应。日本在冷战后期的“傲慢自大”激起东盟的强烈反应就是“前车之鉴”。

三大效应

影响日本一东盟关系发展趋向的因素复杂多样，与前面所述诸方面及其演进密切相关。在这些国内、国际因素之中，有三个可以确定的因素对于我们审视未来日本一东盟关系的演绎既不可或缺，又影响极大，那就是中国的不断崛起、日美同盟的延续以及东盟的发展这

三大效应将对日本一东盟关系的演进产生重大影响并决定其可能的走向。

中国崛起的冲击效应。长远来看，中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增强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现象。为了越发全球化的国家利益，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参与到各种地区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中，这对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也会与日本形成相互竞争的基本态势。随着中国一东盟经济政治合作的不断深化，日本在东南亚的传统经济与政治地位必然受到较大冲击，从长期来看，其发展空间的相对收缩是难以避免的。

日美同盟的制约效应。日美同盟的延续是不以日本人意志为转移的外交选择，它对日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及其东盟政策是一大牵制。这也是东盟国家在现阶段认可日本在东亚发挥更大作用的依据和条件。日美同盟将继续从积极的压制日本可能走向军事大国乃至军事冒险和消极的制约日本自主的东盟政策两个方面持续发挥其作用。

东盟发展的平衡效应。虽然受到地区多样性、差异性和地区机制的非制度化、非正式化的制约，东南亚十国的“东盟化”也给这个组织的工作效率和地区化进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但东盟的存在与发展有益于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和共同的地区利益, 因此，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尽管还会有曲折，东盟的深人发展还是可以期待的。东盟的进一步发展将提高其对外因应能力，大国在东南亚的均势会存在下去，因为这符合东盟与各大国的利益。日本与东盟关系将基于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借助、相互依托、相互影响，平稳、正常地发展下去。概而言之，在这三大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朝着平衡性与互动性更突出的方向演进是日本一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