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告8：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十年回顾(2007-2016年)
分报告八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十年回顾(2007-2016年)
赵 勇 张明霞
2007-2016年这一时期既是美国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
济的十年,也是我国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十年。本文重点对这十年内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演进逻辑、政策特征和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过去十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但其核心目标在于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下的贸易增长方式转变。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展、出口贸易结构的提升、对贸易平衡的关注和汇率政策的稳定实施在成为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主要特征的同时,也取得了积极的贸易效果。同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亚太和欧洲地区推进广泛的、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背景下,新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既是中国对外战略要突破的难点,也是维护中国自身利益的关键。
贸易政策一带一路开放型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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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外贸易是世界各国互通往来,实现优势互补和利益共赢的主要方式,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点对中国更为明显。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贸易大国的地位逐渐形成,无论在出口贸易还是在进口贸易中都占有相对较大的份额。在199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分别只有1390亿美元和1513亿美元,到了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分别上升到了0.96和1.23万亿,分别上涨了5.9和7.2倍(图1)。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尽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长期内仍然保持了稳定上升的趋势。到2011年,中国实现对外出口1.9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在世界出口和进口贸易中的比重达到10.5%和9.6%,成为世界贸易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
图1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变化情况(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从《新对外贸易法案》的颁布实施,到“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的确定,从多边贸易协定框架下关税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逐步消除到双边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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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深度贸易一体化的展开,从早期对出口创汇的单一关注到当前对贸易平衡的全面考量,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对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变化的深度反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重点对2007-2016这十年来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梳理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就未来的贸易政策发展方向加以展望。重点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过去十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整体框架如何加以构建?在每个不同的时期又具有哪些阶段性的特征?(2)过去十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有哪些区别于以往贸易政策的特征?其实施的效果又是如何?(3)过去十年我国的贸易政策还存在着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未来的贸易政策方向又是如何?
之所以针对2007-2016年这一时期,并不完全在于数字上的取整逻辑,更重要的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方面,过去的十年恰好是金融危机从爆发到扩散再到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十年。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点,对于对外贸易政策而言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也是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和变化幅度较大的十年。另一方面,伴随着入世后过渡期的结束,过渡期内原有的保护政策逐渐消除,我国的经贸政策需要与WT O的规则逐步趋于一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国的经贸规则既要相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整体框架,也要考虑我国现实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一般特征。因此,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的贸易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与WT O规则有机融合和互动的十年,也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真正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十年,这一时期有其独特的贸易政策特征。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就过去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整体特征和发展阶段进行区分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在第三部分结合过去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特点就中国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总结。在第四部分,我们对当前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展望部分。
二、近十年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和演进路径
就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阶段而言,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出口扩张下的创汇需要,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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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下的外向型经济。从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初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已经开始与世界主流的贸易规则接轨,但此时仍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最多属于“开放型经济”(杨凤鸣和薛荣久,2013),尚未形成全面的开放体系。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的对外经贸规则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体制都开始与多边框架下的贸易规则和体制深入融合,整个国民经济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任务被加以提出。之后,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内涵进一步被完善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可以说,过去的十年是开放型经济体系被逐渐打造完善的十年,而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打造的重要内容,贸易政策制定和完善的目标也是在根本上服务于开放型经济体系打造的整体要求的。
在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整体框架下,贸易开放不但要与其他领域的开放有机结合,贸易政策的目标也不再局限于之前对贸易规模和创汇收入的单一追求,而是更多的立足于我国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以及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地位的转换上。因此,就整体而言,在2007-2016年这十年时间内,贸易政策关注的目标更多的在于贸易质量和贸易结构,贸易规模的关注则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从单纯的强调出口扩张到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从主要发展商品贸易向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并重,从发展政策型加工贸易到发展产业型贸易的转换,都是这一时期贸易政策致力于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贸易质量和贸易结构优化提升的表现。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在整体上来看,过去的十年是我国新型开放经济体系建设的十年,但对于每个特定的时期,伴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在谋求贸易方式转变这一大的贸易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大体来讲,我们可以将过去十年的对外贸易政策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金融危机初贸易政策的被动反应期(2007-2009年)
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换是对外贸易政策目标的长期取向。这一目标的实现既取决于贸易政策改革的决心和迫切性,也离不开短期内对外贸易增长的稳定。当对外贸易增长面临较大的负向冲击时,长期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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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转变目标必然要兼顾短期内贸易增长的稳定需要。这一点,在金融危机发生初期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体现的非常明显。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但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出现了大幅的萎缩,从2008年11月起,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连续7个月的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也在逐渐增多,在2009年前三季度,美国对我国发起14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了六倍之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标强调更多的也不再是贸易政策的改革而是贸易政策的稳定,关注目标也更多地体现为贸易政策目标的长短结合。以2009年国务院66次常务会议稳定外需的六项政策措施为例,这其中既有支持企业走出去和促进产品内销的长期政策,也有完善出口税收优惠,加大对企业出口融资支持和信用保险的短期措施,关注的重点也在于贸易政策的稳定实施以及对外贸易的快速恢复,具有一定的短期政策特征,“保市场、保份额、稳外需”成为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鲜明写照。与此同时,在汇率政策方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在2008年7月之后保持稳定,结束了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单边升值的趋势,重新回归到盯住美元的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汇率改革的长期目标也被动让位于汇率稳定和贸易稳定的短期需要。
2.经济复苏下的贸易政策反思期(2010-2012年)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但极大地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也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批判和反思,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反思和重新定位。进入2010年之后,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企稳和实体经济的复苏,危机时期“保市场、保份额、稳外需”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动。2010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0年对外贸易的“主要着力点是拓市场、调结构和促平衡”,坚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而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更是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内涵界定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经济体系。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其他的重要政府文件中,虽然在表述上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调结构”“促平衡”一直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从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来看,虽然对贸易结构和贸易平衡的强调符合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要求,但单一依赖美国市场的出口模式的弊端,以及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风险的进一步认识才是这一对外贸易政策着重强调的直接动力。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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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苏过程中,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和地区结构,提高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重视发挥进口对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成为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经济体系,实现对外贸易和经济复苏的平衡增长的重要手段。
3.经济新常态下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动出击期(2013-2016年)
进入2013年特别是2014年之后,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和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我国对外贸易的扩张速度进一步放缓,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也日趋严峻。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推行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 r a n s-P a c i f i c P a r t n e r s h i p A g r e e m e n t,T P 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 r a n s a t l a n t i c T r a d e a n d I n v e s t m e n t P a r t n e r s h i p,T T I P)为代表的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主动提高贸易标准,试图通过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将中国经济边缘化。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国内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国内制造业有向外转移的趋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也存在着被东南亚等国挤压的外在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寻求新的政策支持来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的同时,最大可能的规避欧美等国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实现国际贸易规则由被动型参与向主动和主导型参与的转变。因此,在这一时期,多项主动积极的对外贸易战略的重大调整应时而生。2013年9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正式成立,成为我国主动开始适应全球经贸规则,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伟大尝试。同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构想得以形成。此后,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被加以强调。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主动拓宽贸易合作形式,“高铁出海”、“核电出海”以及多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展开都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的外在反映。
三、近十年贸易政策的特点和效果评估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对于近十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和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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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接下来,我们结合这十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典型特征,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效果进行分析。
1.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路径更多借助于双边F T A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多边贸易体制大家庭的重要一员,而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自由化进程也成为21世纪初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途径。但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哈回合谈判久拖未决,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自由化进程明显受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放战略开始逐渐转向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安排。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为新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指明了方向。之后,在《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和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等多项重要政府文件中,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都给予了着重强调。事实上,如果对我国新世纪以来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情况加以考察的话,这样一种通过自贸区战略实施来深化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特征表现的也非常明显。从表1可以看出,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进展相对缓慢,谈判区域也主要局限在香港、澳门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以后,我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明显加快,贸易伙伴也逐渐拓宽到冰岛、新西兰、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已经签署了包括中国———澳大利亚,中国———瑞士在内的13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建设的则包括中国———挪威、中国———斯里兰卡等8个自由贸易区,此外还有中国———印度、中国———尼泊尔等5个自由贸易协定处于进一步的研究之中。
表1中国已签署/生效的F T A整体情况
协定名称生效时间说明
内地与香港C E P A2004.01.012003年6月29日、9月29日,分别签署协定及其6个附件。此后,又陆续签署十项补充协议。2015年11月27日,签署《内地与香港C E P A服务贸易协议》,内地全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方式全面开放服务贸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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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协定名称生效时间说明
内地与澳门C E P A2004.01.012003年10月17日签署协定及其6个附件。此后,又陆续签署十项补充协议。2015年11月28日,签署《内地与澳门C E P A服务贸易协议》,内地全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方式全面开放服务贸易领域
中国—东盟F T A2005.01.012004年11月、2007年1月、2009年8月分别签署《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 2011年11月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具体承诺的议定书,2010年自贸区全面建成
中国—智利F T A2006.01.102005年11月、2008年4月、2012年9月分别签署《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
中国—巴基斯坦F T A2007.01.012006年11月18日签署《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10月10日《中国—巴基斯坦F T A服务贸易协定》生效。2011年3月启动第二轮降税谈判。2015年11月11日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银行业服务议定书生效
中国—新西兰F T A2008.10.012008年4月7日签署
中国—新加坡F T A2009.01.012008年10月23日签署
中国—秘鲁F T A2010.03.012009年4月28日签署
中国—哥斯达黎加F T A2011.08.012010年4月8日签署
中国—冰岛F T A2014.07.012013年4月15日签署
中国—瑞士F T A2014.07.012013年7月6日签署
中国—韩国F T A2015.12.202015年6月1日签署
中国—澳大利亚F T A2015.12.202015年6月17日签署
中国—东盟F T A升级协定2015.11.222015年11月22日签署升级《议定书》
资料来源:孟夏、刘洋:“中共F T A的战略效应”,《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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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商主义思维得到纠正,进口贸易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际收支约束观念的影响,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时很长
一段时间都采取重视出口而限制、忽视进口的政策,过于追求扩大出口、多创汇,而
忽视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事实上,进口贸易的扩张不但有利于降低
危机前我国日益扩大的贸易失衡,减少贸易摩擦,还会通过消费福利改进、制度创
新、产业升级等渠道推动一国的经济增长(陈勇兵等,2011;裴长洪,2013)。正是基于对贸易平衡和进口贸易的这种认识,在金融危机后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推动
进口贸易,实现贸易平衡的思路逐渐有所体现。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多元平衡”的重要性被着重强调。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2014年11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加强技术、产品和服务进口”,“推进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政策效果来看,伴随着一系列促进进口、调整贸易平衡的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对外贸易失衡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对外贸易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7年7. 6%的高点逐渐回落到当前3.7%的水平(图2),同时,在贸易失衡情况得到纠正的同时,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仍然维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2014年,我国实现进口贸易1.96万亿美元,比金融危机发生前增长了一倍之多(图1)。
图2 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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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带一路”战略成为过去十年最大的政策亮点
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开放战略,“一带一路”构想自习近平同志2013年首次提出后便迅速受到重视。此后,各级领导人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在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本届政府的重要任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在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建设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和合作机制进行了说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逐渐走向实处。而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贸易效果来看,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在我国对外总出口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从图3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受基础设施、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巨大,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却依然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只占到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不到三分之一左右。金融危机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迅速提升到36%以上,成为我国对外出口贸易重要的区域。但需要提及的是,此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比重的上升更多的来源于危机时期我国出口总额的下滑,“一带一路”战略提升的作用并不明显。2012年之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比重趋于稳定,并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当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比重达到37%,已经高于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份额。
图3 2002-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I M F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D i r e c t i o no fT r a d eS t a t i s t i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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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贸易政策逐渐由贸易总量的关注转向对贸易竞争新优势的培育
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提升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新一轮工业革命计划的推
出,我国原本建立在低廉劳动力成本和政策支持之上的贸易竞争优势日益削弱,贸
易增长动力的转换迫在眉睫。为加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
健康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先是在2012年《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深入实施科技兴贸和以质取胜战略,扩大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技
术高附加值产品和节能环保产品出口”,之后在2015年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部门“充分认识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加快培育外贸品牌”、“加快提高出口产品质量”。而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扩张以及贸易政策对贸易新优势的关注,我国的贸易技术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突出地表现在制造业部门出口中,出口技术构成的不断优化上。从图4可以看出,在我国制造业部门出口技术构成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1996年我国对外出口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只占到了12%,到2014年,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了25%,现在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国。
图4 高技术产品出口在我国对外出口中的比重
数据来源:U N C T A 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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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汇率政策保持稳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汇率政策和货币国际化政策并不属于贸易政策的内容,但
汇率水平的变动和货币国际化程度又在事实上成为影响对外贸易的关键因素。从
我国近十年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货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既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区别于以往的重要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
对外贸易的顺利展开。从我国汇率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在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我国一直实施的是稳健和相机管理的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前我国对
外贸易快速增长的时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保持了小幅升值的趋
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稳定外需的需要,我国又重回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
排,汇率的稳定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外需增长的重要力量。在2010年之后,伴随着经济的复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重回升值轨道(图5)。而在2014年特别是2015年我国金融市场动荡,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之际,国务院办公厅又在2014年《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以及之后2015年的常务会议中,强调“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在货币国际化进程方面,从2008年在广东和长三角地区的贸易结算试点,到后来贸易结算范围的逐步扩大,再到国务院“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可以说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规避企业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稳定外贸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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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势
注:(1)左坐标轴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右坐标轴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数据来源于圣路易斯联储h t t p s://r e s e a r c h.s t l o u i s f e d.o r g/f r e d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2010年=100。
四、近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我国应对金融危机、保持外需稳定、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对于边境贸易政策,境内贸易政策相对缺乏
在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下,贸易开放的重点主要在于边境开放下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降低,对企业出口的政策支持也更多的体现为边境贸易下的出口退税或融资支持,而较少涉及境内贸易开放和境内贸易政策,在人民币汇率、外汇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监管等方面还缺乏相对明晰的改革和开放措施,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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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存在一定的分割。这样一种措施虽然适用于我国开放之
初的小国经济特征,但伴随着我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境内贸易措施的缺乏已经
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展开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对于服务贸易的展开而言
尤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服务贸易的契约密集型和制度密集型特征,境内贸
易开放的步伐将决定服务部门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而在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
家剑指服务贸易,重塑以境内贸易开放为主要内容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冲击
下,境内贸易措施的缺乏和境内贸易开放的滞后将大大制约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
2.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相对欠缺
产业的发展是一国对外贸易的基础,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则是一国产业发展的
引领动力。当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一致时,对外贸易的持续扩张和国内产业
的优化升级才会成为可能。但在我国长期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模式下,出口规模的
扩张成为第一需要,而产业和出口的技术升级则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虽然在危
机后针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质量提升的措施不断实施,但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不
匹配的条件下,政策的实施效果依然存在折扣。举例来说,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
一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国,这本应是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但
问题在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超过80%的出口份额都来源于外商企业,也就是说,大量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基础仍然在于外资企业的参与,而缺乏国内相应产业
发展的基础,这样的一种局面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维持,但在长期内,如果缺乏相应
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措施,单纯的以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贸易措施效果可能并不
明显。
3.贸易理论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并没有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得到及时体现以M e l i t z(2003)的研究为代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成为过去十余年内贸易领域最大的热点。伴随着贸易理论研究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换,大量有益的研究结论得以出现。这些研究结论无论对于贸易理论研究还是贸易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这些有益的研究结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关注。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所强调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为例,企业的异质性不但体现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于不同企业在面临共同的贸易政策冲击时的异质性反应。在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不同企业在企业生产率、所有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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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融资条件、外部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采取“一刀切”的贸易政策,将会使得
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同时,伴随着贸易理论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的
转换,有关出口动态和出口溢出效应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而在存在着正向的出口溢
出效应的情况下,单纯针对贸易利益改进的数量型贸易政策可能并不能在边际上
带来出口企业新的市场扩张,市场多元化的政策效果也将受到影响。
就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而言,当前我国经济参与对外开放的最大挑战无疑来
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发起的以边缘化中国为目的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
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的话,未来的对外贸易
进程将步履维艰。就当前的政策选择而已,至少在短期来看,我国尚无可能被纳入T P P或T T I P的框架体系之内,可行的选择只能是重新打造以中国为主体的另外一种全球治理体系,这既是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的无奈之举,也是我国从全球规则
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制定者的积极尝试。但问题在于,新的贸易规则的制定实质
上是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的提供。在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尚不足以支撑进一步开
放所要求的一系列诸如行政改革、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国企改革等经济条件的背
景下,中国在短期内尚难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方。此外,虽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替代方案,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条件落后、文化差异巨大、对中国崛起还未充分认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早期收获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五、结论和展望
本文主要就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演进路径、政策特点和
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核心逻辑在于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打
造,在这一前提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促进市场多元化、提升出口
产品结构、拓展合作空间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政策效果。当前对外贸
易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下全球治
理公共品提供能力的不足,一旦T P P和T T I P成为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平台,那么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新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应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和整个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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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未来的对外贸易政策需要在推动单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主动发起区域性的贸易政策协调,通过区域合作和利益结盟的方式,尽力扭转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非对称依赖的局面,切实维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应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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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孟夏、刘洋:“中共F T A的战略效应”,《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裴长洪:“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理论探讨”,《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4期。
[3]陈勇兵、李伟、钱雪峰:“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估算”,《世界经济》2011年第12期。
[4]杨凤鸣、薛荣久:“加入WT O与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确立与完善”,《国际贸易》2013年第11期。
[5]M e l i t z,M.J.“T h e I m p a c t o fT r a d e o n I n t r a-I n d u s t r y R e a l l o c a t i o n s a n dA g g r e g a t e
I n d u s t r y P r o d u c t i v i t y.”E c o n o m e t r i c a,2003,71(6),p p.1695-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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