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池州的历史沿革

安徽池州的历史沿革

一）池州的历史沿革

夏、商、周时期，池州属于扬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范围。春秋时期，池州属于吴地。吴灭，归越。战国时期隶楚。秦郡县天下，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池州为鄣郡所辖。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帝改鄣郡为丹阳郡，郡治姑熟（今当涂县北境地），池州属之，古石城县就是这年建立的。南朝梁时，石城县隶南豫州之南陵郡。隋开皇三年，改郡为州，时归宣州；十九年改古石城县为秋浦县，仍归宣州。唐武德四年（公元621）于秋浦地始设池州，秋浦县属之。贞观元年州废，秋浦县再隶宣州。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复立池州时，州、县的治所迁移到今池州城。五代时，吴主杨溥于吴顺义六年（公元962）取南朝梁昭明太子青年时代游石城时，吃了石城味道鲜美的鱼，封其水为贵池的美誉，改秋浦县为贵池县，从此，贵池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南唐时，升池州为康化军；宋改为州；元改池州为池州路总管府；明复改为州。明洪武辛丑二十一年（公元1361）改池州为九华府，后又改为华阳府，不久又定为池州府，辖贵池、铜陵、太平、东流、至德、石埭等县，是军、州、府的治所。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池州属江南布政使司，康熙五年（公元1666）池州属江南省左司，清

末，安徽下设三道，池州属芜湖道，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安徽划分为十个行政区，池州为第八区。抗日战争期间，池州隶属于皖南行署；抗战胜利后池州复为第八区，贵池一直为池州所辖。

1949年解放初，成立皖南行署池州专员公署。1952年池州专员公署撤销。

1965年复立，1980年又撤，1988年再建，辖贵池市、东至县、青阳县、石台县、九华山管理处，人口150万。2000年12月池州撤地建市，成为江南古老而年轻的省辖市。

（二）古城形成的历史概貌

池州城是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传说它为唐武德年间尉迟敬德创筑。按唐窦《池州重建大厅壁记》所云，池州城创筑于唐永泰年间李芃在池州当刺史的时候，以此说，距今是一千二百多年。

唐会昌五年（公元854）杜牧在池州任刺史时，曾为城南门制造刻漏，并留下《刻漏记》一文传世，这时的城廓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宋代，城廓多次被毁，但也有过多次的修复和增筑，至嘉定十二年，城廓基本固定，城墙的周长为一千零六丈，约合今三公里半。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知州史定之修城，端平二年（公元1235）知州王伯大筑城，而且三改秋浦门为秀山门。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20）知府何绍正筑城，并设了七门，南三门：中为通远门，左为毓秀门，右为钟英门；东一门为九华门；西一门为秀山门；北二门：左为迎恩门，右为望京门。七个城门上各建有楼，通远、九华、秀山、迎恩四门外还筑了月城护卫。为了防御，城楼上设了警铺。明万历三年（公元1573）九月，兵备副冯叔吉、知府王颐加筑城墙，城楼设警铺27处。

清代，城廓又有过几次修筑，乾隆二十九（公元1764）王寅奉命修筑池州城，计修缮城墙一千四百二十八丈，这时的城墙一周几乎已达四公里，外墙高二丈三尺，里墙又高出外墙三分之一。城西北部以山为基，大小山头削平四尺至五尺不等。城墙基底宽为二丈三尺，上宽可以跑马。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池州，迎恩门外的月城被毁。解放战争时期，古城未动枪炮迎来了大军渡江，城廓基本完好。后来逐年拆除，尚存部分残垣。但那巍巍的七门，那环城四公里高筑的城墙还在不少人的记忆中留存。因为它是古代池州历史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解放前，池州城内有三状元、九华、吉舜、郭西、牌坊、孝肃等十五条古街道。今除少数街道名已经废弃外，大部分古街道仍保留着。孝肃、牌坊两条街道青石路面，古风犹存。

（三）江南的名城要地

池州城濒临大江，是江左要冲，历代一直为不少政治家

和军事家们所瞩目。志载：“池州之城，临瞰大江，为金陵上游之地，当吴越之冲。”又载：“池之为郡，在江南实要会地；控引荆、襄、襟带吴越，有石城可居，长江可凭。”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自唐永泰元年复立池州作为州的治所时起，至今，一千多年来，古城几乎一直是一个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之，历代不少名臣受命来池州任职，治理这个地方。唐德宗时当过宰相的萧复，任过中书令的裴度，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在这里当过刺史。宋代名臣包拯，以及周必大、王伯大等在这里任过知州。

作为冲要之地，这里曾设立过种种军事机构，不少名将被派遣到这里驻守。唐永泰元年置州不久，池州和宣州、歙州共置一观察使，或兼都防御团练守捉处置等史。五代杨吴时设宣州，池州都游奕使，南唐升池州为康化军，置节度使，不久即改设为池州团练使。宋代江南分东、西两路。江东置宣抚使，守太平和池州，而池州有驻有御前诸军统制。宋建炎四年，复合江东、西路为江南路，置帅于江（九江府）、池二州，时有安抚史。罢帅后，池州水军尚设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官，皆领军事。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驻节庐山，往来于岳、鄂”，数莅池州。他并于绍兴四年（公元1134）由池州出师庐州。张俊曾节制池州军马。元朝的著名将领达鲁花赤阿塔赤?卜颜铁木儿，也曾驻军于池州城。明代在池州设兵备

道，抗清名将史可法巡抚安庆、池州、太平军务，他曾于池州城西效杏花村演武场操练军马。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设立在安徽等处巡抚及池、太（太平府）等处总兵官，驻守池州。

不仅封建统治者及其所属的政治家、军事家们重视这个要冲，历代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们，也把池州作为一个军事要地而争战、重守。唐末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元末徐寿辉、陈友谅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朱元璋的起义军，以及清太平天国的起义军，都曾占领、驻扎过池州城。特别是太平天国的起义军，驻守池州城达八、九年之久。

（四）人才辈出人文荟萃

池州市历史悠久，山青水丽。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历代人民辛勤劳动，装点了这片沃土，而且又十分重视文化素养的提高。史料载，宋代的八桂书院、齐山书院、绣春书院；明代的翠微书院、诸才书院；清代的池阳书院、秀山书院等，当时在江南都是很有影响的，并育出不少人才。

唐时的胡楚宾，高宗时招为右史。他“为文甚敏，酒酣挥洒自如”、“豪迈自负，与李白匹之”。当时民谣有：“前有胡楚宾，后有李翰林，词同三峡水，字值万黄金”之说。唐乾宁中及第的殷文圭，事吴时，于杨武义元年拜为翰林学士。他的儿子殷崇义为南唐时的宰相。南唐时伍乔，官至户部员外郎。宋时的樊知古，“沉雄有略”，曾有宋太祖平定江南，

造渡江的浮桥，当浮桥移到采石时，“三日搭成，不差尺寸”、“步卒渡江，如履平地”。这可说是长江上最早的大桥了。宋嘉定十年的武科状元华岳，为殿前司官。他为人正直，“轻财好侠，疾邪忧国”，曾多次讷谏北伐，并因除奸相史弥远事败被杀。著述有《翠微南征录》、《翠微北征录》。再如唐伍唐圭，宋汤允恭，明文科状元黄观，明末复社重要人物吴次尾，清代的桂超万、刘瑞芬、曹大镐以及儿科专家夏禹铸等，也都是很出名的人物。

如前所述，这里千多年来一直是州、县的治所，是一个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少名臣受命来这里治理，众多骁将被遣来这里护卫。他们来到此地，和池州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池州的历史，建设了古池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前面所述的萧复、裴度、齐映、杜牧、包拯、岳飞、史可法等，仅仅是历代来此地为官、做将或执行军务中较为知名者。此外，历代还有不少名公巨卿、文人雅士，因羡慕池州山川的美好，纷至沓来。他们登山弄水，抒怀咏歌，流连忘返，不仅在池州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佳作。

梁昭明太子青年时代曾来石城游历。他爱石城秀山的美景，喜食石城水的美鱼，赞扬石城“水鱼美”。汉代的名士高获，早年和汉武帝很有交谊，但他不愿做官，隐居石城，死后又葬在此地。唐朝大诗人李白，他爱秋浦的风光，“欲安家焉”，曾滞留三年之久。他多次到秋浦来，游遍了秋浦

的山川，作诗四十多首。清溪乡的碧岩，里山乡的江祖石，梅街镇桃坡村的水车岭、桃坡，刘街乡的虾湖、黄山岭，棠溪乡的曹村白笏坡，石门桃花坞等地都是他足迹所到、诗中所咏的地方。

再如唐代的罗隐、张祜、白居易，宋代的梅尧臣、苏辙、司马光、朱熹、杨万里、苏舜钦，元代的萨都刺，明代的王阳明、董其昌等都曾来到这里。府志、县志上收录了他们的作品；山崖上记下了他们的行踪。这些都成了池州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池州的文明史上闪耀着光辉。

（五）处处是文物古迹

池州市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极其丰富。

经文物普查和考古发现，新石器时期，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41处，古代名人墓葬17座，古代冶炼遗址25处，摩崖石刻、石窟、碑记13处400余幅，名胜古迹50余地，还有革命纪念建筑物和遗址30多处所。在这些古代文物和革命遗迹中，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4处。

池州，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连铜陵，南接黄山，西邻江西，北濒长江。历史悠久，文化丰厚，风光旖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设州置府，入赵宋，至清季，一直作为府路之治，领有贵池、青阳、铜陵、石埭、至（建）德、东流六县。民国元年，撤府留县，遂使舆图仅

载贵池，而世人少识池州。新中国成立后，池州专（地）区二撤三建，最后一次于1988年8月复建，2000年6月改建为省辖市，下辖一区（贵池）三县（东至、石台、青阳）。池州人口156万，面积8272平方公里。

池州摊

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几乎清代以前居住于此的家族都有傩事活动。目前，流行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以及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它的活动，仅仅以家族或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社祭祀圈为范围。反映出古老的农耕文化特色。

傩，源于原始社会的逐疫，甲骨文中即有室内驱赶疫鬼的卜辞。《论语?乡党》已有“乡人傩”的记载。到了汉代，宫迁每年举行“大傩”仪式，除了戴面具摹仿十二种神兽，舞蹈驱除鬼魅外，还有手执鼗鼓的侲子合唱礼神的歌曲。贵池的逐疫活动也称作“傩”，当是沿袭了中原的古代傩文化传统。倡贵池地处长江以南，古代为吴越和荆楚之地，属水稻作业区，所以，贵池傩又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它是中原文化与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傩在贵池流传的历史，不见史籍记载。明代《嘉靖池州府志?风土篇》最早对贵池一带的傩事活动作了简单勾勒。记载的活动内容与今日对比，仍然基本相同。清人郎遂编纂的《杏花村志》记载池州府治的四乡傩队八月十五日朝觐梁昭明太子萧统（池人

奉为“土主”）的活动最为详细。证明，在清顺治以前，贵池每当秋季，要举行全境范围的朝觐“土主”活动体现着对土地春祈、秋报的农耕文化传统。从现存的仪式舞蹈、戏剧和音乐以及民俗活动各方面考究贵池傩是长期文化积淀的

产物。它既有着原始的自然崇拜的内涵，也受到儒、道、佛教文化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古代文化的层累面也很清晰地展现，如汉代的绂舞、矰舞，唐代的胡腾舞、西凉伎等；在戏剧方面，也可以看出变文、词话、傀儡、村俚歌谣及至宋杂剧、南戏对傩文化的影响。因此，贵池傩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清咸丰以后，由于多次战争影响，傩事活动在贵池逐渐式微，一些家族的傩戏失传，未失传者也由于中辍时间过长而呈现伎艺的退化。60年代后期，傩事活动曾一度匿迹。1982年以来，在一些村庄陆续恢复演出活动。

现在，池州傩在刘街乡姚村、太和村等地流传已久。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在固定地点举行大型的傩戏演出、祭奠等活动。充分表达了古朴的农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祈祷与期待...

文南词

文南词是戏曲剧种。又称文词戏，民国36年(1947)，湖北黄梅县盲艺人胡金山流落在原至德县青山梅塘，先是算命糊口，后靠放牛为生。在放牛场上教会了当地一班青年唱

文词腔的部分戏文。后江西省杨梓乡金凤业余文词戏剧团胡志远来梅塘传教，首演大型古装文词戏剧目《苏文表借衣》。1958年原至德县青山乡梅塘村正式建立了业余文词戏剧团，上演过《三气周瑜》、《白蛇传》等一批传统文词戏剧目。1959年县剧团戏曲音乐工作者钱艺河，根据青山公社民间艺人刘汝民等人提供，从音乐角度，对“文词”和“南词”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排演出《烟花女子告状》、《三戏牡丹》传统折子戏参加省、地专业和业余会演。1978年和1982年，排演新创作的小戏《抢木匠》参加省、地会演，获音乐奖和表演奖，并称号剧种为“文南词”。以后渐被情节动人、悠扬悦耳的黄梅戏所替代。

青阳腔

戏曲剧种。因形成于青阳县而名；又因古时青阳县属池州府,还称“池州调”。青阳腔与徽州腔驰名于明清两代，誉为“徽池雅调”，成为“天下时尚”的新调。宋代，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萌生的南戏，后来形成号称“四大声腔”之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腔，先后都在池州流行过，很快与青阳丰富的民歌、九华山佛俗说唱、大型宗教戏剧“目连”"（俗‘还愿戏’）等民间艺术融合，约至元代形成青阳腔。《中国大百科全书》载：“青阳腔是在(明)嘉靖年间,因弋(阳)腔流入当地，与地方语音及民歌小曲结合形成”，广为流传。并创造了腔、滚结合的歌唱形式——“滚调”，实现了戏曲

声腔上的重大革新，在我国戏曲声腔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作为南戏中一支突起的新军,青阳腔兴盛于明清，持续500余年，有《青阳时调》、《时调青阳》、《时调青昆》、《昆池新调》、《滚调乐府》等青阳腔剧本选集并广为流传。青阳腔属南戏高腔体系，其剧本是曲牌联套传奇体制，其行当继承了古南戏的七角制(生、旦、净、末、丑、外、贴)，后发展为九角制(增加小、夫二角)。明代诸刊本收剧目近百种(不含重复剧目)。青阳腔在声腔上属南曲五声系统，其演唱特征：①用锣鼓伴唱,不用管弦；②一唱众和，独唱与帮腔结合；③运用腔滚结合的歌唱方法--滚调。青阳腔哺育了第二代走向全国的徽调，也滋养了第三代地方大戏黄梅戏，包括京剧、赣剧、湘剧、川剧等戏曲剧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该唱腔，借鉴其唱法，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清乾隆年间，史称"花部"的全国地方戏曲剧种纷纷兴起，青阳腔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在各流行地区入乡随俗，生根开花，结合当地的民歌俗曲，繁衍成当地的戏曲剧种；而青阳腔剧种自咸丰三年(1853)始，由于兵燹(青阳县为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之一)、瘟疫，青阳腔艺人纷纷弃家外流谋生，该剧种在发祥地青阳日渐式微，却在江西省湖口县生存和发展，至1987年全县有37个青阳腔业余剧团。青阳县后从湖口"迎回"失传多年的青阳腔，恢复上演《送饭?斩娥》、《夜等?追舟》、《百花赠剑》、《思凡下山》4出青阳腔传统折子戏。1989年10月,青阳县文化局

组织创作上演新编青阳腔小戏《月圆桥》参加安徽省第二届艺术节池州分场调演，获剧本创作和表演奖。1991年4月由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池州地区文化局、青阳县文化局联合编辑出版《青阳腔剧目汇编》(上、下集)，收集青阳腔大小剧目94个。1992年5月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安徽省艺术研究所、池州地区文化局、青阳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全国青阳腔学术研讨会在青阳开，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交流学术论文24篇，并以《古腔新论》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