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三不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

王安石“三不足”变法导致北宋

灭亡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提出的著名“三不足”口号。

多年以来，这个口号一直被当作是勇往直前、不断革新精神的代表而被人们传颂。

但结合王安石变法，以及最终由蔡京等人通过深化改革而致北宋亡国等一系列史实看，其“三不足”变法确实有探讨、推敲的必要。

王安石的“三不足”口号几乎推翻了全部的约束、制约机制。试想，

天变也不足畏了，祖宗也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他呢？

难怪曾经积极支持过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宰相富弼在听到这样的言论时感到十分震惊，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滥用权力的诱惑力几乎是无法阻挡的。王安石变法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滥用权力的第一个表现是未经深思熟虑、试行验证就匆忙推出新法，并强行执行。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原本还有些试行的安排，但很快就被

他自己推翻了。这就使得原本可以在试行阶段发现并纠正的问题被带到了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并对整个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造成了重大影响。

王安石滥用权力的另一个表现，也是后果更为严重的一个表现，则是他推行了片面的顺新法者升、逆新法者黜的用人政策。在他手下，凡是对新法提过意见的，不论意见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全面反对新法、还能不能争取，都一律罢黜，凡是高举旗帜赞成新法的，不论其人动机如何、品行如何、政绩如何都一律升迁。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把朝中敢说

话的名臣几乎都推到了新法的对立面去，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兄弟、沈括等等。其中不乏原本并不是全面反对新法，而只是就其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客观意见的人，如韩琦、苏轼、沈括等。另一方面，王安石任用的所谓支持新法的人中则混进了不少有能无德的人，甚至是企图利用新法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他们虽然靠着鼓吹新法而得到提拔，但并非真正的改革者。一旦身居高位，他们或是贪污腐败、鱼肉百姓，或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走到新法和王安石的反对面去！例如王安石

一手提拔的邓绾就是典型的势利小人，甚至说出过“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的“名言”。这一用人政策的后果，首先是蒙蔽了王安石的耳目，让他只能听到阿谀奉承的一面之词，而无法根据客观情况对新法的实施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是给许多人造成了新党多是奸臣的印象，从而对新法本身也产生了怀疑，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

虽然王安石本人品质极高，生活俭朴，刚直不阿，比如，史载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

但他提拔的多为不端小人，尤其是那个蔡京，名列导致北宋亡国的高俅、童贯等“六大奸贼”之首位，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蔡京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

蔡京拥护变法及深化改革的情况大致为：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

任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方应试得中进士，然而由于他属于变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数年，即由地方官升迁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

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祐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祐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

讲到这里，我们再看一下有些不合时宜的汉初“萧规曹随”的故事：

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

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飞逝。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于是一天惠帝对曹参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惠帝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

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

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

若汉初之时有王安石者出，曹参

为政必被讥之为墨守陈规而彻底否定，曹参其人必被称之为头脑僵化、思想不解放的庸才而勒令辞职，拥护曹参意见的官员必被冠以阻碍国家革新的萧何余党而统统罢黜。

章惇、蔡京等狂悖贪虐之流则可能成了被破格提拔的能人，标新立异、胆大妄为之徒挤挤于朝堂之上，汹汹于民众之前，以打破常理之魄力，施跳跃式思维之奇谋，每天三个新花样，敢想好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坏人不敢做的事，开拓出一个民穷国疲而官富的大好局面。

察汉、宋之兴亡，观曹、王之用事，不能不令人深思。

假如王安石在每一条新法出台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与反对派们辩论一番，修改几稿，非尽善尽美不能出台，这样一来新法想必会少很多漏洞。

同样，如果王安石让朝中留着几个像苏轼、沈括那样的建设性反对派的话，一旦新法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他们就会立刻指出，迫使同时也是帮助王安石调整自己的施政。

“三不足”貌似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利，但最终却是害了新法和安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固然仍可作为鼓励

我们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战斗号角，但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却应该畏的要畏，该法的要法，该恤的要恤。而且要在制度上建立“畏”和“恤”的机制，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简而言之，我们总得要畏点什么，才更能保证改革的健康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