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

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

万千人按：

前一段时间网上谈到故宫“大佛堂”的文物被“划拨”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刚好手头有个资料，是当事人黄明兰的一篇回忆：《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

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

黄明兰

一、故宫大佛堂佛教文物调拨洛阳的缘起

1973年初，据说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要来洛阳访问(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来)，柬埔寨是个信仰佛教的国家，西哈努克本人也是佛教信徒，来到洛阳自然要去白马寺。因为白马寺是佛教传人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有“释源”、“祖庭”之称。然而此时的白马寺，虽经新中国建国后的数次修缮，外观看虽不宏伟壮丽，但尚可算是古朴幽静。然而各殿堂内的佛像，清凉台的《经卷》，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被烧。尤其是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元代彩色塑像，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中就被砸的“粉身碎骨”了，只剩下一尊断臂的菩萨歪站在原三世佛的西侧，后来文化系统在白马寺办“学习班”，人住在大殿内，也就把“劫后余生”的断臂菩萨扫地出门了。庙内无佛像，就等于金銮殿里无皇帝，信徒们向准磕头礼拜?如果西哈努克去白马寺，看到的只是空旷的殿堂，那还称其为寺院吗?这种情况，上级文物部门领导是知道的，特别像接待西哈努克这样国家元首级的大人物，上级领导是不可能不予考虑，至于这中间如何酝酿，最后如何决定将故宫大佛堂的三世佛和十八罗汉等调拨给洛阳的过程，这是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事。但绝不是《自马寺志》中说的“洛阳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国务院，请求从故宫博物院调拨佛教文物充实白马寺”。当时作为洛阳市，怎么可能直接报告国务院呢?从文物口这个角度讲，这中间还隔着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两级领导机关。其次，洛阳市怎么知道故宫有佛教文物?为弄清此事，我

曾致信当时主要参加移交工作的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付连仲老先生。他回信说：“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向中央请示，调拨大佛堂全部文物运往白马寺。最后李先念批准决定，故宫有档案。”

二、搬迁经过

中央决定之后，国家文物局通知了洛阳市文化局，由蒋若是、温玉成，先行到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取得了联系，与吴仲超院长具体商定了搬迁日期、拆卸办法、运输安全等有关问题。回来后在博物馆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献奇、高祥发、苏健、贺官保、李云峰、司马百灵和我等。后来去北京时，又调来了龙门文物保管所的曹光祥；市曲剧团的木工粱彦景、孟昭学，市木工厂的木工刘永福、魏根发，市文化局文化科的孙德侠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文化局副局长张若虹也曾赴京察看了装运工作，对所有参加此工作的同志们进行慰问和鼓励。所有去的人员都有明确的分工，哪些人登记造册，哪些人拆卸包装，哪些人负责运输。运输车辆是市政府从黄河冶炼厂、矿山机械厂、拖拉机厂借调来的。我的工作是对外联系，用现在的话说即是“公关先生”。因为我在50年代初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即留在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后来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故宫去，人员比较熟。除了与故宫方面打交道之外。还负责采购运输所需的用品，如塑料泡沫等就是我从北京南郊一家海绵厂买回的。这次去的人都住在王府井东边的校尉胡同解放军总参第四招待所，因为这里有一位咱们伊川县的老乡在该所当所长助理，不然我们老百姓不可能住进解放军招待所的。我们每天上下班都是穿过金鱼胡同或煤渣胡同，到东单乘ll路无轨电车到地安门转乘5路汽车到西华门进故宫。

慈宁宫在武英殿的北边，是故宫西路的一座重要殿堂，在慈宁宫的后院即是大佛堂，是历代皇太后吃斋念佛的地方。故宫保管部付连仲和薛惠茵二位同志负责与我们办移交，头一天开门进殿时，百年尘土差不多半尺厚。佛像身上和桌上摆放的“七珍八宝”等供器均被厚厚的尘土所覆盖。大佛堂内主要有三世佛和十八罗汉，三世佛左右两边有两尊伽蓝护法，梁上悬挂有黄缎子帷幔，佛像前均有木质条几和供案，上面摆放着各种供器。墙壁上挂满了壁佛(木板上雕出佛龛，每龛内放一个用香泥作胎、外涂金粉的小坐佛)。特别是十八罗汉佛像，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都是金漆夹紵像。衣服的纹饰繁杂而细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因为是元代作品，所以也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故宫的不少同志大概也是第一次看到，其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他们的重视。从殿内搬出一尊，他们就详细的记录和拍照。大佛堂的所有文物和陈设，种类并不多，数量也不很多，全部拨给我们。

这次搬迁工作从1973年3月开始，到5月结束，历时3个月。其问在京拆卸装箱人员十分辛苦，20多尊佛像，数百斤重的暖阁构件，三立方米的大木箱，硬是肩扛、背驮，翻过数道门槛，越过层层台阶，搬到慈宁宫门外装车，的确做到了“宁伤自己，不伤文物”的诺言!司马百灵同志因多次超负荷搬运，致使脊椎骨受伤，造成终身伤残。还有往返押车的同志，风餐露宿，日夜守护公物，倍受辛苦，没有一个人有怨言，也没有一个人说苦，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什么补助。大家心里想的只是如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不要出问题，安全运回洛阳。

大佛堂这批文物5月份全部运回洛阳，数月后即在白马寺大雄宝殿内安装完毕。翌年9月，吴仲超院长来洛阳，当时由蔡运章(文化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蒋若是陪同吴老参观了龙门和白马寺，他对大佛堂的文物搬迁复原工作表示非常满意，特别是文物在运输过程中，无一受损，更是深表饮佩。吴院长住在友谊宾馆，中午吃饭时，喝的是杜康酒，席问吴老即兴吟颂：“神仙话杜康，造酒有奇方。隔壁三家醉，开樽十里香。”表现了对洛阳同志工作满意心情。

我们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这和故宫有关部门的同志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故宫保管部的付连仲、薛惠茵同志，他们自始至终和我们在一起工作，不怕脏不怕累，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同志和蔼可亲，各方面对我们都很关照。

三、大佛堂以外的家具调拨

在大佛堂文物拆卸装箱过程中，蒋若是对我说：“咱博物馆刚建成，接待室还是空空如也，白马寺接待室设备也没有，你与故宫的人熟，给他们联系一下，能否给咱们装备两个接待室的桌椅板凳?这事只有你去!”我这个人一向吃软不吃硬，三句好话一说，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先找到吴院长的秘书冯先铭同志(此人后来跟着陈万里学瓷器，成为全国著名瓷器专家，已去世。)向他哭穷了一番，说洛阳如何困难，想要两套接待室的家具。他听后也很同情我们地方上的难处，说：“可能问题不大，等我请示院长后再通知你。”过了一两天，很快就告诉我说：“你提出的要求吴院长同意了，具体如何办你找老付(连忠)就行了。”

这个消息我当即告诉了老蒋，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这次叫你来是来对了，像这种事，别人是办不成的!你给咱们洛阳立了一功”。故宫调拨给接待室家具一事，吴院长原则上是批准了，但具体给什么?给好还是给坏?给多少?这就看付连仲老先生了，于是我私下又给付先生诉说洛阳博物馆刚建成如何穷，博物馆和自马寺接待室没有一张桌子和凳子，“买起马配不起鞍”的难处。老付是个聪明人，他打断我的话说：“小黄，你不用多说了，我知道你的意图，你不是想多要点，要好点吗?我打开库房你随便挑!成吗?”那时候的人忠实、厚道，故宫有关部门和人员给我们那么大的支持，我们没有买过一盒烟、一瓶酒，更没有请他们吃过一顿饭!

在故宫东路某配殿，各式家具堆积如山。我们进得殿来，就好似阿里巴巴进了“藏宝洞”一样，贪婪地挑选着紫檀木的桌子、凳子、条几和各种挂屏。仅雕花红木椅子就挑选了20把，最后又要了几幅名人字画和明清瓷瓶等，约计l20多件，这些都不是大佛堂内文物(详见下表)。

四、“完璧”至今未“归赵”

1983年按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白马寺由文物部门管理变为宗教部门管理，白马寺文物保管所也从寺里被请出了寺外。l984年8月4日，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给文化部长齐光写了一封信，要求把十八罗汉要回来，同时也可以从信中知道一些当初调拨这些文物的意图和经过。经老谢同意，信的全文记录如下：“齐光同志，你好!有件事，想清您帮忙解决一下，以利文物保护。事情是：一九七二年河南洛阳白马寺为了接待西哈努克，由故宫大佛堂搬去十几尊元代夹紵罗汉，当时是作为一项临时政治任务来办的。这些罗汉系国内仅有的珍贵文物，因白马寺一向归文物部门管理，所以作为陈列展亦无不可。但是一九八三年为了落实宗教政策，国务院六十号文件确定了白马寺列归宗教部门，恢复宗教活动。按文件规定，移交时除原来庙产外，属于原非庙产的珍贵文物应移交文物部门保管。此批罗汉原非庙产，乃故宫旧物，理应移交文物部门。然而宗教部门说此事原系李先念同志所批，如不经先念同志批准，罗汉不能移交。我们考虑此批罗汉乃珍贵文物，如果任人作为焚香礼佛的对象，则极不安全，一旦出事，则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且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此我们的意见，这批文物仍以移交

文物部门为宜，如愿另塑金身，所需经费如有不足，我们可以考虑予以补助，以上意见如无不妥，盼请转李先念同志批示，此即致敬礼!谢辰生八月四日。”

齐部长在谢辰生顾问信之右上角写道：“已阅。此件请李主席批示，齐光(印)八月十二日”。然后又写信一封：“桂宝同志，转上文物局顾问谢辰生信一件。故宫博物院的一批‘夹紵罗汉’，原陈列于‘大佛堂’，是孤品国宝，不能用于烧香拜佛的佛堂，任其烟熏火燎，照样用泥塑即可以了。宗教部门应该归还故宫博物院作为珍贵文物藏之‘大佛堂’，务请李主席批示有关领导机关限期重塑泥像，完整无损归还故宫，实为重盼!此致敬礼，齐光(印)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二日：”

李主席批示：“静仁、穆之同志：十几尊元代夹紵罗汉，可否‘完壁归赵’，另塑泥像，由你们俩协商解决。请酌。先念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从1984年至今已过去l6年，十八罗汉像，仍在白马寺大雄宝殿，供信徒礼拜，其保存状况如何?因多年没去白马寺，不得而知，致于能否“完璧归赵”，那是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事，本人已退休多年，对此不敢妄言。

附：故宫博物院为洛阳博物馆和自马寺调配接待室设备(非大佛堂内文物)清单（略）

原载于《洛阳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2002年出版

这篇回忆传递的信息十分丰富，因此试着做一点解析：

解一：

黄明兰回忆中涉及到的几个人：

吴仲超，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是故宫历任院长当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54年接替马衡，一直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掌故宫三十年，期间还曾兼任文化部部长助理。

冯先铭，1921生，湖北武汉人。其父即著名的中西交通史学家、翻译家冯承钧。冯先铭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入故宫，后成为故宫的古陶瓷专家，1993年去世。

付连仲，古建筑专家，付也是“老故宫”，1936年即进入故宫工作。

蒋若是，曾任洛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古墓专家。

温玉成，曾任河南省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

孙德侠，后曾任洛阳日报副总编辑。

黄明兰，本文作者，洛阳古墓博物馆研究院古墓专家。

解二：

故宫大佛堂，即慈宁宫后殿。

慈宁宫位于故宫内廷外西路隆宗门的西边，属于不开放区域。

当年，慈宁宫是太后休憩之所，因新皇帝即位以后，不能与前朝皇帝（也就是他爸爸）的妃嫔一起住在东、西六宫，因此，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就将皇太后、太妃安置在内廷以外的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等等。

其中，慈宁宫是专供皇太后住的，因皇太后地位尊崇，因此，慈宁宫就相当于“天子正衙”的乾清宫，清朝的孝庄文皇后就曾住在这里。凡遇到太后万寿等重大节庆，就要在慈宁宫举行庆贺仪式。

到乾隆年间，将慈宁宫后殿向北移，形成了标准的“前朝后寝”的格局。但在实际的使用中，由于皇太后的生活极为单调乏味，漫漫长夜只能寄托于青灯黄卷，时间长了，后殿就成为一个皇太后专用的宗教场所，以至于连名字都直接改称“大佛堂”了。

由于清朝皇帝尊崇黄教，因此在故宫当中，有许多专门用于祭祀的场所，但都各有各的名称如“中正殿”、“咸若馆”等等，所以，只要一提“大佛堂”，必是专指“慈宁宫后殿”。

按：黄在回忆中提到：?头一天开门进殿时，百年尘土差不多半尺厚。佛像身上和桌上摆放的七珍八宝等供器均被厚厚的尘土所覆盖?，证明已经有许多年无人触碰过这些物件。

清朝最后一个住过慈宁宫的，至少要往上追溯到嘉庆的皇后，即道光朝的太后（不过印象中，这位太后似乎选择了寿康宫），因为从此以后的太后均未住慈宁宫：

道光有三位皇后，均死在他前面，因此咸丰朝无太后（康慈皇太后，即静贵妃、咸丰的养母、恭亲王奕訢的生母，是在她死后追晋的，且为此闹得兄弟失和，引发了莫大的误会，咸丰一怒之下将奕訢赶出权力中枢，就此埋下了日后奕訢尽去?顾命?八臣的种子）；

咸丰死后，同治朝倒是一下出现了两位太后，而且都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当然我们都知道，她们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慈安，出于特殊的原因，她俩都没有去慈宁宫，而一直住在养心殿陪伴年仅6岁的小皇帝。此后，慈安移居钟粹宫直至?崩逝?；慈禧则选择了长春宫，后迁她曾?诞育?了同治的储秀宫，最后迁宁寿宫乐寿堂。

若干年之后，新一代?佛爷?隆裕太后登场，但她与自己的姑姑慈禧一样，出于抚养小皇帝溥仪的需要，一直住在内廷。

这样算起来，最后一个用过慈宁宫的，或许就是乾隆朝的孝圣皇太后了，她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若果真如此，到1954年，慈宁宫已经尘封一百七、八十年了，?百年尘土差不多半尺厚?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故宫博物院曾多次点查文物，如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改建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曾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文物登记；日伪时期，代理?院长?祝书元也曾进行过点查。因此，故宫的每一个殿座都是进过人的，但有可能只是进行登记造册，而没有触碰任何物件，也没有进行过清扫。

故宫的刊物中，曾登载过一些未开放区域的内景照片，其室内确实至今仍被一层厚厚的尘土所掩盖，也不错，正好当做保护层。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日本人对文物，最起码对故宫，还是比较?敬畏?的（据付连仲回忆，当年即便是日本的高层人员要来参观故宫，也是要开具?介绍信?的），并非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否则，日寇占据北平八年，如果他想搬的话，没准连故宫都给拆了，远不止搬走几个铜水缸、铜灯座（日本投降后被追回）那么简单。

解三：

“夹紵”即“夹纻干漆”，实际上就是漆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工艺的佛像，但故宫的这一组“十八罗汉”可是元朝的，也是大陆仅存的组像，给了白马寺，故宫就没有了。

黄明兰在回忆中说：“大佛堂的所有文物和陈设，种类并不多，数量也不很多，全部拨给我们。”

事实上，黄在回忆中提及的，只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此次“划拨”，远不止他提到的这些，其他如“佛像前均有木质条几和供案，上面摆放着各种供器”，

如“墙壁上挂满了壁佛(木板上雕出佛龛，每龛内放一个用香泥作胎、外涂金粉的小坐佛)”，如“数百斤重的暖阁构件”等等，一共2000多件。

因此，这次“调拨”，相当于把“大佛堂”搬空了。如果现在开放，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间空屋子而已。

解四：

仅仅因为一个并不确切的“西哈努克要来洛阳访问”的消息，就要将整套的故宫文物长途跋涉运到河南，这么大的动静，就为了让他看一眼，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今天，不可想象。

不过“文革”当中，什么稀奇事都有，再考虑到“西某人”与我们的特殊关系，也不算太奇怪，毕竟只是给他看看，还没有送给他。

奇怪的是，搬空了“大佛堂”不算，还捎带脚又送了100多件家具和摆件，用于洛阳市博物馆和白马寺接待室的“装修”，连黄明兰自己都说：“这些都不是大佛堂内文物”。

连拿带送，故宫可真是够大方的。当然，像“黑漆描金人物圆桌”、“红木边框穿衣镜”这类东西，在故宫，可能都属于寻常物件，有得是，送也就送了，反正是“公对公”，又没有搬到自己家里去。不过，像“吴昌硕花卉条幅”、“任伯年花卉条幅”，总不至于有许多重复的吧。

另外，只因为黄明兰“在50年代初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即留在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后来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故宫去，人员比较熟”，院长就可以批条子；仅仅因为“洛阳博物馆刚建成如何穷，博物馆和自马寺接待室没有一张桌子和凳子”，保管人员就可以“打开库房你随便挑”，是不是也过于简单了点？

但愿这仅仅是文革当中的“怪现状”。

解五：

至于“大佛堂”文物的归属，看来当年有过明白人，知道白马寺转到宗教部门管理之后，再让这些“元代夹紵罗汉”“任人作为焚香礼佛的对象，则极不安全，一旦出事，则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且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此曾要求将此批文物运回故宫。

而主管此事的领导也确实做了批示：“静仁、穆之同志：十几尊元代夹紵罗汉，可否‘完壁归赵’，另塑泥像，由你们俩协商解决。请酌。”

“静仁”指杨静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委主任；“穆之”则是朱穆之，时任文化部部长。

“酌”的结果，是直至今天、快三十年了，“十八罗汉”依然是白马寺的“镇寺之宝”，“大佛堂”依旧空空如也。

如果从理论上讲，在妥善保管的前提下，文物存放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反正都是中国，司母戊鼎也没有留在安阳嘛？

然而，司母戊鼎是出土文物，与出土环境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存放在国家博物馆（今已改称“后母戊鼎”），让更多的人方便看到，也是好事。

而白马寺的这批文物，原本就是以十分荒唐的理由，从故宫“大佛堂”整个搬走的，是否应该“完璧归赵”，这还用问么？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以故宫而言，他所拥有的文物，也并不都是紫禁城的。

早在清帝退位之后的1913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就曾经利用紫禁城空出来的“外朝”部分，建起了“古物陈列所”，并两次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运到此处。

因此，当此后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在紫禁城这样一个大院子里，其实一直是两个“单位”在运作，南边是古物陈列所，北边才是故宫博物院——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故宫博物院”的大匾，是悬挂在北边的“神武门”上的，这几个字原本是李煜瀛写的，一笔颜字，也非常大气。解放以后，换成了郭沫若写的。

在1933年的文物“南迁”中，除故宫博物院运到南京、上海的文物共13427箱零64包之外，另有包括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6066箱，一共是一万九千余箱，故宫博物院特成立了南京分院以管理这批文物。

抗战爆发后，这批文物分三路“西迁”，分别存放于四川巴县、乐山和峨眉。

抗战胜利之后，“西迁”的文物分批送回南京的时候，一共是19557箱，此时，南京政府决定取消古物陈列所、划归故宫博物院。未几，国民党败局已定，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令从南京的一万九千余箱文物中，挑选出2972箱，分三批运到台湾，这批文物，就构成了今天台北故宫的基础。

按：笔者在参观台北故宫的时候，见到了其最富盛名的三件宝物——?一锅肉白菜?。

?锅?是毛公鼎，西周?重器?。说起来，此鼎还是戴笠从民间收回来的，后交南京?中央博物院?并运至台湾。

?肉白菜?不用说了，自然是?肉形石?和?翠玉白菜?。

其实，相比于其他的?重器?，这两件?物事?并不甚珍贵。其中，?肉形石?根本就不是玉器，一块石头而已，不过确实惟妙惟肖，真的与一块大号红烧肉无异。而?翠玉白菜?上头趴着的蟋蟀还断掉了一支触角，属于残品。

曾?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的那志良先生说，在他最初对文物的甄别当中，并不看好?翠玉白菜?，他回忆说：

?著名的翠玉白菜，也是这样情形，提来时是‘种’在珐琅花盆里的，旁边还生着一颗小灵芝，当时提到库房，我们就认为：一、顶好的一件翠玉白菜，配上一个画珐琅的花盆，太不相配了。二、白菜是农作物，都是种在田里，哪里有种在花盆里，供人欣赏的? 三、灵芝都生长在老树根旁，白菜旁边怎会生出灵芝来? 后来，斋宫成立玉器专门陈列室，这件白菜，被选为展品，我们决定把花盆、灵芝都留在库里，单单把白菜展出，不想它竟一鸣惊人，在北平时已是人见人爱，到台湾后，它的名气更大，时常有人在剪票处就问：‘那棵翡翠白菜展览在哪里? ’?

那志良还说：?那块猪肉形石也是如此。我原本没有看重它，玉器专门陈列室成立时，也不想展览它。同仁们却非常爱它。提到库房时，大家曾研究过它，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制造的。我们的结论：是天然的，又加了人工。有这样一块石头，有头像肉，再加上人工修饰，使它更像猪肉。玉器专门陈列室成立时，我因为它不过是一块石头，不想陈列它，同仁们替它说情，说：玉器陈列室有不少是石，为何单独排斥它呢?如果陈列起来准能一炮而红。我把它陈列了，果不出他们所言，是这陈列室中，最受人注意的展品。?

台北故宫中，最为珍贵的，当以瓷器、书画为首，笔者重点看的，也是这两个馆（事实上也没有时间再看别的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有幸看到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和?剩山图?的合璧，可惜在下确实不甚懂，没大看出名堂来。

上面扯远了，接着说未及运走的文物，余下的一万六千余箱，均存放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留下的文物中，最著名的，就是司母戊鼎，据说国民党原拟运走的，由于实在太过庞大沉重而放弃。

解放以后，余下的文物开始运回故宫，但不知为何，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直到文革开始也没有运完。这样，未及运回的“南迁”文物2211箱、约十万件，即“暂存”南京朝天宫库房。

改革开放以后，故宫博物院开始交涉余下的文物，对此，南京方面先是说，这批文物，他们保管了这么多年，感情十分深厚。后又称，当年“西迁”的文物在回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改贴了“中央博物院”的封条，而南京博物院就是解放以后在“中央博物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言下之意，这批东西本就是我们的。

至此，余下的“南迁”文物2211箱，全归了南京博物院，惟其中无甚珍品，瓷器占了绝大多数，基本属于宫廷当中的日常器皿。

按：南迁的文物当中，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件件是珍品，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老故宫?刘北汜说：

?南迁古物，当吋决定尽量挑选精品，事突上未能完全做到。各库藏品数以万计，大量珍品贮藏其间，大部分仍留存未动，有的库甚至整库文物未动。同时，各个陈列室须要维持照常开放参观，就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展品。也有的装箱人员因对文物缺少研究，留下真品，选走伪品。也有的虽系精品而因故未及装箱的。如韩滉《文苑图》、雍正款《绵鸡牡丹碗》等等。也有的当时视为伪作，有意未装箱的，如宋徽宗的《听琴图》、西周铜器追簋，战国铜器蜡金壶等。也有虽系珍贵文物，过去不为人知，或藏置在次要处所，当时未找出装箱运出，如《兰亭八柱帖》、五代杨凝式写的《神仙起居法墨迹》，元赵孟頫《绝交书卷》、牙刻《月曼清游册》、唐代卢楞伽的《六尊者像册》、清代王翚《雪江图卷》、《武夷叠峰图卷》等。?

所以，谈到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有人曾说：?北京故宫有宫无宝，台北故宫有宝无宫?，其实是一种误解。

时过境迁，可想而知，南京方面绝不会再将这批文物还给故宫。经百度查询，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一共是42万件，估计多也多不到哪儿去，如果一下少了故宫的10万件，这“博物院”还用开么？

同样，白马寺虽然历史悠久，但其建筑早已毁坏殆尽，本就是解放以后重修的，文革中又被砸毁，一旦“元代夹紵罗汉”还给故宫，白马寺还能剩下什么？还有人肯掏那50块钱的门票么？

再比如，沈阳文朔阁的全套“四库全书”，在文革中因“战备需要”于1966年被调到甘肃，归了甘肃省图书馆，沈阳还有要回去的可能么？

即便是故宫，在早先，景山的寿皇殿、太庙、大高玄殿、堂子，都属于故宫博物院的范围，抗战胜利以后，即被各种各样的单位所占据，从此就与故宫没有关系了。如今，大高玄殿为部队占用；太庙归了总工会系统；景山北边是北京市少年宫，1981年曾着过一把大火；堂子早都给拆了！

所以，老账还是不要翻了，翻也没有意义，还是看好自己的大门，比什么都强！

说到这里，笔者倒觉得，一个篮子里，还是不要放过多的鸡蛋为好，万一着把火呢？

君不见，参加奥运的代表队，只要有条件，都不会乘坐同一架飞机的，宁愿多跑几趟。

我不看小说已经很多年。

《隐蔽者》写的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

军统“洪公祠”特训班、汉中特训班学员高振麟被派入延安卧底，还娶了高干的女儿，就在新婚之夜，因其在汉中特训班的同学、军统埋在延安的另一条线被抓获，导致高暴露。虽然因高应对得当未露出破绽，但已引起深度怀疑。此后不久，高又被延安派回西安，辅佐西安地下党领导“古城”。故事就此展开。

我不知道作者对沈之岳了解多少，但据我推测，沈之岳至少是高振麟的原型之一。

说起沈之岳，个人认为，应该是军统当中，唯一有资格与戴笠相提并论的一位，尽管他与戴也差得很远，但别人差得更远。

与戴笠相比，生于1913年的沈之岳是个小字辈，且在戴笠生前，沈的地位并不高，之所以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其原因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沈之岳曾在延安潜伏。查《王芳回忆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然而，在1938年4月，沈之岳居然冒险进入延安！当时他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沈之岳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为了能够进入延安，他特地研读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进入延安之后，沈辉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王芳所说的“教授访问团”，其实是国民党为了与中共达成合作而派往延安的一个“考察团”，“团长”是涂思宗。其成员中，确实有一个叫做“萧致平”的人，不过他并不是教授，而是一位军官。因此，王芳关于沈之岳来历的这段记载，要么有误，要么就是用了“曲笔”。

据台湾的记载，沈之岳曾做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对此，原“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李世杰讥为“马不知脸长”，并讽刺说：“沈之岳替他（指毛泽东）倒字纸篓，都不够格，怎有资格当他的秘书，替他操刀执笔呢？”

不过，沈之岳确在延安的纪要部门任职，王芳说：“沈辉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他便借机得以重返戴笠军统系统。”

虽说对方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不过，以边区政府社会面控制之严格，沈不但能潜伏下来，且居然能全身而退，也算奇事一桩！

另据台湾记载，顾祝同在皖南对新四军的伏击中，沈之岳曾发挥过作用，其后即“归队”，这一点与王芳的记载倒是吻合的。

抗战胜利以后，沈之岳与蒋经国靠拢，就此转换门庭，成为“太子系”。1951年，沈任“浙江省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1955年，在著名的“大陈岛撤退”中，沈表现突出。

1964年，沈之岳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局长”，因该局的前身即“中统”，无怪人们说，戴笠与“中统”斗了一辈子都没有做到的事，沈之岳这位后辈帮他做到了。

沈之岳上任以后，对调查局进行了严厉的“整肃”，其下手之狠，丝毫不亚于毛人凤，后来一些老人回忆当年，提起沈之岳，骂不绝口。如前述之李世杰，是1939年加入“中统”的“老同志”，被沈之岳以“匪嫌”之名投入大牢，一关就是二十年，整得死去活来。在回忆中，李痛斥沈之岳“人面兽心”、“世之大贼”。

还有一桩奇事，晚年的沈之岳，曾于1990年到北京来“治病”，其“双面间谍”的传说，就是这样来的，究竟是不是，谁也不知道。

《隐蔽者》中的高振麟，似乎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隐蔽者》一书的策划叫欧阳奋强，不知道是不是“贾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