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博士后、副教授 赵永红_6921

中共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远程教学讲课提纲·《刑法学》

第八讲刑罚的种类与目的

主讲人：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博士后、副教授赵永红

一、刑罚是什么——刑罚的种类与体系

（一）刑罚的概念

刑罚，是指国家为了防止犯罪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而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刑事立法对犯罪人适用的，建立在剥夺性痛苦基础上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

1、刑罚的种类

根据剥夺的内容不同，刑罚方法可以分为生命刑（死刑）、肉体刑（割鼻、割耳、砍手、断指、鞭刑）、自由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财产刑（罚金、没收财产）、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宵禁令、禁入令、剥夺公权、剥夺3年驾驶权等），在历史上还有耻辱刑（宮刑）。

2、刑罚的体系

不同刑罚方法的排列顺序和比例份额就构成了一个国家刑罚结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其刑罚结构是不同的。我国刑法史学者蔡枢衡先生谈到我国刑罚体系演变史时，曾经指出：“刑罚史上也经历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罚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等四个刑罚体系。”

刑罚结构可以分为：死刑和肉体刑在刑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死刑和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自由刑和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监禁替代措施占主导地位。储槐植教授认为，第一种已成历史的过去，第五种尚未到来，中间三种在当今世界中存在。死刑和监禁占主导的可称重刑刑罚结构，监禁和罚金占主导的可称轻刑刑罚结构。”

我国现行刑罚的结构情况？

1979年刑法是自由刑居于刑罚体系的中心地位。分则的刑种总数是314个，其中无期徒刑20个，有期徒刑148个，拘役69个，管制21个，自由刑占据了刑种总数的82％。现行刑法中，自由刑仍然居于刑罚体系的中心地位，财产刑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在现行刑法中，刑种总数有1599个，自由刑占有1161个，达72.61％。虽然自由刑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这并表示自由刑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只是说明其他刑种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更大的重视。特别是财产刑的大量运用，财产刑占刑种总数的23.08％，比1979年刑法时的8.92％显著增加，表明立法者注重用财产刑惩治犯罪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整体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刑事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过失犯罪和单位犯罪都有上升趋势，而罚金刑还没有发挥它同犯罪作斗争的应有作用。同国外相比，我国刑法中规定有罚金刑的条文过少，司法实践中适用罚金更是微乎其微。而现代西方国家罚金刑适用都已高达80—90％，我国台湾省进入70年代后，罚金刑的适用率已达到54—67％。我国罚金刑适用率低的原因除了国民收入偏低、司法人员刑罚观念有待更新等因素外，刑法中有关罚金刑的立法规定不够完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时，过失犯罪应规定选科罚金刑，对部分贪财图利的犯罪应采用并科罚金刑，对其他轻微故意犯罪增加选科或单科罚金刑。

在更新的刑罚观念的影响下，现行刑法不仅重视刑罚的报应因素，还更加重视刑罚的预防因素。

这些不同类型的刑罚结构分别源于不同的刑罚观念：死刑和肉刑中心的刑罚结构体现刑罚报应和威慑观念，是刑罚威吓模式时代盛行的刑罚结构。自由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可能主要执行刑罚的矫正功能，也可能同时执行刑罚的威慑与矫正功能（视自由刑的内容、刑期和刑罚结构其他刑罚要素的种类而定）。前者是实证派刑法学倡导的刑事矫正模式盛行时存在的刑罚结构，后者则以美国七十年代以后以威慑和矫正二元价值目标导向的刑罚结构为其典型。至于自由刑和财产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则广泛地存在于社会防卫运动影响下的欧洲各国，主要执行社会复归和社会防卫的功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西欧和北欧各国刑事政策的进一步人道化和科学化，这些国家的刑罚结构甚至出现了非自由刑化的趋势，自由刑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监禁刑替代措施在整个刑罚结构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刑罚结构正在向自由刑替代措施中心的刑罚结构演变。刑罚结构制约刑罚功能，通过调整刑罚结构，使刑罚要素的设置合理，刑罚结构的内部关系协调，就可以完善刑罚功能，为实现刑事控制的目标创造一个良好的刑罚机制内部环境。

（二）刑罚权的概念

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独立主权对犯罪人实行刑事制裁的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一般认为，刑罚权包括：刑罚创制权（制刑权）、刑罚请求权（求刑权）、刑罚裁量权（量刑权）、刑罚执行权（行刑权）。

刑罚创制权，指国家立法机关在刑法中创制刑罚的权力。制刑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

刑罚请求权，是指请求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权力，在我国主要是指起诉权。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前者的起诉权由国家检察机关行使，后者的起诉权由被害人行使。理论上有的学者认为，刑罚请求权还包括侦查权。侦查是起诉的前提，没有侦查阶段收集相关证据，就无法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因此，侦查权隶属刑罚请求权。

刑罚裁量权，指国家刑事司法权的重要内容之一，由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无权行使量刑权或以某种方式对量刑施加影响。量刑包括是否对犯罪人判处刑罚和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的刑罚是否执行等内容。

刑罚执行权，指对犯罪人执行刑罚的权力。在我国行使行刑权的机关是监狱、劳动改造队、少年犯管教所、拘役所及公安机关等，它们按照法律规定和刑事判决的决定，对犯罪人进行惩罚、教育、改造，使之改过迁善，重返社会。

从性质上看，刑罚权属于公权，而且是最具暴力性的公权。公民的权利属于私权（right），国家的权力属于公权（power）。在法治社会中，公权与私权的划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对于公权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行使，对于私权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是自由。

处罚法定原则。

这一原则在刑法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刑罚权应当严格按照刑法的具体规定依法行使。

二、刑罚能干什么——刑罚的功能

刑罚的功能，指国家制定、裁量和执行刑罚对人们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对犯罪人的功能

刑罚是对犯罪人适用的强制方法，它首先对犯罪人发生作用。刑罚对犯罪人的功能，主要有如下三种：

1. 惩罚功能，是指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剥夺、限制其一定的权益，给犯罪分子带来痛苦，同时使其因受政治上、道义上的否定评价和严厉谴责而在心理上感受到莫大的耻

辱。刑罚惩罚功能是实现刑罚报应犯罪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条件。

2.剥夺功能，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来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分子的某种权益，是其丧失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的积极作用。任何刑罚都具有剥夺的功能，但是不同的刑罚还具有不同的剥夺功能。例如，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自由刑，剥夺犯罪分子的一定期限的自由或终身自由，将其隔离于正常社会之外，就可以防止犯罪分子继续滥用其人身自由实施犯罪；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剥夺其部分或全部财产，就可使犯罪分子丧失再次犯罪的资本和物质基础；剥夺其政治权利，就可以防止犯罪分子继续滥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进行犯罪活动；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采取这种从肉体上将其消灭的方法，彻底剥夺他们重新犯罪的能力。刑罚的这种剥夺功能是实现刑罚在执行阶段特殊预防的前提条件。

3.教育改造功能。刑罚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剥夺功能是与刑罚的产生同时产生的，刑罚对犯罪人的改造功能，则是近代以后才为西方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学派的刑法学者所大力倡导。近代学派代表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力倡目的刑主义，他将犯罪人分为机会犯罪人与习惯犯罪人，后者又分为改善可能者和改善不能者，主张对改善可能者可处以自由刑，让其参加劳动，逐渐习惯于正常生活，以至改造成为普通人而复归社会。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司法都重视刑罚的改造罪犯的功能。我国1994年12月29日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3条明文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这表明我国刑罚的改造功能已为法律所确认。

我国刑罚的改造功能，包括如下两方面：一是劳动改造功能。对那些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追求淫乐而走向犯罪的人，通过劳动，使犯罪人逐步养成劳动习惯，能够矫正其好逸恶劳的恶习，恢复普通人的正常本性。为了通过劳动，有效改造罪犯，必须正确处理劳动与改造的关系，即劳动是手段，改造是目的，劳动是为改造服务的，不能一味劳动，忽视改造，甚至丢掉改造。这样就会丧失刑罚的劳动改造功能。二是教育改造功能。通过对犯罪分子在思想上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思想，使其知法、懂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增养道德观念；通过对犯罪分子文化教育，提高服刑人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其复归社会，适应社会生活；通过对犯罪分子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掌握某种专业技术，以便复归社会后具有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能力。

刑罚这种教育改造功能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最重要途径，刑罚特殊预防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主要取决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是否成功。

（二）对被害人的功能

刑罚对被害人的功能主要是安抚。由于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他们感到痛苦、恐惧、愤怒、仇恨，甚至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如果国家不及时依法给予犯罪分子应得的惩罚，使犯罪分子受到惩罚，在生理和心理上也造成必要的痛苦体验，就难以树立起国家法律的公平正义和抑恶扬善的形象，也难以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安全感，这就会使他们感到失望、沮丧，甚至私自法外复仇。因此，刑罚给犯罪分子刑罚处罚，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他们为其自身或亲友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而忧虑不安的心情，满足其本能的复仇需要，平息其愤怒和仇恨，避免私力报复，增进其安全感，恢复其心理平衡。例如张××在持续11年中杀害23人。在法院审判张犯时，被杀害者的家属聚集法院外面等待判决结果。当对张犯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出后，他们纷纷点放鞭炮祝贺，表现了他们心理上的满足和欣慰。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称为报复感情平息机能，“认为刑罚具有这样的机能，如果正视社会生活的现实是容易理解的。既然现代国家独占刑罚权，禁止私人复仇，并且没有消灭人的复仇心，所以，解释为刑罚不能不经营这种机能。”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应当肯定刑罚对被害人具有安抚功能或报复感情平息功能。

刑罚的这种安抚功能也是实现刑法一般预防的手段。

（三）对社会的功能

刑罚不仅对犯罪人发生作用，而且对社会产生作用。刑罚对社会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二种：

1.威慑功能。或称威吓功能，即刑罚以其具有剥夺权益的强制力使人畏惧而不敢犯罪。对于刑罚是否具有这种功能，存在着分歧意见。刑事古典学派著名代表费尔巴哈是肯定刑罚的威慑功能的。费尔巴哈看来，人具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正是追求在犯罪时获得快乐的感性冲动促使人犯罪的；为了防止犯罪，就需要防止、抑制人的这种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使人们预先知道因犯罪而受刑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只有这样才能抑制其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这就是著名的心理强制理论。

刑事社会学派代表人菲利否定刑罚的威慑功能指出：“边沁讲过：由于刑罚不能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每次处刑都被证明是无效的。菲利特别以伪造货币罪为例说明法律威吓在罪犯的心理上的无效。那些伪造货币的犯罪者在实施伪造行为时，其逐字摹仿纸币上的文字，内容包含有威吓性的警句：“法律处罚伪造……”，然而“诸位可以想象伪造者在版上刻下这句话时的心理。别人忽视其将受到的惩罚，而他自己却不能。这一例子极富说服力，因为在其他犯罪场合，人们可以假设，即使行为人并非处于极度冲动之中，也不会考虑到行为的后果。但在伪造货币的场所，犯罪事实本身就提醒他法律的威胁，而他在犯此罪时都很冷静”。

我们认为既不能否定刑罚的威慑功能，也不应夸大刑罚的威慑功能，刑罚具有一定的威慑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但刑罚并非是预防犯罪的万能的工具。从逻辑上讲，刑罚的威慑功能源于刑罚的惩罚性，刑罚不仅可以剥夺犯罪分子财产、政治权利，限制、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而且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给犯罪分子造成痛苦。刑罚的这种惩罚性当然也会给社会上的其他人造成一种威慑。

有关国家的实证资料也可以证明刑罚威慑作用的存在。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刑罚的誓用中断导致犯罪率上升。

比如，1944年，德国人占领了丹麦，逮捕了所有丹麦警察。在没有警察的7个月中，丹麦的盗窃和抢劫案件上升了10倍有余。

1919年7月31日，英国利物浦市近一半警察罢工。结果自8月1日晚8时开始发生抢劫商店的案件，并持续多日，约有400家商店倍抢劫。

1969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警察罢工仅l天，整个城市便“完全被无政府状态、流氓暴行和破门盗窃所控制……所有职业罪犯一见身边没有警察就立即以加倍的疯狂去为所欲为……平日奉公守法的人一下子就投入抢劫、街头斗殴中。

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四天之后，新奥尔良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枪声不断，抢劫、纵火、强奸不断发生。匪徒和劫车行凶者成群结队在街上游荡，尸体被弃置在路边。市区发生多次爆炸。国民警卫队已奉命对在灾区趁机打劫的“流氓无赖”格杀勿论。她说：“这支部队刚从伊拉克回来，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受过战斗考验，他们奉我的命令前来恢复街头秩序。”布兰科说：“他们配备M-16步枪，子弹已经上膛。这些士兵知道如何开枪杀人。如果有必要，我想他们会非常乐意这样做。”

《收容审查》

二是惩罚从前不受惩罚的行为，可以减少其发生。比如，在堕胎行为被宣告非法后，出生率上升。如：罗马尼亚在1957年曾经宣告堕胎为合法，结果，该国的出生率由1956年的2.42％下降到1966年的1.43％。而在1966年，该国宣告堕胎为非法。结果，出生率由1966年的1.43％上升到1967年的2.73％、1968年的2.67％与1969年的2.3％。显然，出生率在堕胎被宣告非法后的上升表明了堕胎率的下降。饮酒过量而驾车被宣告应受严惩后，酒后驾车减少。如：英国于1967年颁布了新的交通安全法。新法将旧法未作为违法处理的饮酒过

量而驾车规定为违法，而且规定了严厉的惩罚。统计表明，新法颁布的4个月内，因酒而造成的交通事故比新法颁布前一年同期下降了2％。

2.教育、鼓励功能。对一些犯罪规定一定的刑罚，可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自觉地遵纪守法，并积极参与同犯罪分子的斗争。对犯罪人判处应得的刑罚和执行刑罚，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知法、懂法，认识犯罪之后刑罚的不可避免，会提高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同犯罪分子斗争的积极性。这就是刑罚的教育功能。

三、希望刑罚干什么——刑罚的目的

（一）刑罚的目的

刑罚目的是国家制定、裁量、执行刑罚所追求的效果。

功能是客观的，目的是人自己设定的，是主观的。目的是否能够到达，建立在客观功能的基础上。

在刑罚目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之争，前者主张以报应为目的，后者主张以预防为目的，两者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难以克服的片面性。在这种情况下，综合刑理论产生。此说认为刑罚是由于有了犯罪而科处，将刑罚的原因归之于报应主义；同时承认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或防卫社会。它融正义观念与目的思想于一体，既肯定刑罚所固有的惩罚本质，又主张刑罚的预防目的，因此，这一理论在当代西方刑法理论中被公认为刑罚目的构想的最佳方案。

我国刑罚理论将刑罚的目的分为特别预防和一般预防。

1.特殊预防

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除对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的适用死刑外，主要是利用刑罚的剥夺、惩罚和教育改造功能，限制或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使其认罪服法，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这就说明，特殊预防的对象只能是因实施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人。特殊预防的这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剥夺与惩罚，这是预防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前提。行为人实施犯罪是为了追求某种非法利益或满足某种非分的需要，而特殊预防则意味着犯罪人在法律面前必将付出一定的代价，使本来享有权益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剥夺。一般来说，犯罪代价越小，获利越多，犯罪意念就越强；犯罪代价越大、获利越少，犯罪意念就越弱；而当犯罪的代价大于获利时，犯罪意念就可能被抑制。因此，如果不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和条件，不对其施加与其犯罪危害程度相当的惩罚和痛苦，就不足以防止他们再次犯罪。如果刑罚使犯罪分子遭受的损失和痛苦小于犯罪得逞所带来的快乐和利益，就会强化其犯罪动机，巩固其犯罪心理。因此，为了遏制犯罪，刑罚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非难谴责和施加的痛苦，就应相当子或稍大于犯罪之所得，使惩罚成为真正的犯罪后果，让犯罪分子在生理上和精神上产生强烈的痛苦体验和畏惧心理，充分认识到犯罪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招致剥夺和惩罚，带来损失、痛苦和耻辱，从而抑制或消除再次犯罪意念，痛改前非。

二是教育与改造，这是预防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根本措施。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如果只有惩罚威慑而没有教育改造，只能使罪犯在权衡利害后，消极地、被动地、暂时地抑制或者放弃犯罪念头，而不能彻底消除其犯罪心理。有时，一味的惩罚，甚至还可能使罪犯产生消极抵触情绪和对抗性行为。所以，应当在惩罚威慑以造成犯罪分子痛苦体验和畏惧心理的同时，对其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必要的劳动改造，并针对其心理状态、人格特征和犯罪的具体原因，采取个别化的矫正措施，才能使他们从被迫接受改造转向自觉进行改造。只有既从功利上遏制犯罪意念，又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消除犯罪意识、才能矫正其反社会的个性品质，树立起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真正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在特殊预防的方式上，对不同的犯罪分子适用不同的刑罚，是预防他们重新犯罪的基本

手段。这种手段的使用表现为如下几种方式：

（1）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通过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方式，永远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这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方式，但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特殊预防目的有—定的负面作用，应当尽量限制使用。

（2）对绝大多数犯罪人通过采取适用不同期限自由刑的方式，使犯罪人在一定时期内与社会隔离，同时在其服刑期间对其进行教育改造，使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特殊预防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式。

（3）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其他贪财图利犯罪的犯罪人适用财产刑，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资本和物质条件，使其得不偿失，从而不能、不敢或不愿再次犯罪。特别是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浅、人身危险性不太大的犯罪人和犯罪单位单独科处财产刑，不但经济便利而且可以补救短期自由刑所带来的一些弊病，更有利于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刑在特殊预防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国的重视，它是实现特殊预防的重要方式。

（4）通过对某些犯罪人独立或附加适用资格刑，剥夺其一定的权利或资格，从而防止他们利用这些权利或资格重新进行犯罪，这也是特殊预防的一种重要方式。

要实现特殊预防目的，必须妥善处理剥夺、惩罚和教育改造三者的辩证关系。既要反对不要惩罚的教育万能论，也要反对忽视教育的单纯惩办主义。必须寓教育改造于剥夺惩罚之中，把剥夺惩罚和教育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

2.一般预防

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者，防上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一般预防的对象只限于潜在的犯罪人，而不是犯罪分子以外的其他所有人。意图实施犯罪的人只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极少数，广大公民不但不是一般预防的对象，而且恰恰是国家预防犯罪必须依靠的力量。

（二）刑罚目的与刑罚功能的关系——刑法贵在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

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的关系——实现刑罚目的，必须充分发挥刑罚的功能，在功能在强大的药，如果不用，也不会起到治病的作用。发挥刑罚的功能的前提条件就是抓获犯罪分子，实现刑罚的不可避免性。

当然，刑法威慑功能的发挥是需要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所谓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是指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实施了犯罪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受到刑罚的惩罚，而不是逍遥法外。被称为近代刑法学鼻祖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说：“制止犯罪发生的一个最有效手段，并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确信刑罚（即使是温和的刑罚）是不可避免的，这要比对其他更加残酷的刑罚的恐惧，（但却保有逍遥法外的希望）能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列宁也曾指出：“有人早就说过，刑罚的防范作用，决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究。重要的不是对犯罪行为处以重刑，而是要把每一桩罪行都揭发出来。”因此，要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就应当在破案率上下功夫，提高破案率。

只有抓获犯罪分子，才有可能实现惩罚、剥夺、教育、改造罪犯，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但是，如果仅仅惩罚，而不重视罪犯在执行期间的改造，也不会达到刑罚的教育改造目的。

只有抓获犯罪分子，给犯罪分子应由的刑罚惩罚，才可以起到安抚作用，也可以起到威慑有犯罪可能性的人不敢犯罪。

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又引申出刑罚的及时性。

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

从报应的角度看，迟到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没有实现刑罚公正报应目的。

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不及时的惩罚会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也实现不了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对被害人的安抚、对社会不稳定分子的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