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形式》读书笔记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读书报告

内容摘要：《情感与形式》分为三个部分，艺术符号、符号的创造、符号的力量，这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理论体系。全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符号论美学思想，核心观点是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但是作者的符号论美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存在着一定的缺憾和局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关键词：情感、形式、艺术、符号论

当代西方美学理论种类繁多，流派纷呈，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美学却一直占据着属于它的一席之地。朗格师从厄恩斯特·卡西尔，但是和卡西尔的理论又不相同，她将艺术表现到各种具体的艺术活动中进行阐释，这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情感与形式》分为三个部分：艺术符号、符号的创造、符号的力量。这三个部分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全书从把艺术问题、艺术符号上升到哲学的角度开始，接着探讨符号的创造，在这部分中，作者分章探讨了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艺术，最后作者着重探讨了艺术符号的表现力以及作品与观众的联系等问题，一个完整无缺的体系就这样被苏珊·朗格严密地构架起来。

一．艺术符号。在本部分中，朗格开篇就指出，应该对艺术进行哲学的思考，艺术本身具有的严密的逻辑性和统一性，为艺术能够成为系统的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作者认为对哲学的思考过程应该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概括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总结的过程，而不是先入为主，以结论为出发。这样会导致盲目的，不确切的预先判断。朗格还认为，这样的哲学是通过普遍原则得以建立的，它是一个整体。接着她又对种种谬论进行了批判，从中她例举了各位美学家和哲学家的关于艺术、情感等问题的观点，尤其在书中重点指出的是巴恩斯把情感看成客观属性的观点。本书接下来又以音乐为例，用音乐的音调结构和人类的情感形式相类比，得出了符号与其象征事物之间必须具有某种共同的逻辑形式的结论，而且她认为作符号的要比被表示的更容易感觉和把握。在艺术和情感的关系上，她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艺术不是主宰着艺术家情感的征兆性表现，而是他所理解的感觉形式的符号性表现。它表现着艺术家的情感想象而不是他自身的情感状

态，表现着他对所谓“内在生命”的理解。这些可能超越他个人的范围，因为艺术对他来说是一种符号形式，通过艺术，他可以了解并表现人类的情感概念。

二．符号的创造。朗格首先谈到的是意象，她认为意向纯粹是虚幻的对象。意象的意义则是：我们不在于用它作为我们所求某种有形的，实际的东西的向导，而是当作仅有直观属性与关联的统一整体。接下来，她对艺术进行了分类，以幻象为分类的标准，她划出了虚幻的时间和虚幻的空间。在这样的分类标准下，绘画、雕塑、建筑等视觉艺术被划入了“虚幻的空间”；音乐则划入了“虚幻的时间”；舞蹈则是在连续的“虚幻时间”——音乐之上可见的“虚幻的力”等等。在她看来所有的艺术都是虚幻的，它并不是我们要借助其探求某种有形之物，而是引导我们去体味与之关联的象征，进行一种关于感觉性质的思考。因此，她认为艺术创造的关键在于抽象形式。

接着，朗格具体分析了艺术的各类别，她在“虚幻的空间”的论述中，她认为绘画、雕塑、建筑这样的造型艺术所呈现的不仅是空间形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空间的形式，并且把空间形式转化为视觉形式，以表达基本生命的节奏。朗格重点谈了绘画，她认为虚幻空间的创造以及线条、体积、交叉平面、明与暗等形式对虚幻空间进行了构建，制造出了绘画中的物体。绘画也通过它所创造出来的意味，吸引了我们的视觉。接下来阐述的“虚幻的时间”主要是通过朗格对音乐的体会展开的。朗格是对音乐很有研究的学者，她认为音乐是一种发生的艺术。她所说的发生就是从创作的最初想像到最后呈现的一个过程，她还把这一个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她觉得音乐创作中，最重要的是基质，对基质的认识是创作的最重要的环节。基质决定了作品最重要的节奏，规定了音乐要表现的范围。同时她也对音乐的本质进行了定义：虚幻时间的创造和通过可听的形式的运动对其完全地确定。因此，她指出，我们在欣赏音乐时，必须体验其基本幻象，感受始终不渝的运动，同时识别出使乐曲成为一个神圣整体的指令形式。在接下来的虚幻的力的论述中，朗格以舞蹈为例阐明观点，一开始，她就批评了大多数人将舞蹈的本质视为音乐的观点。接着她阐述了舞蹈为何成为艺术的原因，她认为舞蹈是虚幻的姿势创造的力量和作用的表现。她尤其着重指出的是姿势的概念，她认为姿势本身作为客观的物理实在并不能形成艺术，必须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转变为表现姿势，从而创造出“基本幻象”，从而成为一种艺术。

接下来的一章中，朗格讨论了诗歌这一种艺术形式。她认为诗作为一种文学也需用

虚幻过去的方式创造生活的幻象。它借助于记忆，但这种记忆与个人记忆无关，是一种记忆的表象，是用词语对虚幻事件的构造。书中例举了大量的诗歌来说明观点，如哥尔德史密斯的《荒村》和布莱克的《荡着回声的草地》等等。这是朗格整个书中举例最多的一章，这可能是和诗歌的艺术特点有直接联系的。接下来的生活和意象一章中，要着重指出的是，朗格认为根本不存在诗的“纯化”问题，凡成功的诗歌必为纯诗。作诗的原则是创造虚幻的往事，创造经验的意象。其手法有两种：一种细致地进行斥诸感觉的即本质的描写；另一种运用嘲弄，因为人类感情结构的本身就是嘲弄的。

最后，朗格用三章的篇幅，谈论了戏剧的问题。她认为戏剧不是文学，而是一种诗的艺术，因为它创造了一切诗所具有的基本幻象。她说，在戏剧中，任何身体或内心活动的幻象都统称为“动作”，而由动作组成的总体结构就是以戏剧动作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虚幻的历史。这个历史是经验性的，但不是记忆的投影，不是虚幻的过去。文学的模式是回忆的模式；戏剧的模式则是命运的模式。重要的戏剧形式有两个：喜剧节奏与悲剧节奏。纯粹生命感是喜剧的潜在情感，喜剧表达了生生不已的大自然的基本气质和变化；表达了人类性格中仍然留存着的动物性冲动；表达另外人从其特有的使其成为造物主宰的精神禀赋中所得到的欢快。真正的喜剧要在观众中建立起一种普遍的兴奋感，它采取一种对周围世界取得暂短胜利的，结构复杂的形式，通过一连串复杂的巧合把它展开。生活的幻象具有了一种情感上的节奏，它不是通过分散而又连续的刺激，而是通过我们对其发展的整个趋势的感觉传达给我们。人类世界的“生活气息”被抽象，被创作，随着被作品中幽默引发的高潮表现给观众。这些高潮来自日常生活，而观众的笑则来自剧场中人所共有的兴奋感。而悲剧的节奏则经历着成长、繁盛、衰落的生命形式。悲剧的布局要使主角能根据行动要求，在精神上、情感上或者道德上成长起来，这些行动是他自己为了完全发挥自身的力量，为了达到自身发展的极限而做出的。悲剧不是要表现命运的原则，它表现的是某人的愿望、行动、冲突和失败。悲剧行动虽然具有自然的生和死的节奏，但悲剧行动并不涉及自然的生和死，只是对它们的能动的形式进行了抽象，并且用一种全然不同的材料，在不同的时间间隔里使之再现。因此，悲剧节奏完全摈除了任何自然场面，变成一种可感知的形式。

三．符号的力量。在此朗格从表现力和观众这两个方面展开阐述。在表现力这章中，她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来阐明观点。她回答了艺术品对每个人的意义，衡量优秀艺术品的

尺度，美与艺术的关系等等。她认为一件艺术品的情感价值在于智力水平，而不在于其基本含义。因为艺术品所表现的知觉、情感、情绪的过程，以及旺盛的生命力本身--用任何词汇都难以准确表达。因此，艺术品的各因素，只有在典型情境和动作中，被形象地反映出来时，我们才能经过推理认识它们，我们把它们叫做联系条件。如何使一件艺术品的意义不仅能被其创造者所了解，而且能被每个人所了解？这需要直觉的基本理性活动来认识艺术符号的意义。在艺术真实与虚假问题上，朗格认为艺术就是对情感的处理，但根本缺乏坦率从而受到严重歪曲的艺术是低劣的艺术，它让人看不明白。优秀艺术的标准在于它把握人的思维和表露一种人们信以为真的情感的能力。对于观众来说，为了理解艺术，必须具备反应敏锐，这样才能体悟到表现力。

在本书的最后的附录中，朗格对电影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作了一个简议，虽然笔墨不多，分析也不是很深入，但是当时电影作为一项新的技术，以前的理论家都很少涉及，朗格能将此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是具有一定的洞见的。她人认为电影是一种新的诗的形式，论证了电影和梦境的关系，认为电影是银幕上“梦境化的现实”等分析，也体现出了朗格理论对新生事物的关照。

纵观《情感与形式》一书，其中体现了朗格很深的符号论美学理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但是在她对这个观点的论述中，她摈弃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能指”和“所指”的划分，提出“艺术品也就是情感的形式”，这样的观点的提出，说明朗格的符号论是区别于传统的符号学的，这和朗格受到卡西尔和贝尔的影响有关。卡西尔是朗格的老师，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书中也多次提到他。卡西尔的学说最著名的也是符号论哲学，他认为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概念的作用不过是符号的一种特殊的运用。朗格在此种符号论哲学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发挥，主要给不同的符号方式加以确定，给符号的创造活动和理解活动打下了更清晰的印记。还有贝尔对朗格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朗格的书中也被多处引用。

朗格的符号论美学对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表现理论也是有着继承和突破的关系，虽然朗格对此种表现主义理论有着很大程度的批判，但是她在构建自己理论的时候，也在

一定形式上吸收了表现主义的理论精华，所以说她的理论和表现主义理论也是有着很大渊源的。克罗齐表现主义的核心是直觉，是指心灵赋予形式杂乱无章的物质世界的活动，不依赖于理智、知觉、感受和综合。科林伍德的表现论又从巫术和娱乐的方面考察艺术，这些都是朗格所要批判的。在朗格的符号论美学认为，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艺术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理论指导作用，忽略创作的艺术技巧等等。但是朗格在自身理论中，如对艺术表现情感的理论中，又不自觉地运用了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表现主义理论，受到了他们的一定程度的影响。朗格在借鉴他们理论的时候，也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她强调艺术直觉的理性因素，对缺乏理性的表现主义理论进行了实质上的突破。

《情感与形式》一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粗略看了朗格其他著作的简介之后，我对朗格的美学理论，有了一点粗劣的看法。

朗格在逻辑功能上探讨了形式问题，她是很注重形式的学者，甚至有着形式主义的倾向。在她理论中的形式是一个中介，联系了她理论中的很多二元对立的概念，比如说艺术创作的主体和客体；精神与物质；思维与技巧等等。另外，她强调艺术情感和形式的一致性，探讨了主观的，动态的情感向客观的，静态的艺术形式的转换过程，认为艺术形式具有表现情感的功能。还有就是朗格很注重对幻象这一概念的描述和阐释，全书用幻象贯穿，用幻象对艺术进行分类，用幻象来解释她所例举到的音乐，绘画，舞蹈，诗歌，戏剧等艺术形式。

另外，朗格对生命形式的问题作了研究和分析。生命形式在朗格认为，是有机体的基本结构模式，是从生命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特征。在她的符号论美学中，生命形式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是艺术符号形式特征的根据和源泉。在我们鉴赏一件艺术品时，说一件艺术品有生命力，包含着人类的情感，这就说明这件艺术品包含和符合了“生命的形式”。朗格还在她的符号论美学中，揭示了艺术形式和生命形式的关系，她认为这两者之间是同构的，人类的情感和生命形式在艺术形式中得到了投射和外化，艺术则成了人类表达情感的形式。艺术家的创作就是将他创作的艺术的幻象和他的情感和生命形式相一致。

但是以我对《情感与形式》的读解和对她其他著作的“臆测”，我觉得朗格的理论也是存在一定的缺憾的。朗格的对艺术的探讨是“独立”的，它不和政治，历史，社会相联系，它的研究只是在艺术问题上讨论艺术。作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必须是要体现

深广的社会生活，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朗格只强调喜怒哀乐等情感形式，却并不强调产生这些情感形式的具体社会内容。并且我觉得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种现实情况影响的，朗格在研究时把艺术和政治、历史等完全隔绝开来，我觉得是不科学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要“高明”得多，马克思主义在探讨艺术和精神问题时，总是将一切问题和社会现实和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用得很滥，很多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很俗，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确实要高明于朗格。或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涉及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理论，它要求有更严密，更全方位的思考，而朗格的理论只是对美学的思考，这种但方位的思考必然导致一些难免的缺陷。另外，朗格探讨的艺术问题缺少艺术的价值性研究，她不探讨艺术在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功能，艺术对人类是有着很大的作用和价值的，朗格只是在探讨艺术的创造问题，但是缺乏艺术对人类的作用。人类和艺术是双方互相作用的，如果朗格对艺术对人类的价值探讨进行得更深入一些，她的理论也就能更具有深度一些。朗格这样的处理方式看上去虽然很纯粹，但是又是有点单薄的。

一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和一个时代的特点密切相关的，一个时代总有特定的对一个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释方式和能力范围，朗格的艺术符号论也是一样，虽然朗格的理论不曾或很少和社会现实相联系，但是她的分析方法却是和这个时代的现状相联系的。哲学和美学在经历了康德主义、实用主义、表现主义、形式主义之后，朗格的理论呼之欲出，在时代现实的召唤下，朗格对前人进行吸收和批判，形成了适合当时现实情况的理论体系。这不单是朗格个人的努力和天赋，更是一个时代所造就的。

总而言之，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美学是具有很大学术魅力和价值的。她对前人的沿袭和超越也是有目共睹，虽然有些缺陷，但是这些都是难免的。她在当代美学理论上所作出的贡献，值得后辈们不断去学习。我作为一名对美学涉猎不深的学生，对苏珊朗格和《情感与形式》的观点可能体会不准确，但是我觉得学习就是那么一个从不正确到正确的逐步的过程。最关键的事，通过对此书的阅读和学习，我对艺术的理解和领悟能力又提升了一大步，尤其是对朗格书中提到的几种艺术形式，具有了对其进行分析和鉴赏的理论武器，这是我此次学习最重大的一项收获。

以上就是我对《情感与形式》和朗格符号论美学的一些观点提炼和看法。

参考文献：[1]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吴颜媛《略论苏珊朗格符号论美学》1999年

[4]赵静蓉《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论》1999年

[5]文德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论概论》1988年

关于符号学的读书笔记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

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 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

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

“在索绪尔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含混，因为它总是趋于与单一能指相混淆，而这正是索绪尔所极力避免的。经过对词素与义素、形式与理念、形象与概念等词的一番考虑和犹豫之后，索绪尔选定了能指和所指，二者结合便构成了

符号。”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

索绪尔是瑞士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语言学家，他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教学讲稿，由两位学生组合编辑而成。现代符号学（Semiology or Semiotics）的词语语源也是索绪尔按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

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传统语言学（Philology)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异时性（diachronic）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并时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

美国衍生语言学家Noam Chomsky等。

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份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

分析。

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是单一符号（sign）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份。由两部份组成的一个整

体，称为符号。

意符和意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武断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关联。例如英文中的 "tree" 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 "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

的叶本植物" 的概念。

在皮尔斯看来，“符号意义只有在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适合于符号——‘符号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绝对意义，这就是说，主体在它之中并没有被抛弃’，主体总是直接存在物，符号在同其他存在物相联系时才有它的存在。”

福柯认为：“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形式，通过适合、仿效、特别是同感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说：“为了让符号成其为所是，符号在呈现为被自己所指称的物的同时，还必

须呈现为认识的对象”。

正如巴尔特的看法：符号首先就有传达信号的能力，同时具备代码(code)的能力，否则就无法界别语言和非语言记号(sign)、记号系统、意指关系。

格雷马斯看来：“能指的视觉类包括面部表情、手势、文字、实物画、雕塑、交通信号

等”。

其一，象似符号，指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与所代替的事物相似的符号。画一个上帝在门口，可以代指教堂；画五颗五角星代表五星级；在画的香烟头上打“×”，表示禁止吸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烟头。倘若两者完全一样，那还是符号吗？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绝对不是五角的，那烟头也不是照片。符号传递信息一看便知，绝不能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

其二，相关符号，指与所代替现象有各种相关联系的符号。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其三，规约符号，指与所传递的信息之间无任何联系的，仅靠约定俗成的符号。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

为指号符号。

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号识别也就越难。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如果是文化类型，要根据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

创造灵感的触点。

1982年，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访华，带来了一本由他的学生余也鲁译述的他的著作《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包括约30种符号学著作，但引介者们尚没有注意到它们。1985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召开的一次学术会上，居延安提交的大百科全书词条“传播学”初稿，把传播学的方法论基础归结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象征互动论。后者即是一种较为系统的符号学理论。这可能是国内最早谈到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可是，近年国内发表的传播学论文中，仍然很少见到论证传播中的符号及其意义的文章。传播学研究者注重的是较为实际的传播效果和各种劝服受众的理论，对符号学的了解也大多限于皮毛。

符号学不仅是传播学的方法论之一，而且应当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当代符号学的学派林立，其中较通行的理论系统有美国的皮尔士（C. S. Peirce）、瑞士的索绪尔（Ferdinand deSaussure）、法国籍立陶宛人格雷马斯（Greimas）和意大利的艾柯（Umbeto

Eco）等。

符号学（semiotics）在美国的创始人是皮尔士。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影响下，他为了清理形而上学造成的混乱，把观念的意义和实际效果联系起来，断言一个观念的定义是这个观念的可感觉的效果，一个客体的概念无非是那些效果的概念。皮尔士自称为“实效主义”。实效主义的根本含义是用实际效果说明和规定意义，其目的在于清晰地阐明表征事物观念的意义，确定意义存在于效果之中。在皮尔士看来，意义等于全部效果，如果没有效果，则无意义。在实效主义的基础上，皮尔士建立了他的符号学理论。他指出，人类是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都是符号活动，因而符号理论也就是关于意识和经验的理论。人类的所有经验都组织在三个层次上，依次是感觉活动、经验和符号。符号包括了使联系过程开始的东西、其对象和符号所产生的效果。从广义上说，符号的效果

也就是符号的意义。

莫里斯指出，“人类文明是依赖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并且人类的心灵和符号的作用是不能分离的。”在《意谓和意义》一书中，他对符号过程作了描述：V在某种条件Z之下，在W中造成以某种方式X对某种对象Y作出反应的倾向。其中的V就是符号，W是符号解释者，X是解释，Y是符号的意谓，Z是符号的关联域。

符号学（semiology）在欧洲的创始人是索绪尔。1894年，索绪尔在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符号学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

李幼蒸60万字的煌煌巨著《理论符号导论》是国人第一本全面介绍和研究符号学的专著。作者通晓多种语言，在约300种各国符号学著作的基础上才成就此书，展现了当代符号学庞大的理论阵容。全书4篇20章200多节、段。符号的意指关系，即在各种语言、非语言记号系统中，表达面和内容面相互关系的研究，是此书的主题。而这正是我

国传播学研究中常被忽视的问题。

李幼蒸将当代符号学划分为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三大类。注重对语言结构、语义结构和话语层面分析的各种符号学理论，被划入语言符号学。这是一种对语言符号深刻的微观研究，最早的代表性论点是索绪尔关于语言两个维面的理论。这两个维面是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前者代表语言的社会性、同时性等等，后者是前者同个人言语机能的共同产物，具有个人性、历时性等等。如同一盘棋，棋的规则是langue，而棋子（parole）的值取决于它在棋盘中的位置。除了这种对立外，一个具体的概念本身也被视为由言语的声形实体和心理概念实体合并成的双面实体。这两个实体即是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它们属于不同的存在域，前者为知觉音像，后者为意念心像。当一个人接触到某个符号时，会有一种能指与所指在心理场上的瞬间结合。从语言的结构分析到语义（semantics）、话语（discourse）、本文（text）

的结构分析，符号学的研究相当深入。

从语言符号扩大到非语言符号（包括人工智能符号）的分析，即形成一般符号学（普通符号学）。这是一个居于各部门符号学之上的较为宏观的领域。居延安提到的象征互动论，即属于一般符号学范围。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一切符号、象征现象（自然的、人工的、有机的、无机的、实在的、心理的等等）都被纳入符号学的视野。信道也被广义化，包括物态（固态、液态、气态等等）和能态（光、声、热、电、化学反应等等）的各种渠道。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技术中的象征（symbol）形式、绘画和影视中的肖似记号（icon）、各种心理实体（如情绪、预感和其他心理事件）构成的心理记号、物品的代码功能、话语的意识形态，都属于一般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仅艾柯提出的一般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就包括从动物符号到大众传播符号等19项。

运用符号学的观点、方法分析社会文化中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和行为的现象，包括各种部门符号学，如建筑、电影、戏剧、仪式符号学等等，都属于文化符号学的范围。对于思想史的符号学研究，亦属于文化符号学。例如福柯（Foucault,M）在他的著作《疯癫和文明》《监督和惩罚》《性史》（1-3卷）中，分别考察了疯病史、监狱史、性史相应的各种语言表达，如何通过各自特定的形式和实质，反映了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

权力和压制内容。

符号学方法论本身并非一门孤立的方法程序，而是在既定学科内部进行的各种跨学科方法论革新的努力。西方公认重要的符号学家都是各学科的首要带头人，例如：索绪尔、特鲁别斯基、雅克布森、本维尼思特、乔姆斯基（语言学），皮尔士、莫理斯、塞尔、胡塞尔、斯特劳森、利科、阿贝尔、卡西尔（哲学），巴尔特、麦茨（文学、电影和艺术理论），格式塔学派、弗洛伊德、皮亚杰和拉康（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列维-斯特劳斯、吉尔兹（人类学），勒高夫、海登怀特（历史学）。李幼蒸认为，“今日符号学的非严格研究类型，恰恰表现出符号学对一般人文研究的高度适用性。”

何谓现象？就是“就其自身显现自身者”；现象学则要求人们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按照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海德格：《存在与时间》]但是，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使得科学成为必要而且可能。如果现象不是本质的显现，那么就无从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不可能；如果现象就是本质，科学就没有必要了。[马克思：《资本论》]

中国社会变化迅猛，文化的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国的媒介如何表述这多元的价值观，各种符号的意义是如何确立如何斗争的？对文本的符号学阐释就要回答以下问

题：本文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具体地说，包括：1．本文的主要符号是什么？中心话语的二元对立结构是什么（生与死、自然与社会、正义与邪恶等）？意识形态是如何建构意义的？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又如何提炼为特定的信念体系？这些对立关系是如何解决的？

2．本文的意识形态假设是什么（本文把什么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本文强调、推进了什么？忽略、隐藏、压抑、“忘记”了什么？它们如何被理解为特定社会团体的集体代表的？谁是相信这些意识形态含义的“标准读者”？有无替代解读？

3．本文与谁共谋？（谁讲出了对谁的看法或关于哪些人的哪些事？谁被讲述了却又沉默不抗议？）本文如何与其他本文、其他活动相连？其意识形态含义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什么意识形态系统或神话体系赋予其意义？什么是维持它们存在的社

会政治、经济体制、文化秩序？

费斯克的三个文本理论：首先电视屏幕上有一个基本文本，观众演播室、电视批评和评论、有关演出和影星的特写、闲话专栏和发烧友杂志等等构成了第二个“潜层次”的文本，它们可以表明原初文本的意义是怎样被不同的观众或亚文化激活、是怎样转化为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最后是观众自己生产的文本：他们对电视的谈论，他们写给电视台的信，他们在生活中对电视所引导的服饰、言谈、举止以及思考的采纳。

索绪尔：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

索绪尔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1912年形成于德国的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Gestalt），这与《教程》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可见，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产生是同时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果。

《普通语言学教程》全书分六部分：绪论、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和结论，其中前三部分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历时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基本延续了前人的观点，但纳入了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地理语言学属于外部语言学。我

们简要介绍一下前三部分的内容。

在绪论部分，索绪尔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把复杂的语言现象分为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和言语行为（langage）三个层面。

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每个人的言语行为性质是多方面的，跨许多领域。它既是物理的，又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是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的。

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是个人被动地从社会接受而储存于头脑中的系统。它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是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具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

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互为前提。个人要说话使人理解，必须用语言，同时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体现在言语当中，而且，使语言发生变化的也是言语。所以，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索绪尔认为，应该有两门学科分别研究，一门是语言学，一门是言语学。为了强调

语言的同质性和系统性，索绪尔还提出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区分，一切跟语言的机构、系统有直接关系的要素都属于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索绪尔在确定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质同时又指出，在社会现象中有一类特殊的社会事实，就是符号。语言就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他提出设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符号学，语言学应是符号学的典范，这是它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因

此，索绪尔也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

这样，索绪尔首先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并对其性质做出了第一次概括，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在一般原则的部分，索绪尔进一步论述了语言的符号性质和存在。

索绪尔首先为语言符号概括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是符号的任意性，一个是符号的线条性。这是对语言符号系统进一步论述的理论前提。

所谓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指语言符号单位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概念，称为符号的所指，一个是音响形象，为符号的能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

关于语言中音与义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论争。并非索绪尔最先指出语言中的音义关系带有约定性，不过，却是索绪尔首先为音义关系的任意性确定了在理论体系中头等重要的地位。他首先明确否定了以往的“约定论”中孤立地看待语言单位音义联系的立足点，认为语言不是分类命名集，不是给已经存在的概念范畴命名，相反是在语言系统中创造出概念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孤立的符号单位具有外在于系统的价值。同时他也否定了从语源方面对音义联系探询和论证的意义。因此，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完全不是就符号的创制或产生来说的。在索绪尔看来，任何时代任何社团的说话者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前人的语言遗产。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是一个既定的系统。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就一个系统中的单位价值而言的。正是由于符号单位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符号在整个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所以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系统制约的，二者在实质上没有可论证性，是任意的。这样，语言结构的整体成为第一性的，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主体。他认为，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实际上，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基石。

符号的线条性是指符号只能在时间上展开，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索绪尔认为，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其重要性与第一条原则不相上下，“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索绪尔在后面谈到了制约着整个语言系统运作的两种重要的关系，即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其基础就是符号的线条性。我们在以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线条性往往是语言单位的切分和替换的基本前提。

明确了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性质后，索绪尔对语言的存在做了比较全面的把握。把它放在时间和大众的实际背景中，指出了语言系统对于使用者的强制性，即语言的不变性，以及时间带给语言的缓慢的连续的变化，即语言的可变性。他特别强调，语言的变化印证了每一语言状态的偶然性和符号的任意性，这是19世纪语言的历史研究带给人的

启示。

正是基于语言的这种存在状况，索绪尔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

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成系统。

索绪尔指出，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都具有内在的二重性，必须区分两条轴线，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关系的同时轴线和事物在时间中的变化的连续轴线。二者的研究在方

法和原则上是根本对立的，必须加以区分。一个作为价值系统的语言结构必须是同质的关系系统，要素的价值取决于系统的状态，不取决于要素的历史。因此，语言的演变都是个别要素的孤立的变化，它们是一些与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要确定要素在语言系统

中的价值，只能从共时的状态中把握。

这样，在“一般原则”这一编中，索绪尔阐释了语言符号的基本性质和存在，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划分，进一步确定了语言共时研究在语言系统研究中的首要地

位。

在第二编“共时语言学”中，索绪尔提出语言共时描写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其核心为价

值理论。

索绪尔首先提出了在把握特异共时系统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即语言具体实体的确定。所谓具体实体，就是指由能指和所指两面结合而成的符号单位。

符号单位的确定在过去不是一个问题。历来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是一个初始的概念，词的同一只是声音和意义两方面同一的综合。不过，索绪尔指出了问题的复杂性。他揭示出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事实，即人们心理中的一个词在具体使用中具有千差万别的声音和意义，所以词的同一不是简单的声音和意义的同一，不能凭实质（substance）确定单位的价值和同一。事实上，单位实体是一个形式实体，它的价值是由它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实体的关系决定的，而单位的同一实际上是这种价值的同一。由此，索绪尔提出了其语言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理论。

索绪尔分别从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两方面论证了符号价值的确定。他指出，概念没有什么初始的东西，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例如，英语中的sheep和法语中的mouton都有“羊”的意思，但二者价值并不同。在法语中mouton还可以指烧好的羊肉，而英语中的sheep却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因为英语中还有mutton一词，专指羊肉。所以概念价值的确定必须立足于单位存在的语言系统。另一方面，语言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

音响形象和其他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

这样，一系列的概念差别和音响形象差别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积极的语言符号实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与其他符号相对立而存在。

价值理论揭示出，语言实体完全是形式而不是实质（substance），是具体言语中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正因为这一形式系统的存在，在言语活动中具体的语音才能传递出具体的意义信息。同时可以看出，索绪尔的价值学说正与他的任意性原则相呼应。符号的所指不是预先给定的概念，而是由系统制约着的价值。所以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本质的

必然的联系。

由价值理论确定了语言系统中的单位实体的存在性质后，索绪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各项要素的关系和差别是价值的基础，也是语言状态的基础。这些关系都可归为两个不同的范围：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二者都是心理的，是语言生命所不可缺少的。

句段关系指话语中的要素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结成的关系。这种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成为句段。句段总是由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的。句段关系不仅包括一个句段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包括整体和部分间的关系，即连带关系。联想关系指在话语之外，有某种共同点的要素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贮存在人的头脑中，是潜在的记忆系列。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个联想系列。

索绪尔特别强调句段关系中的连带关系，指出句段关系不是两个独立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两个有连带关系的要素的结合，这两个要素要在一个较高的单位里互起作用才

获得价值。整体的价值决定于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部分和整体的句段关系和部分和部分的关系一样重要。由连带关系，我们看到了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之间的依存关系和语言机构的运作。例如，“红衣服”由“红”和“衣服”组成，二者有句段关系，而“红”和“红衣服”、“衣服”和“红衣服”都具有连带关系，正由于这两种连带关系，可以形成两个不同的联想系列，前者如“蓝衣服”、“黑衣服”、“白衣服”等，后者如“红鞋”、“红书包”、“红衬衫”等，这两个系列让我们看到这个连带关系的一般性，并由此我们可以

推出“白衬衫”这样的组合。图示如下：

可见，要表达的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人们在说一句话时，联想集合和句段类型都在起作用。这就是语言机构的运作。

索绪尔认为，一切语法事实都可以纳入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当中，从而在理论上完

成了对语言共时系统的完整把握。

教程编者在全书的最后提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尽管后人考证这并不是索绪尔的原话，但却是和索绪尔的整体思想一致的。这句话反映出在索绪尔语言理论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自身，研究方法是就语言结构自身来描写语言的存在，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语言自身的把握。这正是结构主义语

言研究的基本特点。

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开辟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以往历史看，传统的语法研究是规范性的，长时期处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的附属地位，难于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因此对语言本体的把握难以全面深入，一直缺乏一套独立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十九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开始真正就语言自身做规律性的探究，总结出许多语言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但由于其理论落脚点是语言成分历时变化的语言事实，因此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语言成分间的结构关系。洪堡特的研究虽然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思想也颇为深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宽泛，思辩性较强，提出了有关语言的性质的一系列观念，但却没有拿出把握语言的明确的方

法。

索绪尔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对语言整体的性质加以探讨。如何把握这个整体，确定这个整体的性质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索绪尔以其社会心理主义的语言观念为基础，区分了语言和言语，指出语言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语言学研究的确定的对象。继而，索绪尔又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区分，指出，对说话者来说，唯一存在的现实是语言共时的一面，而语言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要确定某个语言成分的价值，并不需要考虑它的历史来源。从而最终确定了语言共时系统的符号性质。索绪尔的理论把语言研究引入新的轨道，为后人开辟一条新的可行的研究道路。在理论方法上，他为语言研究确定了一个相对封闭，静止，具有结构系统性的研究对象，

使研究得以大大深入。

二十世纪语言研究的成就证明了索绪尔语言理论历史价值，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欧洲迅速发展。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发展了索绪尔有关形式与实质的思想，创立了“语符学”。即使具有相对独立发展过程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也在许多方面与索绪尔有一致之处。到五、六十年代，生成理论逐渐取代了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成为左右语言学潮流的主导学派。虽然生成学派在研究目标与方法上不同以往，但其语言观念与索绪尔仍有一致之处，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始终是从复杂的言语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一套单纯的体系。索绪尔语言研究的基本思想至今仍是各种语言学流派的存在前提。

索绪尔的研究还廓清了语言研究的多种途径，为语言学各个分支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增加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术语范畴，诸如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和历时，语言和言语等。对于研究对象的划分并不等于对语言事实的割裂，而是使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前提。划分不等于只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侧面，不顾联系。事实上，索绪尔早期对原始印欧语的拟测就是把语言的共时结构与历时发展联系起来研究的一个范例，只是他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述。把研究对象加以分类再联系起来考虑，与根本上的混沌不分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索绪尔更强调语言的内部研究，强调共时研究，但无疑也为语言的外部研究、历时研究以及言语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对象。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语言研究中可资比较借鉴的不同研究层次。这一切无疑是使语言研究更趋严密精确的必要前提。二十世纪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相对局限性。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和历史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一个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强调系统的同质性，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从历史上看，一些强调语言个人风格在语言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强调语言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语言研究学派，如欧洲的词与物学派、唯美主义学派等，在感受到语言现象的生动、丰富和复杂的同时，在对语言的统一的规律性的把握上就显得薄弱了。可见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至于以语言是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有序异质的而非同质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来批评索绪尔的观点，就未免苛责古人了，因为这些认识正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系统理论之上的。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也是具有时代性的。这个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这与19世纪兴起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相关。青年语法学派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就是反对虚妄的思辩的，虽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实体观点与绝对的实证主义观点不同，但他仍强调其研究的现实性，而非抽象思辩性。二十世纪初整体思想界有对本质论放弃的倾向，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正是提供了这样

一个非本质论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看来，学术思想的影响和继承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后继者而言，他们对于前辈思想的接受有些是主动的、自觉的，而有些则是不自觉的。不管人们接受与否，索绪尔的思想光辉一直照耀着语言研究的历程。象历史上所有的著名思想家一样，他为人类留下

了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遗产。

结构主义及其特性

结构主义作为一个哲学体系流行于六十年代。对于结构主义的理解，结构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vi-Strauss 1908—）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定义：结构主义是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模式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性质。结构主义自其诞生以来，渗透到不同的领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学派。按照瑞士学者皮亚杰（Piaget）的观点，虽然各派结构主义

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有两个近似点:

第一，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这个转换体系相对其各成分的性质而言含有一些规律。正是由于有一整套转换规律的作用，转换体系才能保持自己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而且，这种转换并不是在这个体系的领域之外完成，也不求助于外界的因素。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第二，结构可以直

接用数理逻辑方程式表达出来，或者通过控制论模式作为中间阶段（皮亚杰1984 ）。

结构的三个特性如下：

1．整体性。整体性指内在的连贯性，即每个结构都由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按一定的关

系构成整体。

2．转换概念。指在结构中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按一定的规律相互替换或转换。

3．自我调节性。为了有效地进行转换程序，它不向自身以外求援，而总是在结构内进行，这也就是结构的自足性和封闭性。 2. 结构主义来源

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

语言符号观。索绪尔认为人类社会在表达和传递有关周围环境和自身的认识成果时，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使用了众多相对自足的形式系统。这些形式系统的共性在于他们不同程度的代替、代表、反映所要表达的主客体对象，如语言、手势等。如果将这些形式系统纳入一个范围，找出其规律，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出于这种考虑，索绪尔提出了符号

学。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明确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本质差别，他认为语言符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整体性。但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之间具有转换性。如：我们的想法可以用口头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体态语言表达，也可以借助道具等不同的符号形式表达。这说明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有着相互转换的可能性。

（1）语言和言语

言语是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个体语言活动。而语言则是指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性部分。在语言活动中，这两者相互关联，互为前提。言语之所以能被人们所理解，是因为有一个被参与言语活动的各方共同掌握的语言系统，否则言语活动就无法进行。同时有了言语实践，才可能建立起语言系统。索绪尔指出，语言和言语虽然相互依存，但不能混为一谈。语言超越和支配着言语，而又在言语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具体的言语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都是由于那个超越其上的语言系统的作用。

（2）能指和所指。

索绪尔认为我们不能把语言符号系统看成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那样便无法认识它的性质。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将前者（概念）命名为语言符号的“所指”，将后者（音响）形象命名为“能指”。而且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任意性指同一物体如：“桌子”在不同的语言中名称不一样，英语中“table”，日语中“つくえ”，汉语中“桌子”。但这种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一旦形成则不可随意改变，这就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的可变性与不变性。

（3）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向度，即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是指在构成句子时，句中每一个语言符号按照时间顺序先后展现而形成的相互间的联系。无论说话还是书写，总是依水平方向一个字一个字的顺序依次完成。因此横组合关系体现语言符号的线性特点。纵聚合关系索绪尔称之为“联想关系”它是指特定句段中的词与“现在”没有出现的许多有某种共同点的词。即在联想作用下构成的一种集合关系。如：在The book is on the desk.中，用on或in或under等都有可能，on, in, under之间是纵聚合关系，说话人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对比而作出选择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它本身的内容所规定，而是在一个纵横交织的关系网中，被语言的结构所规定。这些观点都被直

接运用到结构主义中，只是术语使用方面有所差别而已。

语言系统观

索绪尔认为语言现象是在一定时间互相并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词项的意义依赖于词项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系统就是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指联系的统一体。索绪尔把语言系统比作下棋时棋子之间的规则关系。棋可以由不同的物质制成，但下棋的规则系统却固定不变。这个比喻是对语言结构规则的形象表述，也正因为索绪尔看到了结构的制约作用，索绪尔才实现了语言学研究中心的转移。从研究个人的具体言语，转为研究社会的，抽象的语言，从规定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转为描写性的共时研究。这样才能深入语言的结构系统，抓住语言的本质。语言结构是一套规则系统，这些规则符合人类语言机制活动的实际，具有内在的心理现实性。在语言系统中结构无处不在，结构系统具有整体性，它由若干元素组成，其中任何一个元素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其它元素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体结构的变化。

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范例

以下我们分析将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与其它学科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即结构主义之父－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斯特劳斯认为语言为研究文化各方面提供了范例。斯特劳斯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创立“关于人的普遍科学”而且他把语言看成是“人的科学”的主要方面。他认为既然语言是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那么，它就同时构成文化现象的原型,以及全部社会生活形式借以确立和固定现象的原型，他在著名著作《悲伤的热带》（1955）中指出:“谁要谈论人，就要谈

到语言，而谈到语言，就要谈到社会。”

他认为对语言的分析，显然就为整个文化的分析提供了适合的范例。斯特劳斯指出每个系统，如：亲属、食物、政治的意识形态、婚姻仪式、烹饪等都是整个文化的部分表现，而整个文化最终将被看作是一种巨型语言。

斯特劳斯的符号观和系统性

斯特劳斯将人类文化作为符号系统来看待。在研究亲属关系时，他断定亲属关系是符号系统，尽管不同语言群的人使用的符号不同，但在符号的背后又有规律可循。这种符号组成新的结构系统具有自我调节性和自足性，不必参照外在的“现实”或“自然”来证实自己程度的正确性。如：在叔伯关系中，结构依赖于四个条件：兄弟、姐妹、父亲和儿子。这四种条件组成的相互关系有四种：兄弟关系、叔侄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其中兄弟关系和叔侄关系为一对，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为一对，在每一对关系中，只要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关系如叔侄关系,就可推断出另一对关系,即兄弟关系。可见结构是亲属关系最基本的形式，他指出:“和音位关系一样，亲属关系也是意义的要素，像音位一样，它们只有溶合在一个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通过研究神话，斯特劳斯得出：神话的“意义”不可能存在于构成神话的各种孤立的要素之中，它天生就存在于那些孤立的要素的组合方式中，而且必须考虑到这种组合所具有的转换潜力。”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对结构主义的形成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没有像索绪尔这样全面、深刻地提出一整套成熟的思想。从时间上索绪尔的研究也较早，从理论上无一领域的研究能与索绪尔研究的语言学思想的完整性相比。仅管结构主义流派繁多，他们渊源也不尽相同，难以说清所有的来源，但索绪尔的语言学在结构主义形成中的贡献,功不可没。卡勒（Jonathan Caller）指出: “虽然语言学后来的发展导致了不同学派的出现，但他们无不受益于索绪尔的奠基工作和他对语言的看法”。在语言学界之外，他的榜样已鼓舞了其他人按照类似的方法去组织自己的学科

领域，把他们研究的对象看成是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在许多领域已开花结果。

罗兰·巴尔特

在当代符号学研究方面，罗兰·巴尔特大概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他的名望一方面来自他那些新颖独到的符号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用符号透视眼光对大量社会现象所做的解析，其中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许多有关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问题的符号学论

述。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就其思想对人类的贡献而言，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其所编《巴尔特文选》里的一段话可谓盖棺之论：“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至于他在符号学上的崇高声望则以一件事最为突出，那就是1976年仅有学士学位的巴尔特在福柯的推荐下，成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文学符号学的讲座教授。在那倍显荣耀的就职仪式上，他侃侃而谈：我们“单纯的”现代人把权势看成是一种有些人拥有、有些人不拥有的东西。我们曾经认为权势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现象；现在我们则相信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于是我们发现权势出现于社会交流的各种精巧的机构中，不只是在国家、阶级、集团里，而且也在时装、舆论、演出、游乐、运动、新闻、家庭和私人关系中，甚至在那些企图对抗权势的解放冲动中……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la langue)……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 ),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

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可以说，巴尔特一生都在致力于揭示这一隐匿于符号、话语、文本中的支配力量。然而，就在他处于人生的鼎盛之际，却在1980年被巴黎街道上的一辆货车撞倒而不幸身亡。

巴尔特的代表作有：《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符号帝国》(1970)、《文本的快乐》(1973)、《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述始终贯穿着对语言、代码、符号、文本及其内在意味的关注，即路易让·卡尔韦在《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里所言：“他的这种目光告诉无数的读者，社会的华丽外衣、社会新闻、照片、广告、日常生活等都是符号，他的目光使读者注意到了意义的问题……”

巴尔特的符号理论，主要集中于《神话集》(Mythologies)和《符号学原理》(Elements of Semiology)两书中：前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应用，后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建构。

《神话集》实际上是从传播符号的角度对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做的文化批判，“针对的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如何以近似匿名的方式，被强加在所有社会阶层之上……是布尔乔亚阶级利用伪意识所进行的社会控制和普罗阶级的布尔乔亚化”全书分为两大板块，一是一组评论性的短文——“连续两年，每月一篇以法国时事为主题的感言”(巴尔特《神话集》初版序)；二是一篇论述性的长文，着重阐发了一个主题：整个法国都被笼罩在这匿名的意识形态中：我们的报纸媒体、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剧场、我们的通俗书刊杂志文化……日常生活的所有事物，都依赖中产阶级所有及令我们拥有在人类与世界间关系的表现……他们拥有一个居间的地位：既非直接的政治也非直接的意识形态，他们和平地居于尚武主义者的行动和知识分子的争执之间；且多少被前者和后者所放弃，他们倾向于一致、无意义、自然的庞大群众。

从传播研究方面看，《神话集》的问世无疑是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贡献。6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迅猛发展，各种代码与讯息滚滚涌出。面对如此纷繁错杂的图景，人们往往视其为自然而然的“客观”现象，从而忽略或根本无视其中有一项共同的意义运作在起支撑作用，而巴尔特则以其《神话集》对此做了无情的剖析，借用特伦斯·霍克斯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里的概括：他无情地剖析了法国大众传播媒介创造的“神话”，揭露了它为自身的目的而暗中操纵代码的行径。尽管这些媒介的公开态度是：根本不存在这些代码，它们不带任何偏见地描述真实的现实世界，但是巴尔特的分析精细而有趣地揭示了一个相反的目的：为了创造、证实和强化一个特殊的世界观，其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各个方面都以习以为常的、不可避免的、“正确的”面目出现……

就此他举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法国晚报》上的一则有关蔬菜价格下跌的标题。从表面上看或者从他所说的第一系统上看，这只是一个语言事实，反映的也是实际情况(蔬菜价格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个由自身的能指/所指而形成的语言符号，相对于深层的意识形态系统又只是一个能指，其所指就是政府的措施得力管理有方：在第一个系统里(完全语言学的)，因果关系确实是自然的：水果和蔬菜正当产季，所以价格下跌。在第二个(神话的)系统中，因果关系是人为的、虚假的；但可以说它是绕过自然的后门。这就是为什么神话令人觉得像是无知的言谈：不是因为它的意图隐藏起来——如果它们藏了起来，就不会有效用——而是因为它们是自然化的。

显然，这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路如出一辙，事实上巴尔特对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分析本来就属批判的传播研究。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对《神话集》的某些文化“解读”持保留态度，但无法否认书中所探讨的符号作用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而大众传播又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援引约翰·斯特罗克的断语,《神话集》是“他所有作品里最睿智、最辛辣的一部：凡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彻底丢弃对潜藏在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表象里的意识

形态的天真幻想”。

《符号学原理》则是一部系统严密的学术著作——“由于论述整齐严密，简洁明了，已成为当前西方文学符号学研究的必读书和入门书了”(李幼蒸)。1962～1964年，巴尔特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为学生开了一门研讨课《意义的当代系统》。后来，他根据这门课的讲授内容写出了一篇介绍和普及符号学基本理论的长文，刊登在大众传播研究所主办的《传播》丛刊1964年第4辑“符号学研究”专号上，这就是《符号学原理》。第二年，又出版了它的单行本著作，从此风行天下。《符号学原理》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源于索绪尔的符号学基本概念，同时清晰地梳理了符号学的主要理论，提出了符号学的四对基本范畴：一、语言与言语；二、所指与能指；三、组合与系统(即横组合与纵组合)；四、外延与内涵。加之该书的叙述简练、完美、逻辑严谨，因此欧美各大学常把它指定为文科学生的必读书或参考书：也许正是出于普及的尝试和愿望，作者巴尔特才在大众传播蓬勃发展并对符号学提出迫切历史要求的60年代初，做出了其他符号学家不肯“屈尊”且不一定做得好的这一概念梳理工作。

像“意指”这个有些含混的概念，就被他解释为一目了然的“符号化过程”：符号是音响、视象等的一块(双面)切片。意指(signification)则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如他举的那个人们喜欢引用的例子——玫瑰，在表达爱慕之际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是作为植物的玫瑰，其所指是爱情的意念。作为能指的玫瑰和作为符号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是空洞无物的，后者却是充满意味的，而使之充满意味的就是意指。

总的来看，巴尔特对符号学的建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方面，二是实际应用方面。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进展，是对符号内涵意义的分析，这是“巴尔特符号学实践的根本”。他在应用上的最大成就，是对许多时尚领域如服装、饮食、广告等所做的符号学分

析。

“换档加速”

在巴尔特之前，“内涵现象尚未被系统研究过”。只有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在《语言理论绪论》(1943)里谈到过与之相关的“含蓄意指”：一个由表达和内容所形成的单元，又成为另一个内容的表达。巴尔特的内涵理论，就导源于此。这一理论，最初是他在解剖当代神话的研究中提出的。他所谓的神话，不是通常说的神话，“而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霍克斯)。他在《神话集》里写到：什么是神话?我一开始就要提出一个初步的、非常简单的解答，它和语源学非常一致：神话是一种言谈……任何事情只要以言谈方式传达，就都可以是神话了……世界上的每一种物体，都可以从一个封闭、寂静的存在，衍生到一个口头说明的状态……这种言谈是一个讯息，因此绝不限于口头发言。它可以包括写作或者描绘；不只是写出来的论文，还有照片、电影、报告、运动、表演和宣传，这些都可以作为神

话言谈的支援。

显而易见，他说的神话也就是传播研究里讲的传播。在这一神话言谈或信息传播里，我们不难发现能指、所指及其产物——符号：但神话是一个奇特的系统，它从一个比它早存在的符号学链上被建构：它是一个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那是在第一个系统中的一个符号(也就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意象相连的整体)，在第二个系统中变成一个能指。我们在这儿必须回想神话言谈的素材(语言本身、照片、图画、海报、仪式、物体等)，无论刚开始差异多大，只要它们一受制于神话，就被简化为一种纯粹的意指功能。神话在它们身上只看到同样的原料；它们的单一性在于它们都降为单纯语言的地位。无论它处理的是字母的还是图像的写作，神话只想在其中见到整体符号，一个全面的符号，第一个符号学链的最终名词。也正是这最终名词，变成它所建立较大系统中的第一个名词，

它只是较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简言之，第一个符号系统如语言(包括能指和所指)，成为第二个更大的符号系统如意识形态的能指。对此，巴尔特举的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我在理发店里，有人给我一本《巴黎竞赛画报》。其封面上是一个身着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敬着军礼，两眼向上，可能在凝视飘扬的法国国旗。这些就是这张照片的意义。但是，不管幼稚与否，我很清楚地看见它对我意指的内容：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效力，这个黑人在为其压迫者服务时表现出来的忠诚，再好不过地回答了那些对所谓殖民主义进行诋毁的人。因此，我再度面对一个更大的符号系统：它有一个能指，其自身已由前一个系统所形成(一个黑人士兵在致法国军礼)；还有一个所指(在此是法国和军队的有意混合)；最后，通过能指而呈现所指。……除了黑人敬礼之外，我可以提出许多法国帝国性的能指：法国将军为一名独臂的塞内加尔人别勋章，一名修女进一杯茶给一名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名白人校长教导一个殷勤的黑人小孩：报纸媒体每天努力表现一种永无匮乏的神话能指。

这里，他把第一个系统称为外延，把第二个系统称为内涵。在他看来，内涵代表外延的“换档加速”，当那个从先前的能指/所指关系中产生的符号成为下一个关系如神话的能指时，内涵便产生了。他在《符号学原理》里就此做了更明确的理论解说：所有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层面(plan d｀expression,缩写为E)和一个内容层面(plan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