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城市广场的发展及演变研究

欧洲城市广场的发展及演变研究

摘要：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结合科学、社会、艺术等,从城市广场的萌芽、雏形、发展、继承与颠覆等方面重新阐释了欧洲城市广场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及演变原因,以使后人更深入清晰地了解到欧洲城市广场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城市广场;演变过程;君权绝对化;发展过程

根据建筑和城市史的记载，西方广场的原型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一些城邦制国家（city state），是城市中为建筑物所围合的、称作“Agora”的一片开敞空间，以始于公元前5世纪、成型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的共和制城邦国家雅典的Agora较具代表性（图1）[1，2，3]。在功能上，雅典的广场从形成之初就是当时的市政机构向公民宣读政令、公告的场合，是公民集聚议论政事的场所，是人们从事商品交换的集市。构成广场围合界面的公共建筑则包括会堂、市政厅、大大小小的神庙，以及叫作“Stoa”的具有多种功能的敞廊。后者常被用来容纳店铺和各种市政机构，如法庭、市场管理等。虽然广场中点缀有各种雕像，但始终被保留为一片完整的空间，以便公民们从事各种活动，如节庆、游行等。

始于雅典等地的城市广场，后来在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位于地中海沿岸的阿索斯（Assos）和普列耶（Priene）等城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前者的广场顺自然地形演变而成，呈不规则梯形；后者则是在经过规划设计的方格网城市平面上形成，为规则矩形（图2，3）。但在一些基本方面，这两地的广场可以说是有着相同的特征。

朱克在《城市和广场》一书中，曾不无遗憾地将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那些具有不太规则形状的广场称为城市演变过程的“副产品”（by product）[1]。朱克之所以这么说，似乎是由于他对广场的分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广场空间的形成背后都是有某种（美学）意图，并且这些意图会在广场的视觉效果上得到体现。如果一个广场的形态在视觉上无法让人体会到这种意图，那它就或多或少是无意地形成的，因而也就是个副产品。

笔者认为，朱克的“副产品”一说，其实恰恰点出了西方城市广场从开始形成就有的一些根本特性，即无论是由自然演化而来或是经过人为规划设计，一个广场的形态首先是由城市公共生活和“城市的建筑”的基本结构所决定的②。这反映在：①广场空间是为容纳室外公共生活，而非出于视觉审美需要才形成的；②广场空间是靠房屋围合而成，而这些房屋又通常是作为城市街坊的一部分来构成广场的连续界面的③；③城市街道与广场相交时通常是从角上进入广场，或是让广场偏于街道的一侧（off-the-street）以使广场空间本身不受交通的干扰；④由不同功能和等级的建筑同时构成城市广场的界面，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广场空间在使用上具有的公共性和多元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不仅那些由自然演化而成，而且那些呈规则形的广场也可以被称作城市演变过程的一个副产品。城市广场的形成，就其与房屋建筑相依相存的关系而言，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城市建筑的副产品。

四从城市公共空间到象征权力的祭坛

始于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城市广场在共和制的罗马又以“Forum”的形式出现。早期的罗马城市广场在内容和形式上不仅继承了古希腊城市广场的传统，而且在其城市性方面更有所发展。如庞贝（Pompeii）的城市广场，围合广场的建筑物除了容纳有店铺和作坊的柱廊以外，还包括功能上更专门化了的商场、各类市政机构、神庙，以及公民议论政事和仲裁纠纷的厅堂——巴西利卡（Basilica）。而这些构成广场外围界面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本身又是周围街坊的组成部分（图4）。

不过这种带有较强的平民性和生活性的城市广场到罗马帝国时期就基本上被改造成另一类叫作“帝国广场”（Imperial Fora）的东西，成了帝国的统治者们搞皇帝神化和个人崇拜的工具（图5）。在空间设计上受到东方陵寝建筑影响的罗马帝国广场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来割断其与市民广场的联系的：①由柱廊和高墙围合起来的闭合院落空间，取代了原本与城市街道有自然联系的城市广场；②象征皇帝身分和权力的建筑——神庙，逐步将所有其他公共性和平民性的建筑排除出Forum的范围；③中轴线对称和高度规整的平面布局，迫使人们的视觉体验集中到位于中轴线一端并被抬高了的神庙建筑或曰祭坛上[4]。

五中世纪城市的市民广场及其“设计原理”

从罗马帝国的解体到欧洲文艺复兴初期长达900多年的一段时期内，欧洲城市经历了一个从衰落到重新繁荣的过程。城市广场的传统在这段时期内，尤其是于13～15世纪前后（即欧洲史上的中世纪后期到早期文艺复兴）逐渐得到恢复，并在许多城市有过很大的发展。

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广场几乎无一不是经由当时城市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产生的。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趋于繁荣，城市主要街道的局部逐渐被改造成集市广场；公民自治的城市政治体制，导致了新型市政厅建筑和市民广场的出现；而教会与市民生活的密切联系，则把不少原本附属于教堂的外部空间变成了兼作容纳市民世俗生活的多用途广场[1，5，6，7]。这个时期形成的城市广场在空间结构上，几乎无处不反映出“城市建筑的副产品”的特征，如广场空间与外围建筑之间的依存关系，以及广场在功能使用和象征意义上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性、生活性和多元性（图6）。这些特征在当时一些实行共和制的意大利城市，如锡耶纳、佛罗伦萨和维罗纳等地的广场表现得尤其突出（图7～9）。

这些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城市广场，由于其对后世产生的经久不衰的魅力，曾促使不少人去分析、探索其背后的“设计原理”[8，9]。但大多数这类分析很少能够就这些广场的形态提出更具启发意义的解释；只是指出一些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的审美标准和设计原则所起的作用，譬如说用几何形状、轴线和透视原理来“规矩”原本不规则的空间，用柱廊等建筑词汇来统一广场外围的建筑立面，以及用雕像等来建立空间内的视线焦点（focal point）等。

在《公民现实主义》（Civic Realism ）一书中，彼德·罗主张，在一些西欧城市公共

空间的形成过程中，公民自治的政治实践和公共空间的生成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外部空间占用和意义表现方面产生的各种冲突及其调和。当这种互动达到某种平衡时，其结果是一种真正的（authentic）公共空间的诞生。这种公共空间“属于每一个人，但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10]

笔者认为，彼德·罗的上述解释，主要是就某种公共空间产生的社会过程而言的。但这一解释确实也有助于我们对一些中世纪城市广场背后的“设计原理”有更深刻的理解。譬如说从彼德·罗用来阐明其“公民现实主义”理论的锡耶纳城坎珀广场（Piazza del Campo）我们就能看出，一个城市共和国对广场的公共性和生活性的追求，似乎主要是通过将广场空间完整地保留为公众生活的舞台来体现的；而该城市社会对广场空间使用的多元性的认同，则间接表现为广场外围建筑组成的多样性，以及对广场空间构图的永恒性和规整性的否定等[10]。

六巴洛克城市设计的兴起和传统城市广场的消亡

从文艺复兴盛期到巴洛克风格晚期（16世纪中～18世纪中）约200年的时间里，广场观念和广场建造在一些主要的欧洲城市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反映到空间形态上，则是前面所指出的那些市民广场特征的基本丧失。

巴洛克城市设计思想对广场演变产生的影响始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对中世纪城市广场的“条理化”改造和艺术装点，以及将城市外部空间（包括街道和广场）视为独立的造型艺术对象。不过这一改造过程并未使意大利的城市广场完全脱离城市生活和城市建筑的结构。但是到了17世纪法兰西专制君主的手中，广场——与城市街道一起，不仅成为创造城市景观的一大手段，且基本上被改变为展示个人纪念碑的场地，变成象征绝对君权的工具了。

我们今日熟知的巴洛克城市设计的一些基本语汇，如由城市主要的空间节点（nodal points）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的林阴大道，以及围绕这些节点和轴线所作的规整对称的建筑布局等，原本是一些法国贵族从他们的乡间狩猎林苑发展出来的造园艺术手段，目的是让人们在茂密的树丛中搜寻猎获物时便于识别方向。这套语言后来被一些园艺师和建筑师引入法国宫殿建筑群和城市设计，成为在大尺度空间范围内创造华丽壮观景色的主要手段（图10）[11]。尺度开阔、不同几何形状的节点空间与城市街道结合到一起后，就为法国的君主们在城市里展示个人雕像提供了理想的场地；而从四面八方交会于这些“广场”的大道，则为观赏这些纪念碑提供了最佳的视廊（图11）。

17～18世纪形成的这种广场观念，与这之前基本上属于“城市建筑的副产品”的广场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不仅因为建造这类广场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颂扬和取悦专制君主们，而不是为平民百姓提供城市公共生活的舞台；而且作为一种由乡间林苑移植到密集型城市的造景方法的产物，这类广场实际产生的公共空间效果与传统的广场也截然不同。

如图12所示，一个位于多条街道交会点上的广场，和外围的建筑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界面关系；与此同时，广场周围那些被呈锐角相交的街道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地块，

多数既不能用于建筑目的，也形成不了围合空间。其次，这种基本上被街道包围、岛屿般的广场空间被繁忙的机动交通所阻，既不利于行人到达也形不成活动空间，因此最终只能充当纪念碑等的“托盘”或是景观装饰。再者，为了放置大型雕像或是表现性建筑而采用的规整庄严的空间构图，一般在总体布局上排除了广场建筑在内容组合上的多样性，其直接、间接的结果往往是导致广场使用的多元性和生活性的丧失。

在其后100多年里，巴洛克城市设计观念对欧洲乃至世界各地许多城市的建设有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由于这种用城市空间的宏大气魄来象征政治权威的手段深得统治者们的喜好，又由于其在空间构图和景观创造上既迷人又浅显易学，不少欧洲乃至北美国家的都城一度都竞相模仿、采用[11]。此外，由于这种城市设计方法提供了处理大尺度城市空间（譬如街道），以及将郊野自然景观引入城市的概念，客观上也为解决后来工业时代城市出现的种种矛盾冲突提供了一些规划手段。与此同时，由于作为这种城市设计方法的伴生物——大型阅兵广场和展览场地式的广场，无论是在建造意图和空间造型方面，引入的都是一种与传统市民中心根本不同的公共空间概念，因此其对后世城市建设的影响之一就是将与普通市民生活关系更密切的广场形态从我们的设计语汇里逐渐地去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