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_城市病_以近代上海为例

城市化与“城市病”*

———以近代上海为例

戴鞍钢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摘要：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些社会和环境问题凸

显，困扰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并影响日后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过大，给居住、交通、就业、环

境等都带来一系列问题。揭示这些问题，在城市管理方面可供有关部门借鉴。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病”；近代上海

*本文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7JJD770098。

收稿日期：2009-11-12

作者简介：戴鞍钢男（1955-）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0）01-077-（8）2010年1月

第11卷第1期

Jan.,2010Vol.11,No1

1843年上海开埠后，因其独特的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很快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第一大港，其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也率先发展，城市化进程居全国首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是中国

城市规模最大、

人口最多的首位型城市。①众所周知，上海及中国是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被迫对外通商和卷入近代世界体系的。就中国自身而言，在开埠前无论是社会经济结构还是城市形态，尚处于前近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是在外力强行介入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突变因其自身准备不足，呈现出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此相联系，伴随上海开埠后较快的城市化进程，习称的“城市病”即困扰当时城市居民生活并影响日后城市健康发展的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凸显。本文拟就其中城市人口剧增及其伴生的相关问题，试作论述。

一

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的设立和扩张、中外贸易的推进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范围大为扩大。

1845年英租界设立时，面积830亩，东至黄浦江，南至洋泾浜，北至李家厂，西界未定。一年后定界路（今河南中路）为西界，增为1080亩。1848年11月，英租界向西扩展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面积2080亩。同年美租界设立。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经两次扩张后，到1899年面积达33503亩。1849年法租界设立，经三次扩张后，至1914年面积达到15150亩。两者合计，为48653亩。这一面积是原来传统上海县繁华地区的五六千亩的8倍之大。城市人口也增长迅速，1843年约为27万，至1910年

已达128万余人，

跃居全国首位。②大量外地人口涌入上海，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叶太平军江南战事期间；此后随着战事的平息和

避难人口的返乡，上海城市人口一度曾明显减少。③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特别是

近代工商业的持续发展，涌入上海谋生的外地人越来越多。1876年的《沪游杂记》不乏这方面的记载：“三国租界英居中，地广人繁，洋行货栈十居七八，其气象尤为蕃盛；法附城东北隅，人烟凑密，惟街道稍觉狭小，迤东为闽、广帮聚市处；美只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上海雇轿随处皆有轿行，脚价甚昂，一永日非千文不可。自东洋车盛行，大为减色，向之千文者今则六七百文。轿夫以苏州、无锡人为佳，上身不动，坐者安稳。其次扬州人，不过脚步稍缓。若本地人抬轿，则一路颠簸，轿中人浑如醉汉矣”；在当时的上海，“雇用女仆必由女荐头处唤来，大约无锡乡间荡口镇人最多，男仆亦然”。④

1890年，参与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元善详细描述了棉纺织厂的用工所需：“查织机两张用女工一人，纺纱机两部女工一人，搓纱机两部女工一人，绕纱团机一部女工四人，扣机一部女工二十人，拉细条机一部男女皆可三人，轧花机一部男女皆可一人，拣花机一部男工一人，弹花机十五部合男工三人，剔花机一部男工一人，拉粗条机一部男工一人，绕纱轴机一部男工一人，浆纱机一部男工三人，刮布机一部男工二人，够布机一部男工一人，压布打包机一部男工三人，全局用洋匠四人，修机、烧煤等华工匠约四十人，小工约一百人。此指五百张织机日工而言，如开夜工加倍。男女工每日辛食二百文，洋匠每月一百七十五元，修机、烧煤等工匠每月五十元至十二元不等，另洋总工师一位每月四百

元。大凡粗重事用男工，轻细事用女工，教练尚易。”⑤1893年，有2000多名女工在该局劳作。⑥同年12

月24日《北华捷报》称：“新工业的创办给上海的中国人带来很大的好处，估计有一万五千或两万妇女被雇佣，从事于梳理禽毛以便载运出口，从事清检棉花与丝，从事制造火柴与卷烟。”

据统计，1852年至1910年，上海城市人口从54万余人增至128万余人，净增约74万人，年均净增长约13000人。其中的大部分来自江苏和浙江，1885年上海约有40%的人原籍浙江，37%的人原籍江苏，时至1935年，两者所占的比重有所变化，分别为37%和53%，总共约占上海总人口的90%。⑦

具体而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经济扩张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朝政府鼓励工商政策的推动，中国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有明显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加的态势。一项综合性的研

究表明，“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⑧。

据统计，1895—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6%，1911—1925年上升至12．05%；1925—1936年有所减缓，但仍达到6．53%。⑨其总体增长态势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可见下表：

上海30人以上工厂数占全国的比重

(1911—1933)

年份

全国工厂数上海工厂数上海占全国%1911

1714828．11927

137444932．719332435118648．7

资料来源：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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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工业产出衡量，据估计1936年上海中外资本工业的总产值已达1182亿元，比1895年增加40多倍，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⑩与此相联系，上海工人总数猛增。据估计，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比甲午战争前增加8．5倍，而同期上海城市总人口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增长幅度不到3倍，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輥輯訛

二

开埠以后，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远非同期中国其他城市可比。诚如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所指出的：“上海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决不是仅仅由于辖区的扩大以及人口的自然增加，而主要是由于人口从广大内地迁入的缘故，……广大内地的人民，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经常地流入上海，这是上海市区，特别是租界地区百余年来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輥輰訛据统计，1929年上海全市28．5万多名工业职工中，纺织业有近20万人，其中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此外在交通运输业中，又有近3万名码头装卸工人和8万多名人力车夫，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外地的破产农民。在商业方面，全市约有72858家商业企业，共雇佣24万多名职工，其中也是以外地籍居多。综合以上各业及其家属，总数不下数十万人之多。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加上商业职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多人。他们大部分是外来移民，连同其家属在内，成为总人口达数百万的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輥輱訛其中有些来自上海近郊，民国《上海县续志》载：“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近年东北各乡机厂林立，女工大半入厂工作”。輥輲訛民国《川沙县志》称：“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该县北乡，原先“男事耕耘，女勤纺织，近来壮强男子多往沪地习商，或习手艺，或从役于外国人家，故秧田耘草，妇女日多，竟有纤弱者不惮勤劳者，此则今昔之不同也。”輥輳訛在嘉定黄渡农村，“许多男子都去上海谋生，每一家普遍总有一二人离家乡奔入都市，因此剩余在农村的劳力是妇女儿童和少数男子”輥輴訛。民国《宝山县续志》载：“境内工厂，邑人所创办者，大都为棉织类，盖一因妇女素谙纺织，改习极易；一因土布价落，设厂雇工兼足维持地方生活也。淞口以南接近沪埠，水陆交通尤宜于工厂，故十年之间江湾南境客商之投资建厂者视为集中之地，而大势所趋，复日移而北。”輥輵訛当时，“郭乐在上海吴淞口建造永安第二纱厂的时候，就想到上海的郊区农村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輥輶訛

“以江苏有的来自毗邻上海的江浙地区，据1929年对在沪游民的一份抽样调查，在被调查者中，

人为多，占51％；浙江次之，占22％。然以籍贯言，除不明者外，固18省皆有也。大致以与上海交通联络便利者，其在沪流落之人数亦愈多，故苏为冠而浙次之，鲁有80余人，皖有60余人，鄂有50余人，河南、河北各30余人，湘、粤、赣各20余人。此外如黑、甘、滇、新以距沪较远，于此1471人中竟无一人”。輥輷訛1917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其家乡浙江余姚蒋村，看到“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村里的老人告诉他：“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輦輮訛1927年2月14日《时报》载：“上海近年以来人口日增，所需佣工亦日多，苏、松、常、镇、扬各地乡妇赴沪就佣者，岁不知几千百人。”江苏常熟的贫苦农民，“唯有向城市另谋生活之道，内地城市，工业尚未发达，无法容纳，大都转趋大城市，男子入工厂充劳役，女子多做人家的奴仆”。輦輯訛据1937年的调查，上海丝织业职工，“大多来自浙东、浙西、江苏及其他地区，人数最多的首为浙东的嵊县、东阳、新昌，次为浙西的杭、绍、湖州，再次为浙东义乌、诸暨，江苏的苏州、常州，其他地方的人为数很少”。輦輰訛

“工人的来源大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按籍贯来说，车务部方面以苏北人在英商上海电车公司，

占多数，其中尤以盐城人为多；其次为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假若以省份来划分，则以江苏

籍者占绝对多数；次为浙江、山东及其他。机务部则以宁波籍者为多，约占十分之六；其次为扬州、无

锡、安徽籍者占十分之二，苏北帮占十分之二，大都为铁匠和小工”。輦輱訛

据调查，当时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大多数为失业之后，无业可得，以及毫无把握莽莽撞撞至

上海谋事”。輦輲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如其所愿，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依旧难有温饱。

人力车夫，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1897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内人力车执照数为48888张，1901年时为60915张，1908年又增至98071张，到1924年，租界内人力车数量已超过13000辆。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街头有执照运营的人力车已有2万多辆，城市人口平均每150人一辆，人力车成为电

车、汽车以外，市民外出主要的交通工具。輦輳訛全凭体力的人力车夫，原先都是农民。据调查，“他们的

籍贯多属于苏北东台、盐城、阜宁、高邮、泰县等处，少数则属于南通、海门”。他们分早晚两班，“早班每月约可拉20天，晚班每月约可拉15天，平均每天可赚1元左右，家庭生活万分清苦，终年住草棚，穿

破衣，吃小米”。輦輴訛

三

如前所述，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当时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远不及实际需求，即使在近代城市经济较为发展的上海，情况也很严重。据1934年5

月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仅华界内的无业游民就有29万人之多。輦輵訛即使按照最低年份的比例推算，

1930年至1936年间整个上海的失业或无业的人口至少为60万或70万人以上。輦輶訛这就导致这些流入

城市者大多成为触目皆是的城市贫民，或勉强糊口，或依旧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其中很多人在城市

边缘地带搭建了成片的窝棚栖身。輦輷訛

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上海租界的10万名人力车夫中，“大约有6万是没有家眷的，他们都住在车行里，由承放人搭建二层三层搁楼供给车夫居住。在每一家车行的二层搁楼上，须住着二三十个车夫；一间三层通搁，则须容纳四五十个车夫。他们在地板上铺着肮脏的被席，依次的排列着。他们中间拥挤得没有一些距离，这里的空气是污浊的，地板是龌龊的，臭虫、白虱是这里的特产品”。在

有家眷的4万名车夫中，

“约有2万以上是过着草棚生活的，他们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空地上花费一二十元，有的每月还要付几角钱的地租（有的没有地租），搭一间简陋的棚舍，勉强作为栖身之所”。輧輮訛

棚户区的生活环境，只能用非人来描述：“草棚大率建于泥地之上，四周墙壁或用竹篱，或用泥草碎石等泥凝物，顶覆稻草，窗是大都没有的。通常一座草棚是一大间，长二丈，宽一丈余，也有用芦席或板壁隔成小间，前部为炉灶和休息之所，后部为卧室厕所。地下没有沟渠的设置，一遇天雨，积水是

无法排泄的。”

輧輯訛城市边缘地带成片的棚户区，也见于中国其他口岸城市。有学者指出：“这在有大量来自华北乡村移民的天津，表现得非常明显。你很难将租界内住洋楼、穿西装、吃西餐者与住在城市边缘的窝棚

里，过着与乡村农民相差无几生活的新移民相提并论。”輧輰訛据1921年的调查，在杭州“当地有不少被

叫做江北佬的人，他们是从长江以北移居而来的从事零工、杂役业的下层人民。其收入仅仅只能糊口。这些人多是贫穷的，有的在陆上租房，有的就居住在随他们而来的系在运河边上的破旧的小船上。傍晚时分，从其附近经过，发现蓬头垢面的妻子、子女在河边淘米，敝衣褴褛的幼儿在一边又哭

又闹，其情景真让人觉得可怜。他们生活在杭州城外的湖墅附近，这样的家庭约有1000户之多”。輧輱訛

据1934年的调查：“南京自奠都（指1927年———引者）以来，户口日增，而棚户之增加尤速，……有人说奠都以前仅有棚户4000余户，此说果确，则奠都至今，棚户增加了9倍左右，因为现在棚户已有38000户以上了”；“总之，南京棚户自奠都以来，有飞跃的增加，至今仍增加不已。究其原因，实甚复杂，言其大端，则一因南京渐成现代的大都市，吸引人口之力增加，二因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被迫离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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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趋市”。輧輲訛

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安家或长期立足，如1931年的一份调查所揭示的：

“他们的迁徙非因都市直接生产的工商业的繁荣需要劳力而被吸收到都市的，徒以天灾、

—引者）、土地不足等原因的循环，逼着乱跑。”輧輳訛与此相联系，在1930年战争、匪乱（系当时的用语——

代前期各省乡村迁徙的人口中，仍以在乡村地区间相互迁徙的比例为最大，城市与乡村互相迁徙的比例则较为接近，而其中由城市回迁乡村的比例甚至还要更高一些。輧輴訛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众多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的基本状况。

四

上海开埠后的城市行政格局，人称“一市三界”即分属华界、英美租界（后称公共租界）、法租界管辖。直接源自西方的近代市政设施及管理模式，在上述租界范围内有很快的推进。19世纪60年代大英自来火房和法商自来火房建立，租界开始供应煤气。80年代租界又先后建立了电厂和自来水厂，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在上海相继出现。下水道设施也不断改进，从明沟到暗渠，在法租界，“直径2米到3米的砖砌下水道，这在上海从未看到过，被建造在这条河浜的旧河床上，这条下水道从1900年或1901年开始建造，到1908年完工”。輧輵訛近代西方样式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已经较为广泛地进入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城市生活领域，城市管理也趋制度化，1876年就有租界当局颁布的“例禁”：

“一、禁马车过桥驰骤。

二、禁东洋车、小车在马路随意停走。

三、禁马车、东洋车夜不点灯。

四、禁小车轮响。

五、禁路上倾积垃圾。

六、禁道旁小便。

七、禁肩舆挑抬沿途叫喝。

八、禁施放花爆。

九、禁不报捕房在门外砌路、开沟及拆造临街房屋。

十、禁私卖酒与西人饮。

十一、禁春分后、霜降前卖野味。

十二、禁卖臭坏鱼、肉。

十三、禁卖夜食者在洋行门首击梆高叫。

十四、禁肩挑倒挂鸡鸭。

十五、禁吃讲茶。

十六、禁沿途攀折树枝。

十七、禁九点钟后挑粪担。

十八、禁乞丐。

十九、禁夜间形迹可疑及携挟包裹物件手无照灯。

二十、禁聚赌酗酒斗殴。”輧輶訛

同时应该指出，上述设施和规章主要见于租界区域，在租界以外的华界如豫园所在的上海老城厢，尽管人口拥挤，近代市政设施却几无踪影，1861年在上海老城厢游览的德国人看到：“开着门的房子几乎都是小商铺和小酒馆，居民们有的闲聊、抽烟，有的在干活。小工场和小杂货铺里，摆着蔬

菜、鱼肉、水果、鲨鱼翅。还有许多可怕的食品，杂乱地堆在一起。烟叶、鸦片烟枪、蜡烛、丝织物、墨、瓷器，还有欧洲的玻璃瓶、火柴，以及全世界到处都有的英国花布，乱七八糟地陈列着。有些行当集中在自家的街巷里，比如鞋匠、草编匠和木匠，木匠能做很漂亮的镜框，还做刻书的木板，因为这儿还不用活字印刷。房子是木头和石头造的，有一到二层，彩色的翘檐，非常漂亮的招牌，然而被熏得

发黑，看上去残败不堪，需要修整。”

輧輷訛房价也高低悬殊，1896年7月14日《申报》载：“南市（指老城厢———引者）房价不及北市（指租界———引者）三、四分之一，而人皆乐于舍贱而就贵。”1898年，一位在上海游历的英国人目睹：“土著上海（指上海老城厢———引者）是个外表平常而忙碌的城市，一群群身穿土布的人，一路小跑，讨价还价，拖拽着物品，挑着担子，叫着喊着，是令人难忘的特点……只有八英尺宽的石板路，却被数不清的摊位弄得更加狭窄……在许多地方即使独轮车（惟一可行的交通工具）也很难行进”；她感叹：“回到明亮、宽阔、干净、道路铺设良好、卫生设施齐全的洋上海街道上，我对从前这样多的居民（指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引者）不认识邻近城市（指上海老城厢———引者）黑暗、拥挤、肮脏、狭窄、污

秽、烟雾弥漫的旧城街道，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了。”

輨輮訛上海开埠后，老城厢的居民仍长年或自己或雇人挑河水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当时，“沪城内河渠浅狭，比户皆乘潮来汲水而食。潮退腥秽异常，故饮者易生疾病，初至之人尤觉不服。即凿井而饮，水

味亦不甘美”。輨輯訛因而当租界动议兴办自来水时，老城厢也有人主张效仿，“设机器铁管引江水灌注

城内四隅，以济民食。后以费巨不果”。輨輰訛直到1902年，才有老城厢内地自来水厂竣工。但在其他华

界地区，仍是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和城区的扩展，近郊农村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如水资源的污染问题，也初露端倪。在宝山县江湾一带，“沿淞沪铁路天通庵与江湾车站之间，有威士制革厂，傍江湾河而立。凡厂中秽水，皆洩于河中。江湾沿河居民，因河水污染，饮之有害，乃于前月诉请地方会公团同淞沪警厅卫生科贾科长等，当场取河水四瓶，请同济大学化验师巴尔德检验。兹据巴氏检验之结果，谓此水实有毒质，不能为饮料。……由查验之结果，证明此河之水，因受该厂洩水之污，全不可

为饮料，虽在河流极远之处，仍蒙其害。此水不独生饮不宜，即煎沸食之，亦依然有害康健云”。輨輱訛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极大地改变了相关地域原有的景观。在1920年至1930年间的法租界，“卡车、倾斜车和两轮车夜以继日地向工地上运送大量的泥土、碎屑和家用垃圾，为市政建设填埋河浜和低地，进行铺路；建设公司也在工作。不到20年，辟筑的道路就有42公里之多。在1920年租界所有道路长度为62.604公里。在1940年为105.259公里。租界的面貌完全改变了，不再是宁静原始的城市，

不再是露天生活的殖民城市。所有的田地和种着芦苇的河浜消失了，乡村原野消失了”。輨輲訛这些近代

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源污染和环境改变等问题，容当另文探讨。

注释：

①详可参阅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有关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总体状况，详可参阅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和“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2009年）等；海外学者的相关成

果，可参阅熊月之等编译的

“上海史研究译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004年）等。②周振鹤：《城外城———晚清上海繁华地域的变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哈佛大学东亚系编：《都市繁华———1500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编印），第373页；（美）墨菲著，章克生等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

第1期

戴鞍钢：城市化与“城市病”

社1986年版，第8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

③详可参阅戴鞍钢：《太平军江浙战事与上海城市经济的若干变化》，《上海研究论丛》第6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④葛元煦撰，郑祖安标点：《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103、96页。

⑤刘明逵：《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1册，第393页。

⑥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070页。

⑦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7、112~115页。

⑧[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⑨徐新吾等：《上海近代工业主要行业的概况与统计》，《上海研究论丛》第10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

⑩黄汉民等：《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輥輯訛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9页。

輥輰訛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3、14页。

輥輱訛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4页。

輥輲訛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卷8。

輥輳訛民国《川沙县志》卷14。

輥輴訛徐洛：《黄渡农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第1期（1933年11月）。

輥輵訛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

輥輶訛徐鼎新等整理：《永安企业口述史料》，《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3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59页。

輥輷訛《一千四百余游民问话的结果》，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4月），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04页。

輦輮訛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3、125页。

輦輯訛殷云台：《常熟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及农民生活》，《乡村建设》第5卷第5期（1935年9月）。

輦輰訛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

輦輱訛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史资料丛刊），第242-244页。

輦輲訛《一千四百余游民问话的结果》，原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4月），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304页。

輦輳訛马长林：《上海的租界》，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輦輴訛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史资料丛刊），第674、675页。

輦輵訛阮清华：《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輦輶訛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31页。

輦輷訛详可参阅蔡亮：《近代上海棚户区与国民政府治理能力》，《史林》2009年第2期。

輧輮訛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史资料丛刊），第676页。

輧輯訛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第55页。

輧輰訛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4页。

輧輱訛丁贤勇等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輧輲訛吴文晖：《南京棚户家庭调查》，国立中央大学1935年版，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45、746页。

輧輳訛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78页。

輧輴訛姜涛：《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22-24页。另有一项时段更长的综合性研究也表明，近代中国是城市化很低的国家。1949年，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28．4%，中国城市人口5700万，仅占总人口10．6%。详可参阅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輧輵訛上海市档案馆藏，牟振宇等译：《上海法租界关于公共道路、下水道和粪便处理系统的城市卫生工作报告（1849—1940年）》，《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5页。

輧輶訛葛元煦撰，郑祖安标点：《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9页，“租界例禁”。

輧輷訛王维江等译：《1861年：普鲁士外交特使团报告中的上海》，孙逊等主编：《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342页。

輨輮訛（英）伊莎贝拉伯德著，卓廉士等译：《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28页。

輨輯訛葛元煦撰，郑祖安标点：《沪游杂记》，第157页。

輨輰訛葛元煦撰，郑祖安标点：《沪游杂记》，第157页。輨輱訛《江湾河水检验证书》，《申报》1923年9月29日，第14版。

輨輲訛上海市档案馆藏，牟振宇等译：《上海法租界关于公共道路、下水道和粪便处理系统的城市卫生工作报告（1849—1940年）》，《历史地理》第23辑，第405页。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 Problem :

A Case Study in Modern Shanghai

Dai Angang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 problem in modern Shanghai.Restrictel by historical conditions,sever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roubled the citizens and influenced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city.A too big metropolis brought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housing,traffic,employment and environment.A review of the problems will provide lessons in the urban management.

Key Words:Urbanization;Urban Problem;Modern Shanghai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

第1期

（责任编辑陈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