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达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启示

奈达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启示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奈达的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翻译界起了主导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奈达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理论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翻译理论家是如何看待奈达翻译理论的？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理解奈达的翻译理论，下面本文将从两方面寻求以上问题的答案：①中国的翻译理论家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什么方学习奈达翻译理论的。②中国翻译界对奈达理论的认识的不同阶段及启示。

二、奈达翻译理论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20 世纪80 年代前的传统翻译研究时期和之后的现代翻译研究时期。可以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代时期是由奈达翻译理论的传入开启的，而传统研究时期便是其理论传入的背景，本文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佛经翻译时期直译和意译的辩论。（2 世纪中叶至1050 年宋）

可考最早关于翻译的评论是三国时期支谦校译维祗难、竺将炎合译《法句经》时在《法句经序》中对原译的评价“其辞不雅”，也由此引起了著名的文质之争（谭载喜，翻译简史），而支谦是主张用意译代替音译的，音译是直译的一种，因此这场争论也可以说是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直译在理论上取得胜利，这也对后世译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东晋时期的释道安为代表，佛经译者由于过分强调对原文的“忠实”，

导致大量字对字的直译作品的出现，可读性很低，“直到公元401 年，鸠摩罗什到长安主持佛经翻译工作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善”，鸠摩罗什反对直译，他指出如果佛经从梵语译入汉语后让读者觉得像在吃别人嚼过的东西，那么即便保留了原文意思，也是索然无味甚至让人厌恶的。（马会娟，2003：27）鸠摩罗什的翻译可读性强但有时对原文的修饰过多，与之相比，唐朝的玄奘则成功地处理了直译和意译的关系，这得益于他优秀的双语能力。玄奘之后佛经翻译开始走下坡路，没再出现什么值得讨论的论述。总的来说，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一直未有让人满意定论，到奈达理论传入中国后，争论的焦点从文本转向了读者。

2.晚清时期的翻译原则事实上，这一时期前，从16 世纪末到清朝早期，也有一段翻译实践的高潮，但遗憾的是，并未出现什么重要理论。（马会娟，2003：28）鸦片战争后，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浪潮，翻译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清朝杰出语言学家马建忠提出的“善译”的翻译标准与奈达的“ equivalent effect ” 有相似之处，比如他指出翻译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翻译标准无疑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也许前代有人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但是这一标准是通过严复被广泛认识并接受的，这一标准曾一度被认为是译者的唯一指导方针和评价翻译的唯一标准。（马慧娟引自郁达夫引自罗新璋，1984）但这一标准并未提出如何处理直译与意译的关系，这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信”“顺”之争的原因之一。

3.20 世纪三十年代的“信”“顺”之争

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二十世纪早起中国出现大量译作，由此翻译标准和方法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鲁迅和瞿秋白等人主张宁信不顺，因此要直译，而以赵金堔为代表的另一派以读者喜欢可读性强的译品为据主张为顺舍信。严复所提翻译标准亦有“信”，而“达”与“顺”相近，因此严复翻译三标准也再次成为争论的话题。同时期的林语堂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严复“雅”的标准，提出“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但由于他没能具体解释“美”这个标准，他的提法没能引起太多关注，不过这一标准的提出反映了中国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对美学的强调，而西方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在这方面研究不足。

4.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翻译标准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翻译家，例如朱生豪和傅雷。朱生豪在其所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前言中提出其所遵循的“保持原作神韵”的翻译标准，他的译作用词准确典雅，可读性很高，自1944 年出版以来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著名巴尔扎克作品翻译家傅雷在其译作《高老头》中阐述了他的翻译原则，他所提出的“形似”一词借自中国古典绘画理论，“形似”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理想境界。由此傅雷将文学翻译提升到了美学和艺术层面，自那时起，“形似”开始被认为是成功的文学翻译的目标。（马会娟，2003：31）1964 年，在《林纾的翻译》一书中，钱钟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化境说，具体说来就是“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显然，这是一种理想境界，但反过来说，他也为译者指出了在翻译中应尽量避免什么。译者可能永远做不到最好，但可以尽量远离“牵强生硬”、“篡改原味”。总

得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强调对原作精神风貌的保持，主张译作应自然可读。这就为20 世纪八十年代奈达的翻译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因为奈达也提倡自然的翻译，认为最好的翻译应该读起来像读原作一样。

5.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翻译研究

文化大革命时期，像中国的其他所有领域一样，中国的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殊时期。这段时间内，除了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和费道罗夫的对等翻译外，几乎没有其他西方翻译理论进入中国。直到1978 年中国的翻译研究才开始恢复生机。以西方翻译研究的速度为参照，中国翻译研究至少落后了20 年。（李林波，2007：5）本文由以上总结出中国传统译论的以下特点：①直译和意译、形式和内容的争论始终没有解决。②中国传统译论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批评。③中国传统译论往往以翻译从业者的简短评论的形式出现，仅关注翻译原则和标准，从未出现过长篇解决翻译过程中具体问题的论述。其中第二点是中国出现大量高品质的文学译作的原因。第一和第三点则抑制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三、奈达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少被提到，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深刻地体会了“科学”的力量，自那以来我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科学的学习，可以说我们对科学是有一种崇拜和敬畏的。凡是以科学冠名的东西都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奈达的“翻译的科学”以成熟学科语言学为导向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翻译，这在在西方翻译理论界都是前所未有的，更何况在落后了二十年的中国，加之当时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前途茫然，不难

想象中国翻译理论界初识奈达翻译理论是的兴奋喜悦和争相学习的热情。然而像所有认识一样，中国译界对奈达翻译理论的认识也是遵循一般规律的，也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反复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至今这个认识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81 年到二十世纪80 年代晚期的盛行奈达的主要作品《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出版了，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译介到中国。第一篇介绍其理论的文章是1981 年出版的《奈达翻译理论简介》，这篇文章介绍了奈达对翻译的定义、翻译程序的三个步骤、奈达翻译理论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关系和奈达对语言和文化的看法，内容虽笼统，但为之后的译介打下了基础。1982 年一年就出版了四篇译介文章分别是谭载喜的《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价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庄一川的《圣经新版和翻译的新概念》徐文保的《对译者的基本要求》以及奈达在广州外语学院演讲整理成书《奈达的翻译理论》此外，除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刊登的奈达本人的文章外，20 世纪八十年代共有30 余篇关于奈达理论的文章，而在《中国翻译家》杂志上讨论或引用奈达理论的文章也有27 篇之多。（马会娟，陈宏文，2001）。这一时期关于奈达理论的书籍有以下三本：①谭载喜的《奈达论翻译》，这本书是对奈达《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本书的编译，这本书使奈达翻译理论为当时中国的大多数翻译学者所熟知。②金隄和奈达合著的《论翻译》，此书主要讨论了如何将奈达的翻译理论运用到中英翻译实践中，当时的老龙高度评价了奈达理论在中国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将读者反映作为翻译标准

比中国传统的翻译标准比如“信”“形似”“化境”等更科学、客观和具体，而且也解决了直译和意译的争论。

③金隄的《等效原理探索》。金隄在此书中指出虽然之前中外翻译理论家都对同等效果这个概念有所论及，但是奈达运用现代语言学、交际理论和符号学等理论将同等效果确认为研究翻译的科学方法。但金隄同时认为“反映”一词不能用于普遍适用的翻译理论（鉴于奈达的理论是用来指导《圣经》翻译这一事实），因此他提出“等效”一词，认为应用译作对读者产生的效果而非读者的反映作为原则。金隄的这一提法表明此时的中国翻译理论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奈达翻译理论的局限性并且试图改善它以将其运用于中英翻译实践。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有出现了一些关于奈达最新论文的译介，比如对《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的译介。但是与此前相比，这些译介未能提供新的吸引人的理论，根本原因是奈达本人也只是在完善自己前期的理论。而奈达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一阶段也以谭载喜于1989 出版的《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一书结束。

2.20 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中叶对奈达理论的反思从20 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奈达的理论，尤其是对其在中外文翻译实践中的适用性的思考开始增加。在程东东和吴道平所著的《关于乔姆斯基深层结构在翻译中的运用》一书中，两位指出，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中的深层结构概念是句法结构而非语义结构。而且翻译中的意义对等是个复杂多变的问题，仅用深层结构去解决未免有将问题简化和脱离实际之嫌。程吴两人的观点正确与否暂且

不论，但这至少表明中国译界对奈达理论的态度从最初的一片称赞开始变为冷静客观的思考。之前对奈达理论大加赞扬的老龙这一时期也提出将乔姆斯基的“核心句”和“深层结构”纳入翻译研究对于中国的翻译实践没有太大作用，因此在此方面奈达翻译理论是无用的。（马慧娟，

2003：39）程吴之后又有两篇批评奈达

动态对等”理论的文章，分别是《动态对等的重要性和局限》和《读者反映应作为译作的评价标准吗？》。1990 年罗新璋在《关于翻译中的神似和对等》一文中质疑了“对等”这一概念，但他并未否定西方的“等值”论，而是将其视为与中国“神似” 论互补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等值”是忠于原文，“等效”是为读者服务，而“神似”则是出于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考虑。罗新璋指出虽然西方的“等值”论对中英翻译实践的价值很小，但也有优点和长处。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翻译学者开始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奈达的理论，但他们从未完全否定并认为奈达理论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批评也是非常谨慎的，介绍奈达理论的文章仍继续不断地出现在中国重要学术期刊上。

3.自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奈达理论的否定

这一时期，奈达的理论受到猛烈抨击甚至是全盘否定。吴益成在《关于对等翻译》中似乎完全否定了“对等翻译”这一术语，根源在于他不承认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对等则是语言学中一个关键术语。他认为关于“对等”的讨论歪曲了翻译的基本问题，而且对等对中英文互译实践毫无意义。他指出，“等值论” 可能在印欧语系内部有用，但在中文和其他西方语言的互译中完全不适用，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语系。

20 世纪九十年代末，奈达的读者反映概念受到驳斥。根据

刘英凯在《尤金?奈达理论中读者反映论的消极影响》一书中的观点，奈达几乎忽略了原作和原作者，而给予译作读者过多的关注，任意删减和

增加原文信息不利于两种语言所属文化的交流。他总结了奈达所犯以下六个错误：

（1）低估了译入语读者的认知能力；

（2）低估了译入语读者对真理的追求；

（3）低估了译入语读者对原汁原味的追求；

（4）低估了译入语读者对美的追求；（5）低估了方

法论的发展；

（6）低估了文化融合的速度（1997：2-5 ）。对于刘英凯的以上观点还是有争议的，比如马会娟认为以上批评并不合理，因为刘英凯只是间接地引用了奈达作品的中文译本。（马会娟，2003：43）。

吕军则认为奈达的理论在理论上不可验证，在实践中不可操作（吕军，1998：34）吕军认为读者反映是主观多变的，因此不能作为翻译标准，奈达过分强调读者反映而忽略原作客观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提出以原作为评价译作的唯一标准。马会娟则认为吕军的看法是将奈达的理论误读为“接受美学”所致。（马会娟，2003：44）在所有对奈达的批判中，王东峰的批评最为激烈，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否定了奈达的理论：

（1）奈达的理论只适用于圣经翻译，而不能被看作普遍适用的理论，尤其不适用于文学翻译。

2）由于原语言和目标语言所属文化存在差异，译入语读者的反

映不可能和原语读者的反映一致。

（3）同构体不能为奈达的读者反映论提供基础。（奈达认为不同语

言间存在同构体是能够实现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原因）

（4）奈达“驯化”原语言的译法会导致文化蒙昧主义。（妨碍译入语读者了解原语言的文化，阻断新的原语言表达方式进入译入语的道路。）（王东峰，2000）

总得来说，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界普遍认为奈达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是没有用处的。

总结以上奈达翻译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三个阶段可以发现，中国翻译界对奈达理论的态度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当然这也是认识发展的规律，而且奈达的理论也确实存在缺陷，这些都是客观因素。下面来谈谈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观因素，具体说来就是中国学者在学习奈达理论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的主观认识问题：

（1）夸大了奈达理论的重要性。这与当时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中国学者迫切期待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有所突破，所谓饥不择食可能言之有过，但多少可以说明问题。

（2）由于奈达理论原文为英文，一些介绍它的文章在翻译和理解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这样，以讹传讹的现象就在所难免了。

（3）除了翻译和理解中的错误，由于个人知识结构的局限等原因，对奈达理论的误读甚至错读也很普遍。

以上问题的存在都说明我们对奈达理论的研究还不充分，也提醒我们在做研究时一定要注意自己所用材料和观点的客观性，特别是我们的大多数研究都离不开对西方文献的阅读参考，所以一定要尽全力去理解所参考内容的确切旨意，不过也不能因噎废食，还是要鼓励大家积极地发

表观点、参与讨论，毕竟真理越辩越明，从错误中学习也是重要的学习方法。总之，我们还要下大力气进一步全面深入客观地研究奈达的理论，以更好地为我所用。

四、结束语

从以上的讨论中，本文作者总结出以下启示：①奈达理论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和当时中国翻译理论背景有密切关系，分析其影响和背景的关系有助于现在的我们更好地理解认识其理论。② 认识客体的主观性会影响其对主体的认识，分析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翻译学者对奈达理论的认识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在研究奈达理论时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认识越来越客观全面，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