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经念传播学研究生的同学介绍，说波兹曼另一本《童年的消逝》写得更好些，于是买来看。看完最重要的收获，是晓得原来童年是人造的，不是天然存在的。印刷术之前，儿童只是微型成人，是要早早去学徒，去干农活，去生养后代的。印刷术让识字教育成为必需，于是迈向成年的道路，必要进学堂，进行思维、礼仪的包装，才获准进入成人的秘密大花园。电子时代来临，媒介被电视垄断，童年与成人的界限又模糊起来——下班时段放的这种“帮女郎”节目，无区别地播映给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便是最浅显，也最有力的证据。大人世界有多少以往不应被儿童知晓的丑陋秘密，现在也不再是秘密，也不丑陋，竟成了儿童的日常生活。

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哪怕是最伟大的人物，都会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成为孩子。这是人类成长历史中永远无法摆脱的情绪。

根据荣格的“原型理论”，我们的潜意识中存在一种“原型”，它促使我们不断寻求纯真、无压力、恣意、率真的生活状态，而这正是我们孩童时代的生活缩影。这种孩童时代的缩影不仅属于我们个人，更属于整个人类。它根深蒂固、与生俱来，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体内，也就是说，自从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渴求着孩童一样的生活。即使成年，这种对原型的“渴求”也在或明或暗地不停跳跃，使我们梦想回到过去。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孩童”的影子，只不过有人表现突出，有人表现隐晦。我们生长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年代，所处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倾听来自自我的声音，并按照自我的要求去展现和张扬个性，按照个性的要求去生活。但同时，我们又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无法寻找“原型”和现实的契合，我们不可能一直都是孩子，我们只能在梦中或者某些特定的戏剧情景下成为孩子，以求心理上的补偿。而由于成长的经历不同，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是在卧室里撒娇，有些人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嗲，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儿童化易成病态心理“成年人喜欢动画、玩具，这是一种内心‘儿童化’的表现，这一现象的产生通常与现在年轻一代工作或者经济压力过大有关成年人借其回味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以躲避现实社会的竞争，在卡通的世界里，成年人不仅能找到童年时代的无限快乐，还能得到简单时尚的精神慰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心理压力。

人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人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有该想的和该做的事。这种违背常理的成人儿童化现象一旦过度，较容易演变成一种病态心理。儿童化的成人，打破传统的规则，表现出与其实际年龄极不符合的追求儿童特征的思维观念。其心理年龄往往是滞后的，遇到挫折容易放弃和逃避，久而久之，容易导致孤僻、忧郁、社会适应能力差等心理疾患。不利于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对以后的生活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幼稚”成年人依赖心理强

成年人的幼稚、装嫩心理如果发展到极致，可能会进展成为“彼得·潘综合征”。彼得·潘诞生于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巴里笔下，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童话人物。彼得·潘生活

在梦幻里，永远也不想长大。我国的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也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依赖综合征”。

这类人不愿意以成人的标准看待自己，感兴趣的大部分是同学聚会、朋友生日、一起出去玩儿等，对个人的前途、婚姻设想得很少，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尽管他们都已经三四十岁了，但是他们在外表和内心的一些信念、想法、价值观方面比同龄人要差很多。

彼得·潘综合症

成年人面对社会的剧烈竞争和残酷倾轧，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装嫩”，行事带有孩子气，渴望回归到孩子的世界。但这种心态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沉溺于自己的幻想，拒绝长大。这种心理的极端形式被称为“彼得·潘综合征”，被定性为一种心理疾病。彼得潘是著名的童话人物，他永远生活在梦幻般的“永无乡”里，永远也不想长大。而彼得潘综合症的患者就是这个童话人物的现实版。

Peter Pan是著名童话《小飞侠》（改编自英国苏格兰剧作家巴里所著剧本）中的主角彼得·潘(系一永不长大的小孩)。Peter Pan一词在英语字典里的解释还有天真而不懂事的成年人，以及(女装或童装的)小圆领。

彼得潘领来源自彼得潘的经典衣着，这种扁平圆领最初只是用在童装设计中，但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领口的设计开始应用在成年女装之中。在近几季的Chloe、Miu Miu等品牌中更大量使用，简洁大方的PETERPAN圆领是甜美的淑女最爱的领子了，以不同尺寸、大小及搭配方式，为我们表达出了彼得潘圆领的多变特质。

第一件，相处不错的朋友，结婚不久便与老公吵着离婚。这让我想起我另一个好朋友，去年里定下婚期，宴席还未摆，已经离掉了。

这些事情，让我想到波兹曼在书里阐述的“儿童化”的成人，这是伴随“成人化”的儿童而兴起的。儿童的言行举止因为电视媒体无原则的信息泛滥，过早地与成人无差别。而电视这种画面信息读取的形式，使它只能提供“12岁儿童的心智”的节目，并且波兹曼觉得它“不可能设计出其他智力层次的节目”。

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成人，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始终停留于“过家家”的时代。童年的“过家家”，以对婚姻的模糊概念为基础，临时搭建起游戏的氛围，并且无规则可循，是最松散的，可以随时停止的游戏形式。而现在新闻常常关注年轻人“闪婚”与“闪离”，分明就是这种游戏在成年期的延展。

作为生命的重要阶段，这种理论说起来实在有点冷酷。较温和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电影。中国电影总是以两个人结婚以后都是圆满的大结局。大结局以后呢？没有人教过我们。”

杨德昌还是心软的，他觉得还是应该找到办法让婚姻维系下去，也许还可以找到人来“教我们”。如果按照波兹曼的理论，既然成人不能长大，那么就游戏下去，分与合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游戏过程。圆满的大结局以后如果不好过，那么就不过。

于是我觉得，童年的消逝对个人生活的幸福，也有着可怕的影响。

在我看来，由印刷——影像（以及广播）——网络所体现的信息媒介的发展并不仅仅是起到打破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认知界限的作用；在新信息媒介使获取信息越来越容易的同时，由于信息量的成倍增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获得信息，还对信息的真实性与精确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过来，新信息媒介对人们将信息去伪存真、综合分析的能力提出更大考验，

这一考验对人群的筛选与划分（在印刷时代是能否阅读，在影像时代是能否快速理解信息，在信息时代则是前两者的综合再加上对有效信息的自主搜索能力）将不仅仅局限于年龄（以及年龄背后的经验），而将更多的趋向于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思维敏捷度及联想能力等等——在这一方面，青少年在成人面前并非毫无优势，这也就造成了当代青少年有能力与成人分享相同的经验——而此书作者似乎对这一点认识不足（考虑到这是一本写于二十年前的有很大推测性质的书，这倒也并非重大缺陷）。当然，影像与网络媒介对逻辑思维还未完全形成的儿童们来说，其负面作用的确不容小觑；不过它的后果不光是“（社会认知经验上的）童年的消逝”，还会造成“童年的遗留”，即他们的心智与社会实践经验会部分停滞在童年时期——那就很可怕了……

那么，建立于书本所提供的逻辑思维上的那种“穷尽真理”的新闻理想，能不能新媒体上重生呢？1982写出这本书的波兹曼觉得还有希望，在书的最后一章《六个问题》中，波兹曼自问：“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他自答：“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

波兹曼低估了电脑技术的发展，高估了电脑的文化属性。实际情形是，电脑以及以电脑为基础的网络，比电视更加娱乐至死。波兹曼那样回答，是因为当时仅有“Xerox Star”这样一个还不成熟的图形界面操作系统问世，而苹果的Lisa Office System 1还要等一年，微软的windows 1.0还要等三年才面世。如今图形界面发达到苹果的单键鼠标也能操控自如，电脑编程也仅仅成为一种特殊的高科技技术工种。

当然，对电脑充满希望的同时，波兹曼也预见到了如今的可怕情形：“让大部分半文盲的百姓用电脑上的视觉游戏来自娱自乐，让百姓使用电脑并被电脑利用，却无需理解其中的所以然……”如今的网络游戏，Web2.0中的社交游戏，twitter这种以暴露隐私为乐的微博客……都是IT精英为了赚取点击率，采取的比电视更新奇，更美妙的“利用观众”的方法。

至于新闻理想可能生存的各种门户网站，根本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无聊玩意，新闻早在这里变幻了制作的方法——要制造而不是等待发生。点击率至上的原则指导下，真实不重要，标题最重要；新鲜不重要，炒作最重要。网络只剩下一个逻辑：耸人听闻。并且，为了让人们停留在网页的时间久一些，网站将数量庞大而毫无联系的社会、娱乐、政治、体育新闻仿佛天女散花的碎片铺在一个页面上。我们所有的精力全部消耗在点击、阅读、再点击上面，至于读了些什么，随网页的关闭全部消失。新闻理想着所希望带给读者的“思考”与“穷尽真理”

另一件事，今天看见柴静写的纪念央视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的文章，陈虻不死，柴静在里面诉说了陈虻教给她，以及她自己领悟新闻理想，比如“真实”，比如“穷尽事理”，比如令观众“启蒙”与“觉醒”。这种理想，显然只能是建立在书本时代提供的逻辑思维支柱上，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电视发明以前的产物。

我写博客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要服务，不要表达”是说不要以优越感自居，媒体的平台不是用来表达个人见解与思想的，是提供观众事实与信息，让他们来思考的。

我受教于他，一再重复这句话，理解了为什么康德说启蒙只是自我的觉醒，不是传教士式的自上而下的教导。在他身上，我理解传媒这份工作所为何来--------能够为大众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让不知者知情，让无声者发言，让异见者表达，让争论者自由。

他尊敬这个职业，忠诚于事物的本质规律，他和这个世界的诸多冲突，并非因为他尖刻或者狭隘，只是因为真与伪是大敌。

看完《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看完波兹曼对电视这种媒体对人由印刷时代继承的逻辑思维的摧残，就会发现在电视时代做一个新闻理想者的可悲与可怜处。

不论一个有理想新闻记者发现了怎样的真相，发现怎样的真理，他企图为观众带去如何的启蒙，当他制作出来的新闻内容淹没在美女主播、以嘴做表演的白岩松们、永远提供美好生活图景电视广告、舒缓心情的的背景音乐、有智力缺陷的电视剧、脑残晚会、白痴娱乐节目等等这些迅速滚动的，处于“12岁儿童的心智”的内容中，这理想者将沮丧地发现真相、真理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于是，柴静的《新闻观察》所观察到的那些看似思想锐利的画面，除了和“帮女郎”一样引起观众一阵痛快的神经痉挛，大概也起不了别的作用。也许有人露出思考的意愿，但立即将被节目结束之后的广告、电视剧拉扯而至快乐的天堂。

《童年的消逝》里说电视是契合儿童“即刻满足”心理的娱乐品，是极迅速流转而令人无暇思索前一个画面的内容组接。所以，当观众面对电视，思想便同时被关了禁闭。一同被关禁闭的，自然还有可贵而可怜的新闻理想。

在孩子自身发展和认知发展之间有一个距离，学校教育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距离，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以电子为中心的社会。印刷品会使一切事情的速度减慢下来。印刷意味着一个放慢速度的头脑，电子则意味着一个加快速度的头脑。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就是电视使我们的文化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距离指文字说明所倡导的思想渐慢的过程和视觉娱乐节目所要求的快速反应之间的区别。139

1981年，在艾默生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董事会主席伦纳德·戈登森对毕业生说，我们不能再依赖掌握传统的技能。作为传播者、执行者、创造者和公民，电子革命要求我们掌握一种新的识字能力。那就是画面读解能力、掌握电子技术的能力。它相对于我们今天的书面文字文化而言，是一种进步，正如书面文字文化相对于早期人类史上单纯的口语传统是一种进步一样。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