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

概念转喻的本质，分类和认知运作机制

张辉孙明智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3期）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和举例, 说明概念转喻具有以下的特征：（1）概念转喻是一种认知操作，在这一过程和同一认知域中，来源域于为目标域提供了可及性。（2）来源义和目标义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没有概念上的必然性。（3）转喻的目标义是突显的，而来源义是作为背景的。（4）转喻作为自然的推理图式在言语行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5）在转喻三种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区分高层次和低层次的转喻。（6）概念整合可为转喻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一定的理据。

关键词: 概念转喻; 分类; 认知机制; 概念整合

1. 引言

转喻研究相对于大量的隐喻研究来讲是很少的。和隐喻一样，过去人们常把转喻看作语言层面上的修辞格。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喻和隐喻一样被认知语言学家看作为是一种心理机制, 这一心理机制构成了人类许多概念形成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初，认知语言学家只是在论述隐喻时顺便提到转喻。（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87, Lakoff & Turner 1989, Taylor 1995）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转喻的研究。（Goossen 1990, Croft 1993, Dirven 1993）。从9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集。（Panther & Radden 1999, Barcelona 2000, Dirven and Poring 2003）和专著（Ruiz de Mendoza 2002）。但对转喻的本质，分类和其内部的运作机制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主要就这些方面展开讨论，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2．关于转喻本质的研究

关于转喻的定义最早的是源自未知作者的《修辞和解释》一书，它指出“转喻是一个词格，它从近和联系紧密的事物中获得语言形式，通过这一语言形式我们能理解不被该词语命名的事物。”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对转喻的传统解释是基于“邻近”（contiguity）的概念。邻接的概念也反映在Roudet ( 引自Ruiz de Mendoza 2002)的定义中，他指出，转喻是以观念的邻近性为基础的联系（association）所引起的，任何通过联系或转喻的变化都属于这一范畴。但Roudet的关于转喻是概念联系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大部分的关于转喻的研究都集中于Jokobson的横向和纵向轴的双轴理论。他把转喻看成是在横向轴上“语义特征”之间的邻近关系（引自Ruiz de Mendoza 2002）。数十年后，随着认知科学和实验心理语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转喻的本质的认识更加倾向于概念联系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以后的转喻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认知语言学中，转喻被描写成Lakoff(1987)称为ICM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的一种形式。一个ICM是一个有组织的概念结构知识域。Lakoff 和Johnson(1980)首先把转喻说成是一个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可让我们通过与其它事件的关系对另一件事件进行概念化。在Lakoff和Turner(1989)中，他们把转喻说成是在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映现(conceptual mapping), 这一映现包括的“替代”(stand-for)关系主要是指称。

Langacker(1993)认为，转喻是一个“参照点”现象(reference point phenomena)。Alac 和Coulson(2004)指出，不同的转喻由相对突显(relative Salience)的认知原则提供理据，基本的观点是，中心的和高度突显的项目作为认知参照点，来唤起其它不那么突显的项目。

一个参照点是语篇中突显的成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一个正在进行概念化的人(conceptualizer)与语篇中其它不那么突显的成分建立了联系。这些突显的和不突显的成分构成了参照点的范围，对这些成分的识解（construal）取决于与参照点的联系。通常由转喻词语指定的成分作为一个参照点，为想要描述的目标提供了心理可及(mental access)，并把听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上面来。例如：

（1）I am parked out back. (Alac and Coulson 2004)

在这个转喻中，汽车的拥有者扮演了参照点的角色，注意的目标是汽车本身，我们在心理上通过汽车的拥有者可及汽车。由于其足够的突显性，汽车的拥有者可以把注意力引导集中在目标上来，并扮演了认知参照点的角色。

Ruiz de Mendoza等人把转喻看成为意义详细描述(meaning elabor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么包括一个认知域距阵(cognitive domain matrix)拓展，要么包括一个认知域距阵的减缩。根据他们的观点，转喻可根据两个参数来进行描写：(1) 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2) 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现过程的类型。就第一个参数而言，转喻总是建立在域/次域(domain and subdomain)关系基础上的。在这个关系中，主要的认知域称为距阵域(matrix domain)。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转喻：一种是来源域是目标域的一个次认知域(Ruiz de Mendoza and Otal Campo 2002)。例如：

（2）The sax won’t come today.

在例(2)中，“the sax”是“the sax player”的一个次认知域。第二种是目标域是来源域的次认知域，例如：

（3）He always enjoy Shakespeare.

在例(3)中，“Shakespeare” 指的是目标域中的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是关于这个著名剧作家其距阵域中的次域。前者称为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source-in-target metonymy)，主要是在认知域扩展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而后者称为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target-in-source metonymy), 主要是用于认知域的减缩(Ruiz de Mendoza and Otal Campo 2002, 张辉2003)。

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利用了内容较丰富的距阵域来指称或说明内容不那么清楚的次域。因此当说话人无法表达想要表达的指称物或无法决定其性质时，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就成为说话人可选择的最好的交际资源。例如：

（4）Chrysler has laid off a hundred worker.

例（4）中听话人不一定要准确地指出距阵域“Chrysler”实际的指称物他可能是部门的头或整个董事会等等。通过唤起距阵域，我认识到是整个公司而不是某一个人将对解雇工人这一事件负责。这里有了一个转喻转换(metonymic shift), 即内容丰富的距阵域比其他域中的任何成分在听话人头脑中都要突显。而在目标域包含来源的转喻中，两个域都是内容丰富的域，因此不会产生这样的交际效果。

就映现过程而言，有两种映现的类型：多次对应(many-correspondence)和一次对应(one-correspondence)。隐喻的特征是多次对应，主要用于描写，而转喻主要是单一对应映现，主要用于指称。(张辉、承华2002, 张辉2003)

总结上面的各家的论述和观点，Panther 和Thornburg(2004)指出了转喻关系基本的结构，请看图1：

语言形式：

语言内容

ICM

在图1中，“-----”表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偶然的联想或邻近关系，“”表示非激活的转喻连接。

图1：基本的转喻关系

通过语言上体现出来的转喻关系中，来源义通过语言形式与目标义联系在一起。图1还说明，转喻映现在一个认知域或ICM中发生。目标义并没有湮没来源义，来源义在概念上还仍然存在或处于激活状态。目标义不一定是常规化的意义，

也可能是临时产生的新的意义，但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这些新的意义也会常规化，并分别储存在人们大脑词库之中。

转喻关系本质的显著特征是偶然性(contingence). 所谓偶然性是指认知域之间的关系在概念上没有必然(not conceptually necessary)。请看例句：

（5）The piano is in a bad mind.

（6）The loss of my wallet put me in a bad mood. (Panther & Thornburg 2004)

在例(5)中，根据概念转喻“参照点”现象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名词“the piano”的意义为钢琴演奏者的概念提供了可及，使“the piano”具有了标准的转喻解释。同样，我们也可以说“the loss of my wallet”的意义为“非拥有性”(non-possession)提供可及。但从直觉上讲，例(6)不是转喻。例(5)和例(6)的区别就在于，在例(5)中，钢琴和钢琴演奏者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没有概念上的必然联系，而例(6)中，“丢失钱包”蕴含着“没有钱包”，它们之间有着概念上的必然联系。

转喻的偶然性特点使我们想起语用学中的明确义(explicature)和隐含义(implicature)的特点：可取消性(defeasibility)。一般来讲，具有可取消性关系的，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过来讲，没有必然联系的，其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取消的。但可取消性和偶然性并不一定完全一样，概念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偶然的，但在某一交际语境中，目标义可能是无法取消的(uncanceble)。例如句(5)中，用“piano”表示“the piano player”的目标义在给定的语境下是无法取消的，其原因是语言常规化(conventionalization)的因素在起作用，形成了固定意义的非取消性转喻(non-cancellable metonymies)。

非取消性转喻包括句式强制的转喻(constructionally coerced metonymies)。所谓句式强制的转喻指的是一个语法句式的意义可强制一个词语进行转喻的解释。Panther 和Thornburg(2004)指出，表示行为的句式，如祈使句，致使句式的某一成分具有转喻的解释。句式语法认为，转喻强制(metonymic coercion)总是从语法意义到词汇意义，即强制过程的单一方向性(unidirectionality)。句式语法认为，句式有意义，嵌入句式的词项并不一定非得“完全”与句式意义吻合，这样使嵌入句式的此项具有句式意义的特征。(钱军 2004)

4. 转喻的语用分类

从语用功能的角度，转喻可分为三类：指称转喻(referential metonymy)、谓词转喻(predicational metonymy)和言外转喻(illocutionary metonymy)。指称转喻是转喻中最常见的。这一类型的转喻是指称转换(referential shift)的现象，转喻与指称行为有密切的关系。下面的例子发生在文革时期，讲述主人公辉哥冒险翻墙看革命样板戏《白毛女》的经历。

（7）①(辉哥)想干脆从头项上方敞开的亮窗爬进去。②他没想到那里是女演员的换衣间，……。③糊里湖涂就成了流氓。④辉哥更是没料到黄世仁和大春，这

两个在台上的死对头，却在台下联合起来对付他。⑤他屁股上先是挨了大春一脚，接着黄世仁一扫堂就把辉哥打倒在地，…。⑥(辉哥)分不清哪一拳是黄世仁打的，哪一拳又是心目中的偶像大春打的，只听得黄世仁用普通话吼道：抓进去捆起来! 大春好像蛮听黄世仁的话，他不知从哪拿来一根红绸带，把辉哥包棕子一样绑在后台一根柱子上……。（曹建泉《爱情在1972》载《钟山》2003年第一期）

在例（7）中，除了句④外，其它句子中出现的大春和黄世仁都是指称转喻，分别指称扮演大春和黄世仁的演员。第④句中的黄世仁和大春不是指称转喻，纯粹是戏剧中的人物。戏剧中大春和黄世仁你死我活的尖锐的矛盾关系和扮演黄世仁和大春的演员在对付辉哥时的合作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转喻和非转喻的语言形式混合使用，产生了极佳的幽默效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5.1节中还要进行详细的论述。

第二种谓词转喻指的是，一个陈述用来指称另一个不同陈述。请看例（8）：

（8）General motors had to stop production.

在例（8）中，“必须停止生产”实际上唤起了“已经停止生产事件”。Panther 和Thornburg(2004)指出，一个潜在的事件(能力，可能和允许做什么事等等)转喻地与实际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事件被人们概念化为一个ICM，实现ICM的情态(modilty)已成为ICM的一个子成分。“had to stop production”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喻转换。

第三种转喻是言外转喻，基本的观点是，一个言语行为是一个言语场境(scenario), 言语场境可分为若干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可转喻地代表整个场境或言语行为。例如：

（12）I would like you to close the window.

在这个例子中，就受话人将要“关闭窗子”的行为表示说话人的愿望转喻地唤起“关闭窗子”的要求(Gibbs 1994, 1999, Thornburg & Panther 1997, Panther & Thornburg 1998, 张辉、周平2002)。

这个例子说明，转喻分析并不排除语用分析，相反，语用明确义和隐含义的推导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转喻进行的。语用推理常常是由事先存在转喻原则(preexisting metonymic principles)所引导的。

Panther 和Thornburg关于转喻分类的意义在于，转喻并不局限在指称转喻这一类，对转喻的研究应从更广的角度着手，这大大拓展了转喻研究的范围。但他们的分类不能涵盖转喻的所有类型, 例（9）无法用他们的分类进行解释。

(9) The poor dog left with its tail between its legs.

在这句中，有一个转喻映现关系，即“狗夹着尾巴离开”代表“狗受罚后逃跑样子的整个情况”。他们的分类无法涵盖这一转喻。

Kovecses和Radden(1999)指出，在转喻映现中，存在着一组“产生转喻的关系”和一般原则，说明转喻需要在不同抽象层次上分别进行论述。他们在

Panther和Thornburg 分类的基础上，把转喻分为低层次转喻(low-level metonymy)和高层次转喻(high-level metonymy)。低层次转喻指在转喻激活时，该转喻使用了非类属的ICM(non-generic ICM)。所谓非类属的ICM指的是基于经验的常规化的表征，这些表征详细标明了ICM的成分、特征和其之间的关系。低层次转喻又可分为命题转喻(propositional metonymy)和情境转喻(situational metonymy)。命题转喻就是指称转喻，即在一个认知域内部的关系中一个概念代表另一个概念。

在情境转喻中，某一具体的情境中高度突显的成分用来代表整个事件, 在例(15)中，狗夹着尾巴离开只是整个情境的一部分，激活了狗受到惩罚和以此动作离开的整个情境。

高层次转喻是直接使用类属ICM(generic ICM)的认知映现，这些类属ICM是从许多非类属的ICM中抽象出来的。正是这种ICM类属的特征才使其能在一些高于词汇的语法和话语的层次上运作。(张辉、承华2002)。

高层次转喻也可分为命题和情境转喻两种。高层次的命题转喻是语法转喻(grammatical metonymy), 即具有语法后果的转喻。例如：

（10）He hammered the nail into the wall.

在例（10）中，由于转喻的原因，“hammar”的词类发生了从名词到动词的转变，从而引起了从句的意义重组。

高层次情境转喻就Panther 和Thornburg分类中的言外转喻。这种转喻一般用于间接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场境的一部分被用来转喻地代表整个场境。(Thornburg & Panther 1997, 张辉、周平2002)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高层次和低层次转喻，这一区分可以涵盖和解释更多的转喻。指称转喻属于低层次转喻，而谓词和言外转喻属于高层次转喻。另外，Panther和Thornburg的分类没有考虑到低层次的情境转喻，因此无法解释例(9)。再者，言外转喻应是高层次的情境转喻。

5．转喻的认知运作机制

Radden 和Kovecses(1999)指出，转喻是一个概念现象和认知过程，并且在ICM内运作。他们还进一步地把转喻定义如下：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或载体(vehicle)在同一ICM内，向另一概念实体或目标(target)提供心理可及。(Radden & Kovecses 1999:21)

这个定义实际上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转喻会出现在有ICM的地方；二是这一心理桥梁(mental bridge)使形成概念的人可及想要描写的目标，这涉及到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三是有一些概念实体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目标上去。

Langacker(1991)认为，转喻由相对突显的原则提供理据。认知上突显的实体称为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他的基本观点是，高度突显的实体作为认知参照点唤起其它不那么突显的实体，说写者或听读者以概念中其它成分提供的背景与另一个概念实体进行概念接触。参照点是话语中突显的成分，其结果是参照点建立起一个语境，在此语境内，说写者或听读者与话语中的其它不那么突显的概念实体发生概念可及。Langacker(1999)认为，转喻就是一个参照点现象。由转喻词语指定的实体作为一个参照点，为被描述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并同时把听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目标上。请看例句：

（11）The ham sandwich is at table 7.

(12) This is parked out back.

在例(11)和(12)中，在具体的语境中，某一概念实体的突显可以使我们在认知上忽视默认的层级(default hierarchy)。在例(12)中的语境下，由于钥匙的存在，使其更加突显，并作为转喻词语的参照点。同样在例(11)中，由于在这一语境中具体化突显关系(particularized Salience relationship)存在, 即在餐馆的背景下，服务员除了知道顾客所点的菜外，通常对他们其它情况一无所知，结果当服务员不得不提到某一具体的顾客时，他们点的菜便是最明显的参照点。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使用转喻词语的方式不是任意的，而与我们感知和概念化的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转喻受到相对突显原则的制约，而有些转喻则受到具体语境的制约，因此它们的运作机制有一定的差异。在下面的两节中，我们重点论述转喻运作中两个突出的意义建构的过程。

5.1 转喻与转喻目标域的概念突显

在这一节和下一节里，我们重点分析转喻内部的运作机制和概念的相互作用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典型转喻的内部运作机制是，转喻的ICM内部，其目标义在概念上应是突显的(conceptually prominent)(Panther & Thornburg 2004)。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个歇后语的例子。

（13）他撰写的文件很少返工，因为他已摸透了陆先生的脾气：喜欢开门见山的简洁文字，不喜欢耗子栽进书篓里---咬文嚼字。

在上例中，该歇后语的来源义是本义，指老鼠掉进书娄里，并把书都咬坏了。其目标义是过分地斟酌字句，死抠字眼。在来源义和目标义之间存在着与原语境有联系的同一ICM之间转喻映现关系(当然这里也伴随着两个认知域之间的隐喻映现)。从上例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用来源义作为载体(相对来说是突显的)，去激活目标义，但话语要突显的不是来源义，而是目标义，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斟酌字句”。再请看汉语的两个例子：

（14）有难我不能拍拍屁股回家去，两个小时后终于听到了剧场内落幕的歌声，就是说地主黄世仁被枪毙，人们和大春白毛女一道边唱边

舞……。(观众散场后辉哥出来)我却望着他突然胖起来的脸块问：你

脸块怎么肿得包子一样？辉哥两手轻轻摸摸发烫的脸道：妈妈，是被

黄世仁和大春用脚板打的。（曹建泉《爱情在1972》载《钟山》2003

年第一期）

（15）直到落幕了，那个长相最漂亮的白毛女才偶然看见了他(辉哥)，她说你们真缺德，还把他绑在柱子上。（曹建泉《爱情在1972》载《钟

山》2003年第一期）

在例(14)中，第一次出现的“黄世仁，大春和白毛女”不是转喻，就是指戏剧中的人物。第二次出现的黄世仁和大春是转喻，其来源义(载体)分别是戏剧中的人物地主黄世仁和大春，而其目标义却是指扮演黄世仁和大春的演员。在例(14)中的语境中，目标义受到突显。在话语中，作者通过语言形式和来源义转喻地得到目标义，使目标义起着主要的作用。

在例(15)中，代词“她”回指的是扮演白毛女的演员，而不是回指戏剧中人物白毛女，换句话讲，代词“她”回指的是目标义，因此使话语具有了话题的延续性(topic continuity)。下面的英文例子可以更清楚说明这一点：

(16) The sax has the flu today and he will not be able to play tonight.

(17) *The sax has the flu today but it needs repair anyway.

在例(16)中，“the sax”是转喻，来源义是使用的乐器，目标义是乐器的演奏者。在例(16)中，第二个从句中的“he”指的是第一个从句中‘the sax’的目标义，即乐器演奏者。整个句子是关于乐器演奏者的，而不是关于乐器的。例(17)出现了话语不连续性，原因是第一个从句讲的是乐器使用者，即目标义，而在第二个从句中却在指称上出现了转换，转而指乐器。转喻“所使用的物体代表使用者”(OBJECT USED FOR USER)是典型的转喻，因为该转喻的目标义比来源义更突显。

Ruiz de Mendoza 和Otal Campo (2002)用认知域(来源域和目标域)相对大小来解释这一回指现象。他们提出认知域获得性原则(Domain Availability Principles), 认为总是距阵域(matrix domain), 即包容性最大的域，决定代词回指的特征。在前面的例子中，扮演白毛女的演员和乐器演奏者都是更大的距阵域，因此决定了回指代词的使用。距阵域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突显的和内容比较丰富的。

5.2 转喻与概念整合

概念整合是一个基本的和普遍的心理操作。概念整合在作为输入的心理空间上进行运作，通常利用一个四空间的模型。这些心理空间包括两个输入心理空间和一个类属空间，类属空间代表两个输入空间所分享的概念结构。通过模式完形(pattern completion), 扩展(elaboration)和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输入空间的一些关键关系(vital relations)被压缩在整合空间中，整合是在线的、既时产生新的意义的过程。整合空间中产生出来的推理，论点和观念可使我们修正和补充原来的输入空间，并改变我们对相关情况和事件的看法。(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 张辉2003，王文斌2004)

概念整合作为一个普遍的认知机制规约着转喻意义的构建过程。根据概念整合理论，我们认为，作为概念过程的转喻映现不仅是一个指称现象，也不仅仅只由相对突显原则制约下的参照点现象和转喻的目标义突显所进行的认知操作，而更重要的是，转喻是意义建构的有创造性的认知机制之一，这种以概念整合为基础的机制为话语语境提供了新的信息。请看下面的例子。

（18）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例(18)的概念整合网络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一个是杜康本人的空间，另一个杜康生产的酒的空间。在每个心理空间中，都有一些成分代表每个话语实体(discourse entities)。在杜康空间里，构建有“杜康是造酒者”的成分，再者，这一成分又与背景知识中各种成分有联系，例如杜康酒的技术、杜康在造酒业的地位等等。在杜康造的或杜康品牌酒的心理空间中，有表示某一杜康品牌酒的成分。通过两个不同空间中认知模式之间的某些映现的建立，进一步构建概念整合网络，在杜康本人空间的杜康造酒者和在杜康品牌酒空间中的某一杜康酒之间存在映现关系，这一映现关系产生了转喻关系，即造酒者杜康与其产品发生联系，这一转喻关系使我们通过造酒者转喻地指称其产品。通过上面相对突显原则，使听读者通过杜康造酒者与杜康品牌的酒发生心理接触，从而在话语语境中更加突显目标义，即杜康品牌的酒产品。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要解释例(18)中完整的意义，我们还得看整合空间的情况。在这一空间中，输入空间的某些成分或关系压缩在一起形成突生结构。

(Fauconnier & Turner 2002, 张辉2003) 通过溶合杜康造酒的技术和他在造酒业中的地位等(来自杜康本人的输入空间1)和杜康品牌的酒(来自杜康品牌输入空间2)，产生出杜康酒的重要和珍贵的意义，所以例(18)中的“杜康”不仅仅是一个指称词(在输入空间2的杜康酒)，而是以杜康酒圣而闻名杜康酒。因果(因是杜康其人，果是杜康造的酒)被压缩在整合空间中，以致这一整合紧密地与对杜康其人的敬重而联系在一起。

例(19)中的转喻的常规化程度不高，不可脱离话语的语境来理解它。这个“玫兰妮”转喻，通过《乱世佳人》中玫兰妮这个人物可及管报摊的姑娘，把她识解为与玫兰妮长得相似的管报摊的姑娘。概念整合网络包括管报摊的姑娘的空间和一个玫兰妮的空间，整合空间包括长得像玫兰妮的管报摊的姑娘。在例(19)中，人们通过认知上更突显的成分在心理上可及认知上不突显的成分，而使这一不突显的成分成为话语中突显的目标义。正如上一节所论述的，这一点反映代词回指并不与来源义一致，而是与目标义相一致。代词“她”指称玫兰妮的目标义，即管报摊的姑娘。例如：

（19）奇怪，“玫兰妮”又笑起来，鸟也跟着又叫，他这才明白那鸟是假的，是声纳引起的叫声，就问卖不卖？她说卖，本来卖20元，您喜

欢，15元给你。（金学种《山上山下》，载《钟山》2003年第一期）“玫兰妮”的目标义不仅用来指称管报摊的姑娘，而且对“他”来说，转喻的目标义把姑娘识解为长得像“玫兰妮”的管报摊的姑娘。这一额外的识解说明，这种转喻非常依赖话语当时的情境。这说明情境因素影响我们的注意力，相应地改变词语的意义。理解这类转喻，我们要么参与到其中的情境之中，要么在心理上对场境进行概念化并以说写者的角度看问题。这类转喻对当时的情境和行为是非常有效的，但其使用不能超越当时的语境。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常规化程度高的转喻和常规化程度低的转喻在认知运作机制上有所不同，常规化程度高的转喻需要概念整合来进行意义构建，并把整合空间运用到其它语境之中。常规化程度低的转喻一般无法形成一个整合空间，而是依靠两个输入空间映现和目标义的概念突显来构建其意义。由于这类转喻不构成整合空间，因此无法脱离具体的语境，从而运用到其它语境之中去。

6．结论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概念转喻具有下面一些明显的特征：（1）概念转喻是一种认知操作，在这一过程和同一认知域中，来源域于为目标域提供了可及性。（2）来源义和目标义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没有概念上的必然性。（3）转喻的目标义是突显的，而来源义是作为背景的。（4）转喻在言语行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5）在转喻三种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区分高层次和低层次的转喻。（6）概念整合可为转喻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一定的理据。

研究转喻为我们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今后对转喻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向：①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语言中使用转喻的情况进行系统的对比。②语言习得中转喻思维的作用。③转喻使用的语篇和语用条件。④转喻映现建立的制约因素等等。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张辉※江龙

（刊于《外语学刊》2008年第5期）

摘要：本文论述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之间融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指出二者之间在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具有不同的侧重，因此互补性较强。本文最后论述了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融合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隐喻；心理空间；概念整合

1．引言

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CDA）是目前语言学流派中发展迅速的两个流派。两者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产生并逐步发展成当今有影响的语言学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理论构建和具体的应用分析上分别具有一定的互补性。首先在批评话语分析内部，有些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需要认知的介入。Wodak（2006：179）指出：虽然她的研究在话语和认知方面不是主要考察的方面，但来自社会认知方法的原则和模式是非常有用的，它们明晰地或隐含地引导着她的许多理论方法和思想。Koller（2005）指出了把认知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联系起来的方面，这主要表现在详细的描述隐喻和话语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van Dijk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具有认知的倾向，他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式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趋势之一（Wodak 2006）1[1]。他指出，在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不能或不需建立起直接的关系，但两者之间总是由个人认知和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起着媒介的作用。根据 Chilton(2005)的观点，认知是许多批评语言学研究中丧失的连接（missing link）。这些研究无法说明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话语结构的，或更确切的说，社会结构是如何由语篇和话语进行实施，如何进行机构化和合法化的。O’Halloran(2003)认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质疑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语言认知的假设，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帮助批评话语分析阐明其分析的认知过程，并提出认知语言学与CDA具有较大程度的互补性（辛斌2007）。Stockwell (2007)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议，并根据认知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不同侧重，就两者的融合问题提出了若干观点。

从认知语言学的阵营里，有些学者也提出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将有助于两者的发展。Chilton(2005)指出，尽管CDA对心里表征很感兴趣，但其总体上对人类思维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的CDA中，缺少认知这一连接的后果是：（1）缺少对思维的注意使CDA本身在理论上具有缺陷；（2）由于这一缺陷，纵观认知科学最近的研究，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还需不需要CDA。批评话语分析者忽视了认知科学中大量的实证和思辨研究，这些研究对社会和政治语境下话语分析的认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途径，换句话讲，CDA应该关注认知层面（cognitive dimension）。Dirven, Polzenhagen和Wolf（2005）讨论了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关系，他们考察了“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

念，把van Dijk(2002)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概念隐喻的研究整合起来，辨证地分析了德国纳粹意识形态的特点。他在结论中指出，认知语言学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评估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认知语言学与CDA之间存在许多互补之处，两者的结合一方面能进一步提高CDA研究的明晰性和深度，另一方面也使认知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考察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本文首先考察认知语言学和CDA研究中的各自不同侧重和缺陷，然后讨论两者融合的基本途径，说明这一融合的优势所在。

2．CDA研究简介

2.1 CDA的基本思想

Wodak（2006）指出，CDA的根源在经典的修辞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应用语言学和语用学。她把CDA基本上看作为一个研究的项目。CDA从来就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论，van Dijk（1993：131）指出，CDA至多是语言、符号和话语分析的一个共享视角。Wodak（2006）总结了CDA研究的一些原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CDA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认为“语言使用的语境是其研究的关键。把言语和写作中的语言使用描写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形式意味着，在某一推理事件（discursive event）与使推理事件框架化的语境、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某种辨证的关系：推理事件由语境、机构和社会结构所塑造，同时反过来推理事件也塑造语境等。话语既是社会构成的，又是以社会为条件的话语构成了语境、知识的载体、社区的社会认同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话语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这就意味着话语不仅能够帮助维护和再生社会地位，而且还能够促进改变这一社会地位。

CDA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解码意识形态使话语非神秘化。CDA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社会生活中权力的关注，并试图构建一种语言理论，能够把权力包括进去。Wodak（2006）指出，语言为描述层次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差别提供了详细统一的描写工具。CDA可以定义为对分析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隐晦和明晰的主导（dominance）、歧视、权力和控制的结构关系。换句话讲，CDA的目标是研究语言使用（或在话语中）所表达和构成的社会不平等。大多数的批评话语分析者都认同哈贝马斯的观点：语言是主导社会力量的媒介体，语言能使权力合法化。就权力关系的合法化而言，语言也是有意识形态的。（Wodak 2006）

2.2 CDA研究的微观层和宏观层

van Dijk(1993)指出，批评话语分析者想了解篇章、谈话、语言交流事件中的何种语言结构、策略或其它语言特征在构建意识形态中起作用。CDA主要关注作为谈话和篇章的话语。其微观层所关注的是定量分析中细致的语言分析。Chilton(2005)认为，CDA通常运用某一语言理论，特别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来解构社会或语言构建的权力机器。Wodak（2001）指出，在CDA的大多数研究中，系统功能语法是其自然的理论分析框架。韩礼德也认为语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所导致的。CDA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新闻语篇的“神秘化解构”的分析，神秘化解构与某些语法结构的使用具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这些语法结构的使用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变得模糊不清。对意识形态进行编码包括了对现实系统的有组织的呈现，某一语法结构的使用（如被动语态等）反映了作者隐含的意识形态（辛斌2005）。

Hart和Lukes（2007）指出，除了以系统功能语法为框架的语言分析外。批评话语分析者还发现了四种话语策略，分别是指称策略（referential strategies）、评价策略（evaluative strategies）、合法化策略(legitimizing strategies)和否定策略（denial strategies）。这些话语策略与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宏观层次上，CDA认为，话语与社会结构具有辨证的关系。话语由社会结构构成同时又是社会结构的组成成分。换句话讲，话语是随社会结构变化而变化的，但同时又可导致产生新的社会结构。

Fairclough(1995)提出了CDA的三层次模式：语篇、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在语篇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起媒介作用的是话语实践。Fairclough认为，根据话语分析的三层次模式，话语分析的方法包括语篇的语言描写，解读推理过程和语篇之间的关系以及解释推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 1995）。

van Dijk（1993：257）认为，“现代”权力具有一个主要的认知层面，即权力的实施通常以思维管理为前提，包括知识、信仰、理解、态度和价值观等的影响。公共的思维成为社会认知。社会认知就是对社会安排、组织和关系以及解释、思维、推理和学习等心理操作共享的表征。对van Dijk来讲，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是由社会认知作为媒介的。

van Dijk(1993:280)认为，没有其它的方法能把宏观层的概念如组织主导和不平等与微观层的概念如语篇、谈话、意义和理解等联系在一起。要想解释话语是如何在主导再生中起作用的，必须把话语结构与话语认知联系起来，把社会结构和社会认知联系起来。

话语与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说明，微观层和宏观层需要有社会认知作为媒介。CDA对社会认知的推理性生成或再生成抱有极大的兴趣。这些社会存在的认知表征和过程在话语层面具有重要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提出一种综合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有可能的。根据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在微观层上，我们将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模式，取代单一的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的分析模式；在宏观层上我们将继续采用van Dijk的CDA社会认知模式（socio-cognitive model）(van Dijk 1993， Wodak 2006)。

3．作为CDA语言分析框架的认知语言学

CDA传统上采用的语言学理论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这一理论主要关注社会结构中语言的功能（Kress & Hodge1979）。Chilton（2005）指出CDA通常采用某一社会理论和某一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Hart（2005）进一步指出，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有意义的分析框架，但这一观点还有待被主流的CDA学者所认可。在这方面的研究中，Chilton（2004，2005a, 2005b）, Chilton和Lakoff(1995), Lakoff(1996,2002), O’Halloran(2004), van Dijk(1997,2002)和Dirven（2001）等学者做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我们认为，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我们可以建立对语言操纵（linguistic manipulation）进行识别和分析的新方法，这也是CDA主要的研究目标之一。

认知语言学本身是语言分析的一种框架，具体的讲，认知语言学可为政治语言分析提供一个新的框架。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可为CDA提供一个工具箱，就像

系统功能语法为批评语言学提供分析的工具一样，用于识别和分析政治语篇中所操纵的语言和心理策略。

Stockwell(2007)对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了理论上的比较，指出了两者在理论上的分歧和互补。他首先指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都对语言形式所揭示的幕后认知（backstage cognition）感兴趣，幕后认知是决定话语意义的主要因素（张辉，杨波2008）。Fauconnier（1994：XVIII）认为，为了能让思维和交际发生，需要许多详细的构式，这些构式利用了概念能力，高度结构化的背景和语境知识，图式归纳和映现能力。语言被设计为促使我们用最小的语法结构使构式合适于某一语境。语言本身不做认知的构建，它仅仅给予我们最少但足够的提示去寻找在某一情景中适合于构建的认知域和原则。一旦这些提示与已经存在的结构、已获得的认知原则以及背景框架结合起来，适合的意义构建就会发生，其结果远远超过任何外显的明晰的语言所编码的信息。CDA和认知语言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CDA的研究主要是揭示话语和句子是如何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推理性实践（ideological discursive practices）,而CL主要研究话语和句子是如何通过概念隐喻来进行思想表达的，或者通过话语和句子所构建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网络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包括隐含的意义等。（Lakoff & Johnson 1980, Fauconnier & Turner2002, 张辉2008）。

认知语言学与CDA都强调语言的意义以人的经验为基础。认知语言学强调经验的身体的体验性在概念形成中的作用。虽然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中有社会文化成分，但其研究集中于个体和其带有文化常规轨迹的心理空间的建构。CDA对经验的理解则更强调其动态的社会性。ICM是一个在经验上积累起来的知识结构，总是不断的接纳新的信息，并与网络中的其它知识域相连接。Fairclough (1989)使用了成员的资源（member’s resources）来表示同样概念的ICM。他认为成员资源是一种积累的知识结构，是人们在生成和解释语篇的过程中在人们头脑中存在并使用的知识结构，包括语言知识，人的生活的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表征、价值、信念、假设等等（Fairclough 1989：24）。Fairclough的成员资源是经验的ICM，只是他更强调ICM的社会层面，而不是认知层面。认知语言学和CDA的区别就在于不同侧重，其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对CDA来说，ICM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认知模式(ideological cognitive models)(Stockwell 2007)。

Fairclough指出，框架、草图和图式是成员资源的一部分，构成了解释的程序（procedures）。认知语言学与CDA比较的核心在于，我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方法批评语言分析的地位。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背后的概念映现和心理空间的架构。CDA也承认隐喻的普遍性，但更注意隐喻表达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功能。Fairclough（1989:119）指出，隐喻是经验的一个方面来表征另一个方面的手段，决不仅仅局限在文学和诗歌话语，但经验的任何方面都能由任何数量的隐喻来表征，而不同隐喻之间的关系却是CDA所关注的，因为不同的隐喻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情结。认知语言学和CDA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大部分的分析集中在概念隐喻的框架下分析独立的句子，其研究明显地趋向于建立一般的原则，寻找认知与语言的普遍性和在科学上能重复和解释的解读。CDA则把实际的语言（通常是语篇而不是句子）作为对某一具体体制进行批评的阵地。除内容、知识和信念的经验价值之外，在CDA中又加入两个其它的解释层面：表现出的社会关系的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以及评价和主观的表达价值（expressive value）。这两个层面包括诸如正式性和情态等重要特征，这些都是认知语言学所很少涉及到的。

Fairclough（1995：94）认为，在CDA的微观层上详细的语言分析都是利用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框架。通过分析，他发现话语的隐喻结构都是由社会认知提供理据的，不同的隐喻可能对应不同的视角和利益，因此可能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负荷。语言分析的细节大部分是描写性的，但描写的目的是对媒体表征进行批评性的讨论。Fairclough并不认为系统功能语法是唯一适合的语言分析框架，他指出不同的语言分析也可用来进行这种批评性的讨论。CDA本身应当是开放性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CDA的分析之中。

4．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主要途径

以上几个章节我们分别评述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侧重点，以及各自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它们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们之间具体应当怎样整合才能取长补短，进而达到开创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的目的（Stockwell 2007）。在这一节中我们试就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应用做一简要分析，提出二者融合的一些途径和方法。

4.1 CDA中的隐喻现象分析（这部分省略）

4.2 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理论与CDA的结合（略）

5. 结语

作为当今语言学流派中发展迅速的两个流派，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具有各自的理论特色，同时也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它们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使认知语言学更多的关注社会。相比之下，认知语言学可供批评话语分析借鉴之处主要在于，认知语言学可以为CDA提供更多的方法选择，并提供一种将隐喻表现、前景和背景、社会和习俗的范畴以及注意力等加以理论化的方法。因此将二者加以融合，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是很有必要同时也是有可能的（Stockwell 2007）。它的建立必将会促进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深入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隐喻与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分析与应用

杨波张辉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本文原载《外语研究》2008年第5期）

1.引言

作为人类主要认知识解（construal）和思维方式的隐喻和转喻常常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Jakobson（1960：370）认为，诗歌中存在着相当的

融合，“相似性被附加到了邻近性上，转喻带有一点隐喻性，而隐喻带有几分转喻的色彩”。李国南（2001：161-164）也指出，人类的思维过程是极为复杂微妙的心理过程，“邻接联想”和“相似联想”可能交织在一起，同一词项可能兼而有之，例如“笔战”、“蛾眉”和“paper war”、“egghead”。所以，有人认为转喻和隐喻的相互关系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存于同一个语言表达形式中，或者共存于隐喻-转喻连续体中，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国外的认知语言学家非常重视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并提出了几种相互作用模式。本文从隐喻-转喻连续体入手，然后述介几种主要的相互作用模式，并讨论这几种模式在汉语熟语研究中的应用。

2.隐喻和转喻的基本关系和连续体

2.1转喻是隐喻的基础

要研究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首先有必要重申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出的关于二者在人类基本认知模式中的基础性地位问题，且转喻甚至比隐喻更为基础。在Lakoff & Johnson（1999）的专著中，转喻被用来解释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隐喻的本质，如TIME IS SPACE，因为时间和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相互联系（correlation），这种联系使得这两个存在根本区别的认知域之间系统性的映射成为可能。Grady（1997）进一步指出，很多概念隐喻都可以用经验中的相互联系来解释。还有学者认为在隐喻与转喻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共同关系，隐喻（如管道隐喻）中深深埋藏着一个或者更多的转喻（Grady 1998；K?vecses 2002；Celia Martín de León 2004）。Radden & K?vecses（1999）还从语义三角关系论证转喻更具本原性，即语言在本质上是转喻的。此外，中外研究者（如Niemeier 2000；张建理2005）对于心（heart）的研究也有着类似的结论，即关于心的隐喻最终都依赖于更早的转喻认知，所以很多隐喻都有其转喻基础。

2.2隐喻和转喻的连续体

关于隐喻和转喻的连续体问题，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二者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模式，而连续体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二者相互作用中转喻是隐喻的基础这一基本事实。

Radden（2000：93-105）认为转喻为隐喻的两个概念域提供了联系的（associative）、理据性的连接。在转喻-隐喻连续体中，转喻和隐喻分居两端，中间地带则是基于转喻的隐喻。Radden（2002：409）后来又提出了“字面义—转喻—隐喻连续体”，指出这一连续体跟Grady & Johnson（2002）提出的基本场境（primary scene）、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和合并/分离（conflation/deconflation）的发展模式有密切联系。“UP”和“MORE”的概念可以说明“字面义—转喻—隐喻连续体”（如图1 ibid.：410）上的四个阶段：字面义用法阶段由一个单一的概念如垂直性表示；合并阶段应用于“基本场境”上，既当更多的液体注入容器中，我们看到容器中的液面在上升；在分离的第三发展阶段中，“UP|MORE”这一合并概念分离为两个独立的概念，但还是在统一的认知域之中，这就是完全的转喻了；在最后的第四阶段中，概念“UP”和“MORE”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认知域，这就是Grady所说的“基本隐喻”。由于基本隐喻是在基本场境中产生的，并包括合并和分离的阶段，因此这一隐喻的基础是转喻，Radden称之为基于转喻的隐喻。而且，这样的隐喻比没有转喻基础的隐喻更为自然。

图1：从字面义到隐喻义：UP and MORE

Niemeier（2000：199）研究英语中关于心的隐喻，指出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转喻先于隐喻，并且区分了四个类别来分别体现转喻和隐喻的不同连接程度。第一类是意义的最具体层，包含明显的转喻基础，如“heart as a metonymy for the person”；第二类中转喻仍然可见，但不如第一类明显，如“heart as a living organism”，此时的“heart”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第三类的转喻更加不明显，但转喻和隐喻之间还是能够建立连接，如“the heart as an object of value”；第四类中的隐喻乍一看没有任何转喻过程，如“the heart as a container”。其中，第一类是其它三类的基础，而且越往第四类靠拢，语言表达就越像是隐喻表达，而它们与早先的转喻的关系就越不明显。我们认为这四个类别也是隐喻和转喻连续体的例子。

Ruiz de Mendoza（2000：109-115）也分析了从隐喻到转喻的连续体，区分了两类隐喻（隐喻是否为认知域提供结构）和两类转喻，即源域是靶域的一个次域（“source-in-target”）和靶域是源域的一个次域（“target-in-source”）的转喻，并提出从隐喻到转喻的连续体：多对应隐喻→单对应隐喻→谓述（predicative）用法的转喻→指称转喻。Ruiz de Mendoza和Velasco（2001）还发现，转喻比隐喻更接近于单对应，而且对应关系的数量和认知域的性质关系到隐喻和转喻的指称用法或者谓述用法，谓述转喻就与单对应隐喻在很大程度上相似。此外，转喻用于谓述的可能性低，用于指称的可能性高；而隐喻相反。他们提出的连续体如图2（ibid.：4）：

One-correspondence One-correspondence

图2：隐喻-转喻连续体

Dirven（2002：81-83）在区分三类转喻，即线性（linear）转喻、连接（conjunctive）转喻和包含（inclusive）转喻的基础上也分析了转喻和隐喻的连续体。作者得出：首先，组合和聚合关系的不同性质构成了差异，在组合轴上存在渐变（gradations）：线性转喻、连接转喻和包含转喻。其次，转喻中两个相关联的域或次域被识解为一个母域；隐喻中一个认知域在映射过程中被抹去了。最后，尽管存在这些差异，非比喻义和比喻义的区分和上述区分交叉。因此，最好把转喻和隐喻的不同例子作为一个连续体上的点，非比喻性在一端，而复杂的比喻性在另一端，如图3（ibid.：93）所示：

Linear metonymy conjunctive metonymy inclusive metonymy metaphor

（a）（b）（c）（d）（e）

non-figurative figurative

syntagmatic paradigmatic

a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do not mean the same.

b Tea was a large meal for the Wicksteeds.

c The Crown has not withhel

d its assent. d H

e has a good head on him. e Kreik-Lambik is eating and drinking together.

图3：转喻-隐喻连续体

最后，Deignan（2005）区分了从转喻到隐喻的五个渐变类别：转喻→来自转喻的隐喻→隐喻中的转喻→基于转喻的隐喻→隐喻，并指明了各自的特征，给出了具体的例子，如图4。Deignan同时也指出这五个分类不是离散的，部分例子可能位于类与类之间的分界线上，因此我们最好也把这个渐变分类视为转喻到隐喻的连续体。

图4：转喻到隐喻的渐变

可以看出，转喻和隐喻通常和字面义/非比喻义和比喻义结合起来形成连续体，并且这个连续体较为复杂，通常需要结合功能和用法进行分析。这个连续体或者渐变过程主要是从转喻到隐喻，转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扮演着隐喻的基础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隐喻和转喻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几种主要模式。

3.隐喻和转喻相互作用模式种种

国外的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五种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它们分别是Goossens的“隐转喻”（metaphtonymy）、Radden和Barcelona的隐喻的转喻理据、Riemer的后隐喻和后转喻、Ruiz de Mendoza的概念相互作用模式以及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prismatic model）。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述介这五种相互作用模式，并结合汉语熟语的例子作适当的应用性分析。

3.1 Goossens的隐转喻

Goossens（1990）指出，虽然在原则上隐喻和转喻是两个不同的认知过程，但两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在语言中结合在一起。有鉴于此，Goossens创造了“metaphtonymy”（隐转喻）一词来指称二者的相互作用现象。这样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后来的研究大都以之为参照。该研究以语料库为基础，从暴力行为、声音和身体部位的例子中区分了四类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关系：（1）metaphor from metonymy；（2）metonymy within metaphor；（3）metaphor within metonymy；

（4）metonymy from metaphor。其中，前两类居多，后两类很少甚至没有，所以我们只讨论前面两类例子。

对于第一类来自转喻的隐喻这类相互作用模式来讲，我们可以说转喻是隐喻的基础。换句话说，语义起源于转喻的思维和语境中，其中非语言的和语言的信息相互关联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不同情境中的隐喻，但该隐喻与其转喻起源有某种程度的关联，详见请看Goossens（ibid.）对例子“talk with o ne’s tongue in one’s cheek”（口是心非）的分析。再请看汉语研究者分析过的几个例子：绿色通道、绿卡、绿色家电、绿色照明、绿色煤炭、绿色消费。这些例子都是“绿色”的隐喻性用法，其来源域是人们的直接所指，即颜色，其目标域分别是通畅、节能、天然环保和健康。我们注意到，在来源域和目标域的映现之间存在着一层薄弱的概念连接，即以概念的邻近为基础的转喻映现。“绿色”之所以指畅通，是因为绿色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时的颜色是一致的。绿色与天然环保和健康之间的连接也是以转喻邻近性为基础，都是人们感知的结果。这一点说明，从来源域到目标域的映现过程并非是跳跃的，而是蕴涵着一种梯度的升华和提炼，转喻从中起了桥梁作用。

Goossens（2002：356-357）关于“Oh dear,”she giggled, “I’d quite forgotten”的讨论是很具争议性的。一种解释是她说话的同时在咯咯地笑，这是一种提喻关系（synecdochic），用部分来表达整体，这是一个纯粹的转喻。另一种解释是她说这话的样子仿佛在咯咯地笑，因此这里存在着认知域的跨越，是一个隐喻的例子。这种隐喻解释与转喻解释的概念连接仍然存在，见图5（ibid.：357），图中虚线箭头表示的是概念连接。

图5：来自转喻的隐喻

Goossens（ibid.：368）认为“相似性”的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意识之上的，即A和B通常在同一域中处于邻近关系，这一经常的邻近性为我们的离散的域之间的映射提供了“自然的”、经验的基础。如“beat one’s breast”（make a noisy open show of sorrow that may be partly pretence），这个例子中的转喻基础是人们在公开忏悔自己的罪恶时击打自己胸部这个宗教惯例。

在隐喻中的转喻一类例子中，我们得到嵌入（built-in）隐喻的转喻。比如这类转喻包含的身体部分如“tongue”和“ear”等在两个认知域（A和B）中是共享的成分“x”，因其功能的不同而区分为x 和x’，见图6（ibid.：363）。通常，这个成分只在靶域中发挥转喻的作用，而在源域中其解释只是字面的或者（往往是）重新解释为隐喻。如“bite one’s tongue off”（be sorry for what one has just said），在例句“I should/could bite my tongue off”中，源域中“tongue”可以按照其字面义来解释，理解成一种很夸张的自我惩罚的形式，而将其映射到语言行为上，我们得到的是类似于“depriving oneself of one’s

ability to speak”，这里的转喻是从“tongue”到作为整体的“speech faculty”。类似的例子还有“catch someone’s ear”（catch someone’s sympathetic attention or notice），如“She caught the minister’s ear and persuaded him to accept her plan。”源域中的“minister’s ear”应该被隐喻性地解释为运动中的某个实体，而靶域中“minister’s ear”却被转喻地用来指代“minister”和“minister’s attention”。此外，汉语熟语“唇枪舌剑”也是如此，整体上看它是一个隐喻，表示的是“争论激烈，言辞锋利”，而其中的唇、舌都转喻性地指代言语能力。

图6：隐喻中的转喻

3.2 Barcelona和Radden提出的隐喻的转喻理据

Barcelona（2000：31）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每一个隐喻映射都预设（presuppose）一个概念上更早的转喻映射。同时，Barcelona把“（为隐喻）提供理据”（motivate metaphor）理解为“作为（隐喻的）概念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因此，在大多数语义延伸中，以转喻和提喻（synecdoche）为基础的延伸先于隐喻为基础的延伸。Barcelona（ibid.：10-12）认为隐喻和转喻互动或者组合可以归为两个大的类别：一是纯概念层次的互动，二是同一语言表达中隐喻和转喻的纯文本的同示（co-instantiation）。概念层次的互动更为重要，又可以再分为两个类型：一是隐喻的转喻性概念理据；二是转喻的隐喻性概念理据，此类例子相对较少，所以我们主要看第一类例子。比如“SADNESS IS DOWN”和“HAPPINESS IS UP”这两个隐喻在概念上都是以转喻为理据的，以“sadness”的行为效果指代这一情感。同样，以“anger”的生理反应指代这一情感，如“I had reached boiling point./she got all steamed up/when I told him, he just exploded”。Barcelona（ibid.：36-38）还分析了通感表达“loud music/ loud color”的例子，认为隐喻被靶域的转喻模式激活和限制。而在有的例子中，隐喻的产生是对转喻的概括（generalization），比如对“black mood”（Jane is in a black mood today）的解释是：这句话的总的隐喻是“NEGATIVE （EMOTION）IS DARK（AND EXTREMELY NEGATIVE [EMOTION] IS BLACK”。“Darkness”（作为源域）与负面价值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作为靶域）之间存在着转喻连接，这个转喻连结产生了另一个联系“DARK（source）FOR NEGATIVE VALUE JUDGMENT OF DARK（target）”。最终，Barcelona（ibid.：42）确定了两类转喻理据。第一类中，隐喻是由对目标域的转喻性的先认识（pre-comprehension）提供理据的，并且这个先认识决定来源域的选择（如“loud music/ loud color”）；第二类中的隐喻是从压缩隐喻映射的经验基础的转喻发展而来的，该发展过程与概括或抽象的过程一致，其本身就是转喻性的（如SADNESS IS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