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性分析报告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性分析

OECD及其成员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它包括公司经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一整套关系。良好的治理结构可以激励董事会和经理层去实现那些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奋斗目标，也可以提供有效的监督，从而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引言

现代公司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制度，其核心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种委托代理制度在促进公司有效运作的同时也会带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代理人利用其信息优势侵犯委托人的权利，以及对不同的委托人给予不平等的待遇等问题。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就是要将这种成本降到最小。而我国目前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相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还有相当的欠缺。因此，借鉴国外公司治理方面已有的先进经验，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概述

1998年4月，由29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根据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成立了制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性基准的专门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这个专门委员会拟定了《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草案。1999年5月，OECD 理事会通过了这个《原则》；同时OECD和世界银行达成协议，以《原则》为基础，就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政策对话和讨论。1999年6月，“七强集团”各国财长、“22国集团”代表和29个OECD国家的部长开会一致表示支持这一协议。《原则》对公司的治理结构主要规定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分别是：(1)股东权利。强调治理结构框架应保护股东权利。(2)对股东的平等待遇，强调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保所有股东，包括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受到平等待遇。如果他们的权利受到损害，他们应有机会得到有效补偿。(3)利害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强调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应当确认利害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励公司和利害相关者在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为保持企业财务健全方面积极地进行合作。(4)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强调治理结构框架应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5)董事会责任。治理结构的框架应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OECD及其成员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它包括公司经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一整套关系。治理结构也提供了公司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并监督其实施的手段。良好的治理结构可以激励董事会和经理层去实现那些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奋斗目标，也可以提供有效的监督，从而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原则》旨在帮助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政府对它们各自所在国治理结构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机构进行评估和改进，对股票交易所、投资者、证券监督机构、公司和其他在制定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过程中能发挥一定作用的机构提出指导和建议。《原则》针对上市公司，但它也是改善非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有用工具。《原则》代表了OECD成员国对于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共同基础的基本思路，力求简洁、易懂，在国际范围内通用。《原则》是非约束性的，而且不像国家法律那样具有详尽规定的约束，其目的只是提供参考。政策制定者在审议和制定适用于自己国家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环境的治理结构法律框架时，可以采纳这些原则。市场参与者在开发自己的行为规范时也可以采纳。

《原则》具有发展变化的性质，根据情况的重大变化它将被重新审订。为了在一个经常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公司必须创新并改变其治理机制，以便满足新的需求，抓住

新的机会。同时，政府对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监管框架负有重大责任。这一框架应当有足够的灵活性，使市场有效运作，能反映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要求。应该由政府和市场参与者在考虑了监管成本和收益之后，来决定怎样运用这些原则开发他们的治理结构框架。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

下面，我们按照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的框架分析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

一、股东权利

《原则》第一部分可视为对股东最基本权利的陈述，这实际上在所有的0ECD国家已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股东基本权利对公司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例如，董事会成员的选举，或通过其他手段影响董事会构成，对公司的建制文件进行修改，对特殊交易的批准，以及公司内部章程的建立及修改等基本事宜。从世界范围看，因社会文化传统、法律体系的差异，产生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公司理论：一是“股东优先”或“股东控制”理论。该理论认为股东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公司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满足了其他索取权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另外一个与之相对的公司理论叫做“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强调公司有多个利益相关者，公司的目标不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

同需求。不同的公司理论相应地决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目标。以美国企业为代表，管理层有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传统，如果企业管理层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将面临来自董事会和一些激进股东的压力，甚至还存在被恶意收购的危险。而日本和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在公司治理的目标中，客户、供应商、员工、债权人以及社会利益等都有相应权重的考虑，而股东价值最大化被当作短视甚至是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在公司治理的价值取向问题的讨论中，从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产品市场的竞争、股东要求更高的回报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日本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越来越多成功企业的案例，有力地支持了应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司治理的价值取向。《原则》虽然同时考虑了对相关利益人权益的保护，但主要偏重的仍是股东的权益。根据我国的实际，我们也应该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司治理的最终价值目标。

但我国公司的特点是中小股东特别弱小，从现有的上市公司来看，“超级股东”的现象比较普遍。“超级股东”虽然按《公司法》股权平等的原则行事，但实际运作结果有时会大相径庭。遇到一些不合规、不合理的事，中小股东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可这样一来，中小股东经常大受其害。《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乍一看，中小股东似乎可以根据这条规定提起诉讼，但在实际操作时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上述“超级股东”行为出现时，有决议的但无法说其违法违规；违法违规的，但公司不形成决议也无法引用这一条款。还有，规定强调“侵犯股东合法权益”可起诉，但他只能请求停止该违法行为或侵害行为，没有可以请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而大量的事实说明，等到中小股东知道“超级股东”违法违规时，早已成为既成事实，请求“停止”已经毫无意义。由此看来，当前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是不够的，应该从法规建设上着手加强。

1.股东应当能够亲自投票或缺席投票，二者具有同等效力

2.如果资本结构和安排会使某些股东获得的控制权与他们的资产所有权不成比例，应子以披露。

3．应允许公司控制权市场以一种有效而透明的方式运作。

4.控股股东的权利与义务要平衡。

二、对股东的平等待遇

投资者对他们提供的资金不会被公司经理、董事会成员或控股股东误用、挪用的信心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司董事会、经理和控股股东可能会有机会从事一些增加他

们个人利益而损害非控股股东利益的业务活动。《原则》主张在治理结构中国内外股东应一视同仁。

股东们实施自己权利的方法之一是可以启用法律及管理程序反对经理层和董事会成员。经验表明，股东权利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护，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是否有有效的办法使所受损害以合理的价格及时地得到补偿。当法律体系为小股东提供这种机制，使他们在有合理证据认定其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提起诉讼，小额投资者的信心就会得到加强。

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法规体系使任何一个投资者都可以在法庭上质询公司活动，可能导致诉讼泛滥。所以许多法律体系用条例保护经理层和董事会成员不受滥用诉讼的侵犯，采用的形式通常是检查股东投诉数量是否足够提起诉讼。这就是所谓经理层和董事会成员行动的“安全岛”。最终在允许投资者因所有权受到侵害而寻求补救和防止诉讼泛滥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有些国家也找到了另外的审判程序，例如管理听证会或由证券监管人或其他监管机构组织的仲裁程序等。

在我国，现在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是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因此这种损害赔偿机制的引入非常迫切。当然，同时也要防止滥用诉讼。

1．利害关系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根据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当股东大会表决的议题与某一或某些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存在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其代理人不能以其所持表决权参与表决，这一制度称为“表决权回避制”。表决权回避制实际上是对利害关系股东和控股股东表决权的限制或剥夺，对少数股东表决权的强化或扩大，在客观上保护了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利益。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在涉及利益分配或自我交易的情况下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存在冲突，因此对利害相关股东实施表决权回避是必要的。法国、德国等国的公司法确立了该制度；欧盟第5号公司法指令对表决权回避制也高度重视，规定：凡解除股东的责任，公司对股东行使权利，免除股东对公司所负义务，批准股东与公司间订立的协议，该股东及其代理人均不得行使属于自己的或第三人的股份的表决权，

我国《公司法》未设条款规定利害相关股东表决权回避制。在实务中，凡是股东大会议决的事项，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均按“一股一票”原则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在我国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国有股权或由其间接控制的法人股权占据绝对控股地位，股东大会实质上是控股股东的大会，因此在“一股一票”原则下，以分散的公众股为主体的少数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制衡控股股东的行为。这就导致了不少控股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上市公司发生大量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如

将其拥有的建设项目、生产设备、知识产权等以不公平的价格出售或置换给上市公司，变相地套取上市公司的募股资金。在修改公司章程、选举和罢免董监事、处置公司的资产和业务、处分少数股东权益等方面，由控股股东主导的股东大会实质上是按控股股东的意愿履行程序。

针对少数股东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现实情况，中国证监会在2000年5月18日修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中确立了关联交易股东表决权回避制。《规范意见》第34条规定：“股东大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涉及关联交易的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所持表决权不应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这一规定是对《公司法》欠缺类似条款的一项有益弥补。但《规范意见》将表决权回避制仅仅局限于关联交易，适用范围过于狭小。关联交易通常是指发生在股东及其附属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像处置公司资产、处置少数股东的资产或权益，既可能是通过关联交易方式，也可能是通过非关联交易方式；选举和罢免董事、免除股东或董事的义务和责任等，则不属于关联交易。但这些事项与所有股东都存在紧密的利害关系。一旦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参与表决，少数股东权益很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建议证监会在修改该《规范意见》以及国家在修改《公司法》时，仿照OECD《规则》，扩大利害相关股东表决权回避范围。

2．建立类别股东大会议决制

在国外公司法规中，存在“类别股”的概念。所谓类别股，是指在公司的股权设置中，存在两个以上不同种类、不同权利的股份，如普通股和优先股就是两种不同的类别股。根据一般原则，既然是类别股，就存在类别权利，因而对涉及类别股权益的事项就应当由类别股东大会议决。类别股东大会是少数股东制衡多数股东、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

通过类别股东大会保护少数股东权益的奥妙在于，一项涉及类别股股东权益的议案，一般要获得类别股股东的绝对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如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的规定，只有获得持该类别股面值总额3／4以上的绝对多数同意或该类股东经分别类别会议的特别决议批准，才能通过有关决议。显然，如果法律上没有创设类别股东大会这一机制，少数股东就无法对抗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为其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不公正表决。

类别股东大会在我国《公司法》中虽然未有规定，但在我国的上市公司和有关规范性文件中却有先例可寻。在赴香港发行H股、B股的上市公司中，同时存在的A股与H股或B股，即为类别股。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4年8月制定的《赴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专设一章规定“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根据规定，持有不同种类股份的股东，为类别股东，公司拟

变更或者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应当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和经受影响的类别股东按规定分别召集的会议上以特别决议的2／3以上通过方可进行。但对境内上市公司来说，类别股在公司立法和公司实务中都被狭义化了。法定类别股只限于普通股、外资股(包括H股和B股)。但实际上，我国的类别股还应当包括事实上存在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或从主体角度划分的发起人股(大多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

完善我国的类别股东大会制度，应当充分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其特殊性表现在，所有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均是不流通的股份，且各自或累计的持股比例大多达到绝对控股程度，最高的控股比例甚至达到88．58％。在此情况下，他们作为控股股东在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行使投票权等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常常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少数股东，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和少数股东的利益之上。而在现行法律制度内，少数股东缺少保护自己权益的有效机制。因此，在我国的类别股中，除承认A股、H股、B股的划分外，还应将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确定为类别股。在此基础上构建类别股东大会议决制就具有了极为现实的意义。凡是涉及到个人股(包括内部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利益的议决事项，必须举行类别股东会议，按类别股份总数的特别多数(如3／4

或2／3)或所有类别股东分别会议的特别决议同意才能通过。这样，控股股东损害少数股东权益的现象将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3．完善股东诉讼制度

从目前所暴露出来的案例来看，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侵犯中小股东权益和公司利益的现象比较普遍。虽然主管部门对违法违规的公司和个人均处以高额罚款，甚至有的被司法机关追究了刑事责任，但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并未得到赔偿。事实上，一般投资者不清楚如何采取民事补偿措施，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也找不到明确的依据，法院在受理案件时也因无充分的依据而不能对投资者提供实体和程序上的保护。鉴于此，在《公司法》修订时，应对上述三条内容予以进一步完善，第61条、第62条中应明确权利主张人的范围和主张权利的顺序，并给予权利主张人以适当的利益补偿；第111条应增加赋予股东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此外，需要引进派生诉讼制度，并考虑将起诉股东的利益与公司通过诉讼所获利益兼顾，从而激发股东为公司的整体利益而诉讼的积极性。

关于如何鼓励个人或有关机构出面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界有各种不同的建议。本文建议有两种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一是仿照德国的“股东协会”制度，在我国建立一个“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协会”，可以参照国内消费者保护协

会的模式建立与运作；二是仿照日本的“股东观察员”制度，授权律师、会计师、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士和机构代表股东向公司提起代表诉讼，法院减免原告的诉讼费，以减少原告的诉讼支出，鼓励当事人的诉讼热情。以上两种制度可以同时采用，并写入正在修改的《公司法》中。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制定“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协会管理办法”，加快启动协会的设立与运作；同时，鼓励律师、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士代表股东参与民事诉讼。

三、利害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

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关确保外部资金流人企业，寻求鼓励企业的各种利害相关者从事有效投资。公司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集体力量的结果，体现了各类资源所做出的贡献，包括投资者、经理、雇员、债权人和供应商。公司应当认识到利害相关者的贡献是建立一个有竞争力而且赢利的公司的宝贵资源，因而在利害相关者中建立创造财富的合作是为了公司的长期利益。只有认识到利害相关者的利益以及他们对公司长期的贡献，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公司的利益。

1．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应保证公司利害相关者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受到尊重。在所有0ECD国家，利害相关者的权利是由法律规定的，如劳动法、商业法、合同法和破产清算法，即使在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没有法律保护的领域，许多

企业也向利害相关者作出附加承诺，出于对公司信誉和公司经营状况的关切，使他们关心公司的利益。

2．由于利害相关者的利益受到法律保护，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应有机会得到有效补偿。法律框架和过程应该是透明的，不妨碍利害相关者进行信息交流，也不影响他们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赔偿的能力。

3．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应使利害相关者的参与有助于建立提高公司经营绩效的机制。治理结构框架使利害相关者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公司管理要依据国家法律和惯例，不同公司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利害相关者参与机制。例如，董事会的雇员代表制、雇员股票所有权计划或其他利润分配机制，或在某些重要决策上考虑利害相关者意见的管理过程，另外还包括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债权人参与管理。

4．当利害相关者在参与公司治理过程时，应当得到有关的信息。当法律和公司管理体系的实施为利害相关者提供了参与机会时，重要的是他们能得到履行他们的责任所需要的信息。

5.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激励机制也非常重要。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心产生了重大变化，发生了从“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人力资

本的重要性得到了突出。有一些主流学者将公司定义为一个由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及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组成的契约组织。

目前我国公司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落后，大多数仍停留在传统的工薪制上，经理层及员工收入与公司效益结合的程度不高，应从法律角度明确允许和鼓励公司采用多种方式的激励机制，如期股、期权及经理、员工股份持有与奖励等；同时还应该允许管理层在达到经营目标后增加其持有的股份，这部分股权份额往往是作为管理层收入的绝大部分。

四、信息披露和透明度

在许多02CD国家，大量信息的编辑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强制的。最终这些资料分散到范围很广的用户手中。信息的公开披露是必须的，至少每年一次，尽管有些国家要求牛年一次或每季一次，在公司发生重大变化时更要频繁披露。应市场要求，公司经常主动披露信息，比最低要求次数多。

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本保障，是股东具有行使表决权能力的关键，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东都有权及时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信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信息披露也是影响公司行为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有力工具。强有力的披露制度有助于吸引资金，维持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股东和潜在投资者需要得到定期的、可靠的、可比的、足够详细的信息，从而使他们能对经理层是

否称职作出评价，并对股票的价值进行评估。信息短缺且条理不清会影响市场的运作能力，增加资本成本并导致资源配置不当。但信息披露也不能无理增加企业的行政和成本负担，公司也不必公布可能危及其竞争地位的信息，除非这些信息的公布对投资者充分了解投资决策和避免误导投资者是必需的。为了明确哪些信息是必须公布的，许多国家使用“实质性”这一概念。实质性信息指的是这样的信息，即如果遗漏或谎报这些信息，将影响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原则》规定，在定期发布报告之间，及时而全面地披露实质性的发展变化信息是必须的。《原则》也提倡同时将信息报告给所有股东以确保他们享受平等待遇。

(1)应当披露的重大信息至少包括：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②公司目标；③主要的股份所有权和投票权；④董事和主要执行官员以及他们的报酬；⑤重要可预见的风险因素；⑥与雇员和其他利害相关者有关的重要问题；⑦治理结构和政策：公司应报告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怎样运用相关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管理结构和公司政策的披露，特别是股东、经理层和董事会成员之间权利的划分对评估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很重要的。

(2)应根据高质量会计标准、金融和非金融披露及审计标准，对信息进行准备、审计和披露。采用高质量标准可以提供更可靠、更具可比性的报表并更深入准确地了解公司业

绩，从而大大提高投资者监督公司的能力。《原则》主张开发高质量的国际认同的标准，这样就能提高国家之间信息的可比性。

(3)许多国家考虑采取措施增强审计员的独立性。高质量审计标准的应用和道德准则是提高审计的独立性并加强同业地位的最好办法之一。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加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增加董事会在审计机构选择过程中的责任。这些都为财务报表信息的客观准确性提供了保证。

(4)信息传播渠道与信息内容本身一样重要，这方面主要涉及信息传播既要使投资者易于获取，又要降低传播及获取的成本。INTERNET和其他信息技术为改善信息传播提供了条件。

我国对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法规还是较为完善的，从《公司法》、《证券法》及证监会陆续出台的有关法规对重大信息的范围规定、披露时间及具体内容准确性的要求等看，都较为全面而严格；传播的渠道也基本能满足降低成本的要求。我国目前问题较多的是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较差，公司治理失败经常与不能及时披露“全面的情况”有关，特别是那些被用来提供担保或公司之间有类似承诺的资产负债表外项目。这些必须通过加强董事会此方面的责任及市场监管来弥补，并要求上市公司将收购过程中的重大信息及时披露。

五、董事会的责任

现代企业中，股东除保留剩余索取权和少数几项最终的决策权外，已将多项决策权授予董事会行使。而董事会除保留聘用和解雇经营经理、重大投资、兼并和收购等控制权外，又将包括日常的生产、销售、雇佣等权利授予了公司经营层。在企业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应能够就公司重大事务作出独立于管理层的客观判断，对企业进行战略指导和对经理层保持有效监督。董事会成员在对企业作出决定时须从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尽到诚信、勤勉的义务，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股东的回报最大化是董事会的工作目标，为达到此目标，董事会必须成功地处理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董事会结构和程序在OECD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采取双层制，把监督职能和经营职能分离开来。这种体系一般有一个全部由非执行董事组成的“监事会”和一个全部由执行人员组成的“经理理事会”。其他国家则实行“单一制”，把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组合在一个董事会中。《原则》力求普遍适用于任何一种董事会结构，只要他们具备经营企业和监督经理层的功能。在指导公司战略的同时，董事会主要负责监督管理公司业绩使股东得到足够的回报，同时也要防止利益冲突，平衡对公司的各种要求。为了使董事会有效地履行职责，他们必须独立于经理层。另外，董事会应尊重并公正处理其他利害相关者的利益，包括

雇员、债权人、顾客、供应商和当地社团的利益。

董事会应考虑选任足够数量的非执行董事，他们有能力对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事件作出独立判断。像这样的主要责任有财务报告的制作、董事会和执行官的提名以及他们的报酬等。当董事会全面负责财务报表、报酬和提名等事宜时，独立的非执行董事会成员能向市场参与者提供附加的保证，保证他们的利益得到保护。董事会也可能考虑建立特别委员会，专门考虑哪些地方会有潜在的利益冲突。这些委员会可能要求最低数量的执行成员，或全部成员都由非执行成员组成。

另外，董事会成员应投入足够的时间来履行责任。这是我国多数公司董事未能履行的尽职责任。我国公司的现实状况是，由于单个公司规模偏小，从成本费用角度考虑，董事会成员较少；董事中有专业性水平和洞察能力，能从专业角度提出对公司战略发展指导的极少；在控股股东或经理层作出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决定时，能从全体股东利益着眼提出有说服力的反驳意见者很少；董事会中也较少设立其他独立性较强的专业委员会辅助董事会工作或监管经理层。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比较有效的做法就是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的董事会成员能对董事会的决策作出重大贡献，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业绩作出客观评价。当经理层、公司和股东在某些方面利益不一致时，比如经理人员报酬、职位继承

计划、公司控制权的变化、反收购计划、大规模收购以及审计职能等，他们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独立董事制度在美英等国家的流行，与这些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权力设置有着极大的关系。美英等国公司权利属于一元模式，即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任命主要经营者，公司内部没有一个常设的监督机构。我国属于二元权利模式，公司内部存在着一个监督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常设机构一一监事会。

我国《公司法》已就监事会的组成和职权作了明文规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监事与公司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许多监事受制于公司管理层，其来源决定了其行为很难独立。《公司法》规定监事会的职能主要是“检查公司财务”和对董事、经理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职能对监事来讲形同虚设，财务检查若非是专业人士一般是较难发现问题的；至于对管理层违法行为的监督更不应是监事的范围，而是司法部门的问题。监事既没有行使职能的业务能力，也不具备去行使职能的权利和利益冲动，使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地位非常尴尬。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超过千家，出问题的不在少数，在披露的公告中还没有发现一家具有独立的、敢与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有不同意见的监事会报告。

另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集中程度相当高，董事会成员70％左右来自股东单位的派遣，来自第一大股东的人数